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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来考虑,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则颠覆以往经济学假设,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来讨论。本文通过对具代表性的非正式制度的国家在微观、宏观层面经济行为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来试图找出非正式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无论微观经济层面还是宏观经济层面经济主体行为皆受到来自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对各种直接作用经济增长因素上具有普遍影响。非正式制度是更为接近本质地解释经济增长的切入口。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经济增长;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35-0068-04
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从“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将“技术”外部变量内在化等阶段。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宗教、文化、价值观等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的非正式制度和经济主体行为选择来试图找出非正式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非正式制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它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是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反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1 世界非正式制度格局
10年前,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覆盖78个国家,代表世界人口85%,通过近百题的问卷来研究各国的价值观现状。研究人员根据问题答案分出了两个维度四种价值观,并绘制了“世界价值观地图”。研究人员认为,工业化将使国家们从“生存+传统”向“世俗+自我表现”方向逐渐转移,认为这解释了后工业发达国家多在右上方区域,而落后国家多在左下方区域。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研究文化变迁中指出,价值观的改变影响到经济增长率。
如今世界各大洲的非正式制度格局如何呢?
1.1 亚洲国家
在亚洲国家中对非正式制度探讨最多的莫过于东亚地区和印度了。东亚在“二战”后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的高增长而引起世界瞩目。而 “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进入21世纪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同样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
东亚在地理上的概念,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某种共同的文化取向。法国巴黎大学威德梅修教授所说:以儒教为核心内容所形成的“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各国具有一种共同的东亚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主要基于儒教传统的彻底的和平主义和以“仁” 为原理的共同体主义等。这种共同的文化取向表现为:等级文化和集体主义、家族伦理、勤俭节约和尊师重教。
再来看印度的情况。独立后,印度一直以世俗主义、政教分离为立国之本,宪法宣布实行世俗主义政策,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不得采取宗教歧视,但事实上其政治体制无法避免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的增长。毕竟在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约83%的国度,印度教组织比任何宗教党派组织更有实力。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断发生。虽然1980—2000年印度的年均GDP增长率为5.8%,但在2002年印度政府平息了阿约提亚危机后的2003—2007年的GDP增长率保持在8%甚至更高的水平。印度长期的宗教派系斗争被认为是约束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印度宗教弥留至今的种姓制度。印度独立后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在政府的多年努力下,种姓制度的表现在城市里逐渐趋淡,但在农村仍然根深蒂固。种姓制度主要把人分为4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僧侣)、刹帝利(贵族和武士)、吠舍(农牧民和工商业者)和首陀罗(奴隶、杂工、仆役),另外还有一大批所谓的“不可接触者”(即贱民)。通常来说,前两个种姓属于高种姓,后两个属于低种姓。人的种姓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没法更改。不同的种姓在姓名、说话用词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当地人通过交谈等方式就可以确认出来。印度存在1.6亿贱民,和低种姓人口一起占总人口很大部分比例。
1.2 非洲国家
自独立以来,非洲大陆的战争与冲突几乎没有间断。据统计,仅1987—1997年间在全世界发生的29场内战中,就有14场发生在非洲,其范围几乎涉及东、西、南、北、中部的整个非洲大陆。战争的起因除了政权斗争、资源争夺和边界纠纷外,就是种族矛盾。种族矛盾引起的战争不仅无法提供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对现有的制度和资源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和制度无效使得非洲经济一度停滞。
另一个作为种族问题的代表,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是对白人与非白人(包括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及其他混血门族)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歧视待遇。种族隔离制度后被予以法律方式强化,深深地烙印在了南非国民心中。
从这一制度实行的结果来看,与印度的种姓制度非常相似。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同非洲其他种族问题一样,源起于奴隶贸易、殖民统治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帝国主义人为划定国界等历史因素。其后通过政治权力制度化公开化,逐渐形成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尽管种族隔离制度的原则在政治学领域中根深蒂固,对经济现实基础的干预却似乎并没有多少;其实,在白人拥护者的观念中,保存他们经济至上权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排除对他们政治至上权的威胁。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以等级划分对人们进行潜移默化的限制,来保证少数民族的利益,这种沉淀下来的种族隔离思想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3 欧美国家
在解释“近代产业改革和资本主义为何首先由西欧兴起”时,韦伯认为以基督新教伦理为发源的西方“近代合理主义”(即个性解放)是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必然的文化基础,而东方,特别是儒教的非合理主义(压抑个性)则与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无缘。
基督新教代表以美国为首,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非正式制度情况。
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在美国,信奉新教的居民约占57%,信奉天主教的约占28%,信奉犹太教的约占2%。还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往往也伴随着较强的民族主义精神。美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属性高度认同,并怀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加上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的“天命”意识,制度和文化的对外扩张通常被他们理解为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作为新教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得通过对耶稣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教义的诠释,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意义,认为教会和政府在人的生活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分管不同的领域。基于此,新教徒是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
很多学者也指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与新教伦理相一致。从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新教是在欧洲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时出现的,因此新教的反传统本质既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颖而出,又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最终在一些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出现了以经济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1.4 拉美国家
拉美文化深受天主教伦理的影响,天主教伦理中对物质财富追求的藐视造成了人们不思进取的心理,形成了人们对工作的惰性态度,不注重实用技术的研究等。拉美人普遍认为,没有运气或神灵的支持,仅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拉丁美洲缺乏创新力,通常表现为被动地适应。拉丁美洲国家的转型和改革的失败原因也通常被归结为照搬发达国家经验,一味地模仿而无视自身特点。
拉美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思想主张一方面要推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要避免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权力分配领域进行变革。拉美国家的社会上层多属西欧移民,多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封建贵族及其后裔的移民,他们身上具有欧洲个人主义文化,也具有残留下的特权文化思想。这使得拉美国家的社会上层更愿意追逐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财富不断地集中于少数富有阶层。
2 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
2.1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国民储蓄
儒家文化中的勤俭节约观念在东亚地区人们的心目中是普遍具有的,因而该地区人们普遍具有储蓄习惯和偏好,使得东亚地区有一个普遍较高的储蓄率,这一较高的储蓄率对当时的高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印度的储蓄率也比较高,带有种姓制度阴影的贫富差距是其原因之一。潜移默化的种姓制度抹杀了部分印度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的意愿。在经济各部门中的分工固定化同时强化了印度各种姓群体间贫富差距。低收入的群体为了生活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投资。可以说,印度群体中无法投资和不愿意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储蓄率的提高。
与亚洲国家形成对比的是欧美和拉美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崇尚自由和创新,市场经济和他们的思想相契合。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对自身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新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越发刺激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在经济行为选择中,“借贷”成为一种常态和发达金融市场的代表。
而拉美国家,虽然同样表现出低储蓄率的倾向,但与具有过于积极的消费习惯的欧美国家不同。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反差最大的一点是缺乏创新力,通常表现为被动地适应。在拉美的传统观念中,财富是不论渠道的,同样无论如何获得的财富都必须赞美神灵的给予。这造成了拉美人民的储蓄观念淡薄。
非洲的种族差异意识和长期依赖外资援助助长了部分非洲国家消极地被动适应的能力。这一点与拉美国家有点相似,其低储蓄率的原因,并非积极的消费习惯所造成的。
这里所比较的储蓄是从微观经济角度,多以家庭储蓄为主,家庭储蓄在各国国民储蓄的比例不同,也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要使经济充满活力的同时具有坚实的基础,洞悉国民的经济行为选择,有效调整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的比例是十分必要的。
2.2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各国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影响了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
儒家文化历来尊师重教,东亚地区也普遍对教育具有偏好。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发展。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日本。据日本文部省统计,在1970年,日本就有600万～700万的创造发明大军。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日本,战后的经济已完全崩溃。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废墟上重新建设美好的家园并再次位列发达国家,和战后的日本政府实行“勒紧裤腰带发展教育”的战略有极大的关系。资源匮乏人口数量有限的日本只经过短短一代人的努力,在1960—1970这十年间,就实现了经济起飞。
印度在种姓制度下,低种姓群体将希望寄托于来生的转世富贵,因而安于自身现状,难以产生改善现状的动力,包括对自己和家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虽然印度的精英教育培养了许多软件人才,但基础教育的严重缺失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精英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极端差异,造就了印度专业分工的极端差异,这也解释了印度发展信息业,而不是遵循一般经济规律通过制造业来发展经济。印度迅速的经济增长的特殊发展路径与其独特的种姓制度国情有着密切的关系。
印度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间的矛盾并不是特例,在拉美和非洲国家中也是普遍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联邦教育经费一半以上投入高等教育,而初、中等教育发展艰难,80年代文盲的绝对数比70年代反而增加了。1960—1980年,拉美的中学生人数增长4倍多,大学生增长7倍多,小学生人数仅增长1.4倍。这一时期,拉美国家高等教育学生的人均开支约为初等教育的11倍,中等教育学生的人均开支约为初等教育的2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4倍和 1.3倍;而在非洲国家,这两个数字则达到55倍和6倍。
当然,人力资本的积累还受到教育体制、政府引导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然而决定教育需求的是人们自身,仍受人们的观念和态度的约束。
2.3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生产率
一般而言,人力资本的改善、科学技术的引进、资本的投入都能改善生产率,这是从外部投入的角度来说的。从微观层面来看,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人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吗,显然有差异,这在于工作态度的不同。
儒家文化强调家族伦理,重视集体或群体利益。对家族伦理的重视,团结了家族内部的各种力量,更容易发挥出个人所不具有的集体力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价值取向,东亚地区的家族经营式企业或非血缘继承的强调家庭管理式的企业制度对东亚的经济增长形成了正面的推力。
在受种姓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对人们等级的划分过于根深蒂固,会造成人们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改善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上。虽然对生产力的贡献能表现出一个稳定的推力,但在提高生产率上,人们不会从自身产生积极的意愿。
在欧美国家和拉美国家中,则受宗教影响更甚。有研究指出,“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劳动来理性获取财富,并以此荣耀上帝,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神圣的道德准则”。而拉美文化受天主教伦理影响,认为工作是一种负担,劳有所获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所以欧美国家比拉美国家人民在改善自身工作和追求个人事业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会促进创新,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3 宏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
3.1 政教关系和经济政策
当政府作为某一利益集团代表时,政教关系的不同对政府行为有非常大的影响。
以印度为例。尽管印度的世俗权力机构与宗教组织在形式上是分开的,宗教组织与政府不是一套人马,宗教领袖也不担任国家首脑或行政长官。但作为国教的印度教拥有政治、法律、财政等诸多特权,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可以对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按照宗教教义和道德标准进行监督,而且拥有意识形态和信仰上不受挑战的正统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使其能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极大的实际影响。从印度宗教派系的视角观察,宗教和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
如果将GDP增长率对照相应的执政党发现,在具有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的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1996—2003年),GDP增长率明显不如国大党执政期间(1991—1995年及2004年至今)来得高和稳定。
美国算是符合政教分离特征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前文已经提到政教分离同时也是符合新教伦理的,因而在美国,政府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特征相对宽泛,即使执政党更替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和遵循自由主义经济的原则基本保持不变。
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声称自己是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国家无法完全放弃以国家力量对宗教组织的管理和控制,在实践上,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政教分离。
3.2 政府在经济转型上的选择
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宏观经济主体身上还表现在选择的经济转型方式上,同时只有当政府选择的转型方式符合国家自身的非正式制度基调时,才能得到较为成功的结果。我们可以比较俄罗斯、拉美国家和中国在经济转型上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诞生了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以俄罗斯为首的东欧国家和许多拉美国家纷纷遵循这一共识进行“休克疗法”转型改革。但其中成功的例子寥寥可数,大多数国家付出了多年的经济倒退的沉重代价。而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方式被公认为是一种与“休克疗法”相对的渐进式的改革。
俄罗斯、拉美国家和中国改革都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在某种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下被动的制度变革: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后才考虑由政府进行适当的强制性改革;拉美国家也是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军政府才不得不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改革;俄罗斯也是在苏联经济内忧外患以及看到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才进行了改革。这些国家都在努力地尽快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社会主义向民主政治转变,努力建立了开放的经济体系、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并完善产权制度。
虽然同样的转型努力,但结果却差异巨大,波兰前副总理兼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科勒德克认为“中国和越南是成功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范例,而俄罗斯和乌克兰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向市场经济渐进式转型失败的典型例子。”但我们不能因其转型结果的负面代价就否定政府作出的有益尝试。
两种经济转型方式带来的成败结果,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直接套用西方自由经济学的局限性。东欧国家和中国的非正式制度是有其路径依赖性,在历经长期的等级制度和国家集权性统治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就适应自由竞争并崇尚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呢?如果在转型时期政府若不给民众导向性,甚至完全放弃对经济的主导权,那后果不堪设想。
东欧国家、拉美国家和中国对旧有制度的依赖,造成内部变革动力的不足,只能靠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融洽的时候,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能够得到整个经济体的承认和接受,甚至能够演变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变成国家革新内部的动力。
4 结 语
各国不论是微观经济层面还是宏观经济层面都会受到来自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这种约束表现在国民对财富的分配方式,对个人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率(工作效率)的意愿,还表现在宗教性利益集团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牵制,以及与正式制度的相适应性。这些因素不无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
在早期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制度一直被作为一个外部变量予以考虑。正式制度作为人为建立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可以在某一时期作为外部因素来看,但非正式制度更多地是让人们自发地作出某些行为选择。而实际上人们的行为选择会很大程度地影响那些直接作用于经济体增长的因素,比如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如此看来,对人们行为的约束集合难道不是更本质的经济增长因素吗?换言之,要带动经济增长,就要促进国民内部的发展动力,这种发展动力必须是来自国民的共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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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08-03
[作者简介]洪韬(1986—),女,上海人,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经济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比较研究。
[关键词]非正式制度;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经济增长;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35-0068-04
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从“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将“技术”外部变量内在化等阶段。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宗教、文化、价值观等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通过比较世界各国的非正式制度和经济主体行为选择来试图找出非正式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
关于非正式制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它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规则的变动和修改纯粹是由个人完成,它用不着也不可能由群体行动完成。最初,个别创新者将被其他人认为是违反了现行规则。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并接受新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才发生变换。这种制度安排的例子有价值观、伦理规范、道德、习惯、意识形态等等。”
1 世界非正式制度格局
10年前,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覆盖78个国家,代表世界人口85%,通过近百题的问卷来研究各国的价值观现状。研究人员根据问题答案分出了两个维度四种价值观,并绘制了“世界价值观地图”。研究人员认为,工业化将使国家们从“生存+传统”向“世俗+自我表现”方向逐渐转移,认为这解释了后工业发达国家多在右上方区域,而落后国家多在左下方区域。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在研究文化变迁中指出,价值观的改变影响到经济增长率。
如今世界各大洲的非正式制度格局如何呢?
1.1 亚洲国家
在亚洲国家中对非正式制度探讨最多的莫过于东亚地区和印度了。东亚在“二战”后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了相对持续的高增长而引起世界瞩目。而 “金砖四国”之一的印度进入21世纪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同样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
东亚在地理上的概念,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某种共同的文化取向。法国巴黎大学威德梅修教授所说:以儒教为核心内容所形成的“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各国具有一种共同的东亚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主要基于儒教传统的彻底的和平主义和以“仁” 为原理的共同体主义等。这种共同的文化取向表现为:等级文化和集体主义、家族伦理、勤俭节约和尊师重教。
再来看印度的情况。独立后,印度一直以世俗主义、政教分离为立国之本,宪法宣布实行世俗主义政策,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不得采取宗教歧视,但事实上其政治体制无法避免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的增长。毕竟在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约83%的国度,印度教组织比任何宗教党派组织更有实力。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不断发生。虽然1980—2000年印度的年均GDP增长率为5.8%,但在2002年印度政府平息了阿约提亚危机后的2003—2007年的GDP增长率保持在8%甚至更高的水平。印度长期的宗教派系斗争被认为是约束印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印度宗教弥留至今的种姓制度。印度独立后在法律上废除了种姓制度,在政府的多年努力下,种姓制度的表现在城市里逐渐趋淡,但在农村仍然根深蒂固。种姓制度主要把人分为4个不同等级:婆罗门(僧侣)、刹帝利(贵族和武士)、吠舍(农牧民和工商业者)和首陀罗(奴隶、杂工、仆役),另外还有一大批所谓的“不可接触者”(即贱民)。通常来说,前两个种姓属于高种姓,后两个属于低种姓。人的种姓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没法更改。不同的种姓在姓名、说话用词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当地人通过交谈等方式就可以确认出来。印度存在1.6亿贱民,和低种姓人口一起占总人口很大部分比例。
1.2 非洲国家
自独立以来,非洲大陆的战争与冲突几乎没有间断。据统计,仅1987—1997年间在全世界发生的29场内战中,就有14场发生在非洲,其范围几乎涉及东、西、南、北、中部的整个非洲大陆。战争的起因除了政权斗争、资源争夺和边界纠纷外,就是种族矛盾。种族矛盾引起的战争不仅无法提供经济发展的稳定环境,对现有的制度和资源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和制度无效使得非洲经济一度停滞。
另一个作为种族问题的代表,就是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是对白人与非白人(包括黑人、印度人、马来人及其他混血门族)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歧视待遇。种族隔离制度后被予以法律方式强化,深深地烙印在了南非国民心中。
从这一制度实行的结果来看,与印度的种姓制度非常相似。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同非洲其他种族问题一样,源起于奴隶贸易、殖民统治时期的分而治之政策、帝国主义人为划定国界等历史因素。其后通过政治权力制度化公开化,逐渐形成一种种族主义意识形态。
尽管种族隔离制度的原则在政治学领域中根深蒂固,对经济现实基础的干预却似乎并没有多少;其实,在白人拥护者的观念中,保存他们经济至上权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排除对他们政治至上权的威胁。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以等级划分对人们进行潜移默化的限制,来保证少数民族的利益,这种沉淀下来的种族隔离思想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3 欧美国家
在解释“近代产业改革和资本主义为何首先由西欧兴起”时,韦伯认为以基督新教伦理为发源的西方“近代合理主义”(即个性解放)是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必然的文化基础,而东方,特别是儒教的非合理主义(压抑个性)则与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无缘。
基督新教代表以美国为首,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非正式制度情况。
美国著名神学家尼布尔说过,美国“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国家,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在美国,信奉新教的居民约占57%,信奉天主教的约占28%,信奉犹太教的约占2%。还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宗教信仰深厚的国家,往往也伴随着较强的民族主义精神。美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属性高度认同,并怀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感。加上深深扎根于基督教的“天命”意识,制度和文化的对外扩张通常被他们理解为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特殊使命”。作为新教的始作俑者,马丁•路得通过对耶稣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教义的诠释,阐述了政教分离的意义,认为教会和政府在人的生活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分管不同的领域。基于此,新教徒是主张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
很多学者也指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在根本上与新教伦理相一致。从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新教是在欧洲封建制度走向没落时出现的,因此新教的反传统本质既有助于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颖而出,又不可避免地与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最终在一些新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出现了以经济快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1.4 拉美国家
拉美文化深受天主教伦理的影响,天主教伦理中对物质财富追求的藐视造成了人们不思进取的心理,形成了人们对工作的惰性态度,不注重实用技术的研究等。拉美人普遍认为,没有运气或神灵的支持,仅靠人类自身的努力是无法成功的。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拉丁美洲缺乏创新力,通常表现为被动地适应。拉丁美洲国家的转型和改革的失败原因也通常被归结为照搬发达国家经验,一味地模仿而无视自身特点。
拉美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思想主张一方面要推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另一方面要避免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和权力分配领域进行变革。拉美国家的社会上层多属西欧移民,多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封建贵族及其后裔的移民,他们身上具有欧洲个人主义文化,也具有残留下的特权文化思想。这使得拉美国家的社会上层更愿意追逐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财富不断地集中于少数富有阶层。
2 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
2.1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国民储蓄
儒家文化中的勤俭节约观念在东亚地区人们的心目中是普遍具有的,因而该地区人们普遍具有储蓄习惯和偏好,使得东亚地区有一个普遍较高的储蓄率,这一较高的储蓄率对当时的高增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印度的储蓄率也比较高,带有种姓制度阴影的贫富差距是其原因之一。潜移默化的种姓制度抹杀了部分印度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现状的意愿。在经济各部门中的分工固定化同时强化了印度各种姓群体间贫富差距。低收入的群体为了生活更愿意储蓄而不是投资。可以说,印度群体中无法投资和不愿意投资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印度储蓄率的提高。
与亚洲国家形成对比的是欧美和拉美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崇尚自由和创新,市场经济和他们的思想相契合。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对自身民族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新经济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越发刺激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在经济行为选择中,“借贷”成为一种常态和发达金融市场的代表。
而拉美国家,虽然同样表现出低储蓄率的倾向,但与具有过于积极的消费习惯的欧美国家不同。拉美国家与欧美国家反差最大的一点是缺乏创新力,通常表现为被动地适应。在拉美的传统观念中,财富是不论渠道的,同样无论如何获得的财富都必须赞美神灵的给予。这造成了拉美人民的储蓄观念淡薄。
非洲的种族差异意识和长期依赖外资援助助长了部分非洲国家消极地被动适应的能力。这一点与拉美国家有点相似,其低储蓄率的原因,并非积极的消费习惯所造成的。
这里所比较的储蓄是从微观经济角度,多以家庭储蓄为主,家庭储蓄在各国国民储蓄的比例不同,也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要使经济充满活力的同时具有坚实的基础,洞悉国民的经济行为选择,有效调整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和家庭储蓄的比例是十分必要的。
2.2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人力资本积累
各国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了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影响了国家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积累。
儒家文化历来尊师重教,东亚地区也普遍对教育具有偏好。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直接促进了东亚地区人力资本和技术的发展。最为突出的例子是日本。据日本文部省统计,在1970年,日本就有600万～700万的创造发明大军。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日本,战后的经济已完全崩溃。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废墟上重新建设美好的家园并再次位列发达国家,和战后的日本政府实行“勒紧裤腰带发展教育”的战略有极大的关系。资源匮乏人口数量有限的日本只经过短短一代人的努力,在1960—1970这十年间,就实现了经济起飞。
印度在种姓制度下,低种姓群体将希望寄托于来生的转世富贵,因而安于自身现状,难以产生改善现状的动力,包括对自己和家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虽然印度的精英教育培养了许多软件人才,但基础教育的严重缺失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精英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极端差异,造就了印度专业分工的极端差异,这也解释了印度发展信息业,而不是遵循一般经济规律通过制造业来发展经济。印度迅速的经济增长的特殊发展路径与其独特的种姓制度国情有着密切的关系。
印度的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间的矛盾并不是特例,在拉美和非洲国家中也是普遍存在的。20世纪70年代,巴西的联邦教育经费一半以上投入高等教育,而初、中等教育发展艰难,80年代文盲的绝对数比70年代反而增加了。1960—1980年,拉美的中学生人数增长4倍多,大学生增长7倍多,小学生人数仅增长1.4倍。这一时期,拉美国家高等教育学生的人均开支约为初等教育的11倍,中等教育学生的人均开支约为初等教育的2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4倍和 1.3倍;而在非洲国家,这两个数字则达到55倍和6倍。
当然,人力资本的积累还受到教育体制、政府引导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然而决定教育需求的是人们自身,仍受人们的观念和态度的约束。
2.3 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影响生产率
一般而言,人力资本的改善、科学技术的引进、资本的投入都能改善生产率,这是从外部投入的角度来说的。从微观层面来看,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人们的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吗,显然有差异,这在于工作态度的不同。
儒家文化强调家族伦理,重视集体或群体利益。对家族伦理的重视,团结了家族内部的各种力量,更容易发挥出个人所不具有的集体力量。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价值取向,东亚地区的家族经营式企业或非血缘继承的强调家庭管理式的企业制度对东亚的经济增长形成了正面的推力。
在受种姓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对人们等级的划分过于根深蒂固,会造成人们不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改善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上。虽然对生产力的贡献能表现出一个稳定的推力,但在提高生产率上,人们不会从自身产生积极的意愿。
在欧美国家和拉美国家中,则受宗教影响更甚。有研究指出,“新教伦理让人们为上帝而获取财富,赋予人们一种通过诚实劳动来理性获取财富,并以此荣耀上帝,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神圣的道德准则”。而拉美文化受天主教伦理影响,认为工作是一种负担,劳有所获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观。所以欧美国家比拉美国家人民在改善自身工作和追求个人事业方面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会促进创新,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
3 宏观经济主体行为选择
3.1 政教关系和经济政策
当政府作为某一利益集团代表时,政教关系的不同对政府行为有非常大的影响。
以印度为例。尽管印度的世俗权力机构与宗教组织在形式上是分开的,宗教组织与政府不是一套人马,宗教领袖也不担任国家首脑或行政长官。但作为国教的印度教拥有政治、法律、财政等诸多特权,不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可以对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按照宗教教义和道德标准进行监督,而且拥有意识形态和信仰上不受挑战的正统地位。这种特殊地位使其能够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极大的实际影响。从印度宗教派系的视角观察,宗教和政治的联系十分密切。
如果将GDP增长率对照相应的执政党发现,在具有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的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1996—2003年),GDP增长率明显不如国大党执政期间(1991—1995年及2004年至今)来得高和稳定。
美国算是符合政教分离特征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前文已经提到政教分离同时也是符合新教伦理的,因而在美国,政府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特征相对宽泛,即使执政党更替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和遵循自由主义经济的原则基本保持不变。
虽然世界上许多国家声称自己是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国家无法完全放弃以国家力量对宗教组织的管理和控制,在实践上,并不能做到真正的政教分离。
3.2 政府在经济转型上的选择
意识形态的不同在宏观经济主体身上还表现在选择的经济转型方式上,同时只有当政府选择的转型方式符合国家自身的非正式制度基调时,才能得到较为成功的结果。我们可以比较俄罗斯、拉美国家和中国在经济转型上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末,诞生了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以俄罗斯为首的东欧国家和许多拉美国家纷纷遵循这一共识进行“休克疗法”转型改革。但其中成功的例子寥寥可数,大多数国家付出了多年的经济倒退的沉重代价。而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方式被公认为是一种与“休克疗法”相对的渐进式的改革。
俄罗斯、拉美国家和中国改革都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在某种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下被动的制度变革:中国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后才考虑由政府进行适当的强制性改革;拉美国家也是在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军政府才不得不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改革;俄罗斯也是在苏联经济内忧外患以及看到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才进行了改革。这些国家都在努力地尽快完成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社会主义向民主政治转变,努力建立了开放的经济体系、进行了私有化改革并完善产权制度。
虽然同样的转型努力,但结果却差异巨大,波兰前副总理兼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科勒德克认为“中国和越南是成功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范例,而俄罗斯和乌克兰至少从目前来看是向市场经济渐进式转型失败的典型例子。”但我们不能因其转型结果的负面代价就否定政府作出的有益尝试。
两种经济转型方式带来的成败结果,让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直接套用西方自由经济学的局限性。东欧国家和中国的非正式制度是有其路径依赖性,在历经长期的等级制度和国家集权性统治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在短期内就适应自由竞争并崇尚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呢?如果在转型时期政府若不给民众导向性,甚至完全放弃对经济的主导权,那后果不堪设想。
东欧国家、拉美国家和中国对旧有制度的依赖,造成内部变革动力的不足,只能靠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融洽的时候,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能够得到整个经济体的承认和接受,甚至能够演变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变成国家革新内部的动力。
4 结 语
各国不论是微观经济层面还是宏观经济层面都会受到来自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这种约束表现在国民对财富的分配方式,对个人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率(工作效率)的意愿,还表现在宗教性利益集团对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牵制,以及与正式制度的相适应性。这些因素不无影响经济增长的内部动力。
在早期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制度一直被作为一个外部变量予以考虑。正式制度作为人为建立的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可以在某一时期作为外部因素来看,但非正式制度更多地是让人们自发地作出某些行为选择。而实际上人们的行为选择会很大程度地影响那些直接作用于经济体增长的因素,比如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和技术、劳动生产率等。如此看来,对人们行为的约束集合难道不是更本质的经济增长因素吗?换言之,要带动经济增长,就要促进国民内部的发展动力,这种发展动力必须是来自国民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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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9-08-03
[作者简介]洪韬(1986—),女,上海人,世界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经济学学士学位,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