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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30年,沿海发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家庭收入增加,家庭结构、规模、观念等随之发生变化:家庭结构多样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和婚姻观念个性化。城市家庭结构的嬗变,一方面,促进当地文化消费,“四二一”式家庭教育消费成为首要支出,核心家庭占据娱乐消费主流,家庭结构小型化使旅游消费升温;另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化也造成文化消费的困境:教育支出畸重,年轻人娱乐消费缺乏家庭制约,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
关键词:家庭结构;文化消费;改革开放;沿海发达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5-0084-04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表现形式,社会发展会使得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变化,而家庭结构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家庭结构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嬗变,家庭结构、规模、观念等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而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沿海发达城市,由于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家庭收入迅速增加,这一系列变化来得更为迅速和明显。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
在罗马,Famulus(家庭)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罗马人用 Familia一词表示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奴隶的社会机体。对家庭含义本质的认识是从近代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①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家庭是“肉体生活同社会机体生活之间的联系环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家庭不仅仅是指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成员,更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下商业社会按照财富和地位形成的权利结构重新解构和重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作为社会最基本组成的家庭,其结构也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变化。
(一)家庭结构多样化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历来以大家庭为荣,主张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子辈,甚至孙辈成家后仍然住在同一个大宅子中,“分家异炊”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所以,传统的家庭结构往往包括了两对或者两对以上的异代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并且往往以第一代夫妻为权力中心,按血亲远近划分各自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这类家庭我们称之为主干家庭②。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商业社会的权利重构直接影响了传统主干家庭的结构和构成模式,使得家庭结构呈现多样化趋势。
1.核心家庭占据家庭结构的主流
核心家庭,也叫主流家庭,指两代人组成的家庭,其成员是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拉尔夫·林顿认为,夫妻和子女是“一切家庭结构的基础”。乔治·彼得·默多克发现250个社会都有核心家庭。他得出结论认为,核心家庭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使得沿海发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全面的市场经济,在此情况下,个体价值和个体意识被强化,家庭结构和权利体系也面临重构。传统的大家庭被打破,核心家庭渐渐占据了家庭结构的主流。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00年,一对夫妇和未婚孩子的核心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47.25%,是所有家庭结构类型中的第一位,远远高于以21.73%居于第二位的主干家庭模式。
2.丁克家庭①、空巢家庭②大量出现
除了占据主流的核心家庭,仅有一对夫妇没有孩子的两人家庭大量出现,这其中包含了丁克家庭和空巢家庭。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很多年轻夫妻选择在婚后不生孩子,形成了丁克家庭。根据某市场调查公司对中国4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推测出,截至2003年,中国丁克家庭可能已超过60万户,并且选择丁克家庭的人群具有三个明显特征:高学历、高收入、年轻化,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大都市上海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已使得城市人口进入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东部沿海城市人口流动加快,年轻人外出学习、工作者增多,或在组建小家庭后脱离“母巢”生活,使原来的核心家庭中只剩下一对老夫妻,成为空巢家庭。以浙江省为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65岁以上老人空巢率达到35.12%,超过1/3,并且仍在逐年上升中。
3.单亲家庭日益增多
社会剧烈转型以及急增的生活压力给夫妻两人生活增加了无数外来的压力,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两性矛盾尖锐化,年轻一代的个性意识抬头,离婚成为很多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选择。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家庭离婚率逐年上升,根据民政部2004年公布的数据,到2003年底,全国共离婚133万对,粗离婚率达到2.1‰,而到2005年,上海等大城市均已超过2.23‰,与港台地区、日本、韩国等地的统计数据接近。随着离婚率上扬,中国社会离婚式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据中国统计局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800多万个单亲家庭,并且仍以每年2.3%左右的速度增长。
4.单人家庭渐渐成为新家庭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随着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开放,沿海发达地区女性独立意识增强,导致单人家庭在新的家庭结构中所占比例也日渐增多。一方面,城市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晚婚、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形成了一部分单人家庭,这类家庭和丁克家庭一样,鲜明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年轻化。以上海为例,截至2002年,初婚女性晚婚率达64.04%。另一方面,一部分没有孩子的离婚家庭在离婚后也各自形成单人家庭。
5.其他家庭结构模式屡见不鲜
21世纪是个性化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愈趋多元化,表现在家庭结构上,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模式从以往传统的大家庭为主渐渐被以核心家庭为主流所取代,而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核心家庭在家庭结构中的比重却已呈下降趋势,正在被家庭结构模式的多样化所取代。除了上述家庭结构外,夫妻分居两地的候鸟家庭、未婚同居家庭等各种家庭结构也屡见不鲜,成为东部沿海城市家庭模式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二)家庭规模小型化
随着传统大家庭结构被打破,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趋势。2002年,中国总人口数达到128 453万人,总家庭户数则为35 717万户,全国城乡户均人口数为3.39人,较之1973年的4.81人,户均人口下降了1.42人,与1990年的户均3.97人相比,也下降了0.58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更是维持在户均3.2人以下,已接近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户均3人左右的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家庭规模小型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核心家庭三人户居多
改革开放30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婚恋观念也与西方社会靠拢,子女婚后往往另组家庭,独立生活。传统大家庭生活瓦解,新的主流家庭结构变为一对夫妻和未婚孩子的核心家庭。由于实施计划生育,大部分核心家庭以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规模为主,多人口的主干家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截至2002年,全国家庭规模三人户所占比例最高,为31.69%,其次为四人户,占23.06%,五人以上的多人口户型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2.“四二一”式家庭组合成为常见模式
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四二一”式家庭结构成为东部沿海地区最常见的家庭组合模式。所谓“四二一”,也就是两个子女离巢的空巢家庭和一个核心家庭的组合,包括夫妻双方各自父母组成的空巢家庭,以及夫妻和自己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其家庭规模分别为二人户、二人户、三人户,是东部沿海地区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一大体现。
3.二人户、一人户家庭比例上升
除了空巢家庭外,丁克家庭、单人家庭等新兴家庭结构的兴起也使得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二人户、一人户家庭越来越多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我国二人以下家庭所占比例为25.34%,而到了2002年,该比例上升为26.11%,两年中上升0.77个百分点,并且呈日益上升的趋势。而在城市化发展较深的东部沿海地区,该比例要远高于平均数。以上海为例,2002年,上海市一人户和二人户相加,占家庭总数的35.98%。
(三)家庭和婚姻观念个性化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人们接触外来思潮和观念的机会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观念也日益开放。他们强调个性,对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这同样体现在了婚姻和家庭观念中。
1.年轻人婚姻观念日渐淡薄
在当前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构成了大部分家庭的基础。而在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之际,只要是以婚姻为纽带的家庭,无论是核心家庭还是丁克家庭或是其他模式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利义务构成也大部分建立在婚姻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婚姻的功能就是为人类的延续提供保障。人由出生到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承担社会职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需要适当的抚养,而在我们的男女分工体系中,健全的生活需要由一男一女合作,一个完整的抚养团体必需包括两性的合作,“这样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相加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配成夫妇,组成家庭”①。然而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之后的商业社会,人们更注重生活的享受和个人的价值,对于婚姻乃至家庭职能的观念日益淡薄,很多年轻人认为婚姻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离婚率不断上升,婚前同居人数急遽增多,婚外性行为屡见不鲜,不婚族、单身贵族越来越多。从1987年至今,中国社会结婚率呈连续下降趋势。而且经济越发达、城市规模越大,人群的文化程度越高,对婚姻持淡漠态度甚至否定态度的人就越多。
2.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被改变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深入人心,古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费孝通先生认为,生育制度是人类种族延续的人为保障;为了维持种族延续和社会结构的完整性,人们结成婚姻关系来确保双系抚育的形成,进而形成家庭这一基本的三角②。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许多崇尚自由和个性的年轻人中,中国人传宗接代的观念被进一步淡化到无,抚育子女的巨大时间和金钱成本让他们对养儿育女望而却步,丁克家庭悄然兴起,同样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城市的高学历、高收入人群。
二、家庭结构变化促进文化消费
根据恩格尔系数,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相应地,用于其他方面的家庭支出比例将会上升,其中包括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所满足的是消费主体的精神需要,使主体感到愉悦、满足;另一方面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主要是精神文化产品或精神文化活动,如美丽的风景和感人的艺术品。文化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旅游观光等各个方面。按照马斯洛对人类需要的划分,对文化消费的需要正是人的高级需要,求知和求美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③。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恩格尔系数随之降低,当地家庭在满足成员低层次需要的同时,有余力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而家庭结构的变化促使这些家庭将此“余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化消费。
1.“四二一”式家庭使教育消费成为家庭消费的首要支出
中国人历来重视下一代教育,“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佳话传诵至今。计划生育条件下,沿海发达地区“四二一”式家庭成为最常见的家庭结构组合,这使得唯一的一个孩子成为三个家庭的核心,对孩子的教育成为家庭事务中的重中之重,教育消费也成为家庭消费的首要支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而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占18.9%。而在沿海发达地区,教育消费尤其高,除了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沿海城市很多家庭会自主选择对孩子进行各方面素质教育,尤其是读幼儿园与小学的孩子,由于课业相对比中学生宽松,孩子发展的可塑造性相对较强,大部分父母选择给孩子报名钢琴、美术、国际象棋等兴趣班学习。一些小学会举办部分英语、数学等兴趣班,相对收费较低,而校外的音乐、美术等素质兴趣班收费通常较高,很多家庭仅仅在孩子的兴趣班学费上一年就花费上万元。
笔者曾通过互联网对长江三角洲的50个家庭作了一个关于孩子兴趣班选择的调研,该50名都是有4-14岁孩子(幼儿园—小学生)的家庭。如图1所示,98%的家庭都给孩子选择了各种兴趣班,其中选择一个班的占到34%,两个班的为24%,三个和三个以上的各占20%,加起来占到40%,而一个兴趣班都不选择的家庭只有一个,仅占总数的2%。在兴趣班的学费上(如图2),38%的家庭每年的花费是5 000-10 000元,32%的家庭是每年5 000元以下,10 000-15 000元的家庭占据12%,而超过15 000的家庭也有18%。
2.核心家庭占据文化娱乐消费主流
经济发展使得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骤增,对自由与享乐的渴望从未比今天更强,人们通过出版物、影音、游戏、健身、唱K、欣赏各类比赛和演出来释放生活的压力。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家庭成员在娱乐消费方面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不乏全家出动的文化娱乐消费方式。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仅文化部门主管的文化娱乐业、音像业、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等门类的产业单位已达22.3万个,从业人员91.9万人,年上缴税金20.2亿元。而一些全家进行的娱乐消费更是大受核心家庭的欢迎,2006年英文原版音乐剧《狮子王》在上海大剧院连续上演101场,票房收入高达7 200万元,售票率达到98%,家庭套票的受欢迎程度超乎想象,很多家庭因为孩子的需要带动两个大人一起购票。在家庭结构中占据主流的核心家庭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同样占据了主流。
3.家庭结构小型化促使旅游消费逐渐升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居民消费支出中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比重上升,旅游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国内旅游消费人数不断攀升,我国进入了大众旅游消费时代。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出游率达到129%,比2000年提高了近70个百分点。但城市居民出游率为167.4%,农村居民出游率为111.9%,城乡居民出游率相差55.5个百分点。旅游消费的总体格局是城市高于农村,沿海发达地区高于内陆地区,2007年全国国内旅游消费前三位的省市依次是江苏、浙江、广东。旅游消费成为沿海发达地区家庭预算中的一项重要开支。同样,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全家出游或者部分家庭成员出游都便利很多,许多二人家庭或者三人家庭全家出游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而近年来旅行社热推的针对中老年人的“夕阳红”系列旅游,更是倍受孩子已经离巢的空巢家庭的欢迎。
三、伴随家庭结构嬗变而来的文化消费的问题和困境
文化消费的增长在一个方面反映了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说明沿海发达地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从温饱型消费模式向小康型消费模式转变,消费支出中为了满足求知需要和求美需要等高层次需要的支出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是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家庭文化消费同时存在着一些隐患,甚至陷入一定的困境。我们既要看到家庭结构变化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也要看到他同时带来的副作用,及时制定对策,引导家庭文化消费摆脱困境,向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1.教育支出畸重
由于“四二一”式家庭结构中孩子的重要性,导致孩子的教育费用成为几个家庭共同关注的焦点,通常不计回报地投入,其负担已经超过养老和住房,导致家庭中其他项目的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这样的现状一方面导致家庭教育负担过重,教育目的过于功利化,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成为大部分家长的通病;另一方面,作为几个家庭目光中心的孩子从小养成物质化生活习惯,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了几个家庭的成员围着他转,为他付出,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反哺老人和中国自古相传的孝道反而日渐零落。
2.年轻人娱乐消费缺乏家庭制约
传统大家庭被打破,核心家庭孩子为主,养成了年轻人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同时婚姻、家庭观念淡薄,对长辈的话只当做耳旁风,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家庭对年轻人的约束力减小甚至没有。很多年轻人片面追求享乐生活,忽略了健康、适度的娱乐消费。一些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因游戏荒废学业,蹦迪、泡吧过度导致耳聋或其他不良反应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为了加强对娱乐场所的管理,保障娱乐场所的健康发展,2006年,有关部门经过修订颁布《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了一系列娱乐场所的营业规范,包括KTV等娱乐场所凌晨2点歇业,从政策法规上规范了娱乐场所的经营,但另一方面,家庭作为孩子的教育者之一,也要负担起引导、教育年轻人适度健康消费的责任。
3.文化消费城乡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
由于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教育和旅游等文化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支出越来越高,而相对的,经济发展落后一步的乡村和西部地区家庭,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入虽较以前有所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和幅度与发达地区城市有一定差距。相关统计说明,当前教育消费地区和城乡差异极大,沿海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远高于西部地区,城市远远高于乡村;而旅游消费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出游率相差55.5个百分点,比1997年的52.4,10年间城乡居民出游率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3.1个百分点。现实说明,家庭文化消费的城乡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使不同地区家庭的孩子从一出生就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社会不平等现象可能会逐渐尖锐化。
参考文献:
[1] 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1).
[2] 邓伟志,徐榕.家庭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司.中国人口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4] 汪怀君.试析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嬗变[J].前沿,2005,(11).
[5] 可凌玮,郭学贤.改革开放对家庭结构的影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6] 曾毅,梁志武.中国80年代以来各类核心家庭户的变动趋势[J].中国人口科学,1993,(3).
[7] 丁文,徐秦玲.当代中国家庭巨变[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家庭结构;文化消费;改革开放;沿海发达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5-0084-04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表现形式,社会发展会使得家庭结构和功能产生变化,而家庭结构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家庭结构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嬗变,家庭结构、规模、观念等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变化。而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沿海发达城市,由于其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家庭收入迅速增加,这一系列变化来得更为迅速和明显。
一、改革开放三十年,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
在罗马,Famulus(家庭)的意思是一个家庭奴隶,而Familia则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罗马人用 Familia一词表示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奴隶的社会机体。对家庭含义本质的认识是从近代才开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①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家庭是“肉体生活同社会机体生活之间的联系环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家庭不仅仅是指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成员,更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下商业社会按照财富和地位形成的权利结构重新解构和重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作为社会最基本组成的家庭,其结构也发生了方方面面的变化。
(一)家庭结构多样化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历来以大家庭为荣,主张三代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子辈,甚至孙辈成家后仍然住在同一个大宅子中,“分家异炊”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所以,传统的家庭结构往往包括了两对或者两对以上的异代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并且往往以第一代夫妻为权力中心,按血亲远近划分各自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这类家庭我们称之为主干家庭②。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商业社会的权利重构直接影响了传统主干家庭的结构和构成模式,使得家庭结构呈现多样化趋势。
1.核心家庭占据家庭结构的主流
核心家庭,也叫主流家庭,指两代人组成的家庭,其成员是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拉尔夫·林顿认为,夫妻和子女是“一切家庭结构的基础”。乔治·彼得·默多克发现250个社会都有核心家庭。他得出结论认为,核心家庭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使得沿海发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全面的市场经济,在此情况下,个体价值和个体意识被强化,家庭结构和权利体系也面临重构。传统的大家庭被打破,核心家庭渐渐占据了家庭结构的主流。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00年,一对夫妇和未婚孩子的核心家庭占全国家庭总数的47.25%,是所有家庭结构类型中的第一位,远远高于以21.73%居于第二位的主干家庭模式。
2.丁克家庭①、空巢家庭②大量出现
除了占据主流的核心家庭,仅有一对夫妇没有孩子的两人家庭大量出现,这其中包含了丁克家庭和空巢家庭。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很多年轻夫妻选择在婚后不生孩子,形成了丁克家庭。根据某市场调查公司对中国4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推测出,截至2003年,中国丁克家庭可能已超过60万户,并且选择丁克家庭的人群具有三个明显特征:高学历、高收入、年轻化,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大都市上海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已使得城市人口进入负增长。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也使得东部沿海城市人口流动加快,年轻人外出学习、工作者增多,或在组建小家庭后脱离“母巢”生活,使原来的核心家庭中只剩下一对老夫妻,成为空巢家庭。以浙江省为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65岁以上老人空巢率达到35.12%,超过1/3,并且仍在逐年上升中。
3.单亲家庭日益增多
社会剧烈转型以及急增的生活压力给夫妻两人生活增加了无数外来的压力,妇女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提高,两性矛盾尖锐化,年轻一代的个性意识抬头,离婚成为很多人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选择。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家庭离婚率逐年上升,根据民政部2004年公布的数据,到2003年底,全国共离婚133万对,粗离婚率达到2.1‰,而到2005年,上海等大城市均已超过2.23‰,与港台地区、日本、韩国等地的统计数据接近。随着离婚率上扬,中国社会离婚式单亲家庭也日益增多。据中国统计局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800多万个单亲家庭,并且仍以每年2.3%左右的速度增长。
4.单人家庭渐渐成为新家庭结构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随着婚姻和家庭观念的开放,沿海发达地区女性独立意识增强,导致单人家庭在新的家庭结构中所占比例也日渐增多。一方面,城市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外出工作的年轻人晚婚、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形成了一部分单人家庭,这类家庭和丁克家庭一样,鲜明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年轻化。以上海为例,截至2002年,初婚女性晚婚率达64.04%。另一方面,一部分没有孩子的离婚家庭在离婚后也各自形成单人家庭。
5.其他家庭结构模式屡见不鲜
21世纪是个性化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选择愈趋多元化,表现在家庭结构上,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模式从以往传统的大家庭为主渐渐被以核心家庭为主流所取代,而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核心家庭在家庭结构中的比重却已呈下降趋势,正在被家庭结构模式的多样化所取代。除了上述家庭结构外,夫妻分居两地的候鸟家庭、未婚同居家庭等各种家庭结构也屡见不鲜,成为东部沿海城市家庭模式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二)家庭规模小型化
随着传统大家庭结构被打破,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趋势。2002年,中国总人口数达到128 453万人,总家庭户数则为35 717万户,全国城乡户均人口数为3.39人,较之1973年的4.81人,户均人口下降了1.42人,与1990年的户均3.97人相比,也下降了0.58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更是维持在户均3.2人以下,已接近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户均3人左右的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家庭规模小型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1.核心家庭三人户居多
改革开放30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婚恋观念也与西方社会靠拢,子女婚后往往另组家庭,独立生活。传统大家庭生活瓦解,新的主流家庭结构变为一对夫妻和未婚孩子的核心家庭。由于实施计划生育,大部分核心家庭以一个孩子的三口之家规模为主,多人口的主干家庭所占比例逐渐降低。截至2002年,全国家庭规模三人户所占比例最高,为31.69%,其次为四人户,占23.06%,五人以上的多人口户型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2.“四二一”式家庭组合成为常见模式
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四二一”式家庭结构成为东部沿海地区最常见的家庭组合模式。所谓“四二一”,也就是两个子女离巢的空巢家庭和一个核心家庭的组合,包括夫妻双方各自父母组成的空巢家庭,以及夫妻和自己未婚子女的核心家庭,其家庭规模分别为二人户、二人户、三人户,是东部沿海地区家庭规模小型化的一大体现。
3.二人户、一人户家庭比例上升
除了空巢家庭外,丁克家庭、单人家庭等新兴家庭结构的兴起也使得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二人户、一人户家庭越来越多见。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00年,我国二人以下家庭所占比例为25.34%,而到了2002年,该比例上升为26.11%,两年中上升0.77个百分点,并且呈日益上升的趋势。而在城市化发展较深的东部沿海地区,该比例要远高于平均数。以上海为例,2002年,上海市一人户和二人户相加,占家庭总数的35.98%。
(三)家庭和婚姻观念个性化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东部沿海地区人们接触外来思潮和观念的机会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观念也日益开放。他们强调个性,对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这同样体现在了婚姻和家庭观念中。
1.年轻人婚姻观念日渐淡薄
在当前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构成了大部分家庭的基础。而在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之际,只要是以婚姻为纽带的家庭,无论是核心家庭还是丁克家庭或是其他模式的家庭结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利义务构成也大部分建立在婚姻的基础之上。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婚姻的功能就是为人类的延续提供保障。人由出生到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承担社会职能,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需要适当的抚养,而在我们的男女分工体系中,健全的生活需要由一男一女合作,一个完整的抚养团体必需包括两性的合作,“这样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相加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配成夫妇,组成家庭”①。然而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之后的商业社会,人们更注重生活的享受和个人的价值,对于婚姻乃至家庭职能的观念日益淡薄,很多年轻人认为婚姻不过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离婚率不断上升,婚前同居人数急遽增多,婚外性行为屡见不鲜,不婚族、单身贵族越来越多。从1987年至今,中国社会结婚率呈连续下降趋势。而且经济越发达、城市规模越大,人群的文化程度越高,对婚姻持淡漠态度甚至否定态度的人就越多。
2.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被改变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观念深入人心,古人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费孝通先生认为,生育制度是人类种族延续的人为保障;为了维持种族延续和社会结构的完整性,人们结成婚姻关系来确保双系抚育的形成,进而形成家庭这一基本的三角②。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许多崇尚自由和个性的年轻人中,中国人传宗接代的观念被进一步淡化到无,抚育子女的巨大时间和金钱成本让他们对养儿育女望而却步,丁克家庭悄然兴起,同样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城市的高学历、高收入人群。
二、家庭结构变化促进文化消费
根据恩格尔系数,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相应地,用于其他方面的家庭支出比例将会上升,其中包括文化消费。
文化消费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选择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精神需要的消费活动。它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所满足的是消费主体的精神需要,使主体感到愉悦、满足;另一方面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主要是精神文化产品或精神文化活动,如美丽的风景和感人的艺术品。文化消费包括教育、文化娱乐、旅游观光等各个方面。按照马斯洛对人类需要的划分,对文化消费的需要正是人的高级需要,求知和求美的需要,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③。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恩格尔系数随之降低,当地家庭在满足成员低层次需要的同时,有余力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而家庭结构的变化促使这些家庭将此“余力”更多地投入到文化消费。
1.“四二一”式家庭使教育消费成为家庭消费的首要支出
中国人历来重视下一代教育,“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佳话传诵至今。计划生育条件下,沿海发达地区“四二一”式家庭成为最常见的家庭结构组合,这使得唯一的一个孩子成为三个家庭的核心,对孩子的教育成为家庭事务中的重中之重,教育消费也成为家庭消费的首要支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中调查显示,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而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第四季度关于“储蓄目的”的调查也显示,“攒教育费”是居民储蓄的首要目的,占18.9%。而在沿海发达地区,教育消费尤其高,除了义务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沿海城市很多家庭会自主选择对孩子进行各方面素质教育,尤其是读幼儿园与小学的孩子,由于课业相对比中学生宽松,孩子发展的可塑造性相对较强,大部分父母选择给孩子报名钢琴、美术、国际象棋等兴趣班学习。一些小学会举办部分英语、数学等兴趣班,相对收费较低,而校外的音乐、美术等素质兴趣班收费通常较高,很多家庭仅仅在孩子的兴趣班学费上一年就花费上万元。
笔者曾通过互联网对长江三角洲的50个家庭作了一个关于孩子兴趣班选择的调研,该50名都是有4-14岁孩子(幼儿园—小学生)的家庭。如图1所示,98%的家庭都给孩子选择了各种兴趣班,其中选择一个班的占到34%,两个班的为24%,三个和三个以上的各占20%,加起来占到40%,而一个兴趣班都不选择的家庭只有一个,仅占总数的2%。在兴趣班的学费上(如图2),38%的家庭每年的花费是5 000-10 000元,32%的家庭是每年5 000元以下,10 000-15 000元的家庭占据12%,而超过15 000的家庭也有18%。
2.核心家庭占据文化娱乐消费主流
经济发展使得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生活压力骤增,对自由与享乐的渴望从未比今天更强,人们通过出版物、影音、游戏、健身、唱K、欣赏各类比赛和演出来释放生活的压力。而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家庭成员在娱乐消费方面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不乏全家出动的文化娱乐消费方式。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仅文化部门主管的文化娱乐业、音像业、演出业、艺术品经营业等门类的产业单位已达22.3万个,从业人员91.9万人,年上缴税金20.2亿元。而一些全家进行的娱乐消费更是大受核心家庭的欢迎,2006年英文原版音乐剧《狮子王》在上海大剧院连续上演101场,票房收入高达7 200万元,售票率达到98%,家庭套票的受欢迎程度超乎想象,很多家庭因为孩子的需要带动两个大人一起购票。在家庭结构中占据主流的核心家庭在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同样占据了主流。
3.家庭结构小型化促使旅游消费逐渐升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居民消费支出中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比重上升,旅游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国内旅游消费人数不断攀升,我国进入了大众旅游消费时代。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出游率达到129%,比2000年提高了近70个百分点。但城市居民出游率为167.4%,农村居民出游率为111.9%,城乡居民出游率相差55.5个百分点。旅游消费的总体格局是城市高于农村,沿海发达地区高于内陆地区,2007年全国国内旅游消费前三位的省市依次是江苏、浙江、广东。旅游消费成为沿海发达地区家庭预算中的一项重要开支。同样,家庭规模小型化使得全家出游或者部分家庭成员出游都便利很多,许多二人家庭或者三人家庭全家出游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而近年来旅行社热推的针对中老年人的“夕阳红”系列旅游,更是倍受孩子已经离巢的空巢家庭的欢迎。
三、伴随家庭结构嬗变而来的文化消费的问题和困境
文化消费的增长在一个方面反映了经济的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说明沿海发达地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已经从温饱型消费模式向小康型消费模式转变,消费支出中为了满足求知需要和求美需要等高层次需要的支出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是另一方面,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家庭文化消费同时存在着一些隐患,甚至陷入一定的困境。我们既要看到家庭结构变化对文化消费的促进作用,也要看到他同时带来的副作用,及时制定对策,引导家庭文化消费摆脱困境,向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
1.教育支出畸重
由于“四二一”式家庭结构中孩子的重要性,导致孩子的教育费用成为几个家庭共同关注的焦点,通常不计回报地投入,其负担已经超过养老和住房,导致家庭中其他项目的消费受到一定的抑制。这样的现状一方面导致家庭教育负担过重,教育目的过于功利化,望女成凤、望子成龙成为大部分家长的通病;另一方面,作为几个家庭目光中心的孩子从小养成物质化生活习惯,过分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了几个家庭的成员围着他转,为他付出,并视其为理所当然,反哺老人和中国自古相传的孝道反而日渐零落。
2.年轻人娱乐消费缺乏家庭制约
传统大家庭被打破,核心家庭孩子为主,养成了年轻人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同时婚姻、家庭观念淡薄,对长辈的话只当做耳旁风,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家庭对年轻人的约束力减小甚至没有。很多年轻人片面追求享乐生活,忽略了健康、适度的娱乐消费。一些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因游戏荒废学业,蹦迪、泡吧过度导致耳聋或其他不良反应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为了加强对娱乐场所的管理,保障娱乐场所的健康发展,2006年,有关部门经过修订颁布《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了一系列娱乐场所的营业规范,包括KTV等娱乐场所凌晨2点歇业,从政策法规上规范了娱乐场所的经营,但另一方面,家庭作为孩子的教育者之一,也要负担起引导、教育年轻人适度健康消费的责任。
3.文化消费城乡和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
由于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化,教育和旅游等文化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支出越来越高,而相对的,经济发展落后一步的乡村和西部地区家庭,在文化消费方面的投入虽较以前有所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和幅度与发达地区城市有一定差距。相关统计说明,当前教育消费地区和城乡差异极大,沿海发达地区的教育投入远高于西部地区,城市远远高于乡村;而旅游消费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出游率相差55.5个百分点,比1997年的52.4,10年间城乡居民出游率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3.1个百分点。现实说明,家庭文化消费的城乡和地区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使不同地区家庭的孩子从一出生就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态,社会不平等现象可能会逐渐尖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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