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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正面临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不但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的国家实力相对衰落有关，也是中国快速增长的国家能力和世界影响力使然。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欧美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之一。尽管中国新一届领导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必须调整，以追求一种更健康和可持续的增长，但这无改于以下事实：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和能源进口国，这使得中国的国家利益遍布全球，影响力也随之接踵而至。新领导人的外交政策取向和路径格外引人注目，也就不足为怪。
周边外交的变与不变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新领导人并没有寻求提出体系化的外交理论，而是遵循着务实而敏锐的作风，并且不时调整外交手段。5月，李克强的第一次出访选择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而借着参加9月的圣彼得堡G20首脑峰会和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年会以及10月的巴厘岛APEC首脑会议，习近平访问了俄罗斯和中亚四国，而李克强在参加文莱举行的东盟10 1、10 3会议和东亚峰会后，又访问了泰国和越南。这些国家都位于中国周边，不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传统关切所在，也往往是摩擦、争端和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源头。出访的目标之一是阐释新领导人的外交理念和目标。显然，与周边国家保持稳定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传统优先项。这有助于中国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
但一些新的变化已经开始凸显出来，其中之一是更有针对性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在领土争端日益激烈的南海地区，菲律宾、越南和中国三者之间的冲突非常触目。总的来说，中国倡导共同开发这一海域的资源，但随着冲突加剧，新领导人也开始务实地采取了合作但有区别的态度。李克强访问之后，局势逐渐明朗，在与东盟诸国特别是印尼开展密切合作，并与越南就防止海上冲突进行一系列积极的机制安排的同时，北京正在逐渐孤立菲律宾，以此向其施加压力。这种沉默的压力与热闹的峰会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领导人的话语风格也在变化。在这些世界级的论坛上，习近平和李克强不但以罕见的直接的方式探讨共同利益的话题，对那些由来已久并且日益激化的争端据理力争，也倾向于越来越多地运用人性化的细节，在这一地区寻求文化价值上的共同认同。有一些表述，比如习近平在巴厘岛上说的“命运共同体”和李克强在斯里巴加湾市提出的“2 7合作框架”，都是很能打动人心的。
中国准备承担更多责任
在参加东亚峰会以及随后对文莱、泰国和越南进行的访问中，李克强不止一次提到了“2 7合作框架”。这是他以中国政府总理的身份提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倡议，可以理解为中国对全力推动这一地区的繁荣所做的承诺。这一承诺包括保持并继续推动各国互相开放市场，以从金融到基础设施的一系列领域的合作。
为此，在发展经济特别是改善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和提供融资方面，中国准备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泛亚基础设施建设的话题由来已久，亚洲开发银行、世界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相关扶贫开发计划中，都有过倡议，而且是反复倡议。东盟国家内部对此也有强烈需求。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沈铭辉说，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小国，由于内部市场不够大，必须发展外部市场和国际贸易，才能达到规模经济。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特别是价格低廉的铁路、公路和水运，便意味着没有贸易能力。这时候援助投资基础设施就是对贸易能力的救济。
倡议虽然长期存在，问题是缺乏资金。现在，李克强用了“旗舰项目”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对泛亚铁路寄予厚望，表明中国有资金，也有意愿以投资、援助和长期贷款等形式来推进这件事。事情正在出现转机。
改善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不但造福当地，也将泽被中国企业。由于中国企业和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贸易，一件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往返交易多次，最后成品才由中国出口到欧美。如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基础设施能够实现互联互通，那么将有效降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企业的经营成本，本地区的经济贸易活动效率会更高。
李克强借用富有诗意的名词——“海上丝绸之路”——来描述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的前景。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被誉为中西方交流的象征，很少有人想到的是，丝路也见证了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只有在最强大的汉代和唐代，中国才有能力保证翻越沙漠和高山的商路畅通无阻。当更便捷的海上贸易在11世纪左右形成第一个高潮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城市迎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产生了广州和泉州这样世界级的大都市。
21世纪版的“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能够变成现实，在东盟10国和中国在内的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就有机会实现稳定、有梯度和持续的增长。这种增长的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将是前所未有的。
意义深远的安排
海上丝绸之路的两个关键词是自由和安全。前者包括航行和贸易自由，后者包括消除这一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锋说，东盟希望保持团结、共同推动东盟与中国之间南海争议的政治解决进程。特别是东盟选择和中国一起谈判“南海行为准则”（COC），将2002年的“南海行为宣言”（DOC）具体化，并以此来保障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中国和东盟无法就南海问题达成新的外交妥协与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南海问题将随时可以成为美国和日本分化中国和东盟关系、借“东盟声音”削弱中国区域影响力的战略抓手。说到底，南海争议的长期化总是将难以让东盟在政治上全面“拥抱”中国。缺乏东盟对一个崛起中国的理解和欢迎，中国在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将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大国影响力的竞争是不可回避的因素。当李克强在文莱提出在2015年完成《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协议》（RCEP）谈判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想到美国正在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后者起源于文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于2005年签订的协议，美国于2011年加入之后，越南和马来西亚也陆续加入了谈判。
沈铭辉说，美国推动TPP谈判的目标之一是为未来的全球贸易制定新规则，而这个贸易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和美洲的巴西强势的出口经济，并为它们制定某些约束条件。由于东盟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东盟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加入TPP，TPP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东盟内部的分化，造成了离心作用。RCEP客观上是部分东盟国家对TPP带来的冲击所作的应对。
沈铭辉认为，对中国而言，积极推动RCEP则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和过渡性的选择。RCEP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个新的区域内部市场。
而这一切的前提——用李克强的话说——乃是政治上的互信和经济上的合作。作为一个范围宽广、但非机制性的倡议，“2 7合作框架”包含的内容远不止双边贸易和为经济增长提供投资的金融安排。经济只是2 7关注的内容之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说，“2 7合作框架”为中国和东盟未来10年的关系绘制了路线图。7个合作领域中的第一个是探讨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一旦实现，中国和东盟的双边睦邻友好关系便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排除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曲星说，这个设想如果能得到落实，将和周恩来当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意义深远。
周边外交的变与不变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新领导人并没有寻求提出体系化的外交理论，而是遵循着务实而敏锐的作风，并且不时调整外交手段。5月，李克强的第一次出访选择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而借着参加9月的圣彼得堡G20首脑峰会和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年会以及10月的巴厘岛APEC首脑会议，习近平访问了俄罗斯和中亚四国，而李克强在参加文莱举行的东盟10 1、10 3会议和东亚峰会后，又访问了泰国和越南。这些国家都位于中国周边，不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传统关切所在，也往往是摩擦、争端和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源头。出访的目标之一是阐释新领导人的外交理念和目标。显然，与周边国家保持稳定的关系，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传统优先项。这有助于中国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
但一些新的变化已经开始凸显出来，其中之一是更有针对性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在领土争端日益激烈的南海地区，菲律宾、越南和中国三者之间的冲突非常触目。总的来说，中国倡导共同开发这一海域的资源，但随着冲突加剧，新领导人也开始务实地采取了合作但有区别的态度。李克强访问之后，局势逐渐明朗，在与东盟诸国特别是印尼开展密切合作，并与越南就防止海上冲突进行一系列积极的机制安排的同时，北京正在逐渐孤立菲律宾，以此向其施加压力。这种沉默的压力与热闹的峰会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领导人的话语风格也在变化。在这些世界级的论坛上，习近平和李克强不但以罕见的直接的方式探讨共同利益的话题，对那些由来已久并且日益激化的争端据理力争，也倾向于越来越多地运用人性化的细节，在这一地区寻求文化价值上的共同认同。有一些表述，比如习近平在巴厘岛上说的“命运共同体”和李克强在斯里巴加湾市提出的“2 7合作框架”，都是很能打动人心的。
中国准备承担更多责任
在参加东亚峰会以及随后对文莱、泰国和越南进行的访问中，李克强不止一次提到了“2 7合作框架”。这是他以中国政府总理的身份提出的第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倡议，可以理解为中国对全力推动这一地区的繁荣所做的承诺。这一承诺包括保持并继续推动各国互相开放市场，以从金融到基础设施的一系列领域的合作。
为此，在发展经济特别是改善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和提供融资方面，中国准备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泛亚基础设施建设的话题由来已久，亚洲开发银行、世界开发银行和联合国相关扶贫开发计划中，都有过倡议，而且是反复倡议。东盟国家内部对此也有强烈需求。
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沈铭辉说，一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小国，由于内部市场不够大，必须发展外部市场和国际贸易，才能达到规模经济。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特别是价格低廉的铁路、公路和水运，便意味着没有贸易能力。这时候援助投资基础设施就是对贸易能力的救济。
倡议虽然长期存在，问题是缺乏资金。现在，李克强用了“旗舰项目”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对泛亚铁路寄予厚望，表明中国有资金，也有意愿以投资、援助和长期贷款等形式来推进这件事。事情正在出现转机。
改善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不但造福当地，也将泽被中国企业。由于中国企业和东南亚国家存在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贸易，一件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往返交易多次，最后成品才由中国出口到欧美。如果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基础设施能够实现互联互通，那么将有效降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企业的经营成本，本地区的经济贸易活动效率会更高。
李克强借用富有诗意的名词——“海上丝绸之路”——来描述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的前景。在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被誉为中西方交流的象征，很少有人想到的是，丝路也见证了中国古代的辉煌成就。只有在最强大的汉代和唐代，中国才有能力保证翻越沙漠和高山的商路畅通无阻。当更便捷的海上贸易在11世纪左右形成第一个高潮时，中国东南沿海的城市迎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产生了广州和泉州这样世界级的大都市。
21世纪版的“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能够变成现实，在东盟10国和中国在内的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就有机会实现稳定、有梯度和持续的增长。这种增长的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将是前所未有的。
意义深远的安排
海上丝绸之路的两个关键词是自由和安全。前者包括航行和贸易自由，后者包括消除这一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锋说，东盟希望保持团结、共同推动东盟与中国之间南海争议的政治解决进程。特别是东盟选择和中国一起谈判“南海行为准则”（COC），将2002年的“南海行为宣言”（DOC）具体化，并以此来保障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中国和东盟无法就南海问题达成新的外交妥协与形成新的政治共识，南海问题将随时可以成为美国和日本分化中国和东盟关系、借“东盟声音”削弱中国区域影响力的战略抓手。说到底，南海争议的长期化总是将难以让东盟在政治上全面“拥抱”中国。缺乏东盟对一个崛起中国的理解和欢迎，中国在东亚的地缘政治环境将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大国影响力的竞争是不可回避的因素。当李克强在文莱提出在2015年完成《区域全面合作伙伴协议》（RCEP）谈判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想到美国正在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后者起源于文莱、新加坡、新西兰和智利于2005年签订的协议，美国于2011年加入之后，越南和马来西亚也陆续加入了谈判。
沈铭辉说，美国推动TPP谈判的目标之一是为未来的全球贸易制定新规则，而这个贸易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新兴经济体如中国、印度和美洲的巴西强势的出口经济，并为它们制定某些约束条件。由于东盟内部的经济发展不均衡，东盟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加入TPP，TPP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东盟内部的分化，造成了离心作用。RCEP客观上是部分东盟国家对TPP带来的冲击所作的应对。
沈铭辉认为，对中国而言，积极推动RCEP则是一个很好的缓冲和过渡性的选择。RCEP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个新的区域内部市场。
而这一切的前提——用李克强的话说——乃是政治上的互信和经济上的合作。作为一个范围宽广、但非机制性的倡议，“2 7合作框架”包含的内容远不止双边贸易和为经济增长提供投资的金融安排。经济只是2 7关注的内容之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说，“2 7合作框架”为中国和东盟未来10年的关系绘制了路线图。7个合作领域中的第一个是探讨签署中国-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一旦实现，中国和东盟的双边睦邻友好关系便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排除以武力来解决争端的可能性。曲星说，这个设想如果能得到落实，将和周恩来当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