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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觉得贫困，有一种不是因为他没有吃的，而是因为他不如别人。查尔斯·汉迪曾经说过，现代人的贫困来自邻居的眼光—这就叫相对贫困感。在不丹，这个以佛教立国的小国会给你另一种体验。
有一次，我和一些企业界的朋友一起去了不丹，在那里有个很有趣的体验。我的好朋友，台湾的“奇女子”陈念萱，帮我约了一个人，他就是不丹的国师格玛乌拉，相当于国王的顾问。
不丹是一个信奉佛教、以佛教立国的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甚至唯一以GNH（国民幸福指数）衡量发展进步水平的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格玛乌拉参与制订了整个国民幸福指标发展的规划。
我们同去的朋友都感到非常震撼，想不到这个国家对幸福问题的思考这么细致。他们把整个国民的幸福分成九大维度：国家的经济发展算其中的一部分，大概不超过30%;第二是人民互助的程度，就是在没有利益的前提下人们是否愿意互助，经过定期的市场调查或者国民统计来看变化趋势;第三是国民用于祈祷和冥想的时间，因为不丹是一个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国家;第四是人们生气的时间;第五，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包括森林，就是绿地面积占整个国土的比例……不丹人用这种方式考察一个人在这个国家是否幸福，每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又围绕着“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而展开。如果一个不丹人在一年当中生气、发怒有26次之多，那他就是一个不幸福的人，就会有人去帮助他。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基于全国人民的幸福状态—包括心理状态、外在状态—来展开调研，然后持续地进行改良。
不丹人对于幸福的整个理念让我们感觉很乌托邦、非常美好;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点儿质疑这种幸福是否可持续。格玛乌拉说，人们的快乐其实来自思想深处的满足感。格玛乌拉介绍称，每一个不丹家庭，如果有人没有土地，国王会根据全国人民的花名册，让他在某个指定的区域砍80棵树盖房子，其他的土地则用来种粮食。有意思的是，不丹皇家的航空公司只有两架飞机，所以他们的国王到其他国家出访时也要乘坐。不丹人常常在飞机上碰到国王，还跟国王合影。
不丹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太现代化，有人开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但数量不是特别多。一个公主的房子跟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大小差不多，装修也差不多。格玛乌拉有三栋独立的房子，在一个院子里。我问他的生活水平怎么样，他说在不丹属于比较普通的、中等的状况。后来，我们又到了很多平常的不丹人家里面，确如他所说，没有太大差别。一般不丹老百姓的家里就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有点儿像中国藏区的建筑，最下面一层是牛羊，中间一层是人住的，最上面一层是神龛，做礼拜用的。
直到那时我才理解，为什么“家”这个字下面是个“豕”。就是说，在“宀”下面，最下面那一层住的的确是动物。有意思的是，我们走进普通的不丹人家，他们不会特别抗拒，也没有特别的兴奋，他们觉得很正常，好像大家本来就应该认识一样。他们请我们喝完茶之后我们就走了，平平淡淡的，没有很激动地来，也没有很激动地走。
在不丹，有很多从各地来朝圣的人，也有很多人在路上磕五体投地的长头。我们大家都在拍照、拍视频。我们问他们的财产有多少，很多人家里的钱其实很少，如果折合成美元的话，可能就是一两百美元，全家的物质财产也就这样一个数量级。
我们总觉得一个国家的幸福、一个人的幸福应该和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因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人更幸福。古典经济学要解决人的幸福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公共福利和私人福利之间的关系，如何增进人类的总体幸福和福利。美国的《Fortune》杂志，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幸福”杂志，现在则把它翻译成“财富”杂志。英文“fortune”有幸运、幸福的意思，同时跟发财也有一定的关系—发了财当然会很幸运。所以它既有“财富”的含义，也有“幸福”的含义。
在西方人看来，财富是跟幸福连在一起的，但到底哪个是主体、哪个是附属，就很值得玩味了。有人认为财富是主体，有了钱就有幸福;也有人认为，幸福是主体，财富是一种佐料。这表面上很浅显，但是经济学一直在纠缠这个问题。
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属的流派叫行为经济学派。卡尼曼跟以前的经济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关心体验、关心幸福、关心人们做经济决策时的非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而且把經济学作为一种探讨幸福的学问，而不是仅仅探讨财富、探讨增长的学问。
事实上，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就是所有财富的增长都是为了让人民更幸福，但是现在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讨论国内生产总值、讨论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增长的目的。
卡尼曼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幸福，并做了一个“快乐水车”的隐喻。农村里的水车上有一个个小桶，水车不停转动的时候就把水带起来，但一停下来一点儿水都没了。南方人把钱比作水，钱要不停地转，如果停下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假如有一小桶水，它并没有转动，而是放在旁边的，它会一直在那儿。现代人的幸福感就要不停地转动，才可能有这种财富的感觉，一旦停下来就没有了。
不管是哲学、经济学、伦理学还是宗教，都要解决幸福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的终极关怀。我们追逐金钱、地位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而且它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
经济越发达，个人的幸福感反而越低。有经济学家计算过，到6000美元、8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这些指标后，人的幸福感会随着每增加1000美元而发生边际效用递减。到了一定的程度，幸福感不仅会递减，甚至是倒过来的，反而让人更加痛苦。现在的经济最终变成一种竞争性的经济，就是人与人之间出现的贫困感，人人都觉得没有钱。
一位经济学家讲过，如果用金钱来衡量幸福，这种方式通俗易懂，也容易操作，但是它的麻烦就在于总是有人更有钱，所以任何人都会感觉自己是一个穷人。这里引入了一个概念，叫相对贫困感和绝对贫困感。饥寒交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叫绝对贫困感。现代人的贫困感不是绝对贫困感，有这种绝对贫困感的人越来越少了。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次我和一帮朋友吃饭，剩下了一些饭菜，有的都没动过一筷子。我们把饭菜打包拿给一些流浪者，他们居然看不上，说还是给他们现金比较好。
人之所以觉得贫困，不是因为他没有吃的，而是因为他不如别人。查尔斯·汉迪曾经说过，现代人的贫困来自邻居的眼光。这就叫相对贫困感，当人们觉得穷的时候，不是因为本身穷，而主要是来自他的邻居。
我以前总是很怀疑，那些建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的四五层高的洋房到底能不能卖得出去，那里房子比别的地方贵，住在里边的人花了很多钱，体会到的仍然是相对贫困感。事实证明，这种房子通常不是很好卖。
这种相对贫困感，使得财富最后给人的感觉不是富有，不是幸福，而只是贫困，让人总觉得欠缺什么。比如油价涨了，出租汽车司机指着某国营能源公司说：本来我一个月能挣2500元的，这帮人一搞之后，我现在只能挣2000元。出租车司机经常说，早晨一起来，就欠国家四百多块钱。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人一生下来，或者开始工作，干什么都是在欠钱，供房、供车，一辈子有好多账，总是在还账，而不是获得和增加。
现代人的贫困感变得单一化、单向度，就是幸福与否主要是看欠钱还是不欠钱，不欠钱就相对感觉轻松。但是实际上等房贷还清了，车贷也还清了，哪天一串门，跟邻居一比较，人家开的奔驰跑车，你开的是现代跑车，就会感到很贫困，于是幸福指数就会直线下降。
大概10年前，我采访过中国几位最著名的广告人和几个最大广告公司的老板，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广告人，为人们创造了那么多欲望，让那么多人感觉自己对生活不满足，需要把一个很好用的手机扔掉，再去买一部新的，是否在内心感到愧疚？
广告的本质，就是用所谓时尚化的销售方式制造相对贫困感。广告背后的逻辑是，生活可以很美好，但是现在还不属于你，要花钱才能买得到，而且买到之后再告诉你还有更美好的东西，你又成了不幸者。《围城》里讲了一个例子，说西方人为了让驴子拉车的时候不停地往前走，就在驴子前头挂一根胡萝卜，驴要去吃胡萝卜，所以就走得很卖力，但实际上它走的时候胡萝卜也在走。
包括广告在内的很多营销方式，还有整体经济的经营方式，都是这样的。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按照这种竞争逻辑，人类在将来一定会生产越来越多的用完即扔的东西。因为如果东西经久耐用，大家都没有购买欲望，对这个东西满足了，那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就会停滞，GDP增长就会非常缓慢。所以，必须把一种诡计、一种暗示、一套价值体系或一套潜规则，像植入芯片一样植入大家的頭脑当中，让人们不断地抛弃已经得到的东西，或者说看清已经得到的东西，而去向往还没得到的东西，把一根“胡萝卜”吊在前头，不停地去追。
我们回过头来看，“fortune”这个词包含“幸福”和“财富”两重含义，本来财富是包含幸福的，但现在财富的逻辑变了，财富就是不断地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我们不断地把已经得到的东西归零，认清它、忽略它，把它视为透明的，然后看见的总是我们得不到的东西。这样，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的确确让人的需求没有止境，需求越多就越会刺激生产，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增加。反过来，人们发现这种财富逻辑是干扰幸福感的，本来财富作为一种手段是能够让人得到幸福的，结果它却造成了痛苦。
不丹的最大逻辑就是截断众流，告诉人们幸福除了经济增长以外，还包括每日用于反观内照、看见自己内心情绪变化的一部分。它打破了财富的单向度—数字化、可视化，它是反对这种财富逻辑的。如果你发现了这一点，你就是一个觉悟者。
（摘自中信出版社《无畏》一书）
有一次，我和一些企业界的朋友一起去了不丹，在那里有个很有趣的体验。我的好朋友，台湾的“奇女子”陈念萱，帮我约了一个人，他就是不丹的国师格玛乌拉，相当于国王的顾问。
不丹是一个信奉佛教、以佛教立国的国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甚至唯一以GNH（国民幸福指数）衡量发展进步水平的国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格玛乌拉参与制订了整个国民幸福指标发展的规划。
我们同去的朋友都感到非常震撼，想不到这个国家对幸福问题的思考这么细致。他们把整个国民的幸福分成九大维度：国家的经济发展算其中的一部分，大概不超过30%;第二是人民互助的程度，就是在没有利益的前提下人们是否愿意互助，经过定期的市场调查或者国民统计来看变化趋势;第三是国民用于祈祷和冥想的时间，因为不丹是一个受佛教影响很深的国家;第四是人们生气的时间;第五，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包括森林，就是绿地面积占整个国土的比例……不丹人用这种方式考察一个人在这个国家是否幸福，每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又围绕着“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而展开。如果一个不丹人在一年当中生气、发怒有26次之多，那他就是一个不幸福的人，就会有人去帮助他。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基于全国人民的幸福状态—包括心理状态、外在状态—来展开调研，然后持续地进行改良。
不丹人对于幸福的整个理念让我们感觉很乌托邦、非常美好;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点儿质疑这种幸福是否可持续。格玛乌拉说，人们的快乐其实来自思想深处的满足感。格玛乌拉介绍称，每一个不丹家庭，如果有人没有土地，国王会根据全国人民的花名册，让他在某个指定的区域砍80棵树盖房子，其他的土地则用来种粮食。有意思的是，不丹皇家的航空公司只有两架飞机，所以他们的国王到其他国家出访时也要乘坐。不丹人常常在飞机上碰到国王，还跟国王合影。
不丹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太现代化，有人开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但数量不是特别多。一个公主的房子跟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大小差不多，装修也差不多。格玛乌拉有三栋独立的房子，在一个院子里。我问他的生活水平怎么样，他说在不丹属于比较普通的、中等的状况。后来，我们又到了很多平常的不丹人家里面，确如他所说，没有太大差别。一般不丹老百姓的家里就是一栋三层的小楼，有点儿像中国藏区的建筑，最下面一层是牛羊，中间一层是人住的，最上面一层是神龛，做礼拜用的。
直到那时我才理解，为什么“家”这个字下面是个“豕”。就是说，在“宀”下面，最下面那一层住的的确是动物。有意思的是，我们走进普通的不丹人家，他们不会特别抗拒，也没有特别的兴奋，他们觉得很正常，好像大家本来就应该认识一样。他们请我们喝完茶之后我们就走了，平平淡淡的，没有很激动地来，也没有很激动地走。
在不丹，有很多从各地来朝圣的人，也有很多人在路上磕五体投地的长头。我们大家都在拍照、拍视频。我们问他们的财产有多少，很多人家里的钱其实很少，如果折合成美元的话，可能就是一两百美元，全家的物质财产也就这样一个数量级。
我们总觉得一个国家的幸福、一个人的幸福应该和经济生活结合在一起，因为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人更幸福。古典经济学要解决人的幸福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公共福利和私人福利之间的关系，如何增进人类的总体幸福和福利。美国的《Fortune》杂志，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幸福”杂志，现在则把它翻译成“财富”杂志。英文“fortune”有幸运、幸福的意思，同时跟发财也有一定的关系—发了财当然会很幸运。所以它既有“财富”的含义，也有“幸福”的含义。
在西方人看来，财富是跟幸福连在一起的，但到底哪个是主体、哪个是附属，就很值得玩味了。有人认为财富是主体，有了钱就有幸福;也有人认为，幸福是主体，财富是一种佐料。这表面上很浅显，但是经济学一直在纠缠这个问题。
2002年，丹尼尔·卡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属的流派叫行为经济学派。卡尼曼跟以前的经济学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关心体验、关心幸福、关心人们做经济决策时的非理性因素和情感因素，而且把經济学作为一种探讨幸福的学问，而不是仅仅探讨财富、探讨增长的学问。
事实上，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就是所有财富的增长都是为了让人民更幸福，但是现在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讨论国内生产总值、讨论经济增长，而忽略了增长的目的。
卡尼曼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幸福，并做了一个“快乐水车”的隐喻。农村里的水车上有一个个小桶，水车不停转动的时候就把水带起来，但一停下来一点儿水都没了。南方人把钱比作水，钱要不停地转，如果停下来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假如有一小桶水，它并没有转动，而是放在旁边的，它会一直在那儿。现代人的幸福感就要不停地转动，才可能有这种财富的感觉，一旦停下来就没有了。
不管是哲学、经济学、伦理学还是宗教，都要解决幸福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的终极关怀。我们追逐金钱、地位等，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而且它在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变得非常普遍了。
经济越发达，个人的幸福感反而越低。有经济学家计算过，到6000美元、8000美元，甚至10000美元这些指标后，人的幸福感会随着每增加1000美元而发生边际效用递减。到了一定的程度，幸福感不仅会递减，甚至是倒过来的，反而让人更加痛苦。现在的经济最终变成一种竞争性的经济，就是人与人之间出现的贫困感，人人都觉得没有钱。
一位经济学家讲过，如果用金钱来衡量幸福，这种方式通俗易懂，也容易操作，但是它的麻烦就在于总是有人更有钱，所以任何人都会感觉自己是一个穷人。这里引入了一个概念，叫相对贫困感和绝对贫困感。饥寒交迫，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叫绝对贫困感。现代人的贫困感不是绝对贫困感，有这种绝对贫困感的人越来越少了。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一次我和一帮朋友吃饭，剩下了一些饭菜，有的都没动过一筷子。我们把饭菜打包拿给一些流浪者，他们居然看不上，说还是给他们现金比较好。
人之所以觉得贫困，不是因为他没有吃的，而是因为他不如别人。查尔斯·汉迪曾经说过，现代人的贫困来自邻居的眼光。这就叫相对贫困感，当人们觉得穷的时候，不是因为本身穷，而主要是来自他的邻居。
我以前总是很怀疑，那些建在高尔夫球场旁边的四五层高的洋房到底能不能卖得出去，那里房子比别的地方贵，住在里边的人花了很多钱，体会到的仍然是相对贫困感。事实证明，这种房子通常不是很好卖。
这种相对贫困感，使得财富最后给人的感觉不是富有，不是幸福，而只是贫困，让人总觉得欠缺什么。比如油价涨了，出租汽车司机指着某国营能源公司说：本来我一个月能挣2500元的，这帮人一搞之后，我现在只能挣2000元。出租车司机经常说，早晨一起来，就欠国家四百多块钱。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人一生下来，或者开始工作，干什么都是在欠钱，供房、供车，一辈子有好多账，总是在还账，而不是获得和增加。
现代人的贫困感变得单一化、单向度，就是幸福与否主要是看欠钱还是不欠钱，不欠钱就相对感觉轻松。但是实际上等房贷还清了，车贷也还清了，哪天一串门，跟邻居一比较，人家开的奔驰跑车，你开的是现代跑车，就会感到很贫困，于是幸福指数就会直线下降。
大概10年前，我采访过中国几位最著名的广告人和几个最大广告公司的老板，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广告人，为人们创造了那么多欲望，让那么多人感觉自己对生活不满足，需要把一个很好用的手机扔掉，再去买一部新的，是否在内心感到愧疚？
广告的本质，就是用所谓时尚化的销售方式制造相对贫困感。广告背后的逻辑是，生活可以很美好，但是现在还不属于你，要花钱才能买得到，而且买到之后再告诉你还有更美好的东西，你又成了不幸者。《围城》里讲了一个例子，说西方人为了让驴子拉车的时候不停地往前走，就在驴子前头挂一根胡萝卜，驴要去吃胡萝卜，所以就走得很卖力，但实际上它走的时候胡萝卜也在走。
包括广告在内的很多营销方式，还有整体经济的经营方式，都是这样的。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按照这种竞争逻辑，人类在将来一定会生产越来越多的用完即扔的东西。因为如果东西经久耐用，大家都没有购买欲望，对这个东西满足了，那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就会停滞，GDP增长就会非常缓慢。所以，必须把一种诡计、一种暗示、一套价值体系或一套潜规则，像植入芯片一样植入大家的頭脑当中，让人们不断地抛弃已经得到的东西，或者说看清已经得到的东西，而去向往还没得到的东西，把一根“胡萝卜”吊在前头，不停地去追。
我们回过头来看，“fortune”这个词包含“幸福”和“财富”两重含义，本来财富是包含幸福的，但现在财富的逻辑变了，财富就是不断地追求“更高、更快、更强”。
我们不断地把已经得到的东西归零，认清它、忽略它，把它视为透明的，然后看见的总是我们得不到的东西。这样，从经济学上来讲，它的的确确让人的需求没有止境，需求越多就越会刺激生产，整个社会的财富就能增加。反过来，人们发现这种财富逻辑是干扰幸福感的，本来财富作为一种手段是能够让人得到幸福的，结果它却造成了痛苦。
不丹的最大逻辑就是截断众流，告诉人们幸福除了经济增长以外，还包括每日用于反观内照、看见自己内心情绪变化的一部分。它打破了财富的单向度—数字化、可视化，它是反对这种财富逻辑的。如果你发现了这一点，你就是一个觉悟者。
（摘自中信出版社《无畏》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