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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颠覆了传统的城市规划理念，一经问世便引发了极大的轰动。自1961年出版以来，该书即成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著作，对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也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我想将之概括为一本丰富的“城市解剖学”。作者就像一位经验老道的医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城市病”，从功能角度将都市结构分解为大众熟知的基本元素，并通过生动有趣的案例告知“病人”，缺乏这些元素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现有的生活状态对城市“body”存在哪些危害，进而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最终“对症下药”给出针对性的见解。作者简·雅各布斯之所以能如此驾轻就熟地分析美国大城市的复杂性，得益于她早年担任过记者和《建筑论坛》的助理编辑，时常穿梭在美国大街小巷，走遍了城市每个角落。在深入了解和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她逐渐对传统城市规划观念产生怀疑，开始积极探索有关城市发展的问题，并结合当下城市问题和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法则”。
通常来说，人们对城市的印象大都是繁华热闹、交通发达、拥挤不堪……却很少思量过，我们每天行走过的人行道、街区、公园等在城市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什么使得城市的街道日益拥堵和不安全？为什么有些街区仍然贫困而有些街区却获得了新生？作者深知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让读者明白城市在真实的生活中是如何运转的。
因而本书的第一部分，围绕人行道、街区公园、城市街区的用途和现状，探讨了以下几种“城市的特性”：
1.城市公共区域的安全维护：街道、公园、人行道如同城市的“器官”，是城市中最主要的公共区域，而在某些地区却成为了“藏污纳垢”之所。据不完全统计，洛杉矶的整体犯罪率是每十万人中的2507.6人（1958年数字），远远超过圣路易（1634.5人）和休斯顿（1541.1人），以及纽约（1145.3人）和芝加哥（943.5人）。按照正常的规划思路，强奸、人身攻击等犯罪事件通常发生在人口稠密、流动人口多的地区，而彼时洛杉矶却处于郊区化的状态。由此可见，城市公共区域的不安全问题不能通过简单的“郊区化”特征，降低人口稠密度来解决，当然也不能仅靠警察的维持，还需要人们的自觉维护。作者指出，一个城市地区的基本原则是在身处陌生人之间时，人们能够拥有安全感。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必须界限分明，不能像郊区的住宅区一样混合在一起;街边的楼房必须面向街面，以保证街道的天然居住者可以时时盯着街道;人行道上必须有行人，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从楼里往外看。这种“通过人的活动吸引人”的想法，与传统城市规划者追求空荡、秩序和静谧感的理论前提大相径庭，却不禁发人深省。
2.城市公共区域的交往功能：与农村“开门迎客”的特征相比，城市居民明显倾向于私密空间的独处。即使在大街上的咖啡厅等公共区域，人们也倾向于坐在室内交谈。从侧面反映出，在现有城市生活圈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正在渐渐瓦解。作者提出，一个好的城市街区能够在“人们决议要护卫基本的隐私，而同时又希望能与周围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互相帮助这两者间获得平衡”。在纽约街头的一个糖果店里，一位热心的老板时常忙着生意以外的事情，比如为路边的小学生指路，借雨伞给一位顾客，替另一位顾客保管钥匙或手表等等。当作者问及其是否会介绍顾客相互认识时，老板表示那是不应该的。即便他是整个店面公共区域的主导者，却懂得在公共领域尊重个人的隐私。而在当下缺乏自然交往的都市生活中，“共有”的新郊区精神迫使人们面临着“要么共享要么什么也不共享。的选择，因而绝大多数居民选择了隔离状态，以防与邻居稍微接触了一下就卷入到他人的私生活中。
3城市公共区域的同化现象：在家长的传统观念中，“孩子容易学坏“不要和坏孩子一起玩”等想法根深蒂固。于是，为了满足城市家长（尤其是女性家长）的需求，许多城市规划者在住宅区附近设计了大量的公园和游乐场等休憩场所，深信孩子们到草坪上、器械中等干净清爽的环境中玩耍，才能健康地成长。在圣路易的一个幼儿园，一位纪录片制作人惊奇地发现，住在公共住宅区的孩子放学了不愿意离开学校，原因是他们一旦回到草坪等玩耍场地，就要面临被大孩子欺负的危险。而住在老街区的孩子就没有这些顾虑，因为他们可以有很多条街道可以选择，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玩耍天地。这不禁令作者生疑，城市建筑设计师和规划者们大都是男性，他们在规划住宅生活的时候，目的却是满足预先设定好的家庭主妇的需求。这让大多数的城市儿童自小便生活在母亲的管制和约束下，缺乏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奔跑的生活體验。由此可见，为了避免被坏孩子同化的危害，却把孩子限制在一个圈起来的地方，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当然，作者并没有完全否认公园的作用，而是建议城市公园不应只是一种摆设，而应丰富功能，获得更多的活力。
结合以上特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提出了全书最重要的问题：城市如何能够综合不同的用途——在设计这些用途的大部分领域一发生足够多的多样性，以支撑城市的文明？在此篇章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城市街道产生多样性的因素：城市的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味、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她指出，实现街道的多样性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个地区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个，最好是多于两个;大多数的街道必须要短，容易拐弯;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当丰富多样，包含一定比例的老建筑;人流密度必须足够高。继而逐一讨论了混合功能、小街区、老建筑及密度的必要性。
其中，雅各布斯对于老建筑的关注，可以说和中国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的出发点不谋而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保留北京古城，梁思成与城市规划工程师陈占祥提出了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至今仍掷地有声。同一时期，美国的许多城市亦面临着新老建筑交替的问题。雅各布斯认为，老建筑对于城市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它们，街道和地区发展就会失去活力。而在迈阿密海滩却是另外一个极端，建成仅十年的酒店就会因老旧而被弃之不用。当然，这离不开当地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需要以“新奇”为标准来“美化”城市吸引游客的背景。在这种标新立异的现象背后，却积蓄着许多的隐患。20世纪80年代，迈阿密成为美国最大的可卡因转运港，毒品产业给迈阿密带来了巨额的资金，使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灯红酒绿的氛围当中。随着大量金钱的涌入，迈阿密于1990年代后期充斥着暴力犯罪，直至21世纪到来才有所减弱。与之相反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临经济急剧衰落的“德国工业的心脏”——鲁尔工业区，突破传统的规划路径，大面积保留了原址的厂房和设施，并赋予它们新的功能，使得这一地区获得了再生。 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在以上四项基本条件的基础之上，继续讨论多样性的话题，并且犀利地指出影响城市多样性与活力的几个方面，包括极其成功的案例导致多样性自我毁灭的倾向;人口不稳定性阻碍多样性发展的倾向;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产生阻止或扼杀发展和变化的倾向。其中第一种“因为太成功而导致多样性毁灭”的观点，因为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所以作者做了进一步的举例说明：城市中一个拥有混合用途的地方发展得非常成功，成为一个极受欢迎的地方，将导致最盈利的一种用途会被不断重复模仿，从而引发不同用途空间之间激烈的竞争。最后，空间竞争的胜利者往往只具有盈利效益最好的小部分用途，而其他用途或因费用的压力而逐渐被淘汰。这种“利益至上”的胜利在作者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这一过程最终将导致一种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互相支持的最错综复杂、最成功的机制的毁灭。在我们的城市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街道，曾经十分兴盛，后来却日益衰败，并且还在不断重复着这个过程。除了多样性的毁灭之外，城市的单一用途还形成了城市地域间的“交界真空带”，以及某些地区的“贫民区化”。
在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非贫民区化、生发多样性、培育活跃的城市街道等问题并没有被现行（当时）的城市规划理论认同。因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不同的策略”中，作者围绕被资助的住宅、交通、城市视觉设计和分析方法等在城市规划范围之内的课题，进一步厘清了策略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和差距。首先，政府中对住宅的资助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切入点，使得廉租房成为了现实。而在这种规划背后，买不起房子的居民被贴上了“困难户’的标签，掩盖了“由于私人企业不能解决一些人的住宅”的问题。据此，作者介绍了一种新型的满足居民住宅需求的方法一房租担保法，即政府机构成立“住宅资助局”，为独栋楼或楼房的建造者或购房者做一定的资金支持，且保证其出租后有一定的盈利，并及时调查租房者的收入情况，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来维持房东和租房者间的利益平衡。
其次，在城市的交通问题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汽车和城市本应是同盟，但现在却处于“战争”状态。1956年，美国颁布了《州际高速公路法》，成為是公认的影响1950-2000年间美国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高速公路非但没有解决市区的交通拥挤问题，反而开启了不可逆转的郊区化时代。如果不能阻止车辆对城市的蚕食，那应该怎么办？雅各布斯主张，应当大幅度地促进公共交通，对车辆实行一定的“限制”策略，并且通过一些特殊的途径，影响大众对交通方式的选择，这就需要城市视觉设计的协助，让车主清晰地明白哪些道路可以行驶，哪些路段禁止通行。“车辆限行”策略如今在城市已屡见不鲜，而在作者所处的那个年代，却是一种令人兴奋不已的崭新思想。
最后，雅各布斯再次回到了“城市的问题所在”，并指出，要探讨城市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即首先要知道城市表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针对不同的问题应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思考。而最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取决于我们如何考虑这个问题，而取决于这个问题的固有本质。
孙婷，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我想将之概括为一本丰富的“城市解剖学”。作者就像一位经验老道的医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城市病”，从功能角度将都市结构分解为大众熟知的基本元素，并通过生动有趣的案例告知“病人”，缺乏这些元素会出现什么问题，以及现有的生活状态对城市“body”存在哪些危害，进而深入剖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最终“对症下药”给出针对性的见解。作者简·雅各布斯之所以能如此驾轻就熟地分析美国大城市的复杂性，得益于她早年担任过记者和《建筑论坛》的助理编辑，时常穿梭在美国大街小巷，走遍了城市每个角落。在深入了解和报道城市重建计划的过程中，她逐渐对传统城市规划观念产生怀疑，开始积极探索有关城市发展的问题，并结合当下城市问题和细致入微的观察体验，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法则”。
通常来说，人们对城市的印象大都是繁华热闹、交通发达、拥挤不堪……却很少思量过，我们每天行走过的人行道、街区、公园等在城市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什么使得城市的街道日益拥堵和不安全？为什么有些街区仍然贫困而有些街区却获得了新生？作者深知要解答这些问题，首先要让读者明白城市在真实的生活中是如何运转的。
因而本书的第一部分，围绕人行道、街区公园、城市街区的用途和现状，探讨了以下几种“城市的特性”：
1.城市公共区域的安全维护：街道、公园、人行道如同城市的“器官”，是城市中最主要的公共区域，而在某些地区却成为了“藏污纳垢”之所。据不完全统计，洛杉矶的整体犯罪率是每十万人中的2507.6人（1958年数字），远远超过圣路易（1634.5人）和休斯顿（1541.1人），以及纽约（1145.3人）和芝加哥（943.5人）。按照正常的规划思路，强奸、人身攻击等犯罪事件通常发生在人口稠密、流动人口多的地区，而彼时洛杉矶却处于郊区化的状态。由此可见，城市公共区域的不安全问题不能通过简单的“郊区化”特征，降低人口稠密度来解决，当然也不能仅靠警察的维持，还需要人们的自觉维护。作者指出，一个城市地区的基本原则是在身处陌生人之间时，人们能够拥有安全感。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必须界限分明，不能像郊区的住宅区一样混合在一起;街边的楼房必须面向街面，以保证街道的天然居住者可以时时盯着街道;人行道上必须有行人，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从楼里往外看。这种“通过人的活动吸引人”的想法，与传统城市规划者追求空荡、秩序和静谧感的理论前提大相径庭，却不禁发人深省。
2.城市公共区域的交往功能：与农村“开门迎客”的特征相比，城市居民明显倾向于私密空间的独处。即使在大街上的咖啡厅等公共区域，人们也倾向于坐在室内交谈。从侧面反映出，在现有城市生活圈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正在渐渐瓦解。作者提出，一个好的城市街区能够在“人们决议要护卫基本的隐私，而同时又希望能与周围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和互相帮助这两者间获得平衡”。在纽约街头的一个糖果店里，一位热心的老板时常忙着生意以外的事情，比如为路边的小学生指路，借雨伞给一位顾客，替另一位顾客保管钥匙或手表等等。当作者问及其是否会介绍顾客相互认识时，老板表示那是不应该的。即便他是整个店面公共区域的主导者，却懂得在公共领域尊重个人的隐私。而在当下缺乏自然交往的都市生活中，“共有”的新郊区精神迫使人们面临着“要么共享要么什么也不共享。的选择，因而绝大多数居民选择了隔离状态，以防与邻居稍微接触了一下就卷入到他人的私生活中。
3城市公共区域的同化现象：在家长的传统观念中，“孩子容易学坏“不要和坏孩子一起玩”等想法根深蒂固。于是，为了满足城市家长（尤其是女性家长）的需求，许多城市规划者在住宅区附近设计了大量的公园和游乐场等休憩场所，深信孩子们到草坪上、器械中等干净清爽的环境中玩耍，才能健康地成长。在圣路易的一个幼儿园，一位纪录片制作人惊奇地发现，住在公共住宅区的孩子放学了不愿意离开学校，原因是他们一旦回到草坪等玩耍场地，就要面临被大孩子欺负的危险。而住在老街区的孩子就没有这些顾虑，因为他们可以有很多条街道可以选择，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玩耍天地。这不禁令作者生疑，城市建筑设计师和规划者们大都是男性，他们在规划住宅生活的时候，目的却是满足预先设定好的家庭主妇的需求。这让大多数的城市儿童自小便生活在母亲的管制和约束下，缺乏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奔跑的生活體验。由此可见，为了避免被坏孩子同化的危害，却把孩子限制在一个圈起来的地方，似乎有些得不偿失。当然，作者并没有完全否认公园的作用，而是建议城市公园不应只是一种摆设，而应丰富功能，获得更多的活力。
结合以上特征，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作者提出了全书最重要的问题：城市如何能够综合不同的用途——在设计这些用途的大部分领域一发生足够多的多样性，以支撑城市的文明？在此篇章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城市街道产生多样性的因素：城市的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味、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她指出，实现街道的多样性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个地区的主要功能必须要多于一个，最好是多于两个;大多数的街道必须要短，容易拐弯;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当丰富多样，包含一定比例的老建筑;人流密度必须足够高。继而逐一讨论了混合功能、小街区、老建筑及密度的必要性。
其中，雅各布斯对于老建筑的关注，可以说和中国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的出发点不谋而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保留北京古城，梁思成与城市规划工程师陈占祥提出了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至今仍掷地有声。同一时期，美国的许多城市亦面临着新老建筑交替的问题。雅各布斯认为，老建筑对于城市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它们，街道和地区发展就会失去活力。而在迈阿密海滩却是另外一个极端，建成仅十年的酒店就会因老旧而被弃之不用。当然，这离不开当地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需要以“新奇”为标准来“美化”城市吸引游客的背景。在这种标新立异的现象背后，却积蓄着许多的隐患。20世纪80年代，迈阿密成为美国最大的可卡因转运港，毒品产业给迈阿密带来了巨额的资金，使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灯红酒绿的氛围当中。随着大量金钱的涌入，迈阿密于1990年代后期充斥着暴力犯罪，直至21世纪到来才有所减弱。与之相反的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临经济急剧衰落的“德国工业的心脏”——鲁尔工业区，突破传统的规划路径，大面积保留了原址的厂房和设施，并赋予它们新的功能，使得这一地区获得了再生。 本书的第三部分，作者在以上四项基本条件的基础之上，继续讨论多样性的话题，并且犀利地指出影响城市多样性与活力的几个方面，包括极其成功的案例导致多样性自我毁灭的倾向;人口不稳定性阻碍多样性发展的倾向;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产生阻止或扼杀发展和变化的倾向。其中第一种“因为太成功而导致多样性毁灭”的观点，因为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所以作者做了进一步的举例说明：城市中一个拥有混合用途的地方发展得非常成功，成为一个极受欢迎的地方，将导致最盈利的一种用途会被不断重复模仿，从而引发不同用途空间之间激烈的竞争。最后，空间竞争的胜利者往往只具有盈利效益最好的小部分用途，而其他用途或因费用的压力而逐渐被淘汰。这种“利益至上”的胜利在作者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这一过程最终将导致一种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互相支持的最错综复杂、最成功的机制的毁灭。在我们的城市中也有很多这样的街道，曾经十分兴盛，后来却日益衰败，并且还在不断重复着这个过程。除了多样性的毁灭之外，城市的单一用途还形成了城市地域间的“交界真空带”，以及某些地区的“贫民区化”。
在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非贫民区化、生发多样性、培育活跃的城市街道等问题并没有被现行（当时）的城市规划理论认同。因而在本书的最后—部分“不同的策略”中，作者围绕被资助的住宅、交通、城市视觉设计和分析方法等在城市规划范围之内的课题，进一步厘清了策略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和差距。首先，政府中对住宅的资助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切入点，使得廉租房成为了现实。而在这种规划背后，买不起房子的居民被贴上了“困难户’的标签，掩盖了“由于私人企业不能解决一些人的住宅”的问题。据此，作者介绍了一种新型的满足居民住宅需求的方法一房租担保法，即政府机构成立“住宅资助局”，为独栋楼或楼房的建造者或购房者做一定的资金支持，且保证其出租后有一定的盈利，并及时调查租房者的收入情况，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来维持房东和租房者间的利益平衡。
其次，在城市的交通问题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汽车和城市本应是同盟，但现在却处于“战争”状态。1956年，美国颁布了《州际高速公路法》，成為是公认的影响1950-2000年间美国城市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高速公路非但没有解决市区的交通拥挤问题，反而开启了不可逆转的郊区化时代。如果不能阻止车辆对城市的蚕食，那应该怎么办？雅各布斯主张，应当大幅度地促进公共交通，对车辆实行一定的“限制”策略，并且通过一些特殊的途径，影响大众对交通方式的选择，这就需要城市视觉设计的协助，让车主清晰地明白哪些道路可以行驶，哪些路段禁止通行。“车辆限行”策略如今在城市已屡见不鲜，而在作者所处的那个年代，却是一种令人兴奋不已的崭新思想。
最后，雅各布斯再次回到了“城市的问题所在”，并指出，要探讨城市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即首先要知道城市表现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针对不同的问题应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思考。而最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取决于我们如何考虑这个问题，而取决于这个问题的固有本质。
孙婷，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