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开来的这一波全球性金融危机，因前所未有而令人不知所措，其给世界人民带来的震撼，震惊、震动不亚于一次自然界的大地震。只不过，心理与精神层面的“地震”，其杀伤力、破坏力、影响力远远大于生理与身体层面。
　　全球金融危机是全球人民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这是由其特性所决定的：一是其危害性波及全球，二是危机已迅速由金融扩散到经济、社会各个层面，深入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金融危机的“全球性”由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产业的“全球化”所引发。发达国家、发展国家、贫困国家同处于一个经济圈、地球村之中，经济纽带已经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因而金融危机也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全球人民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
　　21世纪以来，人类面对的共同“危机”不止于金融、经济领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恐怖袭击、毒品肆虐，武装冲突、食品安全……表面上，这只是一些不相关的单纯事件，但实际上它们的内在动因、本质、根源是相同的，“危机”的本质是文化、是人心，每一次“危机”都深深触及人的靈魂、精神、心灵深层。
　　从人的角度思考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无外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问题又可归纳为两个层面：外在之表象与内在之动因。比如，这一次的金融危机，表面上是一个经济问题，由人们一连串的经济行为所导致，但进一步探索，人们的经济行为(消费行为，投资行为)受何种思想所支配，由怎样的价值观念所主导?是个体问题，还是群体问题?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区域性问题，还是全球性问题?在经济社会生活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何为纽带，以何为准则、以何为旨归?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们真正回归人本身、回到现实生活，探求表象背后的内在因由，而现实中的经济问題、金融问题，从来都不是经济学及其理论模型可以解决的，经济理论只呈现现象与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涉及现象背后的无形之手——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这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所说的那样；“有效应对这场危机，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的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以及人类面对的一切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唯有探究“危机”的本质，从本源上寻求解决答案，这个本源就是“以人为本”。而人从根本上受其文化所影响和支配，文化的上层是信仰、理念、价值观，下层就是日常生活，包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金融危机是人经济活动的产物，它是一个结果，这个结果的背后是人们关于经济发展的价值理念出了问题。因此，我们说，金融危机的本质是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人类在21世纪面对的最大挑战。
　　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从根本出发，我们首先应对当今时代，西方与东方两大世界阵营的文化价值体系做一番梳理，从中探寻线索。
　　
　　
　　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纵览
　　
　　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经由近几百年来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的大发展，已经形成一些具有普遍赞同意义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具有明显的“西方特质”，并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生活。
　　理性主义。欧洲理性主义是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一般认为，它随着笛卡儿的理论而产生，17～18世纪间主要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传播。
　　典型的理性主义者认为，人类首先本能地掌握一些基本原则，如几何法则，随后可以依据这些，推理出其余知识。最典型的持这种观点的是斯宾诺莎及莱布尼兹，在他们试图解决由笛卡儿提出的认知及形而上学问题的过程中，他们使理性主义的基本方法得以发展。斯宾诺莎及莱布尼兹都认为：原則上，所有知识(包括科学知识)可以通过单纯的推理得到，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在现实中，除了数学之外人类不能做到单纯用推理得到别的知识。
　　笛卡儿的理论相对来说更接近柏拉图，他认为只有一些永恒真理(包括数学以及科学的认知及形而上学基础)可以单纯靠推理得到，其余的知识需要借助生活经验以及必要的科学手段。更准确地说，笛卡儿是一位重视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者，是一位重视科学的经验主义者。康德开始时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但是经过休谟的“将他从沉睡中唤醒”的著作的熏陶，他成了理性主义者以及经验主义者的综合体。现在“理性主义者”表达一种人类行为应该由理性所支配的观点(这种观点被欧洲理性主义者以及类似的经验主义者所认同)。我们现在经常说的“科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理性主义”。
　　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个人主义反抗权威以及所有试图控制个人的行动——尤其是那些由国家或社会施加的强迫性力量。因此个人主义直接反抗将个人地位置于社会或共同体之下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经常被人与利己主义相混淆，但事实上，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是不相同的。
　　个人主义在某些社会和环境里是带有负面涵义的，认为个人主义是与自私相连结的，举例而言，美国并没有一套全民健保的制度，这正是因为相信个人(而非社会)应该替自己负起责任，但美国的制度遭到了欧洲和其他拥有全民健保制度的国家的广泛批评，他们认为国家应该保护个人免受意外的健康问题伤害。在美国。健康保险是透过私人的契约加以提供的，而对于那些没有能力负担保险费用的人，政府则会提供他们免费的医疗保险使他们能够享有基础的医疗服务。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哲学派别，以自由作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更广泛的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在现代社会，自由主义者支持以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为架构的自由民主制，有着开放而公平的选举制度，使所有公民都有相等的权利担任政务，自由主义反对许多早期的主流政治架构，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自由主义的基本人权主张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财产的权利，在许多国家，“现代”的自由主义者从原本的古典自由主义里脱离出来，主张政府应该藉由抽取税赋以提供人们最小数量的物质福利。自由主义在启蒙时代生根，到了现在，自由主义一词已经包含了许多 不同的政治思想，从左派至右派，支持者的政治光谱分布相当广泛。
　　自由主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最极端的反中央集权自由主义者如赫伯特·斯宾塞，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古斯塔夫·德·莫利纳里，有时候，他们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或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形式。但大多数的自由主义者则主张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政府的存在是必要的。
　　平等主义。平等主义是一些不关心政治上的哲学却被政治激进份子分别发展出来的思想。这包括支持两性平等的人在回应女权主义的缺点而产生的分支，和支持种族平等的人一样，是为了回应有差别对待成分的防止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积极行动。
　　平等主义是基于所有个人要求在社会上的平等政治主张，以及所有人应平等地得到社会的保障，社会的保障包括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等等。平等主义核心的思想是平等必须不分种族和不分性别，所以政府的政策是不应因着个人的性别、种族和宗教信仰而有所偏袒。
　　普世价值。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把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普世价值可以分为下面这几类：(1)行动主义：在这个分类中，惯例是决定人的行为对错的道德认知，人们根据一条规定或原则去判断某种行动是否合乎道德标准。行动主义着重于分别“对”与“错”的行为；(2)尊重別人：以它为目标而不是手段；(3)自然法与人权：保护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例如生存的权利、生育的权利、追求知识的权利、与其它人建立联系的权利等。(4)功利主义：发扬将满足感和欲望最大化的观念，(5)道德利己主义：容许人保留有限的私欲；(6)公义：在人及团体中发扬公平的信念。
　　通常意义上，西方国家特别注重的“人权”概念属于普世价值中的一部分，因此不再单独强调说明。
　　民主。民主从其字面上来看，代表着由人民统治。至于民主的统治方法、以及其“人民”的构成范围则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但一般的原則是由多数进行统治。民主通常被人与寡头政治和独裁政治相比较，在这两种制度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上，而没有如民主政治一般由广大人民控制。民主一词经常被用于描述国家的政治，伹民主的原则也适用于其它有着统治行为存在的领域。
　　
　　以上这些具有普适性，代表性的西方价值理念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生存土壤，它们尤其反映了几百年来西方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个体的人关于如何更好生存、发展的思考、求索。我们可进一步将这一演进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极端利己阶段(大约17世纪前)。当西方人推翻了上帝这尊压在人们头上的偶像时，人们确实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但与之相伴随的却是由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所导致的社会混乱。
　　第二阶段：合理利己阶段(大约17～19世纪)。极端利己所导致的社会秩序混乱不仅妨碍人们利益的实现，而且威胁人们的生存。为了避免“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西方人逐渐意识到不能极端地利己，而只能合理地利己。即时时事事处处想到别人像自己一样也是人，也有追求自由和利益的权利，这一切都必须得到尊重，
　　第三阶段：利己利他阶段(大约19～20世纪)。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经济”，仅仅不害人并不能实现人们利益的最大化。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人们不仅要无损于人，而且要有利于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只有能给他人能带来好处，个人的利益才能实现。
　　第四阶段：为己利他阶段(大约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的利益，个人必须为他人提供优质服务，必须“以顾客为上帝’。不仅能使他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而且能使他人感到满意。到了第四个阶段，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不可调和的个人与他人、个人与整体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缓解，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个人利益与他人和整体利益的共进共存。
　　历史地、发展地看待西方价值观，我们特別应注意西方国家在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探索，其中有几个重要的解决方向尤其值得关注：
　　其一，诉诸理性。西方社会认为，人在本性上有一种狭隘的、短视的极端利己倾向，为了克服这种倾向，实现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的兼顾和共进，近代以来，西方人特别注重诉求人的理性。只有理性才能告诉人们，如果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唯利是图、不择手段，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妨碍和相互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人们利益的普遍实现，连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要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合理地利己，一方面要审慎，兼顾眼前、局部与长远、全体的利益，另一方面要推己及人，兼顾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利益。
　　其二，健全法制。自由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人性的要求，但自由决不是随心所欲、无法无天。西方人在大力推崇和不断扩大人的自由的同时，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强调自由是有规则的，这种规則就是理性的法则。理性的法则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就是法制，自由是在法制范围的自由，没有法制就不会有自由。法制不是自由的对立物，而是普遍自由的保障，因为现代法制的唯一使命在于保护和扩大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它只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普遍自由才对公民的个人自由做出适当的限制，
　　其三，强调责任，自由不仅是与法制相联系的，而且也是与人的责任相联系的。西方人在张揚人的个体性、自主性的同时，强调人作为自己和社会的主人对自己和社会的责任。个人有多大的自由就应该负多大的责任，不仅要对行为的后果负责，而且要对整个行为过程负责。
　　其四，谋求公正。公正是西方价值观现代化过程中遵循的一条重要价值准则，它的意义在于对人们的价值追求做出适当的限制，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和谐、稳定的有序状态。离开了公正，自由、平等、幸福就都不是价值，它们只有在公正的制约下才能协调地达到它们各自的最大限度。
　　透过西方价值观的现代化演进，我们最终可以相对清晰地勾勒出现代西方价值体系的几个重要立足点，它们包括：
　　第一、重视个体。着眼于个体，立足于个体，以个体为出发点和轴心来构建价值观体系，西方社会的实践表明，重视个体不仅有助于实现个人的价值，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而且有助于增强个体对自己和对社会的责任。
　　第二、顺应人性。以顺应人性而不是背逆人性来构建价值体系，这是西方现代化价值观的另一重要特点。顺应人性不仅可以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和人生境界，而且事实表明，只有顺应人性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杜绝人类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伪善现象。
　　第三、严格规范，重视个体、顺应人性的价值体系必须有严格的规范和制约机制相配套，否则就会发生混乱，人 们必须最大限度地享有自由，但这种自由必须有一个任何人都不得践踏的基准线，这个基准线就是法制。
　　第四，适度引导，西方现代价值观立足于现实的个人，强调个人首先要解决好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然后再考虑他人、整体乃至人类，而不笼统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为整体献身。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使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圣人，社会的价值要求应该有不同的层次，切忌一刀切。社会要根据社会成员的实际情况对他们的价值追求适度引导，层次推进，使人们在法制的范围内各得其所，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小结：民主、自由、平等和博爱是西方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西方价值观的灵魂，它们构成西方世界“人本”、“人性”观念的主要内涵，是人们对自身生命发展的终极理想追求，但在现实中，人不可避免地会与社会、与他人、与自我、与自然发生种种矛盾与冲突，克服这些矛盾与冲突，西方的价值体系提出“理性主义”、“法制规范”，“社会公正与责任”等解决方案。
　　
　　东方文化价值体系纵览
　　
　　东方文化以东方儒学文化为核心，儒学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在东、西方世界均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
　　把东方(主要集中在东亚)儒家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始于本世纪初，其主要背景是亚洲经济的高速腾飞引起世界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求亚洲经济社会变革背后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底蕴。儒学，作为亚洲国家广泛认同的学术文化，被紧紧与亚洲价值、亚洲传统、亚洲式的个人与家庭价值观等联系在一起，并逐渐发展为“新儒教文化”、“儒教文化圈”。此后，当代东方儒学的复苏、发展，便成为当代东方哲学与文化价值体系研究的重要方面。
　　历史上，儒学曾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重要或支配地位，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使得东亚被纳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的世界体系，儒学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批判，甚至遭到摒弃。但是随着世纪的巨变，以西方为主流的现代化大潮并没有能够改变亚洲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学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世界性的现代化思潮的洗礼及各国自身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转换，断绝了与传统的封建帝国的实质性联系，成为一种适应或正在适应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当代儒学。从东方社会与东方哲学现代化转型背景来看东方儒学，它在当代进展的突出特点就在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迎接近现代课题的挑战，创造了一种新的转型方式，它在走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用实践回答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也从不同角度回答丁东方与西方、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
　　而东方儒学所讲的东方，更多的是就历史文化传统方面而言的，东方哲学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道德伦理原则和宗教情感，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结构模式。东方儒学在各国之间虽然有差别，分层次，但却有其共同的价值观。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具体表现在儒家的天人哲学、伦理哲学、社会哲学、经济(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各个方面。
　　
　　天人哲学。儒学重视与人与天的相通，追求达到天人协调、和谐与一致的境界。天人哲学是儒学综合思维的典型表现，综合思维要照顾到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在这样的一种综合思维指引下，东方儒学强调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从自然规律，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反之，只会身受其害，破坏了自然最终要尝到自然报复的苦果。正是儒家思想中蕴含着这种人与自然要和谐一致的思想，所以诺贝尔奖获得者才号召到东方文化中去寻找人类彼此能和平共处、共同生存的智慧。
　　伦理哲学。儒家的伦理哲学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尤其要处理好人际关系。陈寅恪先生说：“中国最发达，最成熟的是家族伦理之道。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中国文化的精髓在礼。”陈寅恪先生进一步把中国古人的人际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等人与人之间的九个关系，这九个关系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和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国家和社会自然会安定团结。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儒学提倡仁爱，忠信和中庸之道。要用爱己之心去爱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忠信，礼之本也，所以要“主忠信”(《论语·学而》)。奉行中庸之道，就可以做到不偏不倚，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与和谐。因此，中庸应成为最高的美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人际关系和谐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稳定了。
　　社会哲学。在人与社会之间，儒家向来关注社会的统一和稳定，提倡天下一家。《礼记·礼运》提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为了实现天下一家，必须树立天下为公的思想，此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就要求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一切都从天下一家着想，做到“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实现社会的稳定。
　　管理哲学，儒家的管理哲学所涉及的方面很广，其核心是强调道德经济合一论、义利合一论，突出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儒家强调管理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人自身的管理，或者说是自我管理。人自身的管理，要通过修身来解决。修身，自古以来被称做“务本”的功夫，是对孔子“君子务本”(《论语·学而》)的发挥。《大学》强调“富润屋，德润身”，非常重视人自身的道德建设。
　　政治哲学。儒家的政治哲学强调王道政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提倡“己不正，焉能正人”，强调做清官，为民做主。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方面，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礼结构和德治主张，由仁爱之心到礼制、到德治，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进展。
　　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的是“天下太平”。儒家政治哲学的最根本精神是“大一统”的思想。这种社会政治哲学不仅主张“天下”的“大一统”，而且还主张人类与整个宇宙相互融通、和谐相处，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
　　教育哲学。儒家的教育哲学把教化作为儒家最基本的社会职能，孔子提倡“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孟子·尽心上》提倡“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这些思想都把教育放在很高的地位。孔子提出四个字，可以说是对东方民主主義教育哲学的最好概括，这就是：“有教无类。”但他教育人什么呢?孔子教人着重于仁、义、礼、智、信五德，而仁居首位。这个“仁”就是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尊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已是做 教育自己的工作，但还有一个社会目标，就是“安人”，使社会稳定。
　　小结：总括以上天人哲学、伦理哲学，社会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我们可以把东方儒学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概括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忍耐、仁爱、和平、忠孝、信义、包容、谦和、尊重权力、个人服从社会、家国一体观念、步调一致、勤劳节俭、重视教育等等。由于在思维的原点上，东方文化体现为一种综合、整体、关系、动态型思维模式，因此也就“模糊”了个体的人所遇到的种种困惑与矛盾，在东方文化视野中，脱离了自然、社会、集体、家庭的“人”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人与自然，社会、集体、家庭不是对立的，而是融为一体的，如何有机融合，需要文化、信仰做支撑，具体而言，就是实践“仁”、“礼”、“和”等核心价值理念。
　　
　　构建大文化观，以强大价值信念重塑美好和谐世界
　　
　　西方文化好，还是东方文化好?就文化自身体系而言，以西解中，或以中解西，都将有失偏颇，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实际上，今日我们讨论文化问题，并不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学术或艺术看待，而是探究文化如何解答人的生存、发展问题。这也意味着，我们应打破中西方文化的界限，以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人”为旨归，构建与当代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文化观”。
　　“大文化观”最基本的特质是融合中西方文化中最宝贵、最精华的先进元素，为现代人类所普遍认同与实践。对于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从以上梳理中，我们应看到，西方哲学与文化强调人的意识能动性、独立思考能力，鼓励人的探索与变革精神，它所包含的理性主义精神、对个人主体价值的弘扬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关于社会公共生活的现代化价值理念，对于人类的现代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而在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中，一脉相承的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它以不变之大道应万物万类之变，将人放之于天地、宇宙之中，从根奉上规定人的内在道德情操、行为准则，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毫无割碍、生机盎然的和谐境界，在某种意义上，它也代表着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图景。中西方文化，从不同向度与侧面共同表达着人们对生命自觉的理解、体悟，它们各有优长，然而，只有理性与诗意、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大文化观的整体意象。
　　“大文化观”服务于人及其生命的发展与完善，应以人为轴心，既满足人的“内求”，也满足人的“外求”。“内求”，是一个人自主地、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发挥意识的能动性与道德的能动性，对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做出完整、清晰、真实的界定，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根的人，“外求”，是以开放与包容的心态投入到现实世界与当下社会生活之中，生发心中之根，完成人之本性的实践。外求源于内求，内求映照外求。人这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求”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大本大源的问题。人本身具有物质性、精神性、灵魂性等多个层面，每个层面所追求的东西、实现的价值与意义亦有所不同，“大文化观”应对此有整体观照，给出完备的解决方案。在梳理东、西方文化价值体系过程中，我们深刻地体悟到，人类对文化的探索无外乎两条主线，一是追溯文化之根，二是实现文化结构与人的生命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自然结构等的同构、同步发展。对于西方世界而言，“上帝”死了之后，人们获得了个人纯粹意义上的自由，但却同时失去了文化之根，心中之神，因此，借由理性主义、科学精神，法制规范重新反思什么是真正的“利己”，权力、民主、自由如何慎用，应由什么主导与支配?而在东方，沉睡了近百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复苏，然而东方传统文化的理念虽然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同，但其结构与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不能发挥其思想的先导性以指导现代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因此，东方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转化、创生仍然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持续性话题。
　　“大文化观”，无论是从东方视角出发，还是从西方视角出發，都应深入人的终极关怀层面，怎样才叫终极关怀?它超越了技术、方法、工具、使人类的一切经验、知识最终服务于、服从于其所共同认同的价值信念。这种价值信念是以一种理性的形式表达对于人的生命本性的自我理解和自觉意识，表达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反思以及其通过这种反思所形成的信念。概言之，价值信念是关于人生命价值与信念的觉悟。它来自于人们对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反思、体察，并有意识、有目的地开展人生的各种实践活动，比如，无论是几千年前就已萌芽的东方古老文明，还是近几百年来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的西方现代文明，抑或是仅仅只有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的当代中国文明，人类一直在以其有限生命探究永恒真理，实践美好道德，追求幸福美满的生活(在满足基本物质生存条件下，对精神与心灵层面的不懈追求)。它既是个体生命意义之所在，也是整体生命之所在，没有主义之分、国体之別、古今之变。生命有多大，可以大到无极宇宙，生命有多小，可以小到身上的一个细胞，美好的生命，就是以无限生机冲破种种宿命与界限，自觉、自在、自为的存在与发展，而文化之于人对生命的崇高追求，不是激发内在冲突与矛盾，而是以文化之、以德化之、以道化之，在彼此的交感呼应之中，不断确认共同的生命之根，构建人类理想的大同世界。
　　以强大的价值信念反思今日我们面对的各种人类危机并有效化解之，比如当前的这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我们不仅要辨析当今世界各种经济、社会、政治体制的运行之道，如《国富论》、《资本论》所探讨的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眼光放得更长远、更悠久，深入探究支配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人之道、地之道、天之道，近代如西方的《道德情操论》、古代如东方的《道德经》，都是值得我们仔细研究的精神读本。它们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表达的却是人类共同的道德基准、价值信念。这个信念，体用在金融、经济、商业领域，用中国的古语讲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财富是好东西，但财富要变为幸福而不是灾祸，需要用“道”取之，“道”中包含了道德、责任、义与利的平衡、人与社会的和谐、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兼顾等等。如我们人人心中有正道，有实践正道的愿力、行为，财富将会源源不断被创造并反哺回来；如我们放任自己的同类不择手段、不依据道德准则占有财富、掠夺财富、无节度使用财富，那么将会一同走向毁灭。因此，当前对于全世界而言，也许比构建金融秩序更重要、更根本的事情是唤醒人们心中的道德自觉，以强大价值信念重塑美好和谐世界。应对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是重建人们的信心，而人们心中“信”的是什么?“念”的是什么?谁又把人们心中的共同向往，共同利益放在 了第一位?这也许是各国政府要回答的首要问题。
　　
　　科学发展观，大文化理的典范
　　
　　回到本文一开始所探讨的主题，当今时代，人类面对的危机方方面面，涉及各个领域，包括了环境与资源的危机、社会安全的危机、经济与金融的危机，而世界上有没有应对这些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呢?由此，我们直指人心以及支配人心的文化价值理念层面，通过扫描西方文化、东方文化，获得了很多宝贵思想财富。而如何将这些人类共同的财富聚集成为一个有机系统，直面现实，提出一个符合现代语境的完整解决方案?中国政府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可谓是其中的一个典范。
　　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一种大文化观。它提供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方法论，回答了人类如何开展生命实践以及实践生命本义，其中的几个关键层面与主题内涵适应全人类社会：
　　第一，发展。发展蕴含的内在深意在于，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整体人类，面对奔流不息的宇宙，唯有不斷创造、创新。生命的本意就是不断求新意。如果人类失去了创造力、发展力，经济将衰落，社会将停滞，人类文明将不复存在，发展在表象上是经济增长、社会财富增加，本质上则是人的知识、智力不断增长，人的觉悟、智慧不断提升，由此自然带动经济社会一轮又一轮跃升，发展也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主题，发达国家如果不继续发展，很快会变为落后国家。国家与个人发展的规律是相同的：“逆水行舟、不进則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第二，科学发展。关于科学，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西方的理性主义、科学技术、工具方法。科学的本意是一个系统观、整体现，将种种发展会遇到的问题做统筹、全面考虑，以实现持续，良性发展。中国的科学发展之路，就是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纳入统一格局之中，追求人、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而在动态发展中，为规避各种重大危机、矛盾的爆发，則要满足两点要求，其一是协调发展。实现协调发展的方法是统筹兼顾，如针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中面对的各种问题，需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其二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以科学发展的观念反思我们当前面对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如果美国人民与政府能从一开始就统筹考虑金融体系的各个运作环节，统筹考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统筹考虑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美国利益与世界利益、未来利益与现在利益、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致力于一种持久、和谐、共赢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也许就不会造成今日难以收复的复杂局面。
　　第三，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不单要发展，也不单要科学，还要以终极的价值信念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个价值信念就回归到了人本身，无论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学习也好，经济问题也好、社会问题也好、家庭问题也好，这些都是生命的一部分，怎样主动思考、行为?心中的那个本真愿望是什么?我们所有的行为是否都是有坚定的信念与信仰做支撑?对这些问题的不断反省、求证才涉及到人之根本。物质世界是心灵世界的外化，而非异化，任何外在法则的约束、质询都抵不过人对自我内心的反省、诘问。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奉质就是人心不“诚”，首先对自己不真诚，然后对别人也不真诚，所谓自欺欺人，而后为天下欺。经济、商业、金融如果失去了“诚信”文化做支撑，如果不能将诚信从一种法律制度变为人的内在约束力，那么市场经济就变成了一个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危险游戏。由此，抵御经济危机、防范经济危机、化解经济危机，说到底，解决方案很简单，这就是倡导每个现代人、每个地球人，真诚做人、真诚做事，义在利前，利为义用，这个义是天下大义，也是天下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