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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吴起镇。虽说当时红军的目标是北上抗日,可初到陕北连生存下去都困难,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只有1000多块大洋的家底。从哪里去找钱?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几天前见过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就写了个2500元的借条给徐海东。第二天,红十五军团供给部就从自己7000块大洋的家底中拿出5000块,派人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并抽出许多重要物资和大量驳壳枪送去。
为了渡过难关,1936年3月,毛泽东又想到了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宋庆龄胞弟)借一笔钱。然而,此时的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宋庆龄只好将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莫利爱路寓所典押出去,这才凑够了5万美元寄给中共中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应中共的要求,1937年1月,蒋介石指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后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50万送抵西安,经杨虎城交送给周恩来。
是年8月,国共合作抗战后,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1937年度月领经费30万元(法币,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块银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后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新四军方面,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自1938年6月份以后,每月增至11万元。1939年开始,每月另发临战费2.2万元。此外,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时国民政府还分别拨发了20万元和1万元的开拔费。
但是,后来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队伍的迅速扩大,再加上物价飞涨,经费越来越不够用了。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国共两军待遇相差很多。当时,国民党军队师长每月一般发800元,连长发100多元,而八路军师长每月只发5元、连长发3元,即便这样低的薪饷标准也常常不能按时发放。
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新四军的军费,则是1941年1月以后停发的,因为这个月新四军领完最后一笔军饷和物资后,就爆发了皖南事变。此后,中共所属部队的经费、给养都靠自己解决。
全面抗战爆发后,除去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无偿经费援助总计221万多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和没有兑现的40万美元,中共中央总共收到180多万美元。
1937年,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的胜利,为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内各阶层及一些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捐助。据陕甘宁边区的统计,仅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5个月时间里,海外及后方捐款共达法币130多万元。
当时,各部队(包括一些敌后抗日武工队、县大队、区小队)的经费不但要自己解决,有条件的还要上缴支援中央。另据八路军供给部的统计,1937年至1941年,各部隊上缴的捐款有账可查的共为892.4万元。
说起地方对党中央的经费支持,山东的胶东特委贡献很大。招远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可惜七七事变后沦陷于日军之手。为了虎口夺金,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常设机构——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矿工们有时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时干脆在矿井下将金矿石砸碎带出来,甚至出现“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中共在北边挖洞”的状况。
中共胶东特委还通过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军的运矿车、运金车,同时,秘运矿石到中共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招远人民为中共领导的抗战贡献黄金多达数十万两。
接受援助之外,1940年春,任弼时经调查后,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延安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生产运动开展3年后,边区财政开支的64%实现自给。与此同时,中央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统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
到1945年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力量达到91万人,不脱产民兵20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到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余万。
(转摘自《作家文摘》2017.7.11南晨/文)
为了渡过难关,1936年3月,毛泽东又想到了宋庆龄,希望通过她向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宋庆龄胞弟)借一笔钱。然而,此时的宋庆龄与宋子文早已分道扬镳。宋庆龄只好将孙中山逝世抚恤金全部取出,又将自己唯一的一处寓所——莫利爱路寓所典押出去,这才凑够了5万美元寄给中共中央。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应中共的要求,1937年1月,蒋介石指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在政府立场,姑且每月支付二三十万元军费,由杨虎城间接领发,共军番号暂且照旧。”后来,顾祝同派人将善后款50万送抵西安,经杨虎城交送给周恩来。
是年8月,国共合作抗战后,八路军(4.5万人的编制)1937年度月领经费30万元(法币,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块银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合计月发63万元。后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新四军方面,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自1938年6月份以后,每月增至11万元。1939年开始,每月另发临战费2.2万元。此外,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战场时国民政府还分别拨发了20万元和1万元的开拔费。
但是,后来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队伍的迅速扩大,再加上物价飞涨,经费越来越不够用了。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国共两军待遇相差很多。当时,国民党军队师长每月一般发800元,连长发100多元,而八路军师长每月只发5元、连长发3元,即便这样低的薪饷标准也常常不能按时发放。
1940年12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和物资。新四军的军费,则是1941年1月以后停发的,因为这个月新四军领完最后一笔军饷和物资后,就爆发了皖南事变。此后,中共所属部队的经费、给养都靠自己解决。
全面抗战爆发后,除去武器和其他战争物资,苏联和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无偿经费援助总计221万多美元,扣除英镑汇率下降造成的损失和没有兑现的40万美元,中共中央总共收到180多万美元。
1937年,八路军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等一系列的胜利,为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国内各阶层及一些海外华人华侨纷纷解囊捐助。据陕甘宁边区的统计,仅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的5个月时间里,海外及后方捐款共达法币130多万元。
当时,各部队(包括一些敌后抗日武工队、县大队、区小队)的经费不但要自己解决,有条件的还要上缴支援中央。另据八路军供给部的统计,1937年至1941年,各部隊上缴的捐款有账可查的共为892.4万元。
说起地方对党中央的经费支持,山东的胶东特委贡献很大。招远盛产黄金,是中国第一个年产万两黄金的县,可惜七七事变后沦陷于日军之手。为了虎口夺金,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一个特殊的常设机构——胶东黄金工作委员会。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矿工们有时用烂石头换下高品位金矿石,有时干脆在矿井下将金矿石砸碎带出来,甚至出现“同一座矿山,鬼子在南边掘进,中共在北边挖洞”的状况。
中共胶东特委还通过创办秘密金矿,组织地方武装伏击日军的运矿车、运金车,同时,秘运矿石到中共控制的炼金厂,再将成品金通过地下交通站运往延安。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招远人民为中共领导的抗战贡献黄金多达数十万两。
接受援助之外,1940年春,任弼时经调查后,向政治局提出一个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延安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生产运动开展3年后,边区财政开支的64%实现自给。与此同时,中央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统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
到1945年春,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武装力量达到91万人,不脱产民兵200万人,抗日根据地总面积达到9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9550余万。
(转摘自《作家文摘》2017.7.11南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