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变得更穷了，数百万的工人需要寻找其他生计。但没有经济上的理由认为，疫情危机所导致的萧条会特别漫长。美国在科技和组织能力上都领先世界，也拥有高技能劳动力。问题在于恢复不会自动发生。
　　美国花了十年才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当时，美国住房建设部门已经恢复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正常规模，这意味着不再需要部门级的结构调整。相反，挑战在于辨别并将资源再配置给此前没有生产、未来会更有价值的商品。此外，金融危机及随后的衰退，没有削弱美国工人的技能或降低现有科技的效率。唯一的长期影响是，投资者对私人部门金融机构创造评级合理的安全金融资产的能力不再信任。这就是美国就业用了十年才从次贷危机中恢复的原因。世界缺少安全资产，政府无法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美国本应更多地动员额外的私人部门风险承担能力，创造安全公共资产，并支持工人包括用发行货币和采购推动有效需求和就业增长。
　　没有理由认为美国需要花十年时间才能让就业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但事实很有可能就是如此。未来一个月，美国联邦政府显然不会采取新的政策措施减轻萧条或改善美国失败的公共卫生响应。同样，共和党对于如何实现“V型”复苏没有任何可靠的思路。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民主党必须无条件遵循一个原则，即每一个想工作的美国人都应有能力找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的薪酬必须足以让工人全家脱离贫困线。充分就业的联邦承诺不是新思维。1946年美国《就业法案》提出了这一原则，但随后因为有人抱怨政府无力支持充分就业而不了了之。对这一反对的最佳反驳向来是凯恩斯在1942年的妙语：“只有做不到，没有做不起。”意思是，金融体系的存在是为了支持经济活动，而不是作为独立的经济活动约束。
　　为想工作的求职者找到有用的工作，绝对是我们有能力实现的目标之一。但调整现有支付和金融结构以支持充分就业，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后果。凯恩斯指出，充分就业将“导致更低的利率”，从而起到“食租者安乐死”的效果。
　　支持充分就业还有可能要求更高、累进性更强的税收，并可能导致公共债务达到经历过20世纪70年代的人都咋舌的水平。如果一飞冲天的债务是中期实现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那么就是值得的。唯一的危险是，如果经济摆脱了当前的长期停滞，债务高到什么程度才是不合理的。
　　最后，恢复和保持充分就业可能要求我们让需求从精英消费转向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也有可能要求大规模劳动密集型公共工作项目。现在应该将充分就业列为最重要的工作。一旦我们实现了充分就业，一切都会回到正轨。

學术观点

　　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 马文涛 张朋
　　“财政透明度、逆周期调控与政府债务规模”
　　《世界经济》2020年第5期
　　本文从信息披露的视角解释了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研究显示，以公共信息披露形式呈现的财政透明度，对政府债务规模具有抑制效应，并且这种抑制效应主要通过宏观层面的逆周期调控与系统性风险两个渠道实现。前者源于公共信息披露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作用，并借助投资率和失业率的变化得以体现，后者则归因于公共信息披露对公众预期的引导与塑造作用，并集中展现在系统性风险的形成之中。
　　分析表明，这种抑制效应在财政透明度提高后逐步增强，在第四年达到最大值，而后开始减弱并在第七年趋于消失，并且在高债务、高财政透明度、低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更明显。据此，政府要加强信息披露，将信息披露程度与逆周期调控力度有机结合，以实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与系统性风险的有序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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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