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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许晓轩、韩子栋、张露萍、“小萝卜头”……一座号称“行辕”、“大学”的集中营，曾经关押的知名和不知名的爱国人士及共产党人超过千人，其中许多人在这里惨遭杀害。时光荏苒，但息烽集中营的英雄们留在一代一代人心目中的形象却越来越高大。
阳朗坝并没有它的名字所展示的那般阳光明朗。
参观完息烽集中营，天气骤变，下起了雷阵雨。息烽集中营革命纪念馆年轻的干部袁萍陪我们在办公室里避雨，轰隆隆的雷声不时响起。
位于贵阳市息烽县以南6公里的阳朗坝，是贵州中部一个偏僻的小镇，四周山峦叠翠、霭雾朦胧。1938年，国民党军统局将一个庞大的秘密监狱——息烽集中营设在这里。虽然黔渝公路从它面前穿过，但因山形掩蔽，路过此地的人，若非有人指点，绝不会知道里面曾是一个秘密魔窟。
1997年，息烽集中营修复后正式向游客开放，袁萍正是那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纪念馆的。10多年间，她跟随资料组搜集各种与集中营有关的资料，寻访每一位幸存者，这段隐秘的历史便渐渐走进她的心灵深处。也不知从何时起，她对阳朗坝的“雷雨”有了一种莫名的惧怕。
“他们都说这里的冤魂太多了。”袁萍说着这句话，淡淡的笑容里有一丝不安。
天字号大招牌
“很多人都被这个‘行辕’给误导了，以为这里是办公的地方。”袁萍说。
到息烽集中营参观，游客常常会对营区大门上赫然挂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的招牌疑惑不已。
1938年，日军进逼南京，国民党政府弃祖国大片河山于不顾，却惟独不肯释放坚决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那年秋末冬初，在漆黑不见五指的夜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王牌汽车队，静悄悄地开进了息烽县阳朗坝。“挤在大卡车里的囚徒们，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手铐还用铁丝穿起来，十个囚徒穿成一串。囚犯们被赶进一片民用房屋里睡下……”息烽集中营的幸存者韩子栋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初到息烽的那个夜晚：“粗大的柱子密密匝匝地立在那里。亮光只能从空隙中射进，茶油灯在轻风的吹拂下，晃晃悠悠，影影绰绰。囚徒们在似睡非睡的迷离中，常常把这些大柱子误认作监狱站秘密岗哨的看守……”
韩子栋，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他是山东阳谷县人，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輾转关押于北平、南京、武汉、益阳、息烽、重庆等地的国民党秘密监狱，时间长达14年之久。
到息烽以后，韩子栋才知道秘密监狱对外称作“行辕”，监狱的小头子不称典狱长，对外称行辕主任，对内才是新监主任：看守称“管理员”，犯人也换上了“休养人”的称呼；牢房被称为“斋”，并冠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美好字眼。
在蒋介石“息烽行辕”这块天宇号大招牌下，集中营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
据说，息烽当年是一座仅有2000多人的县城，但在1938年至1946年的8年中，却驻扎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等各类人员15DC0多人，相当于县城人口的7倍多。县城周围设立了军统局办事处、特种技术训练班、军统第二电讯总台等16个特务机构。当时息烽自县长到乡镇长，清一色的都是军统人员，一时成为军统的大本营。
但对那些被关押的囚徒们来说，这里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人间地狱
息烽集中营营区所占的地盘，原是阳朗坝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四面崇山峻岭，古树参天，路人很难看到其中的建筑。军统进入后，又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建改造，修凿了个人工湖，湖中建有凉亭，一片湖光山色。集中营的围墙之外，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力设备，但围墙之内电灯设备只限于办公处所及交通要道，牢房那边则是黑暗阴森的另一个世界。
爱国将领李济深的秘书李任夫在息烽集中营度过5年苦难的生活。若干年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将息烽称作“庄园式的大魔窟”。“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尤其是自张学良、杨虎城等几位重要政治人物先后囚禁到这里以后，警戒更为森严。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碉堡，日夜守卫。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进入这个禁区。
1941年，李任夫被解押到息烽集中营时，韩子栋已经在国民党的秘密监狱辗转关押了7年之久。李任夫经常听人指说，某某是“白头公”，后来才明白，“白头公”是指重大的政治嫌疑犯，因无确证，既不能杀，又不能放，成了不决的悬案。韩子栋就是其中之一。
息烽的囚犯只许用号码代名，不准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每个人先要过一段单独禁闭生活，才能调到大房去过集体生活。最初和韩子栋同一个牢房的，除了一位第三党人241，杨虎城的副官392(阎继明)，多半是特务纪律犯。
“特务纪律犯也是满肚皮牢骚，但是你如果把他们同政治犯一样看待，那你就要上大当的。一些囚犯没有认清这一点，糊里糊涂送掉了性命。”韩子栋回忆道。
一间长不及两丈、宽不及一丈的监房，住17个人，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而且每个监房的窗户都糊得严严的，不仅光线不足，而且空气恶浊，管理员走近门口，多用手巾蒙起鼻子。
囚犯们的伙食也是非常差。韩子栋说，他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吃的是霉米饭、菜叶汤，在南京吃的是砂子、石头、谷子、稗子“四宝饭”，到了息烽就成了“八宝饭”了。不断有年青少壮的囚犯被肠胃病、痢疾夺去性命。
“说他们是在人间，人间没有他们，说他们是在阴曹地府，阎王爷也断然否认!这是一个人间绝无，阴曹也没有的‘秘密世界’。”韩子栋回忆道。
“升学”与“留学”
每年4月1日前夕，都是息烽囚徒们最恐怖的日子。
“四一”是军统前身特务处成立的时间，戴笠会一面释放一批可以释放的人，一面处决一些认为该杀的人，作为庆祝这个日子的行动。韩子栋说，“每次戴笠将来未到时，内外警卫加严，整个监牢如临大敌，犯人连窗外都不准张望。”
往往戴笠一到，即有不经审讯立即处死的人。这种紧张情绪，一直要到戴笠离去以后，才慢慢平静下来。
不过，与死亡相比，囚徒们“活受罪”的日子更不好过。
息烽集中营的另一个名字叫“猫洞集中营”，是因为集中营的审讯室和行刑处都设在一个被称为“猫洞”的天然溶洞里。这个溶洞有百米深，相传曾有老虎出没，当地人把老虎称为大猫，便将溶洞称为“猫洞”。
据说在洞内用刑，无论发出怎样撕心裂肺的喊叫，洞外是一点也听不见的。所以第二任主任周养浩上任后，就把猫洞取名为“妙洞”。
在“猫洞”里被折磨至死的犯人，常被随即掩埋在洞底。解放后，人民政府挖开被国民党特务封死的猫洞，发现了无数烈士的遗骨。至今人们无法统计，在这个 溶洞里，有多少革命先烈被杀害。
息烽集中营在军统内部被称为“大学”，而重庆的白公馆监狱和望龙门看守所则被称为“中学”和“小学”。凡被送到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军统内称之为“升学”。凡是升到这里的囚犯，都作了随时“留学”的思想准备。“留学”，是被处死的代名词。
集中营里杀人通常都是夜里执行，因此，每个人一到夜里，就提心吊胆怕被提审。在被提审人未回来之前，同室难友都在紧张的心情下等待着。如果久无消息，心惊胆颤之余，就只有悲愤交集、凄然无语了。
军统的刽子手，不只以杀人为职业，而且以杀人为娱乐。“他们对于死刑的执行，事前绝对秘密，事后则随便谈论，如何杀法，也说得有声有色。我从他们那里听到，杀人方法经常采用的是三种：即枪决、棒杀、活埋，而以枪决者为多。枪决又有‘快板’与‘慢板’之别……”李任夫写道。
在首任主任何子桢管理时期，犯人放风时被驱赶进大木笼里面。久不见阳光的囚犯，经不住风吹日晒，常有晕死过去的，但死者仍然是站立着，因为木笼里面人挨人，人挤人，每个犯人只有立锥之地。
何子桢的百般酷刑把息烽集中营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活人墓。在国民党秘密监狱的14年，韩子栋从来没听说过哪個共产党员被判决过。“息烽监狱没有放过一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囚徒，没有，一个也没有!这是个死牢!”
如今，在息烽集中营旧址，仍能看到当年的刑讯室——“猫洞”，放风时的木笼，和围绕四周的“铜墙铁壁”。“天堂地狱，惟人自择”；“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墙上的感化标语，仍静静地诉说着那段血腥的历史。
不屈的抗争
由于政治犯的反抗，狱内风波迭起。戴笠惟恐影响军统名声，难以收场，遂于1941年将何子桢免职，改由“面善”的周养浩接替息烽集中营主任一职。
周养浩一上任，就打出“改革狱政，建设新监”的旗号，并提出“监狱学校化”、“监狱劳动化”的口号，一反何子桢的高压残暴之道，摆出一副“开明管理”的面貌。
于是，“修养人”每天可“散步”1小时，后来又改为上、下午各1小时，最后白天斋房门也不关了，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房间的窗户尽量多开，伙食虽始终未搞好，但比何子桢时强多了。
“实行‘新政’以来，我整日晒太阳，已经晒得成了‘黑人’，我的风湿病、皮肤病都因为经常实行日光浴的关系，渐渐痊愈。”这是韩子栋健康恢复的开始。
周养浩还将全监的犯人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集中营建了十几个生产单位：印刷所、缝纫部、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草鞋部、洗衣部……同时还直辖汽车运输队和消费合作社。没多久，息烽主任就成了军统内部人所共羡的肥缺了。
据李任夫回忆，集中营规模一再扩张，“有可容几千人的大礼堂，以及大小教室、大操场、球场、合作社、菜圃等，五花八门。监牢部分经常可住几千人之多，但仍时有人满之患，又屡加扩建。”
1941年，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张露萍等政治犯从重庆押解到息烽。罗世文被捕前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抗战时期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新华社分社社长。他和韩子栋关在一个牢房。
罗世文的到来，成为韩子栋狱中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对韩子栋讲了抗战爆发后，全国青年向延安去的热烈情形、红军的现况等等。几天的谈话，点燃了韩子栋的希望，他开始以一种新的心情来对待狱中生活。
在罗世文的领导下，监狱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罗世文任支书，车耀先和韩子栋任支委。车耀先还争取了被特务抓来做杂役的贫苦农民杨文富替他们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开展统一斗争。不久，宋绮云、许晓轩、张露萍等政治犯也加入了狱中支部。
针对周养浩宣布的“狱政革新”计划，狱中秘密支部进行了研究，决定将计就计，把敌人的“狱政革新”变成迷惑敌人、团结朋友、了解情况、改善处境、锻炼身体、开展斗争的机会，动员大家去参加各种活动。
站在监狱长(主任)的位置看，周养浩觉得政治犯并不比贪污、小偷、开小差的小特务更使他担心，因为思想犯都是有知识的，能衡量利害的，不会因一时感情冲动胡闹乱干。这也是他一再声明同志(特务纪律犯)、非同志一样待遇、不分彼此的原因。
“我们这批政治犯，在不损害我们思想信仰的原则下，获得了足够的空气，充分的阳光、运动、工作，使很多人的身体渐渐好起来。”韩子栋回忆道，“我们也得到了公开的或秘密的看报纸杂志的机会。最幸运的还是布置好了通信的方法。”
253号妈妈张露萍
1945年的春天来了，全世界都感受到这个春天带来的曙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中国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也同样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他们清楚地知道，抗战胜利绝不等于他们个人厄运的结束。
果然，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派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到息烽集中营。戴笠向周养浩传达了“蒋委员谕示”赶在战争结束之前，对集中营全部犯人进行一次清理。
1945年7月的一天，张露萍刚过24岁生日，就和张蔚林、王锡珍、冯传庆、陈国柱、杨洗、赵力耕等6人一起被押出集中营。特务告诉他们去重庆，但车至离阳朗坝数里的快活岭，他们全部遭秘密屠杀。
张露萍是1939年接受南方军事组派谴，打入国民党军统局里电讯总台的地下党员。她在电讯总台组织了军统局内的7人特别支部，为中共获取了军统局电讯总台人员的全部名单、军统局各处电台的呼号与波长等大量机密情报，像一把戳入国民党心脏的尖刀，搅得国民党上下惶惶不可终日。1941年，张露萍等7人全部落入戴笠的魔爪之中。
半个世纪后，一位作家在成都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职工宿舍采访了息烽集中营最年轻的幸存者孙达孟。在集中营跟“253号妈妈”张露萍一起度过的4年铁窗生涯，让已年过花甲的孙达孟铭记了一辈子。
孙达孟出生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里。随父母到息烽集中营时，她刚刚过了一岁，呀呀的叫声，灿烂的笑容，让牢房里一下子充满生机和欢乐，难友们欣喜地叫她“监狱之花”。
刚到息烽时，孙达孟的身子比只猫大不了多少，哭起来几乎听不见声。妈妈告诉她，是露萍阿姨花钱请看守买了只鸡炖汤给孙达孟补身子。贵州太阳稀罕，只要太阳出来，露萍阿姨就将孙达孟抱到院子里。不到半年，孙达孟就长结实了，脸上有了血色，能独立行走，能大声哭，也能高声笑了。
“妈妈还告诉我，我说话也晚，一岁多了还只会呀呀地叫，像个小哑巴。忽然有一天，我跟着小萝卜头清清楚楚地喊了声‘253号妈妈’，露萍阿姨惊喜地看着我，然后就把我高高地举起来，在牢房里一面转圈子一面欢呼：‘我有女儿啦，监狱之花就是我的乖女儿!’”
3岁后，孙达孟就有清晰记忆了。她 记得息烽集中营的冬天特别难熬，露萍阿姨用被子把她和小萝卜头围起来，讲故事给她们听。张露萍牺牲时，孙达孟已经5岁，她曾经无数次哭着喊着：我要253号妈妈!我要253号妈妈!
逃出魔窟
解放战争开始了，国民党在广西败退，又准备放弃贵阳。戴笠路过息烽，命令集中营急速搬家。
1946年夏，被关在息烽集中营的数十名重要政治犯，被转移到重庆“渣滓洞”。不久，罗世文、车耀先被秘密杀害。韩子栋和宋绮云、许晓轩等人又被转押至白公馆。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被秘密杀害，形势越来越严峻。狱中地下党支部根据情况认为，集体越狱很难，于是做出“逃出一个是一个”的决定。
為迷惑敌人，韩子栋借一次刑场“陪斩”受到惊吓装成了疯子，从此神情呆滞，蓬头垢面，无论刮风下雨，总在白公馆放风坝里小跑。特务看守叫他“疯老头”，对他也比较放心，常常让他随看守所的采买当挑夫，去磁器口镇上买菜。
1947年入夏，狱中党组织研究决定，让最有条件的“疯老头”韩子栋先行出逃。“小萝卜头”的妈妈知道后，用旧布给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白布口袋，叫“小萝卜头”送给韩子栋。看到针线缝里有血迹，韩子栋的眼泪唰地流下来。
韩子栋是在息烽集中营认识“小萝卜头”一家的。“小萝卜头”是宋绮云的儿子，学名宋振中，因头大身细，像在砂砾乱石中生长的小萝卜头，因此得了这个外号。他和父母一起被捕时，还是个婴儿。
宋绮云一家被杀害时，“小萝卜头”只有9岁，他短暂的一生都是在监狱中度过，不知道监狱以外的天地。在息烽集中营，他们一家是被分开关押着的，“小萝卜头”和妈妈被关在山坡上“义斋”女牢。
“小萝卜头”到了上学的年龄，几经斗争，监狱同意在男监里找人教他。“小萝卜头”的第一个老师是罗世文，罗世文牺牲后，他又跟着黄显声学习。他趁上课的机会，在监狱里传递了不少信息。
1947年初秋的一天，韩子栋抓住机会，趁外出采购时逃跑了。靠着天天在白公馆跑步的锻炼，他日夜兼程，经过45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解放区。当他终于找到党组织时，竟激动得语无伦次。
逃出魔窟后，韩子栋多次深情地谈到了“小萝卜头”这位在狱中传递情报的“老战友”。“他年龄小，这不假，但他在监狱里关了8年。更主要的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惟一的。”
阳朗坝的忠魂曲
“我们请他们(幸存者)来，他们都不来。”袁萍对记者说。
对幸存者来说，息烽集中营是一段无法抹去的阴影。苦难的战友、凶恶的敌人、残酷的刑罚……几十年来，噩梦始终萦绕着他们。
“当我想到最痛苦、最悲惨的地方，有好几次不能不放下笔，跑到河边上，默默地看那流水，一阵突然的愤怒，想把那河抓起来摔到天的那边去!”韩子栋这样写道。
韩子栋的女儿韩秀融记得，爸爸对炒菜的声音和弄钥匙的响声特别敏感和厌恨。听到菜放到热油锅里发出的吱吱声响，爸爸的头发、汗毛都会竖起来。这种声音使他回想起当年敌人对他用刑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饭也吃不下去。“有一次，爸爸非常生气地把一串钥匙从弟弟手里夺去，因为弟弟玩钥匙的叮当响声，让他想起监狱看守开牢门拉他或别的难友去审问、受刑甚至枪杀的情形。这使他很难受，往往要过好几天才会不想。”
1958年，韩子栋调到贵阳工作期间，重访了息烽集中营旧址，去“猫洞”凭吊自己死难的战友们。
当年的秘密监狱早已面目全非，军统修建的牢房早已了无痕迹，只剩下一片破旧的民居。“谁会知道，这些破烂的土屋，竟是一个时代真正面貌的历史见证?”韩子栋说。
据说，当年蒋介石选择息烽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就是为了在这里“熄灭革命烽火”。但是，他的意图不仅没有实现，反而被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改写成一段可歌可泣的抗争史。
如今的息烽集中营革命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贵州红色旅游线路上的经典景区。一次次扩建之后，广场上矗立的群雕《忠魂曲》渐渐显得有些矮小了。不过，在袁萍的心里，这些距今并不久远的人物形象，却越来越高大。
阳朗坝并没有它的名字所展示的那般阳光明朗。
参观完息烽集中营，天气骤变，下起了雷阵雨。息烽集中营革命纪念馆年轻的干部袁萍陪我们在办公室里避雨，轰隆隆的雷声不时响起。
位于贵阳市息烽县以南6公里的阳朗坝，是贵州中部一个偏僻的小镇，四周山峦叠翠、霭雾朦胧。1938年，国民党军统局将一个庞大的秘密监狱——息烽集中营设在这里。虽然黔渝公路从它面前穿过，但因山形掩蔽，路过此地的人，若非有人指点，绝不会知道里面曾是一个秘密魔窟。
1997年，息烽集中营修复后正式向游客开放，袁萍正是那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纪念馆的。10多年间，她跟随资料组搜集各种与集中营有关的资料，寻访每一位幸存者，这段隐秘的历史便渐渐走进她的心灵深处。也不知从何时起，她对阳朗坝的“雷雨”有了一种莫名的惧怕。
“他们都说这里的冤魂太多了。”袁萍说着这句话，淡淡的笑容里有一丝不安。
天字号大招牌
“很多人都被这个‘行辕’给误导了，以为这里是办公的地方。”袁萍说。
到息烽集中营参观，游客常常会对营区大门上赫然挂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的招牌疑惑不已。
1938年，日军进逼南京，国民党政府弃祖国大片河山于不顾，却惟独不肯释放坚决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
那年秋末冬初，在漆黑不见五指的夜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王牌汽车队，静悄悄地开进了息烽县阳朗坝。“挤在大卡车里的囚徒们，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手铐还用铁丝穿起来，十个囚徒穿成一串。囚犯们被赶进一片民用房屋里睡下……”息烽集中营的幸存者韩子栋在回忆录中记下了初到息烽的那个夜晚：“粗大的柱子密密匝匝地立在那里。亮光只能从空隙中射进，茶油灯在轻风的吹拂下，晃晃悠悠，影影绰绰。囚徒们在似睡非睡的迷离中，常常把这些大柱子误认作监狱站秘密岗哨的看守……”
韩子栋，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他是山东阳谷县人，1933年入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輾转关押于北平、南京、武汉、益阳、息烽、重庆等地的国民党秘密监狱，时间长达14年之久。
到息烽以后，韩子栋才知道秘密监狱对外称作“行辕”，监狱的小头子不称典狱长，对外称行辕主任，对内才是新监主任：看守称“管理员”，犯人也换上了“休养人”的称呼；牢房被称为“斋”，并冠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美好字眼。
在蒋介石“息烽行辕”这块天宇号大招牌下，集中营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
据说，息烽当年是一座仅有2000多人的县城，但在1938年至1946年的8年中，却驻扎了国民党军统特务机关等各类人员15DC0多人，相当于县城人口的7倍多。县城周围设立了军统局办事处、特种技术训练班、军统第二电讯总台等16个特务机构。当时息烽自县长到乡镇长，清一色的都是军统人员，一时成为军统的大本营。
但对那些被关押的囚徒们来说，这里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人间地狱
息烽集中营营区所占的地盘，原是阳朗坝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四面崇山峻岭，古树参天，路人很难看到其中的建筑。军统进入后，又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建改造，修凿了个人工湖，湖中建有凉亭，一片湖光山色。集中营的围墙之外，架设着密密的铁丝网，安装了电力设备，但围墙之内电灯设备只限于办公处所及交通要道，牢房那边则是黑暗阴森的另一个世界。
爱国将领李济深的秘书李任夫在息烽集中营度过5年苦难的生活。若干年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他将息烽称作“庄园式的大魔窟”。“初来者倘无向导，即在白天，也可能迷失方向。一到晚间，即在内部行动，也有一般的与特别的口令，对答不来，有遭枪杀的危险。”
尤其是自张学良、杨虎城等几位重要政治人物先后囚禁到这里以后，警戒更为森严。营外每一个山头都建有碉堡，日夜守卫。一般老百姓也心中有数，决不敢冒昧进入这个禁区。
1941年，李任夫被解押到息烽集中营时，韩子栋已经在国民党的秘密监狱辗转关押了7年之久。李任夫经常听人指说，某某是“白头公”，后来才明白，“白头公”是指重大的政治嫌疑犯，因无确证，既不能杀，又不能放，成了不决的悬案。韩子栋就是其中之一。
息烽的囚犯只许用号码代名，不准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每个人先要过一段单独禁闭生活，才能调到大房去过集体生活。最初和韩子栋同一个牢房的，除了一位第三党人241，杨虎城的副官392(阎继明)，多半是特务纪律犯。
“特务纪律犯也是满肚皮牢骚，但是你如果把他们同政治犯一样看待，那你就要上大当的。一些囚犯没有认清这一点，糊里糊涂送掉了性命。”韩子栋回忆道。
一间长不及两丈、宽不及一丈的监房，住17个人，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都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而且每个监房的窗户都糊得严严的，不仅光线不足，而且空气恶浊，管理员走近门口，多用手巾蒙起鼻子。
囚犯们的伙食也是非常差。韩子栋说，他在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吃的是霉米饭、菜叶汤，在南京吃的是砂子、石头、谷子、稗子“四宝饭”，到了息烽就成了“八宝饭”了。不断有年青少壮的囚犯被肠胃病、痢疾夺去性命。
“说他们是在人间，人间没有他们，说他们是在阴曹地府，阎王爷也断然否认!这是一个人间绝无，阴曹也没有的‘秘密世界’。”韩子栋回忆道。
“升学”与“留学”
每年4月1日前夕，都是息烽囚徒们最恐怖的日子。
“四一”是军统前身特务处成立的时间，戴笠会一面释放一批可以释放的人，一面处决一些认为该杀的人，作为庆祝这个日子的行动。韩子栋说，“每次戴笠将来未到时，内外警卫加严，整个监牢如临大敌，犯人连窗外都不准张望。”
往往戴笠一到，即有不经审讯立即处死的人。这种紧张情绪，一直要到戴笠离去以后，才慢慢平静下来。
不过，与死亡相比，囚徒们“活受罪”的日子更不好过。
息烽集中营的另一个名字叫“猫洞集中营”，是因为集中营的审讯室和行刑处都设在一个被称为“猫洞”的天然溶洞里。这个溶洞有百米深，相传曾有老虎出没，当地人把老虎称为大猫，便将溶洞称为“猫洞”。
据说在洞内用刑，无论发出怎样撕心裂肺的喊叫，洞外是一点也听不见的。所以第二任主任周养浩上任后，就把猫洞取名为“妙洞”。
在“猫洞”里被折磨至死的犯人，常被随即掩埋在洞底。解放后，人民政府挖开被国民党特务封死的猫洞，发现了无数烈士的遗骨。至今人们无法统计，在这个 溶洞里，有多少革命先烈被杀害。
息烽集中营在军统内部被称为“大学”，而重庆的白公馆监狱和望龙门看守所则被称为“中学”和“小学”。凡被送到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军统内称之为“升学”。凡是升到这里的囚犯，都作了随时“留学”的思想准备。“留学”，是被处死的代名词。
集中营里杀人通常都是夜里执行，因此，每个人一到夜里，就提心吊胆怕被提审。在被提审人未回来之前，同室难友都在紧张的心情下等待着。如果久无消息，心惊胆颤之余，就只有悲愤交集、凄然无语了。
军统的刽子手，不只以杀人为职业，而且以杀人为娱乐。“他们对于死刑的执行，事前绝对秘密，事后则随便谈论，如何杀法，也说得有声有色。我从他们那里听到，杀人方法经常采用的是三种：即枪决、棒杀、活埋，而以枪决者为多。枪决又有‘快板’与‘慢板’之别……”李任夫写道。
在首任主任何子桢管理时期，犯人放风时被驱赶进大木笼里面。久不见阳光的囚犯，经不住风吹日晒，常有晕死过去的，但死者仍然是站立着，因为木笼里面人挨人，人挤人，每个犯人只有立锥之地。
何子桢的百般酷刑把息烽集中营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活人墓。在国民党秘密监狱的14年，韩子栋从来没听说过哪個共产党员被判决过。“息烽监狱没有放过一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囚徒，没有，一个也没有!这是个死牢!”
如今，在息烽集中营旧址，仍能看到当年的刑讯室——“猫洞”，放风时的木笼，和围绕四周的“铜墙铁壁”。“天堂地狱，惟人自择”；“迷津无边，回头是岸”……墙上的感化标语，仍静静地诉说着那段血腥的历史。
不屈的抗争
由于政治犯的反抗，狱内风波迭起。戴笠惟恐影响军统名声，难以收场，遂于1941年将何子桢免职，改由“面善”的周养浩接替息烽集中营主任一职。
周养浩一上任，就打出“改革狱政，建设新监”的旗号，并提出“监狱学校化”、“监狱劳动化”的口号，一反何子桢的高压残暴之道，摆出一副“开明管理”的面貌。
于是，“修养人”每天可“散步”1小时，后来又改为上、下午各1小时，最后白天斋房门也不关了，可以在院子里自由活动。房间的窗户尽量多开，伙食虽始终未搞好，但比何子桢时强多了。
“实行‘新政’以来，我整日晒太阳，已经晒得成了‘黑人’，我的风湿病、皮肤病都因为经常实行日光浴的关系，渐渐痊愈。”这是韩子栋健康恢复的开始。
周养浩还将全监的犯人组织起来，参加生产劳动。集中营建了十几个生产单位：印刷所、缝纫部、雕刻部、木工部、泥工部、草鞋部、洗衣部……同时还直辖汽车运输队和消费合作社。没多久，息烽主任就成了军统内部人所共羡的肥缺了。
据李任夫回忆，集中营规模一再扩张，“有可容几千人的大礼堂，以及大小教室、大操场、球场、合作社、菜圃等，五花八门。监牢部分经常可住几千人之多，但仍时有人满之患，又屡加扩建。”
1941年，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张露萍等政治犯从重庆押解到息烽。罗世文被捕前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抗战时期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新华社分社社长。他和韩子栋关在一个牢房。
罗世文的到来，成为韩子栋狱中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他对韩子栋讲了抗战爆发后，全国青年向延安去的热烈情形、红军的现况等等。几天的谈话，点燃了韩子栋的希望，他开始以一种新的心情来对待狱中生活。
在罗世文的领导下，监狱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罗世文任支书，车耀先和韩子栋任支委。车耀先还争取了被特务抓来做杂役的贫苦农民杨文富替他们在牢房之间传递信息，开展统一斗争。不久，宋绮云、许晓轩、张露萍等政治犯也加入了狱中支部。
针对周养浩宣布的“狱政革新”计划，狱中秘密支部进行了研究，决定将计就计，把敌人的“狱政革新”变成迷惑敌人、团结朋友、了解情况、改善处境、锻炼身体、开展斗争的机会，动员大家去参加各种活动。
站在监狱长(主任)的位置看，周养浩觉得政治犯并不比贪污、小偷、开小差的小特务更使他担心，因为思想犯都是有知识的，能衡量利害的，不会因一时感情冲动胡闹乱干。这也是他一再声明同志(特务纪律犯)、非同志一样待遇、不分彼此的原因。
“我们这批政治犯，在不损害我们思想信仰的原则下，获得了足够的空气，充分的阳光、运动、工作，使很多人的身体渐渐好起来。”韩子栋回忆道，“我们也得到了公开的或秘密的看报纸杂志的机会。最幸运的还是布置好了通信的方法。”
253号妈妈张露萍
1945年的春天来了，全世界都感受到这个春天带来的曙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中国历时8年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息烽集中营的政治犯也同样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他们清楚地知道，抗战胜利绝不等于他们个人厄运的结束。
果然，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派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到息烽集中营。戴笠向周养浩传达了“蒋委员谕示”赶在战争结束之前，对集中营全部犯人进行一次清理。
1945年7月的一天，张露萍刚过24岁生日，就和张蔚林、王锡珍、冯传庆、陈国柱、杨洗、赵力耕等6人一起被押出集中营。特务告诉他们去重庆，但车至离阳朗坝数里的快活岭，他们全部遭秘密屠杀。
张露萍是1939年接受南方军事组派谴，打入国民党军统局里电讯总台的地下党员。她在电讯总台组织了军统局内的7人特别支部，为中共获取了军统局电讯总台人员的全部名单、军统局各处电台的呼号与波长等大量机密情报，像一把戳入国民党心脏的尖刀，搅得国民党上下惶惶不可终日。1941年，张露萍等7人全部落入戴笠的魔爪之中。
半个世纪后，一位作家在成都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职工宿舍采访了息烽集中营最年轻的幸存者孙达孟。在集中营跟“253号妈妈”张露萍一起度过的4年铁窗生涯，让已年过花甲的孙达孟铭记了一辈子。
孙达孟出生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里。随父母到息烽集中营时，她刚刚过了一岁，呀呀的叫声，灿烂的笑容，让牢房里一下子充满生机和欢乐，难友们欣喜地叫她“监狱之花”。
刚到息烽时，孙达孟的身子比只猫大不了多少，哭起来几乎听不见声。妈妈告诉她，是露萍阿姨花钱请看守买了只鸡炖汤给孙达孟补身子。贵州太阳稀罕，只要太阳出来，露萍阿姨就将孙达孟抱到院子里。不到半年，孙达孟就长结实了，脸上有了血色，能独立行走，能大声哭，也能高声笑了。
“妈妈还告诉我，我说话也晚，一岁多了还只会呀呀地叫，像个小哑巴。忽然有一天，我跟着小萝卜头清清楚楚地喊了声‘253号妈妈’，露萍阿姨惊喜地看着我，然后就把我高高地举起来，在牢房里一面转圈子一面欢呼：‘我有女儿啦，监狱之花就是我的乖女儿!’”
3岁后，孙达孟就有清晰记忆了。她 记得息烽集中营的冬天特别难熬，露萍阿姨用被子把她和小萝卜头围起来，讲故事给她们听。张露萍牺牲时，孙达孟已经5岁，她曾经无数次哭着喊着：我要253号妈妈!我要253号妈妈!
逃出魔窟
解放战争开始了，国民党在广西败退，又准备放弃贵阳。戴笠路过息烽，命令集中营急速搬家。
1946年夏，被关在息烽集中营的数十名重要政治犯，被转移到重庆“渣滓洞”。不久，罗世文、车耀先被秘密杀害。韩子栋和宋绮云、许晓轩等人又被转押至白公馆。
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革命志士被秘密杀害，形势越来越严峻。狱中地下党支部根据情况认为，集体越狱很难，于是做出“逃出一个是一个”的决定。
為迷惑敌人，韩子栋借一次刑场“陪斩”受到惊吓装成了疯子，从此神情呆滞，蓬头垢面，无论刮风下雨，总在白公馆放风坝里小跑。特务看守叫他“疯老头”，对他也比较放心，常常让他随看守所的采买当挑夫，去磁器口镇上买菜。
1947年入夏，狱中党组织研究决定，让最有条件的“疯老头”韩子栋先行出逃。“小萝卜头”的妈妈知道后，用旧布给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白布口袋，叫“小萝卜头”送给韩子栋。看到针线缝里有血迹，韩子栋的眼泪唰地流下来。
韩子栋是在息烽集中营认识“小萝卜头”一家的。“小萝卜头”是宋绮云的儿子，学名宋振中，因头大身细，像在砂砾乱石中生长的小萝卜头，因此得了这个外号。他和父母一起被捕时，还是个婴儿。
宋绮云一家被杀害时，“小萝卜头”只有9岁，他短暂的一生都是在监狱中度过，不知道监狱以外的天地。在息烽集中营，他们一家是被分开关押着的，“小萝卜头”和妈妈被关在山坡上“义斋”女牢。
“小萝卜头”到了上学的年龄，几经斗争，监狱同意在男监里找人教他。“小萝卜头”的第一个老师是罗世文，罗世文牺牲后，他又跟着黄显声学习。他趁上课的机会，在监狱里传递了不少信息。
1947年初秋的一天，韩子栋抓住机会，趁外出采购时逃跑了。靠着天天在白公馆跑步的锻炼，他日夜兼程，经过45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解放区。当他终于找到党组织时，竟激动得语无伦次。
逃出魔窟后，韩子栋多次深情地谈到了“小萝卜头”这位在狱中传递情报的“老战友”。“他年龄小，这不假，但他在监狱里关了8年。更主要的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在监狱里所做的工作也是其他人无法代替的。他的事迹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惟一的。”
阳朗坝的忠魂曲
“我们请他们(幸存者)来，他们都不来。”袁萍对记者说。
对幸存者来说，息烽集中营是一段无法抹去的阴影。苦难的战友、凶恶的敌人、残酷的刑罚……几十年来，噩梦始终萦绕着他们。
“当我想到最痛苦、最悲惨的地方，有好几次不能不放下笔，跑到河边上，默默地看那流水，一阵突然的愤怒，想把那河抓起来摔到天的那边去!”韩子栋这样写道。
韩子栋的女儿韩秀融记得，爸爸对炒菜的声音和弄钥匙的响声特别敏感和厌恨。听到菜放到热油锅里发出的吱吱声响，爸爸的头发、汗毛都会竖起来。这种声音使他回想起当年敌人对他用刑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饭也吃不下去。“有一次，爸爸非常生气地把一串钥匙从弟弟手里夺去，因为弟弟玩钥匙的叮当响声，让他想起监狱看守开牢门拉他或别的难友去审问、受刑甚至枪杀的情形。这使他很难受，往往要过好几天才会不想。”
1958年，韩子栋调到贵阳工作期间，重访了息烽集中营旧址，去“猫洞”凭吊自己死难的战友们。
当年的秘密监狱早已面目全非，军统修建的牢房早已了无痕迹，只剩下一片破旧的民居。“谁会知道，这些破烂的土屋，竟是一个时代真正面貌的历史见证?”韩子栋说。
据说，当年蒋介石选择息烽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就是为了在这里“熄灭革命烽火”。但是，他的意图不仅没有实现，反而被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改写成一段可歌可泣的抗争史。
如今的息烽集中营革命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贵州红色旅游线路上的经典景区。一次次扩建之后，广场上矗立的群雕《忠魂曲》渐渐显得有些矮小了。不过，在袁萍的心里，这些距今并不久远的人物形象，却越来越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