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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0至1945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利用成都基督教学校暑假空隙，组成大学生边疆服务团，前往川西和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民众开展教育、生计、公共卫生服务，并进行基督教福音传播。学生边疆暑期服务是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潮的具体实践，使边民得到了许多实际的帮助，对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广大民众从传统走向近代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认识理解教会大学在近代社会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例证。
[关键词]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暑期服务团；边疆服务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6—0147—06
1939年冬，当抗日战争正艰难进行之时，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边疆以巩固抗战后方的社会运动即边疆服务运动，成立了推进这一运动的边疆服务部(以下简称“边部”)。为使一般大学生认识边疆，养成服务精神，引起各界对于边疆工作的重视，边部决定利用暑期组成大学生边疆服务团，“纠合对于边疆有兴趣者”，前往业已开辟的服务区，对边民进行民众教育、公共卫生及各种基督教社会服务，“籍以改进边胞生活，增进边地文化”。服务团活动延续了6年，使西南边疆十多万民众受益，有力地促进了边地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基督教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的影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骆美奂，看到基督教学生的服务精神，曾慨叹“其有俾国计民生，岂鲜也哉”。
然而，对于边疆服务运动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现有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却难以让人满意。可供检阅的著作仅寥寥数种，且均非专门研究边疆服务。即便部分章节以少量篇幅涉及这一事件，也大多属于简介性质，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于边疆服务运动中卓有成效的学生暑期服务工作，更是基本没有学者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全面讨论边疆服务的历史，仅就运动中涉及学生暑期服务活动部分做一初步的史实重建，涉及的地域主要为川西和西康两个地区。
一、学生暑期服务团的筹设与组织概况
学生暑期服务缘于“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期服务团”的成立。该团由边部联合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中央大学等五所大学基督徒学生团契及四川基督教青年会于1940年在成都发起成立。服务团系属一种临时组织，张伯怀、崔德润、蒋翼振等人都曾在团内担任领导工作。服务团成立之初，为慎重起见，边部特就其宗旨、服务路线等重要内容拟订了一个文件，规定服务团“以使大学生利用暑期时光从事边疆工作，籍以认识边疆情形，养成服务精神，促进后方建设，改善边民生活”为宗旨。“以川康边境为服务范围”，“以沿路过往之番化羌民戎民并汉处其问之汉民为对象”，以“各种教育方式进行服务”。此外，文件还就参加人员的待遇、旅行方式等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
服务团最初的服务区域主要是川西区。为了争取“川西各县政府就地指导并请协助经费”，边部于1940年4月25日发给四川省政府一公函。函文如下：
敝部为提高川西边区文化，改进边胞生活，增加抗战力量起见，发起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定于七月初旬前赴灌汶理茂一带，举办短期学校，进行抗战，禁烟，卫生，县政等项宣传，预计团员二百余人，为期二月，约需三万元，素养贵府对于社会改进事业不遗余力，特此函送服务团筹备经过概况一份，敬请查阅，惠于指导，并请通令十六区专员公署及灌汶茂理各县政府对于服务团就地予以协助，以期事半功倍之效。再者服务团经费，将纯赖各机关赞助，而成此举，至希贵府对经费一项，予以补助，俾利进行，而惠边胞，是为至荷!
四川省政府收到函电后，即责成教育厅、民政厅办理相关事宜。教育厅和民政厅遂派员调查服务团，并就服务团的发起者、联合者、团体性质等作出报告。据此调查结果，教育厅、民政厅认为应该准予边部前往边地服务边民。
在四川省政府及教育厅、民政厅的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边部“协同成都各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关”，于1940年5月19日在华西协和大学正式成立“成都基督教学生边疆服务团”。参加者有华西协和、金陵、金陵女子、齐鲁、中央等大学及铭贤农学院、华西神学院、华西协和中学等校大中学学生84人。由金陵神学院教授蒋翼振及时任川西区主任的崔德润为正副团长，率领服务团分赴茂县、理县、汶川各县羌戎族村寨作抗战宣传、卫生运动、农业推广及社会调查等工作。该团共分九队，第一队驻威州，第二队驻萝卜寨，第三队驻茂县，第四队驻汶川，第五队驻佳山寨，第六队驻理县，第七队驻孟董沟，第八队驻日尔觉寨，第九队驻杂谷脑。每队9至12人，队员中有农、医、文、理各院系学生，分任各种工作。每队最少有女队员2人，以便开展妇女工作。服务团在边区开展了六个星期的服务工作之后返回成都。
1941年7月，边部再次举办学生暑期服务团前往川西区。此次由边部联合教育部共同举办，教育部派王文宣担任团长主持团队工作，崔德润为总干事。教育部拨款五万元，约集中央、金陵、齐鲁、华西协和、云南五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江苏医学院、国立边疆学校等校教员10人，学生47人，前赴川西黑水、杂谷脑河流域实地考察。由成都经灌县、汶川、威州、杂谷脑、马塘，绕回茂县，全程约1300余华里，历时两月。此次工作分为两组，一为服务组，一为考察组。服务组分三队，分赴佳山寨，理县及杂谷脑。考察组约20人，调查事项分文化、经济、农业、畜牧、地理、生物、医药卫生等七类，各类自成一组，设组长指挥工作，“历时二阅月足迹遍黑水杂谷河域，归制报告，都十万言”，经汇印成册，题日《川西调查记》，由教育部出版。
在头两次服务取得一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边部先后于1942年及1945年暑假联络华大、川大、金大、齐大、中大、金女大、燕大及华西神学院等大学的学生及教员又组织了两次服务团，深入川西民族地区开展服务工作。
西康区与川西区一样，也组织了学生服务团为边胞服务。该区首次派遣学生服务团的时间是1940年。当时，边部联合齐鲁大学医学院组成“暑期边疆卫生队”，由齐大医学院院长张剑涛及边疆服务部主任张伯怀领导，出发至“西康省旧宁属十几县的边荒区域，作医疗及研究调查工作”。
1944年夏，边部再次组建学生暑期服务团前往服务区开展工作。该服务团的发起，缘于西昌区内许多学生家境贫困，亟待救援。因此，西康区联合西昌各界，成立了西昌学生救济会。救济会成立后，以“西昌区内中等以上学校战区学生为对象”展开调查，并对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西昌中学等校的贫困生施行救济。1944年暑假临近之时，“该救济生及其同学等多具献身边疆之志，颇愿利用暑假，躬亲服务，而边疆情形，亦确系百端待举，惟缺人才，今为顺遂该生等之志趣， 适应社会之需要，乃由边疆服务部西康区与西昌学生救济会联合举办暑期学生服务之工作”。服务团的活动受到了理县党政及社会各界的欢迎。国民党理县党部于6月29日在县党部办公室举行了“理番各界欢迎暑期学生边疆服务团筹备会”，以县长黄莘牧为主席。筹备会除有县长参加外，理县各界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系列决议，推动了此次西昌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的顺利开展。此次服务团工作历时一月半，因9月开学在即，各服务生乃依照预定计划结束工作，整理报告，返校续学，服务团活动遂告结束。
西康区最后一次服务工作始于1945年2月，结束于同年6月，已经超越了“暑期”的时间范畴，服务区域主要集中在昭觉一带。
兹将历次学生暑期服务团的组织及活动概况列表于下：
由表可见，从1940年5月开始，到1945年6月，在6年的时间内，边部7次组织暑期学生服务团，深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服务工作。两个服务区自然环境不仅恶劣，而且服务工作还要进入边地，更重要的是要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习俗迥异于内地的边民发生联系，其间的困难可以想象。为了有效开展服务工作，1942年7月2日至5日，边部在华西协和神学院举行“团员训练班”，训练班包括研究会、进修会等内容。研究会培训的内容分为：(1)边疆问题研究——以明了当地情形；(2)工作内容研究——以充实服务材料；(3)远足及骑马之举行——以壮身体；(4)烹调食物之练习——以谋自立；(5)唱歌游戏及戏剧之研究——以利服务；(6)卫生及救护之研究——以增技能等项内容。“出发以前应有三至五天之进修会”。进修会主要目的为： (1)检讨工作方案；(2)发展团队生活；(3)促成精神动员；(4)完成团队组织等项内容。认真严格的训练，为学生暑期服务团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较为优越的主观条件。
二、学生暑期服务活动的内涵与特点
基督教学生暑期服务的对象是以彝、藏为主体的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服务内容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包括从文化教育、农业生计、医疗卫生、精神信仰等各个方面改善边民的生存条件，服务宗旨在于给边民带来“福音”。为有效服务边民，服务团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服务形式，主要包括：(1)社教：即根据寨民喜欢唱歌的特点，一面教他们唱，一面讲解歌句的意义，目的是寓提倡正当娱乐于教学中。(2)同工：服务学生为要得到寨民们的同情，“就分头恭至田问帮工，表示有苦同受。休息时，就同他们唱歌，或讲一些新闻故事。这样做不耽误他们的农工，反得提起他们做工的兴趣。”(3)上井：服务队中的女同学，趁着寨中妇女在井上洗衣的机会，也去井上洗衣，藉此与她们谈话，表示亲热。(4)家庭拜访：服务成员到寨民家中拜访，给边民讲述“外间生活常识”，以了解寨民生活状况。(5)医药卫生工作：服务成员携带有若干种药，随机分送，还与寨民讲解日常卫生常识。(6)书报阅读：服务队还带来许多图画，以扩大寨民见识。(7)宗教谈话：即采用个人布道方法，“向有接触的人，相机谈道，或借着图画、小册、唱诗，而宣传福音，希望逐渐引人归主”。
学生暑期服务团的工作细致深入，取得了较好成绩。以川西区第二次服务团的服务工作为例。据事后统计有：“l、实施社会教育，每晚约有五六十人领受。2、参加农忙工作五次，每次有七八位和他们同工，感情很好。3、井上妇女工作四次，每次有六七位上井。4、医药卫生工作初、复诊共达七十多位。5、家庭拜访，到过十五家。6、书报阅读，每天平均有十几人。”
最初的学生暑期服务主要是社会服务，虽然在一些服务点也借服务之机宣传基督教，如在川西区的第一次服务中，参加服务的学生在服务地进行“乡村布道，广言福音”，期望能“引导夷民归主”，“曾与廿位寨民接触”，开展“宗教谈话”。但总体而言，前三次服务基本上是世俗化的。在这几次学生暑期服务中，神学院的学生虽然都参与了暑期服务活动，但在很大程度上，神学服务只是处于其他服务工作的附属地位。这与边部的宗教宗旨不甚吻合。边部《宗旨》明确宣示：“本部是以宗教的精神从事服务的工作”，“以教会立场办理社会事业”。为加强宗教神学宣传，1945年，边部决定“单独组织一个神学服务团”到边地从事神学服务。“经过筛选，华西协和大学神学院的三个学生被选中。”中选学生经过仔细计划和严格训练，体认服务工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任务即向边民宣教。协助推进神学工作的还有金陵大学的胡兴宗，中央大学的向荣林、陈康霖及燕大陶增启、中大医学院马泰等。此次服务的时间是7月中旬至8月底，地点是川西服务区，在改变边民的信仰及精神生活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宣传，体现了教会服务工作的本色，将其与同期教外学生的社会工作作了明显的教、俗区别。
组建“凉山抗战建设服务团”是边部在西康区开展的最重要也最有特点的一次暑期服务活动，体现了教会人士的爱国情怀。1944年夏，边部屡次接到西康区报告，谓凉山境内时有盟军飞机被迫降落，而“夷人不知救护，盟军之生还者颇遭困厄”。此时正值“抗战正烈，空运频繁”之时，边部预测“今后类似不幸事件有增无减”，于是“商得成都各大学当局之赞同与合作，发动青年学生组织凉山抗建服务团，深入凉山夷区，籍卫生教育等服务方法，普遍宣传抗战建国有关事项，并实际调查夷区情况”。
经边部同工奔走呼号，此次活动“得到了成都各大学的赞助与合作，国际团体也愿在经济与物资方面，给予最大援助”。于是边部“约请成都各大学中外热心人士组成委员会，负责筹备推动。经几度会商，决定先组织六队大学同学，由教授领导，深入宁属各县，作普遍的宣传调查与研究”。服务团自1945年2月开始，“以半年为期”，“参加工作人员，每月予以适当生活费，并供给来往旅费及地方工作费用”。其组织经费概由边部向有关机关劝募，交通工具及旅途用品由驻蓉美军协助，宣传品则由中央宣传部与美国新闻处供给。
3月下旬，张伯怀率领服务团出发，于4月中旬到达西昌。5月3日从西昌出发，分赴昭觉县属之美姑河、牛牛坝、黄茅梗等地。此次服务团的宗旨是“增强抗战力量，加强边胞国家意识”，服务时间为35天，里程超过900华里，工作地点达12个，服务对象约计1380人。服务活动“沿途深蒙各界及夷人领袖协助，均极顺利”，服务团在昭觉县境内，受到“各机关的热烈欢迎，岭邦正，岭光电及安树德土司等尤表欢迎”。增强了抗战意识及国家民族观念的边胞在后来营救盟军飞行员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对基督教传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认同感。一位参加服务工作的当事人说：“在倮倮中，抗战服务团的工作是唯一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基督教已有一个世界眼光”，“还因为中国的基督教领袖已拆散了有关基督教的藩篱，并正在将之实施到亚洲最偏僻和最 高远之处”。
三、学生暑期服务活动的社会影响与局限
日本侵华期间，国家民族危难，国府西迁，与抗战后方建设相关的边疆民族问题受到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及其他教会教育机构也不例外。基督教大学不但组建了边疆问题研究所，对边疆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其学生也参与了边疆服务活动，将服务边胞作为信徒在抗战时期“义不容辞的使命”。对于历时近六年的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的目的与成效，刘龄九事后曾作过总结，认为服务的目的无非两方面：“一，从事各种实地服务工作，籍以开通民智，联络感情；二，切实考察边地情况，籍以认识开发边疆之重要，引起边疆服务之兴趣。”而“每次为时虽仅一月有余，但成绩颇佳。离别之时，边地民众群挥泪相送，成依依不舍。成都几个大学的同学，已有多人对边疆工作发生浓厚兴趣。将来必有思学成后，献身边疆，服务边胞，是可断言的”。刘作为当事人，难免溢美之辞，但所言并不虚妄。从服务的实际功效上考察，应该承认，服务团基本实现了自己的初衷。
在医疗卫生方面，大学生暑期服务团针对边地缺医少药的状况，无偿分发药物给当地边民，为他们治病疗伤，提高了边民对近代西医、西药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民不讲卫生和相信巫术的陋习。教育方面，历届学生服务团都组织学生对边民进行教育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边民的文化知识。如第三届服务团在服务过程中，理县政府训练全县小学教师，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西昌，针对边民教育落后的状况，服务团在边部所创办的小学的基础上，对边民进行知识传授，还通过举办“夏令学校”的办法，“扫除文盲”，为当地少数民族奠定了知识基础。生计方面，服务队通过实地示范，提高了边民的农牧知识和技能。通过连续六个暑假的服务工作，川西及西康服务区有六万边名受益，成绩可谓突出。
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边部同工认识到，边地社会状况的掌握与国家的边疆政策关系密切，“为使边疆情况易于明了，国家施政有所依据，社会情况之精密调查，实有必要”。服务团注重“社会调查，注意社会改革”，参加服务团的导师及团员在边地“对某一问题，作精详研究”，归后“不断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有关边疆的论文著述”，“出其所见所闻，供诸于世”，以便边部同工参考及专家研究。这些调查研究报告对于从事边疆政务者极为重要。“凡致力边务者，苟能以此为张本，循其道而拓殖焉，行将见文化之启明，鉴西进之孔道，开边勤远，赖以奠定宏基，其有俾国计民生，岂鲜也哉。”
暑期服务团是一次旨在改造西部边疆的社会实践活动，这项活动“对于大学生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补充教育”。参加暑期活动的学生均经过严格挑选，受到严格训练，不仅使他们在服务的知识上得到提高，而且锻炼了体魄，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离开了都市优裕的生活，到边地去，在边胞中作短期服务，调查与研究，吃饭自己做，行路两条腿”，但“精神的饱满，好似凯旋归来的战士，特别是女团员的精神更格外令人起敬”，“此种活动证明，参与学生(对活动)的满意度与所受当地民众一样”。暑期服务活动不仅使一些大学生“深具长期在边疆服务的决心”，而且引起了很多大学生对边疆的兴趣，如“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及东南各省之公私立大学学生中亦时有人来函表示愿到边地长期工作之意志”。边部同工感到：“此种深刻的兴趣，是边疆服务事业的基本要素。若是我们能立定稳固基础，不患无人在上面建立伟大的服务事业。”这为边疆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后备力量。
学生暑期服务的影响还远播国外。1943年，学生暑期服务得到了国际“学生救济委员会拨款资助”。“该项救济款，多数系美加两国学生课余劳力工作所助，因佩服我国学生于艰苦抗战期间之牺牲服务精神而集款寄赠。”
不过，也应该看到，边疆服务是一项艰巨的社会改造工程，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及边地民众在内的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不是单凭教会的力量就能实现的，更不是凭借学生暑期服务活动就能解决问题的。基督教会发起边疆服务工作，与20世纪初以来社会福音取代个人福音，传教重心发生转移有关。本来社会福音是“自由派”教会的主张，与相对保守的“基要派”注重原始教义和单纯吸引信徒有着重要区别。但标榜社会福音的中国教会在学生暑期活动乃至整个边疆服务运动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神学宗旨的强调，将服务仅仅看作是传教的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作茧自缚，限制了服务工作社会参与的广泛度。从单纯教会的角度看，边部的宗旨也很难完全实现。由于能够从事有效服务工作的人才太少，实际参与的边部工作人员更迭频繁，服务工作的连续性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以学生为主体、利用暑假开展服务，必然使服务工作具有短期性及间歇性的特征，不利于服务边疆事业的开展。
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是抗战建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活动的最大动力在于抗战激发的热情。正如当事人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服务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抗战建国的迫力所给的赐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向东部。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二中全会第十九次大会“对于边疆问题——边民的落后，边政的腐败——几乎没有谈及”。政府对待边疆事务的这种态度，直接制约了边部工作的发展，致使抗战胜利之后，边疆服务工作不但没有如教会所期望的因对日战争的胜利而呈现“汹涌澎湃的(发展)趋势，反有回潮下降的危险”。加之战后教会方面忙于“复员”工作，边疆工作逐渐从战时的中心位置滑向“边缘”。在内外两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一度呈良好发展势头的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也就无声无息地宣告结束。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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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暑期服务团；边疆服务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6—0147—06
1939年冬，当抗日战争正艰难进行之时，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发起了一场旨在服务边疆以巩固抗战后方的社会运动即边疆服务运动，成立了推进这一运动的边疆服务部(以下简称“边部”)。为使一般大学生认识边疆，养成服务精神，引起各界对于边疆工作的重视，边部决定利用暑期组成大学生边疆服务团，“纠合对于边疆有兴趣者”，前往业已开辟的服务区，对边民进行民众教育、公共卫生及各种基督教社会服务，“籍以改进边胞生活，增进边地文化”。服务团活动延续了6年，使西南边疆十多万民众受益，有力地促进了边地社会的发展，扩大了基督教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中的影响。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骆美奂，看到基督教学生的服务精神，曾慨叹“其有俾国计民生，岂鲜也哉”。
然而，对于边疆服务运动这一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现有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却难以让人满意。可供检阅的著作仅寥寥数种，且均非专门研究边疆服务。即便部分章节以少量篇幅涉及这一事件，也大多属于简介性质，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对于边疆服务运动中卓有成效的学生暑期服务工作，更是基本没有学者研究。本文拟对此作一初步探讨。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全面讨论边疆服务的历史，仅就运动中涉及学生暑期服务活动部分做一初步的史实重建，涉及的地域主要为川西和西康两个地区。
一、学生暑期服务团的筹设与组织概况
学生暑期服务缘于“中华基督教会学生暑期服务团”的成立。该团由边部联合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中央大学等五所大学基督徒学生团契及四川基督教青年会于1940年在成都发起成立。服务团系属一种临时组织，张伯怀、崔德润、蒋翼振等人都曾在团内担任领导工作。服务团成立之初，为慎重起见，边部特就其宗旨、服务路线等重要内容拟订了一个文件，规定服务团“以使大学生利用暑期时光从事边疆工作，籍以认识边疆情形，养成服务精神，促进后方建设，改善边民生活”为宗旨。“以川康边境为服务范围”，“以沿路过往之番化羌民戎民并汉处其问之汉民为对象”，以“各种教育方式进行服务”。此外，文件还就参加人员的待遇、旅行方式等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规定。
服务团最初的服务区域主要是川西区。为了争取“川西各县政府就地指导并请协助经费”，边部于1940年4月25日发给四川省政府一公函。函文如下：
敝部为提高川西边区文化，改进边胞生活，增加抗战力量起见，发起大学生暑期边疆服务团，定于七月初旬前赴灌汶理茂一带，举办短期学校，进行抗战，禁烟，卫生，县政等项宣传，预计团员二百余人，为期二月，约需三万元，素养贵府对于社会改进事业不遗余力，特此函送服务团筹备经过概况一份，敬请查阅，惠于指导，并请通令十六区专员公署及灌汶茂理各县政府对于服务团就地予以协助，以期事半功倍之效。再者服务团经费，将纯赖各机关赞助，而成此举，至希贵府对经费一项，予以补助，俾利进行，而惠边胞，是为至荷!
四川省政府收到函电后，即责成教育厅、民政厅办理相关事宜。教育厅和民政厅遂派员调查服务团，并就服务团的发起者、联合者、团体性质等作出报告。据此调查结果，教育厅、民政厅认为应该准予边部前往边地服务边民。
在四川省政府及教育厅、民政厅的支持下，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边部“协同成都各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关”，于1940年5月19日在华西协和大学正式成立“成都基督教学生边疆服务团”。参加者有华西协和、金陵、金陵女子、齐鲁、中央等大学及铭贤农学院、华西神学院、华西协和中学等校大中学学生84人。由金陵神学院教授蒋翼振及时任川西区主任的崔德润为正副团长，率领服务团分赴茂县、理县、汶川各县羌戎族村寨作抗战宣传、卫生运动、农业推广及社会调查等工作。该团共分九队，第一队驻威州，第二队驻萝卜寨，第三队驻茂县，第四队驻汶川，第五队驻佳山寨，第六队驻理县，第七队驻孟董沟，第八队驻日尔觉寨，第九队驻杂谷脑。每队9至12人，队员中有农、医、文、理各院系学生，分任各种工作。每队最少有女队员2人，以便开展妇女工作。服务团在边区开展了六个星期的服务工作之后返回成都。
1941年7月，边部再次举办学生暑期服务团前往川西区。此次由边部联合教育部共同举办，教育部派王文宣担任团长主持团队工作，崔德润为总干事。教育部拨款五万元，约集中央、金陵、齐鲁、华西协和、云南五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江苏医学院、国立边疆学校等校教员10人，学生47人，前赴川西黑水、杂谷脑河流域实地考察。由成都经灌县、汶川、威州、杂谷脑、马塘，绕回茂县，全程约1300余华里，历时两月。此次工作分为两组，一为服务组，一为考察组。服务组分三队，分赴佳山寨，理县及杂谷脑。考察组约20人，调查事项分文化、经济、农业、畜牧、地理、生物、医药卫生等七类，各类自成一组，设组长指挥工作，“历时二阅月足迹遍黑水杂谷河域，归制报告，都十万言”，经汇印成册，题日《川西调查记》，由教育部出版。
在头两次服务取得一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边部先后于1942年及1945年暑假联络华大、川大、金大、齐大、中大、金女大、燕大及华西神学院等大学的学生及教员又组织了两次服务团，深入川西民族地区开展服务工作。
西康区与川西区一样，也组织了学生服务团为边胞服务。该区首次派遣学生服务团的时间是1940年。当时，边部联合齐鲁大学医学院组成“暑期边疆卫生队”，由齐大医学院院长张剑涛及边疆服务部主任张伯怀领导，出发至“西康省旧宁属十几县的边荒区域，作医疗及研究调查工作”。
1944年夏，边部再次组建学生暑期服务团前往服务区开展工作。该服务团的发起，缘于西昌区内许多学生家境贫困，亟待救援。因此，西康区联合西昌各界，成立了西昌学生救济会。救济会成立后，以“西昌区内中等以上学校战区学生为对象”展开调查，并对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西昌中学等校的贫困生施行救济。1944年暑假临近之时，“该救济生及其同学等多具献身边疆之志，颇愿利用暑假，躬亲服务，而边疆情形，亦确系百端待举，惟缺人才，今为顺遂该生等之志趣， 适应社会之需要，乃由边疆服务部西康区与西昌学生救济会联合举办暑期学生服务之工作”。服务团的活动受到了理县党政及社会各界的欢迎。国民党理县党部于6月29日在县党部办公室举行了“理番各界欢迎暑期学生边疆服务团筹备会”，以县长黄莘牧为主席。筹备会除有县长参加外，理县各界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作出的一系列决议，推动了此次西昌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的顺利开展。此次服务团工作历时一月半，因9月开学在即，各服务生乃依照预定计划结束工作，整理报告，返校续学，服务团活动遂告结束。
西康区最后一次服务工作始于1945年2月，结束于同年6月，已经超越了“暑期”的时间范畴，服务区域主要集中在昭觉一带。
兹将历次学生暑期服务团的组织及活动概况列表于下：
由表可见，从1940年5月开始，到1945年6月，在6年的时间内，边部7次组织暑期学生服务团，深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事服务工作。两个服务区自然环境不仅恶劣，而且服务工作还要进入边地，更重要的是要与文化、宗教、社会生活习俗迥异于内地的边民发生联系，其间的困难可以想象。为了有效开展服务工作，1942年7月2日至5日，边部在华西协和神学院举行“团员训练班”，训练班包括研究会、进修会等内容。研究会培训的内容分为：(1)边疆问题研究——以明了当地情形；(2)工作内容研究——以充实服务材料；(3)远足及骑马之举行——以壮身体；(4)烹调食物之练习——以谋自立；(5)唱歌游戏及戏剧之研究——以利服务；(6)卫生及救护之研究——以增技能等项内容。“出发以前应有三至五天之进修会”。进修会主要目的为： (1)检讨工作方案；(2)发展团队生活；(3)促成精神动员；(4)完成团队组织等项内容。认真严格的训练，为学生暑期服务团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较为优越的主观条件。
二、学生暑期服务活动的内涵与特点
基督教学生暑期服务的对象是以彝、藏为主体的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服务内容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包括从文化教育、农业生计、医疗卫生、精神信仰等各个方面改善边民的生存条件，服务宗旨在于给边民带来“福音”。为有效服务边民，服务团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服务形式，主要包括：(1)社教：即根据寨民喜欢唱歌的特点，一面教他们唱，一面讲解歌句的意义，目的是寓提倡正当娱乐于教学中。(2)同工：服务学生为要得到寨民们的同情，“就分头恭至田问帮工，表示有苦同受。休息时，就同他们唱歌，或讲一些新闻故事。这样做不耽误他们的农工，反得提起他们做工的兴趣。”(3)上井：服务队中的女同学，趁着寨中妇女在井上洗衣的机会，也去井上洗衣，藉此与她们谈话，表示亲热。(4)家庭拜访：服务成员到寨民家中拜访，给边民讲述“外间生活常识”，以了解寨民生活状况。(5)医药卫生工作：服务成员携带有若干种药，随机分送，还与寨民讲解日常卫生常识。(6)书报阅读：服务队还带来许多图画，以扩大寨民见识。(7)宗教谈话：即采用个人布道方法，“向有接触的人，相机谈道，或借着图画、小册、唱诗，而宣传福音，希望逐渐引人归主”。
学生暑期服务团的工作细致深入，取得了较好成绩。以川西区第二次服务团的服务工作为例。据事后统计有：“l、实施社会教育，每晚约有五六十人领受。2、参加农忙工作五次，每次有七八位和他们同工，感情很好。3、井上妇女工作四次，每次有六七位上井。4、医药卫生工作初、复诊共达七十多位。5、家庭拜访，到过十五家。6、书报阅读，每天平均有十几人。”
最初的学生暑期服务主要是社会服务，虽然在一些服务点也借服务之机宣传基督教，如在川西区的第一次服务中，参加服务的学生在服务地进行“乡村布道，广言福音”，期望能“引导夷民归主”，“曾与廿位寨民接触”，开展“宗教谈话”。但总体而言，前三次服务基本上是世俗化的。在这几次学生暑期服务中，神学院的学生虽然都参与了暑期服务活动，但在很大程度上，神学服务只是处于其他服务工作的附属地位。这与边部的宗教宗旨不甚吻合。边部《宗旨》明确宣示：“本部是以宗教的精神从事服务的工作”，“以教会立场办理社会事业”。为加强宗教神学宣传，1945年，边部决定“单独组织一个神学服务团”到边地从事神学服务。“经过筛选，华西协和大学神学院的三个学生被选中。”中选学生经过仔细计划和严格训练，体认服务工作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任务即向边民宣教。协助推进神学工作的还有金陵大学的胡兴宗，中央大学的向荣林、陈康霖及燕大陶增启、中大医学院马泰等。此次服务的时间是7月中旬至8月底，地点是川西服务区，在改变边民的信仰及精神生活方面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宣传，体现了教会服务工作的本色，将其与同期教外学生的社会工作作了明显的教、俗区别。
组建“凉山抗战建设服务团”是边部在西康区开展的最重要也最有特点的一次暑期服务活动，体现了教会人士的爱国情怀。1944年夏，边部屡次接到西康区报告，谓凉山境内时有盟军飞机被迫降落，而“夷人不知救护，盟军之生还者颇遭困厄”。此时正值“抗战正烈，空运频繁”之时，边部预测“今后类似不幸事件有增无减”，于是“商得成都各大学当局之赞同与合作，发动青年学生组织凉山抗建服务团，深入凉山夷区，籍卫生教育等服务方法，普遍宣传抗战建国有关事项，并实际调查夷区情况”。
经边部同工奔走呼号，此次活动“得到了成都各大学的赞助与合作，国际团体也愿在经济与物资方面，给予最大援助”。于是边部“约请成都各大学中外热心人士组成委员会，负责筹备推动。经几度会商，决定先组织六队大学同学，由教授领导，深入宁属各县，作普遍的宣传调查与研究”。服务团自1945年2月开始，“以半年为期”，“参加工作人员，每月予以适当生活费，并供给来往旅费及地方工作费用”。其组织经费概由边部向有关机关劝募，交通工具及旅途用品由驻蓉美军协助，宣传品则由中央宣传部与美国新闻处供给。
3月下旬，张伯怀率领服务团出发，于4月中旬到达西昌。5月3日从西昌出发，分赴昭觉县属之美姑河、牛牛坝、黄茅梗等地。此次服务团的宗旨是“增强抗战力量，加强边胞国家意识”，服务时间为35天，里程超过900华里，工作地点达12个，服务对象约计1380人。服务活动“沿途深蒙各界及夷人领袖协助，均极顺利”，服务团在昭觉县境内，受到“各机关的热烈欢迎，岭邦正，岭光电及安树德土司等尤表欢迎”。增强了抗战意识及国家民族观念的边胞在后来营救盟军飞行员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并对基督教传播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认同感。一位参加服务工作的当事人说：“在倮倮中，抗战服务团的工作是唯一可能的”，“因为中国的基督教已有一个世界眼光”，“还因为中国的基督教领袖已拆散了有关基督教的藩篱，并正在将之实施到亚洲最偏僻和最 高远之处”。
三、学生暑期服务活动的社会影响与局限
日本侵华期间，国家民族危难，国府西迁，与抗战后方建设相关的边疆民族问题受到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及其他教会教育机构也不例外。基督教大学不但组建了边疆问题研究所，对边疆历史与现状进行研究，其学生也参与了边疆服务活动，将服务边胞作为信徒在抗战时期“义不容辞的使命”。对于历时近六年的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的目的与成效，刘龄九事后曾作过总结，认为服务的目的无非两方面：“一，从事各种实地服务工作，籍以开通民智，联络感情；二，切实考察边地情况，籍以认识开发边疆之重要，引起边疆服务之兴趣。”而“每次为时虽仅一月有余，但成绩颇佳。离别之时，边地民众群挥泪相送，成依依不舍。成都几个大学的同学，已有多人对边疆工作发生浓厚兴趣。将来必有思学成后，献身边疆，服务边胞，是可断言的”。刘作为当事人，难免溢美之辞，但所言并不虚妄。从服务的实际功效上考察，应该承认，服务团基本实现了自己的初衷。
在医疗卫生方面，大学生暑期服务团针对边地缺医少药的状况，无偿分发药物给当地边民，为他们治病疗伤，提高了边民对近代西医、西药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边民不讲卫生和相信巫术的陋习。教育方面，历届学生服务团都组织学生对边民进行教育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边民的文化知识。如第三届服务团在服务过程中，理县政府训练全县小学教师，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在西昌，针对边民教育落后的状况，服务团在边部所创办的小学的基础上，对边民进行知识传授，还通过举办“夏令学校”的办法，“扫除文盲”，为当地少数民族奠定了知识基础。生计方面，服务队通过实地示范，提高了边民的农牧知识和技能。通过连续六个暑假的服务工作，川西及西康服务区有六万边名受益，成绩可谓突出。
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边部同工认识到，边地社会状况的掌握与国家的边疆政策关系密切，“为使边疆情况易于明了，国家施政有所依据，社会情况之精密调查，实有必要”。服务团注重“社会调查，注意社会改革”，参加服务团的导师及团员在边地“对某一问题，作精详研究”，归后“不断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有关边疆的论文著述”，“出其所见所闻，供诸于世”，以便边部同工参考及专家研究。这些调查研究报告对于从事边疆政务者极为重要。“凡致力边务者，苟能以此为张本，循其道而拓殖焉，行将见文化之启明，鉴西进之孔道，开边勤远，赖以奠定宏基，其有俾国计民生，岂鲜也哉。”
暑期服务团是一次旨在改造西部边疆的社会实践活动，这项活动“对于大学生来说，本身也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补充教育”。参加暑期活动的学生均经过严格挑选，受到严格训练，不仅使他们在服务的知识上得到提高，而且锻炼了体魄，培养了吃苦耐劳的精神。他们“离开了都市优裕的生活，到边地去，在边胞中作短期服务，调查与研究，吃饭自己做，行路两条腿”，但“精神的饱满，好似凯旋归来的战士，特别是女团员的精神更格外令人起敬”，“此种活动证明，参与学生(对活动)的满意度与所受当地民众一样”。暑期服务活动不仅使一些大学生“深具长期在边疆服务的决心”，而且引起了很多大学生对边疆的兴趣，如“西北大学、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及东南各省之公私立大学学生中亦时有人来函表示愿到边地长期工作之意志”。边部同工感到：“此种深刻的兴趣，是边疆服务事业的基本要素。若是我们能立定稳固基础，不患无人在上面建立伟大的服务事业。”这为边疆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后备力量。
学生暑期服务的影响还远播国外。1943年，学生暑期服务得到了国际“学生救济委员会拨款资助”。“该项救济款，多数系美加两国学生课余劳力工作所助，因佩服我国学生于艰苦抗战期间之牺牲服务精神而集款寄赠。”
不过，也应该看到，边疆服务是一项艰巨的社会改造工程，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及边地民众在内的多方面的支持和配合，不是单凭教会的力量就能实现的，更不是凭借学生暑期服务活动就能解决问题的。基督教会发起边疆服务工作，与20世纪初以来社会福音取代个人福音，传教重心发生转移有关。本来社会福音是“自由派”教会的主张，与相对保守的“基要派”注重原始教义和单纯吸引信徒有着重要区别。但标榜社会福音的中国教会在学生暑期活动乃至整个边疆服务运动中，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神学宗旨的强调，将服务仅仅看作是传教的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作茧自缚，限制了服务工作社会参与的广泛度。从单纯教会的角度看，边部的宗旨也很难完全实现。由于能够从事有效服务工作的人才太少，实际参与的边部工作人员更迭频繁，服务工作的连续性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以学生为主体、利用暑假开展服务，必然使服务工作具有短期性及间歇性的特征，不利于服务边疆事业的开展。
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是抗战建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活动的最大动力在于抗战激发的热情。正如当事人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服务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抗战建国的迫力所给的赐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立场发生变化，开始将目光重新投向东部。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二中全会第十九次大会“对于边疆问题——边民的落后，边政的腐败——几乎没有谈及”。政府对待边疆事务的这种态度，直接制约了边部工作的发展，致使抗战胜利之后，边疆服务工作不但没有如教会所期望的因对日战争的胜利而呈现“汹涌澎湃的(发展)趋势，反有回潮下降的危险”。加之战后教会方面忙于“复员”工作，边疆工作逐渐从战时的中心位置滑向“边缘”。在内外两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一度呈良好发展势头的学生暑期服务团活动也就无声无息地宣告结束。
(责任编辑：许丽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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