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大地，自古人杰地灵，风流人物辈出，一代名臣曾文正公和缔造了新中国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皆出生于此。不唯有杰出的政治领袖，湖南也孕育了齐白石、沈从文等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和文学家。湖南在地域上不是中国最大的省，在人口上不是中国最多的省，而在文化上却是最有特色的省份之一。敢说，敢做，个性张扬的湖南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更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风景秀丽的橘子洲头、巍峨耸立的南岳衡山、幽翠灵秀的岳麓山在向世人静静地讲述着湖湘大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1930年出生于长沙。没几年，日寇大举发动侵华战争，我的一个姑姑便是在日本兵的迫害下，被逼投水自杀。这一切长久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虽然苦痛，却也使我警醒：国之不国，何以家为？抗战胜利后，我一心想重返学校，通过夜以继日地苦读，考上了长沙著名的教会学校福湘女中，跨过初三，直接升入高中一年级二期。福湘女中环境优美，管理也极其严格。我们每两周才被允许出一次校门。但我并不觉得苦闷，我生性活泼，喜欢唱歌，跳舞，听古典音乐，也喜欢打排球，还曾被选进校排球队打二传。那时候我的生活里充满了欢乐。
　　1948年，我听从了姐姐的意见，报考了武汉大学农业化学系。在武大读书期间，受老师陈华癸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对微生物这一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我致力探索微观世界奥秘的开始和源动力；1956年，我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1980年，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进修；1984年，我到中国农科院从事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四个转折点，四次人生机遇，我把握住了这些机遇，没有让它们与我擦肩而过。
　　我一生都在追求科学，追求真理，有三句话牢记始终：敬业、执著；严谨、探索；继承、开拓。刚从苏联回来时，物资极其匮乏，我克服了种种生活上的曲折和艰难；上世纪70年代初，刚开始质粒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时候，许多人抱着不理解甚至怀疑的态度，我没有灰心气馁，坚持攻关；80年代初来到农科院的时候，分子生物学领域在我国农口几乎是一片空白，我创建了农口第一个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参与负责组建了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我在开展农业转基因研究开始的几年里，常常听到来自各方面的对基因工程质疑甚至是反对的声音，我和我的科研团队排除万难，顶住各种压力，在国内率先掌握了抗虫棉的关键核心技术，在同美国抗虫棉竞争过程当中，国产抗虫棉逐步取得优势，打破了美国抗虫棉的垄断地位。近些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勇攀科研高峰，经过与传统育种的有机结合，得到了高水平表达植酸酶并能稳定遗传的转基因玉米纯合系，把一粒粒普通的玉米种子变成一座座微型“生物工厂”。
　　我喜欢看足球比赛。“踢足球像做科研。球队是个团队，科研集体也是团队……一个球队没有球星，就难夺冠军；一个科研集体，没有尖子人才也难以创出一流科研成果。”打球要技术，更要精神。科研更是如此，意志力相当重要。很多时候，最后获得成功的不一定是最有才华者，而往往是意志最坚定、最能坚持到底的人。
　　很多人都觉得科研很清苦而枯燥无味，可我却一直乐在其中。有人问我，半百之年从中科院到农科院开始一项全新的事业，勇气来自何处？我的回答是，凭着对科研事业的热爱和无怨无悔。我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是湖南人。我们湖南人喝着湘江水长大，长时间接受浪涛的洗礼，触摸到了湘江的灵魂；从她执著沉稳的气势中领略到敢为人先的勇气，从她吸纳百川的包容中获得了兼容并蓄的力量。
　　我自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工作，弹指一挥间，64个年华已逝。家乡的花鼓戏时常绕于耳畔，雄壮的洞庭湖不时浮于眼帘！“惟楚有材兮斯为盛，古往今来兮美名扬。”衷心祝愿家乡的各项事业不断发展，家乡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感谢生我养我的家乡——湖南！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