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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那么，如何从党章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内涵呢？本刊就此问题专访了我国著名党章研究专家叶笃初教授。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高度成熟
记者：叶教授，您好！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讲话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一重要论断，更是意义深远。那么，能否谈谈您对这一论断的认识？
叶笃初：好的。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6.25重要讲话”的意义深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高度成熟，以党的十二大及此前构成其思想前提的历史总结作为“原点”伸延至今，系统总结时近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成就，深度揭示在特定世界环境及中国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建设的规律性和党执政及自身建设的规律性。
胡锦涛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所说原则，当然包容很多，然而究其本质性的方面而言，我以为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尤为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所应深刻认识和自觉坚持的。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还说：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原则，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人们的忧虑和担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正确的另一方面是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换个用语也就是将国情包括基本国情和现在所处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好、把握好，从而解决好关系发展全局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涵盖广泛的概念，既是指的一种理论，又是指的一种实践，同时还是指的一种社会制度。就像我们党章中最新（即经十六大修改通过的）的表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里就包含了两层意义：一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而进行的运动，二是作为这项运动的最终目标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后者是将来的事情，前者则早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实践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进行了近30年，我们始终要从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及由此决定的目标任务做起。所以，在党员中提倡讲共产主义道德，在干部中要求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以现实的努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等等，这些都是写进了党章的。
二、重温邓小平的有关论述，追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
记者：那么，从历史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在哪里？
叶笃初：邓小平于1982年9月最初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更早原型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嗣后，逐渐深化、展开和发挥，说成了连缀两句话：“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页。）这样作出文字表述，意在我们不但致力于现代化，更致力于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推到极致。
如果在世界范围里来说，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无一例外；那么，社会主义道路则是由各国人民自愿选择。包括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乃至具体方式模式等等在内。所以，邓小平在阐明中国式的现代化问题的同时，把更多注意力集中于思想政治方面，亦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问题。他在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强调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后来，他在一系列讲话中，又进一步具体解释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光讲马克思主义不行，要讲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严肃郑重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条件下，没有党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党的领导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坚强还是软弱，就看这个领导能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至此，从原则上说，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诸问题，获得了全面和充实地阐明与解决。后来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在十四大党章中首次载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即习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使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新局面。
邓小平到晚年曾在小范围内说：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见《邓小平年谱》（下）1993年7月第1363～1364页。）还说，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他甚至还作出了许多预见。例如，在十几亿人口中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又如，谈到《邓小平文选》中讲到的事，他说，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由此，我们深感在党的十七大这次历史性的盛会前夕，为了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理论准备，重温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深入学习党章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多么必要和重要。
三、十四大党章以党内根本法形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大政方针固化在党章文本中
记者：记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首次在党章中出现是在1992年修改通过的十四大党章中。据说，您参与了那次党章的起草，那么，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叶笃初：1992年，对于我们党和人民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随后中共中央以（1992年第2号）文件形式，下发邓小平同志在沿途谈话的要点，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致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我国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事实上，这个谈话就成为后来党的十四大各项文件包括党章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主要根据。正是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十四大修改党章所承担的使命，就是以党内根本法形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大政方针固化在党章文本中，并作出相应条款规定。
据知，有关党章修改请示报告提出：以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对原来党章作出了明确的肯定，指出它的基本内容和规定是正确的，但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党的任务需要，十四大有必要对党章进行部分修改，特别是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这是党的工作和建设的需要，也是全党同志的共同愿望。为此，在中央的具体指导下，党章修正案中充实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内容；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增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党在这个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容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总纲部分出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6处、条文部分3处。总纲部分第五段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为根据，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史上的第一次。
此外，还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多处表述。虽然没有出现邓小平同志的名字，但人们一看党章有关内容，就可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观点甚至语言。何况，在十四大报告中，还有党章修正案的说明中，多处冠名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字样。所以，在党内外人们的一般认识中，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视作是同义词，并不特别在意在具体应用中是否有所区别。十五大后，党章中已正式载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但在党章及有关文件中，在不同语言环境及行文需要的情况下，也常常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并用或交替使用。自十六大党章起，从文字规范的角度考虑，统一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不再加“有”中国特色“的”这样的前置词及后缀。现在，人们都逐渐习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党的十四大在党章史乃至党的整个历史上，首次载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这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四、“四个坚定不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最新揭示，显示了党中央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最新努力
记者：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所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有何现实背景？
叶笃初：胡锦涛同志提出“四个坚定不移”，显示了党中央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最新努力。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坚定不移。这是十六大以来经验的最新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最新揭示。“四个坚定不移”的反义词，就是思想僵化，抛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政治动摇，忘记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的大道理；就是对党中央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战略目标阳奉阴违，以局部利益或暂时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损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背弃党在新世纪头50年所确立的根本目标和政治使命，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因此，我们借用党的前辈们所叮嘱过的一句话：“违之则受损，遵之则有成”（谢觉哉语），这对现在党内极少数的同志来说，应该是切切不可忽略的。
记者：有的学者指出：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主要是重申了人们所熟知的提法，如“四个坚定不移”。其实不然，那么，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四个坚定不移”？
叶笃初：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四个坚定不移”，具有很强的原则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四个坚定不移”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既是指导解决当前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顺利发展夯实基础。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伟大事业必须有“主心骨”。根本之点正是因被实践证明为正确而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成为我们事业的“主心骨”和立足点。“主心骨”是不可以随便变动的。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根本的东西必须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幻，一度使党内一些同志发生迷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不对？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邓小平同志还在国内风波尚未平息时，就坚定而明确地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作为“政治交代”，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指出：“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记者：那么，这“四个坚定不移”中的内容在党章中有何体现？
叶笃初：“四个坚定不移”中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党章中确切说，在党章总纲亦即党的纲领中正式载明，从而构成党内基本法规根据。
其一，关于解放思想。以鲜明、确定、概括的语言表述党的思想路线，始于党的十二大党章。原文是“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十四大党章突出了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把思想路线专列一段，加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导语，后面依然保留原来十二大党章中的一段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最重要的论断，这在历次党章中是第一次。十六大党章在这段话中又加进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表述更加充实丰富，反映时代特点。
其二，关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写进党章，始于十四大党章。在总纲部分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而且十四大党章还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郑重表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而奋斗。把改革开放纳入基本路线内容这是有极重要意义的。
其三，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六大党章首次确定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而在我们党纲党章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党章载明：“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与此同时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方面都增加了具体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有了更清晰和具体的目标要求。
五、作为“四个坚定不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成果
记者：还想请您谈一谈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这个“坚定不移”，提出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叶笃初：关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前人已有的积极探索、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新的经验提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收获、新成果。包括十六大党章在内以前的党章中，虽然没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样有关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表述，但从思想源泉、法规传统来说，也并非无踪迹可寻，这留待以后的专门研究再作讨论。我要强调的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特别是以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决定为代表的中央决议、中央有关文件及相应法规文件，以不同层位、不同方式反映了我们党所作出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重大努力。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党的法权效力，并为党章法构成前提和基础。
大家知道，十六大以来，先后有三、四、五、六次中央全会。三次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四次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五次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六次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央全会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发祥地，最集中、最准确地展现了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时刻的深谋远虑、宏图大略。如果以扼要、通俗、便于大众了解的方式概括，或许可以说是十六个字：“新解发展、开题和谐”，“三五互补、四六合成”。
记者：那么，怎么理解这16个字的具体内涵？
叶笃初：前8个字的意思是，我们终于从199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在各个方面快速发展的经历、探索和总结中，获得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的认识，从而对我国发展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符合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新解，先提新发展观，后命名科学发展观。这显然是一种认识的升华和突破。同理，在社会安定的问题上，我们既有建国最初10年的经验，又在实践基础上有改革开放以后20余年的新鲜经验，从尝试处理不同性质矛盾到如今探索贫富差距加大的应对思路，终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宏大命题。当然，这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但到达了现在这样正视矛盾、化解矛盾，努力实现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的境界，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开端。
后8个字的意思是，把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连缀而言，科学发展也好，社会和谐也好，都是通过各次中央全会的紧相衔接、互为照应中获得正确答案。在推动科学发展的问题上，三中作为重大战略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作出了系统阐明；而到五中全会不但是认识上有进一步的提高深化，重要的是通过“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使战略思想转化为相对具体和富操作性的战略筹划，有虚有实，互为补充。同样，在促进社会和谐的问题上，四中全会是把十六大最先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进一步确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目标，到了六中全会则对这个目标展开作出系统阐明，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达到目标、任务、原则、要求等等，并且第一次把和谐同富强、民主、文明一道，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事实上构成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完整纲领。
如果把“四个坚定不移”以更加鲜明、完整、确定的语言写进党章或同党章相衔接、配套的具体法规之中，就会起到用党规党法来推动和保障的作用。
《中华儿女》杂志社余玮同志对此文亦有贡献
■ 责任编辑：袁志平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高度成熟
记者：叶教授，您好！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讲话中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这一重要论断，更是意义深远。那么，能否谈谈您对这一论断的认识？
叶笃初：好的。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的“6.25重要讲话”的意义深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高度成熟，以党的十二大及此前构成其思想前提的历史总结作为“原点”伸延至今，系统总结时近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新成就，深度揭示在特定世界环境及中国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建设的规律性和党执政及自身建设的规律性。
胡锦涛同志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里所说原则，当然包容很多，然而究其本质性的方面而言，我以为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尤为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所应深刻认识和自觉坚持的。他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1页。）还说：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原则，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人们的忧虑和担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正确的另一方面是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换个用语也就是将国情包括基本国情和现在所处的阶段性特征认识好、把握好，从而解决好关系发展全局和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涵盖广泛的概念，既是指的一种理论，又是指的一种实践，同时还是指的一种社会制度。就像我们党章中最新（即经十六大修改通过的）的表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里就包含了两层意义：一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而进行的运动，二是作为这项运动的最终目标即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后者是将来的事情，前者则早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实践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进行了近30年，我们始终要从现阶段的中国国情及由此决定的目标任务做起。所以，在党员中提倡讲共产主义道德，在干部中要求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以现实的努力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等等，这些都是写进了党章的。
二、重温邓小平的有关论述，追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
记者：那么，从历史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逻辑起点在哪里？
叶笃初：邓小平于1982年9月最初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更早原型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嗣后，逐渐深化、展开和发挥，说成了连缀两句话：“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页。）这样作出文字表述，意在我们不但致力于现代化，更致力于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推到极致。
如果在世界范围里来说，现代化是大势所趋，无一例外；那么，社会主义道路则是由各国人民自愿选择。包括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乃至具体方式模式等等在内。所以，邓小平在阐明中国式的现代化问题的同时，把更多注意力集中于思想政治方面，亦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问题。他在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中，强调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后来，他在一系列讲话中，又进一步具体解释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光讲马克思主义不行，要讲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严肃郑重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条件下，没有党的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党的领导是正确还是错误，是坚强还是软弱，就看这个领导能不能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至此，从原则上说，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诸问题，获得了全面和充实地阐明与解决。后来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在十四大党章中首次载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即习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从而使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新局面。
邓小平到晚年曾在小范围内说：四个坚持是“成套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搞好四个坚持，我是打下个基础。（见《邓小平年谱》（下）1993年7月第1363～1364页。）还说，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他甚至还作出了许多预见。例如，在十几亿人口中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又如，谈到《邓小平文选》中讲到的事，他说，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由此，我们深感在党的十七大这次历史性的盛会前夕，为了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理论准备，重温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深入学习党章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多么必要和重要。
三、十四大党章以党内根本法形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大政方针固化在党章文本中
记者：记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首次在党章中出现是在1992年修改通过的十四大党章中。据说，您参与了那次党章的起草，那么，能否谈谈当时的情况？
叶笃初：1992年，对于我们党和人民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随后中共中央以（1992年第2号）文件形式，下发邓小平同志在沿途谈话的要点，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一致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对我国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事实上，这个谈话就成为后来党的十四大各项文件包括党章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主要根据。正是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十四大修改党章所承担的使命，就是以党内根本法形式，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大政方针固化在党章文本中，并作出相应条款规定。
据知，有关党章修改请示报告提出：以科学的历史的态度，对原来党章作出了明确的肯定，指出它的基本内容和规定是正确的，但是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和党的任务需要，十四大有必要对党章进行部分修改，特别是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这是党的工作和建设的需要，也是全党同志的共同愿望。为此，在中央的具体指导下，党章修正案中充实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内容；增加了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进程的表述；增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党在这个阶段基本路线的内容等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总纲部分出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6处、条文部分3处。总纲部分第五段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事实为根据，肯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指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史上的第一次。
此外，还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多处表述。虽然没有出现邓小平同志的名字，但人们一看党章有关内容，就可知道这是邓小平同志的思想、观点甚至语言。何况，在十四大报告中，还有党章修正案的说明中，多处冠名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字样。所以，在党内外人们的一般认识中，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视作是同义词，并不特别在意在具体应用中是否有所区别。十五大后，党章中已正式载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但在党章及有关文件中，在不同语言环境及行文需要的情况下，也常常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理论并用或交替使用。自十六大党章起，从文字规范的角度考虑，统一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不再加“有”中国特色“的”这样的前置词及后缀。现在，人们都逐渐习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党的十四大在党章史乃至党的整个历史上，首次载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这的确是功不可没的。
四、“四个坚定不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最新揭示，显示了党中央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最新努力
记者：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所提出的四个“坚定不移”有何现实背景？
叶笃初：胡锦涛同志提出“四个坚定不移”，显示了党中央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最新努力。解放思想坚定不移，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坚定不移。这是十六大以来经验的最新总结，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最新揭示。“四个坚定不移”的反义词，就是思想僵化，抛弃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政治动摇，忘记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的大道理；就是对党中央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战略目标阳奉阴违，以局部利益或暂时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损害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背弃党在新世纪头50年所确立的根本目标和政治使命，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因此，我们借用党的前辈们所叮嘱过的一句话：“违之则受损，遵之则有成”（谢觉哉语），这对现在党内极少数的同志来说，应该是切切不可忽略的。
记者：有的学者指出：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主要是重申了人们所熟知的提法，如“四个坚定不移”。其实不然，那么，为什么要突出强调“四个坚定不移”？
叶笃初：胡锦涛同志强调的“四个坚定不移”，具有很强的原则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四个坚定不移”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既是指导解决当前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顺利发展夯实基础。一个需要长期奋斗的伟大事业必须有“主心骨”。根本之点正是因被实践证明为正确而赢得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认同，成为我们事业的“主心骨”和立足点。“主心骨”是不可以随便变动的。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根本的东西必须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幻，一度使党内一些同志发生迷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不对？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邓小平同志还在国内风波尚未平息时，就坚定而明确地说：“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作为“政治交代”，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指出：“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指出：“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记者：那么，这“四个坚定不移”中的内容在党章中有何体现？
叶笃初：“四个坚定不移”中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党章中确切说，在党章总纲亦即党的纲领中正式载明，从而构成党内基本法规根据。
其一，关于解放思想。以鲜明、确定、概括的语言表述党的思想路线，始于党的十二大党章。原文是“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十四大党章突出了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和本质要求，把思想路线专列一段，加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导语，后面依然保留原来十二大党章中的一段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最重要的论断，这在历次党章中是第一次。十六大党章在这段话中又加进了“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表述更加充实丰富，反映时代特点。
其二，关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写进党章，始于十四大党章。在总纲部分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而且十四大党章还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郑重表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而奋斗。把改革开放纳入基本路线内容这是有极重要意义的。
其三，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党的十六大党章首次确定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而在我们党纲党章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党章载明：“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与此同时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方面都增加了具体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有了更清晰和具体的目标要求。
五、作为“四个坚定不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成果
记者：还想请您谈一谈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这个“坚定不移”，提出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叶笃初：关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前人已有的积极探索、认识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新的经验提出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收获、新成果。包括十六大党章在内以前的党章中，虽然没有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样有关科学发展、社会和谐表述，但从思想源泉、法规传统来说，也并非无踪迹可寻，这留待以后的专门研究再作讨论。我要强调的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特别是以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决定为代表的中央决议、中央有关文件及相应法规文件，以不同层位、不同方式反映了我们党所作出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重大努力。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党的法权效力，并为党章法构成前提和基础。
大家知道，十六大以来，先后有三、四、五、六次中央全会。三次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四次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五次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六次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央全会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发祥地，最集中、最准确地展现了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时刻的深谋远虑、宏图大略。如果以扼要、通俗、便于大众了解的方式概括，或许可以说是十六个字：“新解发展、开题和谐”，“三五互补、四六合成”。
记者：那么，怎么理解这16个字的具体内涵？
叶笃初：前8个字的意思是，我们终于从199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在各个方面快速发展的经历、探索和总结中，获得了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的认识，从而对我国发展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符合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新解，先提新发展观，后命名科学发展观。这显然是一种认识的升华和突破。同理，在社会安定的问题上，我们既有建国最初10年的经验，又在实践基础上有改革开放以后20余年的新鲜经验，从尝试处理不同性质矛盾到如今探索贫富差距加大的应对思路，终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宏大命题。当然，这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但到达了现在这样正视矛盾、化解矛盾，努力实现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的境界，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开端。
后8个字的意思是，把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连缀而言，科学发展也好，社会和谐也好，都是通过各次中央全会的紧相衔接、互为照应中获得正确答案。在推动科学发展的问题上，三中作为重大战略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作出了系统阐明；而到五中全会不但是认识上有进一步的提高深化，重要的是通过“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使战略思想转化为相对具体和富操作性的战略筹划，有虚有实，互为补充。同样，在促进社会和谐的问题上，四中全会是把十六大最先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进一步确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目标，到了六中全会则对这个目标展开作出系统阐明，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属性，达到目标、任务、原则、要求等等，并且第一次把和谐同富强、民主、文明一道，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事实上构成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完整纲领。
如果把“四个坚定不移”以更加鲜明、完整、确定的语言写进党章或同党章相衔接、配套的具体法规之中，就会起到用党规党法来推动和保障的作用。
《中华儿女》杂志社余玮同志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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