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游荡了三个月的法国思想家让·波德里亚出版了一本很难统一评价的书—《美国》。波德里亚曾说自己“五十岁横跨各界面，六十岁搞病毒和转喻”。而彼时，在美国游荡的波德里亚，正处于他自己所谓的“横跨各界面”的学术思考阶段，并正向一个搞“病毒和转喻”的人转变中。这似乎也意味着，他写下的《美国》本身会是一个杂糅的产物，并且即将带领读者进入一个他创造的充满隐喻的世界。
　　在一个平常而又特殊的日子里，波德里亚降落在美国，他戴上了那涂满自己的理论色彩的眼镜，来观看这个一直被众多目光直视的美国。从加州开始，通过公路，越过沙漠、高山，到东部美国的繁华大都市，波德里亚用一种独特的眼光审视这个大洋彼岸的国度。他眼中的美国是沙漠—首先是沙漠，最后还是沙漠。整个加州，特别是洛杉矶，就是一个沙漠。无论是在高速公路上，还是在霓虹灯下，还是在超市里，还是远望那些被像坟墓的房子装饰起来的山丘，除了沙漠，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洛杉矶。不过在他看来，沙漠不仅是一种自然景观形态，还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状态，是一种精神的表达方式。在波德里亚眼中，沙漠就是一种纯化的状态，它无边无垠，无所充盈，它是一种美学形式，充满着所有的纯净的元素，让一切显得简单而又庄严，他说美国“没有欲望，只有沙漠”。
　　这沙漠的状态，又被提纯、被升华、被作为快感形式的表达。法国和欧洲那种无所不在的所谓“文化”、“品位”、“历史”、“礼仪”、“形而上学”等东西的狂热追求者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美的，因为它们更深沉、更有韵味、更富有道德性。而相比之下，波德里亚则在美国发现了一种反向的东西—“无意义”的快感。它不涉及形而上学，没有意识形态，没有道德基础，更没有所谓悠久文化积淀带来的厚重感。美国身上有一种“无意义”的魔力，且是那么强大，以至于给波德里亚带来了一种精神冲击和前所未有的解脱！他说，“原来可以因摆脱了一切文化而愉悦，可以对冷漠的加冕仪式激动不已”。他以这种诡异的笔锋刻画他感受到的美国—无意义、冷漠、单纯、没文化、坦诚、疯狂……读者能感受到波德里亚的激动，这种激动，是一种对欧洲和法国的背叛—他在走向古老而沉重的欧洲的反面的过程中，居然得到了愉悦的快感！他所游荡的美国，“从理念出发建造现实”，而他生长的欧洲却仍然在执著地“将现实转化为意识形态”。波德里亚在美国的沙漠中找到了一种纯粹的崇高的形式—“远离一切社会性、一切多愁善感状态、一切性征”，这沙漠化的美国本身即是无需外力的快感的形式。
　　再随波德里亚去看纽约这座疯狂的城市。纽约这座疯狂的城市，把疯子从群体大众中抽取出来关了起来，“疯狂已经以多种方式，夺取了整个城市”。波德里亚传达出一种新奇和恐惧—纽约的空间已经完全被利用，从高楼俯瞰下来，是一种垂直的美学形式，单调而疯狂。更令人震动的是，“在纽约，城市旋转得如此迅猛，离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仅仅设想两人共同生活，或参与某人的生活，已经是超人类的行径了”。俨然，他已经在进行一种包含了无数隐喻可能的跨界思考实践。他还发现，纽约人每天都挂着微笑面对别人，而微笑只是一种空洞的形式，缺乏情感的内容来填充，他进一步注意到，这种微笑只是对自己的，永远对自己的。在慢跑者身上，在马拉松参与者身上，一种绝对的无意义的剥离形式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只有“I did it！”—充满自信，豪情，却又无力而空洞。
　　在波德里亚的观看之中，美国还是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一个未来的原始社会。所有欧洲人上千年来关于美好世界或者天堂的想象，在波德里亚看来，都在美国已经得到实现：平等，自由，还有各种无意义之下的自在行动，疏离的人，单调的沙漠形态，文化的提纯形式，剥离了时间和空间的移动的电影式社会，整个就是欧洲人梦想中的乌托邦，美国就是真实的乌托邦样本。人们在这里已经获得了自由，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沙滩上徜徉、在海里冲浪、在街头游荡，没有空间是属于绝对私人的，也没有绝对公共的空间不允许个人闲逛。在这里，美国以一种原始社会的形态呈现出来，没有欧洲的各种礼仪道德的深沉压迫，没有所谓文化品位的无限拘束，走出欧洲的画展看到的是城市，而走出美国的城市看到的是电影，所有的景观都是电影化的，生活在其中，就像是在一种幻象中组合自己单纯的梦想。这就是一个未来的原始社会。波德里亚在此充分地发挥了自己哲学家的思维能力和独特的言说方法，将读者带到了一个遥远而神奇的异域—美国，一个触不可及的未来原始社会。
　　波德里亚不同于一般旅行观察者，他要带领读者去发现一个哲学的美国。没有统计数据，没有文化访谈，没有历史阅读，他说：“别人把时间花在图书馆里，我把时间都花在沙漠和公路上。别人从概念的发展中汲取他们的材料，我则从时事，从街道活动，从自然美景中汲取我的材料。”他认为这样比从“美国的学术界学到的要多得多”，他还直言：“这个国家是天真的，所以你不得不天真。”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波德里亚又是一个在美国幻想美国的人。在这个哲学家眼里，美国更可能只是一个实体或者一个对象，无所谓绝对。他反思道：“在其他地方，自然美景背负着沉重的意义和乡愁，文化自身因他的严肃性而令人难受。”而眼前的美国可以让他从那种令人难受的意义和乡愁的重负中暂时解脱出来，这是一种美好的哲学家式的体验。波德里亚在美国遐想、幻想并进而放纵自己进入到一个神秘的世界。他指出：“美国的新颖之处，在于第一层次（原始的和狂野的）和第三类（绝对的拟象）的冲击。没有第二个等级。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把握的局面，因为我们一直偏爱第二层次：自反性、双重性、痛苦意识。”这是显然不同于法国和欧洲的美国。波德里亚在此将美国与法国或欧洲从哲学上区分开了。
　　也许读者还难以理解在书中不断出现的“拟象”、“仿真”等词语，但这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他只是要说：我看到的美国，就是这样！管他是哲学家还是旅游家去看，这本身都没有意义。不过，他或许只是在美国逃避欧洲的同时幻想美国罢了。
　　一九九二年，波德里亚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做报告的时候，说他对美国的思考“基本上是一篇虚构，他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十分外行的，它属于某种文化形而上学”！他将这个充满争议的文本引向了“文化形而上学”，这也似乎证明了他那个“二十岁时候的荒诞玄学”的阴影似乎并未真正消散，只是在另一种他所谓的“文化形而上学”中寄生了下来。活在争议世界里的波德里亚，有某种分裂的精神气质，让他的思想和写作，时而诡异乖张，时而火花四溅。当他思想和写作“美国”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在自己的世界里写作的哲学家，只是他为这个哲学里的虚构空间取了个名字叫“美国”—一个符号而已。他也许更喜欢在读者心目中成为一个像其笔下的美国那样，抛去格调、文化、历史等欧洲式的重负而仅以纯粹的形式而存在。
　　这就是波德里亚，他以想象乌托邦的方式，坐在行驶在美国大地的车轮子上，拿自己的哲学语词来加工那些视觉、现实与幻象的碎片，在美国“虚构”了一篇“美国游记”。恐怕也只有那些时而浪漫、时而癫狂的法国哲学家才敢有如此冒险的写作尝试吧！
　　（《美国》，〔法〕让·波德里亚著，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一年十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