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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红字》是一部典型的加尔文教文学作品，它展现了新英格兰初期的社会真实百态，反映了人从“罪”到“救赎”的艰苦历程，显现着加尔文教的烙印。从中我们看到了加尔文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人性的扭曲，也看到了加尔文教赋予了世俗劳动以神圣的含义。
关键词：加尔文教 霍桑的《红字》 影响
加尔文教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对西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想行产生了广泛而深遠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西方政治、经济、司法、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些影响之中，有积极和也在消极的。我们知道，霍桑的《红字》是一部反映加尔文教思想的文学力作。人们在解读《红字》时，更多的注意到了它消极的一面，许多文章都力图从中寻找证据，证明加尔文教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更积极的一面，也就是加尔文教为新教带来了清新的价值观，注入了一股“真善”的个人和社会道德原则和人生观。[1]3
一.加尔文及其教义
加尔文教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产生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与路德教和安立甘教并称新教三大主流教派。在英国信奉加尔文教的教徒称为清教徒。清教徒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英国面对国教的腐败和繁琐的宗教仪式，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恢复基督教创建时的简洁纯净，排除国教内部的天主教余迹，消除国教中的腐败，简化繁文缛节的宗教礼仪。然而，1553年7月，英王爱德华六世病逝，查理八世的长女玛丽继承王位。玛丽是个虔诚而狂热的天主教徒，她复辟了天主教，并对清教徒及其他教徒进行疯狂的残酷迫害，迫使他们流亡海外。17世纪初，受迫害的清教徒纷纷来到北美，希望建立一个平等自治的国度，他们白手起家，开荒种地，建立了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随着清教徒而来的就是其信仰的加尔文教，加尔文教成为了新英格兰的主流宗教。
加尔文教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它的教义核心就是确立上帝的绝对权威和人本身无法自救。它继承了基督教的说词，人类始祖亚当违反上帝意志，与夏娃一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原罪”代代相传，人本身无法自我救赎，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但是，它也认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救赎，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那怎样才知道谁是“选民”？它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忍辱负重和勤劳创造来证明自己是“选民”而获得救赎。这就是加尔文教一条重要的教义：“因信得救论”。人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工作，负罪前行，坚定信仰，增强信念，确定自己是否是“选民”。总之，人们必须承认上帝的绝对权威，严守各条清规戒律，勤勉自律，泯灭自欲，才能洗清自己的罪恶，得以救赎。[2]36
二.霍桑和《红字》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19世纪美国重要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出生于新英格兰名门望族，世代信仰加尔文教。家庭和社会浓重的加尔文教环境，深刻影响着他。然而，他自幼性格阴郁，耽于思考，目睹祖先迫害宗教异端的狂热，使他产生深深的负罪感。他在他的姓氏“Nathaniel Hathorne”中加上了一个“W”，变成了“Nathaniel Hawthorne”，以示他与祖先们的区别。从霍桑的生活及其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他既是加尔文教的信徒，又是批判者。
《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描写加尔文教盛行时期，新英格兰发生的一个以罪恶与救赎为主题的悲伤故事。海丝特·白兰由于犯了通奸罪，被惩罚佩戴一个红色的“A”字示众。这时，她失散两年的丈夫齐灵渥斯突然出现，他看到了示众的妻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他知道，那不是他的婴儿。因此，他决定隐姓埋名，找出奸夫，加以惩罚。他所怀疑的就是当地牧师丁梅斯代尔，为了证实他的怀疑，他以医生的身份出现在他的身边，通过旁敲侧击，试探牧师，展开心理攻势力，使牧师始终沉溺在罪恶与内疚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就这样，白兰戴着象征耻辱的红字“A”，艰难地度过了漫长的七年，牧师也拖着虚弱的身体，捂着胸口，忍受身心巨大的折磨，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自我惩罚了七年。当时，白兰向牧师提出一起出逃，到一个没有认识的地方。牧师同意了，然而，在临行之际，在做完最后一次布道后，他向民众袒露了自己的罪行，继而倒地身亡。齐灵沃斯在失去复仇的目标后，不久也抑郁而终。白兰也带着女儿离开了新英格兰。
三.《红字》中的加尔文教
《红字》是反映加尔文教思想的一部力作。清教徒把加尔文教带到了新英格兰，使它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使它的教义教规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在《红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加尔文教的“罪”与“救赎”。
“罪”是人类世代相传的，也是人类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根源。牧师和白兰的通奸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犯了“原罪”，他们注定失去乐园，遭受世人的唾骂，忍受内疚的折磨;白兰女儿也被世人看成是一个“孽种”，是一个罪恶的结果，必然受到人们的鄙视。随着她的长大，逐渐表现出来的叛逆，更是被人们看成“本性难移”和“罪恶的遗传”;齐灵沃斯，原本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面对妻子的背叛，他没有选择释怀，而是千方百计去复仇，这是“性本恶”的使然，也是加尔文教的“原罪是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根源”的表现。
“救赎”是加尔文教的精髓，它主张“因信得救”。加尔文教认为：人只有虔信上帝，甘心伏罪，在上帝面前，在公众面前，在法律面前，忘乎自我，禁欲自我，负罪前行，积德行善，才能洗清自己的罪恶，得到“救赎”。白兰的救赎来自她对罪恶的坦白和担当。她坦然接受了狱中的折磨、审判台的示众、社会的偏见、耻辱的“A”字和“罪恶”的结晶（女儿）以及法律的审判。另外，她必须深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一直佩戴着耻辱的红字“A”，以德报怨，仁慈爱人，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并给受苦受难的妇女带去帮助和心灵的慰藉，这样才能再次得到社会的接纳，得到上帝的救赎。
牧师犯了通奸罪，隐瞒实情，丧失了心灵诚实的品质和“因信得救”机会，然而，他可以通过鞭笞肉体和折磨灵魂以求得自我救赎。为此，终日惶恐不安，忍受着身心内疚和罪恶的煎熬，最终在最后一场布道中，坦言了他的罪行，释放了内疚的郁抑，完成了灵魂的救赎。 齐灵沃斯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小老头。他不配有爱情，不配拥有美丽的白兰，他毫无仁慈，完全是一个残酷的恶魔。牧师死后，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迅速衰老死去。临死前，他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留给了白兰的女儿，[4]204以求得阴险罪恶的忏悔和灵魂的净化，赢得上帝的救赎。
四.加尔文教之于美国
加尔文教思想是个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科学等各个方面的观念。它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之于美国社会而言，它教诲美国人应以善行来赋予生活意义。每个人都应该有担当精神，对自己和家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倡互助，社会应该帮助贫困的人;教导美国人如何为人处世，诚实守信，勤劳节俭，遵纪守法，参与社会事务，尊师重道，敬老爱幼，崇尚权威，信拜上帝，等等。对此，《红字》也有所体现，白兰最初受人们的孤立和歧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她的勤劳朴素，隐忍善良，乐于助人，特别是热心帮助贫病交加的妇女，逐渐地转变了对她的看法，从而接纳了她。
之于美国文学艺术而言，殖民地时期的文学艺术都带有加尔文教的色彩，从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 1612-1672）到佛倫诺（Philip Freneau，1752-1832）的诗歌，从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的作品到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的传记，从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红字》再到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超验主义文学，都体现加尔文教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红字》。《红字》高度反映了加尔文教思想下新英格兰社会的基本形态。就此而言，加尔文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和人文面貌。在文学艺术上，它是一种文化和艺术形态大的表现形式。
之于美国经济社会而言，加尔文教一方面推崇勤劳致富，一方面提倡禁欲主义。人只有通过勤奋劳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才能接近上帝，得到“救赎”，正如上帝说：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3]93这一教义为那些渴望通过辛劳致富和艰苦创业的人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对物质财富消费的禁欲，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财富，促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
当然，加尔文教也给美国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如人们固守着加尔文教的“严谨认真”和“遵纪守法”等教规，对人对事，都失去了应当的宽容和仁慈。如《红字》中，人们最初对刑台的白兰就相当尖酸和苛刻。她们说：“他们应该在海丝特·白兰的脑门上烙个记号。那总能让海丝特太太有点怕，我敢这么说。”[4]35“这女人给我们大伙都丢了脸，她就该死。”[4]36另外，加尔文教的“原罪观”也深刻人心。如牧师知道他犯了“原罪”将永远得不到救赎，因此，终日郁抑不解，深负愧疚，最终只能以死相赎。白兰对女儿的命运也深感忧虑，她知道自己犯有“原罪”，会给女儿带来不测的厄运。
更为恶劣的是，加尔文教的“选民”思想，使得通过劳动积累财富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注定高人一等，可以凌驾于人，长成了美国人的优越感。正如早期移民北美的清教徒那样，他们雄心勃勃地来到北美要建立一个人间“伊甸园”，正是在这个理想的“伊甸园”里，他们通过艰苦劳动创造巨大财富，继而膨胀出超级的优越感和领导意识。时至今日，美国还是信心满满地要充当世界领袖，大打民主旗帜，叫嚣“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不断输出他们的“美国民主”，对贫穷落后的小国横加干涉和控制。[5]59
五.结束语
《红字》是一部典型的加尔文教文学作品，它反映了加尔文教统治下，新英格兰殖民地初期的社会真实百态，也反映了人从“罪”到“救赎”的艰苦历程，显现着加尔文教的烙印。从中我们看到了加尔文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也看到了加尔文教赋予了世俗劳动以神圣的含义，造就了美国人追求物质、创业致富的品格，为美国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从加尔文教的“选民”思想中滋生出的“选民特权”和“高人一等”观念。
参考文献
[1]李铭.论霍桑的加尔文教倾向[J].南京师范大学，2002.
[2]孙筱珍.《红字》的清教主义的传统透视[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霍桑.红字[M].胡允恒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陈华.清教思想与美国精神[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
（作者介绍：宋启军，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
关键词：加尔文教 霍桑的《红字》 影响
加尔文教是基督教新教的主要宗派，对西方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思想行产生了广泛而深遠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西方政治、经济、司法、文化艺术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些影响之中，有积极和也在消极的。我们知道，霍桑的《红字》是一部反映加尔文教思想的文学力作。人们在解读《红字》时，更多的注意到了它消极的一面，许多文章都力图从中寻找证据，证明加尔文教对人性的压制和摧残。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更积极的一面，也就是加尔文教为新教带来了清新的价值观，注入了一股“真善”的个人和社会道德原则和人生观。[1]3
一.加尔文及其教义
加尔文教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教派，产生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时期，与路德教和安立甘教并称新教三大主流教派。在英国信奉加尔文教的教徒称为清教徒。清教徒是一群理想主义者，英国面对国教的腐败和繁琐的宗教仪式，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恢复基督教创建时的简洁纯净，排除国教内部的天主教余迹，消除国教中的腐败，简化繁文缛节的宗教礼仪。然而，1553年7月，英王爱德华六世病逝，查理八世的长女玛丽继承王位。玛丽是个虔诚而狂热的天主教徒，她复辟了天主教，并对清教徒及其他教徒进行疯狂的残酷迫害，迫使他们流亡海外。17世纪初，受迫害的清教徒纷纷来到北美，希望建立一个平等自治的国度，他们白手起家，开荒种地，建立了北美殖民地“新英格兰”。随着清教徒而来的就是其信仰的加尔文教，加尔文教成为了新英格兰的主流宗教。
加尔文教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它的教义核心就是确立上帝的绝对权威和人本身无法自救。它继承了基督教的说词，人类始祖亚当违反上帝意志，与夏娃一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原罪”代代相传，人本身无法自我救赎，只有上帝才能拯救，但是，它也认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救赎，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得救。那怎样才知道谁是“选民”？它认为人可以通过自己忍辱负重和勤劳创造来证明自己是“选民”而获得救赎。这就是加尔文教一条重要的教义：“因信得救论”。人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工作，负罪前行，坚定信仰，增强信念，确定自己是否是“选民”。总之，人们必须承认上帝的绝对权威，严守各条清规戒律，勤勉自律，泯灭自欲，才能洗清自己的罪恶，得以救赎。[2]36
二.霍桑和《红字》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19世纪美国重要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出生于新英格兰名门望族，世代信仰加尔文教。家庭和社会浓重的加尔文教环境，深刻影响着他。然而，他自幼性格阴郁，耽于思考，目睹祖先迫害宗教异端的狂热，使他产生深深的负罪感。他在他的姓氏“Nathaniel Hathorne”中加上了一个“W”，变成了“Nathaniel Hawthorne”，以示他与祖先们的区别。从霍桑的生活及其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他既是加尔文教的信徒，又是批判者。
《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描写加尔文教盛行时期，新英格兰发生的一个以罪恶与救赎为主题的悲伤故事。海丝特·白兰由于犯了通奸罪，被惩罚佩戴一个红色的“A”字示众。这时，她失散两年的丈夫齐灵渥斯突然出现，他看到了示众的妻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他知道，那不是他的婴儿。因此，他决定隐姓埋名，找出奸夫，加以惩罚。他所怀疑的就是当地牧师丁梅斯代尔，为了证实他的怀疑，他以医生的身份出现在他的身边，通过旁敲侧击，试探牧师，展开心理攻势力，使牧师始终沉溺在罪恶与内疚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就这样，白兰戴着象征耻辱的红字“A”，艰难地度过了漫长的七年，牧师也拖着虚弱的身体，捂着胸口，忍受身心巨大的折磨，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进行自我惩罚了七年。当时，白兰向牧师提出一起出逃，到一个没有认识的地方。牧师同意了，然而，在临行之际，在做完最后一次布道后，他向民众袒露了自己的罪行，继而倒地身亡。齐灵沃斯在失去复仇的目标后，不久也抑郁而终。白兰也带着女儿离开了新英格兰。
三.《红字》中的加尔文教
《红字》是反映加尔文教思想的一部力作。清教徒把加尔文教带到了新英格兰，使它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使它的教义教规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在《红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加尔文教的“罪”与“救赎”。
“罪”是人类世代相传的，也是人类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根源。牧师和白兰的通奸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犯了“原罪”，他们注定失去乐园，遭受世人的唾骂，忍受内疚的折磨;白兰女儿也被世人看成是一个“孽种”，是一个罪恶的结果，必然受到人们的鄙视。随着她的长大，逐渐表现出来的叛逆，更是被人们看成“本性难移”和“罪恶的遗传”;齐灵沃斯，原本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面对妻子的背叛，他没有选择释怀，而是千方百计去复仇，这是“性本恶”的使然，也是加尔文教的“原罪是一切罪恶和灾难的根源”的表现。
“救赎”是加尔文教的精髓，它主张“因信得救”。加尔文教认为：人只有虔信上帝，甘心伏罪，在上帝面前，在公众面前，在法律面前，忘乎自我，禁欲自我，负罪前行，积德行善，才能洗清自己的罪恶，得到“救赎”。白兰的救赎来自她对罪恶的坦白和担当。她坦然接受了狱中的折磨、审判台的示众、社会的偏见、耻辱的“A”字和“罪恶”的结晶（女儿）以及法律的审判。另外，她必须深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忍辱负重，无怨无悔，一直佩戴着耻辱的红字“A”，以德报怨，仁慈爱人，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并给受苦受难的妇女带去帮助和心灵的慰藉，这样才能再次得到社会的接纳，得到上帝的救赎。
牧师犯了通奸罪，隐瞒实情，丧失了心灵诚实的品质和“因信得救”机会，然而，他可以通过鞭笞肉体和折磨灵魂以求得自我救赎。为此，终日惶恐不安，忍受着身心内疚和罪恶的煎熬，最终在最后一场布道中，坦言了他的罪行，释放了内疚的郁抑，完成了灵魂的救赎。 齐灵沃斯被描绘成一个丑陋的小老头。他不配有爱情，不配拥有美丽的白兰，他毫无仁慈，完全是一个残酷的恶魔。牧师死后，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迅速衰老死去。临死前，他把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留给了白兰的女儿，[4]204以求得阴险罪恶的忏悔和灵魂的净化，赢得上帝的救赎。
四.加尔文教之于美国
加尔文教思想是个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法律、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科学等各个方面的观念。它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之于美国社会而言，它教诲美国人应以善行来赋予生活意义。每个人都应该有担当精神，对自己和家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倡互助，社会应该帮助贫困的人;教导美国人如何为人处世，诚实守信，勤劳节俭，遵纪守法，参与社会事务，尊师重道，敬老爱幼，崇尚权威，信拜上帝，等等。对此，《红字》也有所体现，白兰最初受人们的孤立和歧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她的勤劳朴素，隐忍善良，乐于助人，特别是热心帮助贫病交加的妇女，逐渐地转变了对她的看法，从而接纳了她。
之于美国文学艺术而言，殖民地时期的文学艺术都带有加尔文教的色彩，从布拉德斯特里特（Anne Bradstreet， 1612-1672）到佛倫诺（Philip Freneau，1752-1832）的诗歌，从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的作品到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的传记，从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的《红字》再到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和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超验主义文学，都体现加尔文教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红字》。《红字》高度反映了加尔文教思想下新英格兰社会的基本形态。就此而言，加尔文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是一种社会生活和人文面貌。在文学艺术上，它是一种文化和艺术形态大的表现形式。
之于美国经济社会而言，加尔文教一方面推崇勤劳致富，一方面提倡禁欲主义。人只有通过勤奋劳动，不断创造物质财富，才能接近上帝，得到“救赎”，正如上帝说：你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罪孽而如此。[3]93这一教义为那些渴望通过辛劳致富和艰苦创业的人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正当理由，另一方面，对物质财富消费的禁欲，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财富，促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使扩大再生产创造条件。
当然，加尔文教也给美国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如人们固守着加尔文教的“严谨认真”和“遵纪守法”等教规，对人对事，都失去了应当的宽容和仁慈。如《红字》中，人们最初对刑台的白兰就相当尖酸和苛刻。她们说：“他们应该在海丝特·白兰的脑门上烙个记号。那总能让海丝特太太有点怕，我敢这么说。”[4]35“这女人给我们大伙都丢了脸，她就该死。”[4]36另外，加尔文教的“原罪观”也深刻人心。如牧师知道他犯了“原罪”将永远得不到救赎，因此，终日郁抑不解，深负愧疚，最终只能以死相赎。白兰对女儿的命运也深感忧虑，她知道自己犯有“原罪”，会给女儿带来不测的厄运。
更为恶劣的是，加尔文教的“选民”思想，使得通过劳动积累财富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就是上帝的“选民”，注定高人一等，可以凌驾于人，长成了美国人的优越感。正如早期移民北美的清教徒那样，他们雄心勃勃地来到北美要建立一个人间“伊甸园”，正是在这个理想的“伊甸园”里，他们通过艰苦劳动创造巨大财富，继而膨胀出超级的优越感和领导意识。时至今日，美国还是信心满满地要充当世界领袖，大打民主旗帜，叫嚣“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不断输出他们的“美国民主”，对贫穷落后的小国横加干涉和控制。[5]59
五.结束语
《红字》是一部典型的加尔文教文学作品，它反映了加尔文教统治下，新英格兰殖民地初期的社会真实百态，也反映了人从“罪”到“救赎”的艰苦历程，显现着加尔文教的烙印。从中我们看到了加尔文教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也看到了加尔文教赋予了世俗劳动以神圣的含义，造就了美国人追求物质、创业致富的品格，为美国后来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从加尔文教的“选民”思想中滋生出的“选民特权”和“高人一等”观念。
参考文献
[1]李铭.论霍桑的加尔文教倾向[J].南京师范大学，2002.
[2]孙筱珍.《红字》的清教主义的传统透视[J].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
[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霍桑.红字[M].胡允恒译.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陈华.清教思想与美国精神[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
（作者介绍：宋启军，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