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吴起镇。虽说当时红军的目标是北上抗日，可初到陕北连生存下去都困难，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只有1000多块大洋的家底。从哪里去找钱？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几天前见过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就写了个2500元的借条给徐海东。第二天，红十五军团供给部就从自己7000块大洋的家底中拿出5000块，派人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并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
　　为了渡过难关，1936年3月，毛泽东又想到了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宋庆龄胞弟）借一笔钱。然而，此时的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宋庆龄只好将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莫利爱路寓所典押出去，这才凑够了5万美元寄给中共中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应中共的要求，1937年1月，蒋介石指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后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50万送抵西安，经杨虎城交送给周恩来。
　　是年8月，国共合作抗战后，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1937年度月领经费30万元（法币，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块银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后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新四军方面，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自1938年6月份以后，每月增至11万元。1939年开始，每月另发临战费2.2万元。此外，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时国民政府还分别拨发了20万元和1万元的开拔费。
　　但是，后来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队伍的迅速扩大，再加上物价飞涨，经费越来越不够用了。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国共两军待遇相差很多。当时，国民党军队师长每月一般发800元，连长发100多元，而八路军师长每月只发5元、连长发3元，即便这样低的薪饷标准也常常不能按时发放。
　　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新四军的军费，则是1941年1月以后停发的，因为这个月新四军领完最后一笔军饷和物资后，就爆发了皖南事变。此后，中共所属部队的经费、给养都靠自己解决。
　　全面抗战爆发后，除去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无偿经费援助总计221万多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和没有兑现的40万美元，中共中央总共收到180多万美元。
　　1937年，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的胜利，为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内各阶层及一些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捐助。据陕甘宁边区的统计，仅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5个月时间里，海外及后方捐款共达法币130多万元。
　　当时，各部队（包括一些敌后抗日武工队、县大队、区小队）的经费不但要自己解决，有条件的还要上缴支援中央。另据八路军供给部的统计，1937年至1941年，各部隊上缴的捐款有账可查的共为892.4万元。
　　说起地方对党中央的经费支持，山东的胶东特委贡献很大。招远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可惜七七事变后沦陷于日军之手。为了虎口夺金，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常设机构——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矿工们有时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时干脆在矿井下将金矿石砸碎带出来，甚至出现“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中共在北边挖洞”的状况。
　　中共胶东特委还通过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军的运矿车、运金车，同时，秘运矿石到中共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招远人民为中共领导的抗战贡献黄金多达数十万两。
　　接受援助之外，1940年春，任弼时经调查后，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延安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生产运动开展3年后，边区财政开支的64%实现自给。与此同时，中央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统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
　　到1945年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力量达到91万人，不脱产民兵20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到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余万。
　　（转摘自《作家文摘》2017.7.11南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