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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汉语中的词类活用现象，如果把它仅看作语法形式的单纯“活用”是不够的、不妥的，它是与汉民族的文化精神血肉相连的。
【关键词】古汉语；词类活用；文化精神
中学课本中，常常会遇到词类活用(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动词等)情况，如：“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初中第五册《曹刿论战》)中的“鼓”，“一狼洞其中”(初中第一册《狼》)中的“洞”，“沛公军霸上”(高中第五册《鸿门宴》)中的“军”，“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初中第二册《(论语)二则》)中的“耻”等，我们都把它们看作是纯语法形式上的“活用”。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太合适。应该从古汉语的特点去辨析它，找到它产生、发展、形成的脉络，然后给予合适的名称。
古汉语中，某一词用法灵活，前后顾盼，兼有一实一虚、一静一动两类词义形象，我们暂且称它为兼类词。我们说兼类词所表示的本体形象是实的，寓含的动作形象是虚的。这个“实”、“虚”不是现代语法中实词、虚词的概念，而是指显形的具体词义和隐形的抽象词义。
儒家讲“中庸”和“天人合一”，道家讲“混沌”和“有无相生”，这种“合二为一”的大一统哲学精神便是兼类词综实虚于一体的理论依据。清人袁仁林说：“盖天地间虚实恒相倚，体用不相离，至静之中而有至动之理，凡物皆然。……造字之始，自是体用各出而不相假，迨涉笔用之。而始得其虚活处，然亦必借上下文，仍可照出。”(《虚字说》第40页)物象、物形、物数都是实形象，但它们的静态形象中包含着动态因素，因而实中含虚，是“虚实相依，体用不离”的，汉语的文化精神又是重感悟而不重表现，主张“举一反三”和“以一当十”的，故“修辞者借实为虚以达意”，举出“衣”这形象的实体，则暗含了与之相关的“穿”这个虚的动作形象，这个虚动作往往不直接表示出来，而“借上下文乃可照出”。这就使“衣”具有实虚两用的特性。中学课文《曹刿论战》中“一鼓作气”的“鼓”字，甲骨文的形态为，本义为一面鼓放置于鼓架上，一人手持鼓槌击鼓。从这个字的造形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作名词用的鼓字在古代就直接包含了“击鼓”这个动作。按照现在的语法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动词。
静态较实，容易描绘；动态较虚，不易表现。故古人用“以静该动”之法，形于语言中则“动静无分”，出现众多的兼类词。时代越古，这种浑混的词义越常用，以至到了《孟子》中，还保留了一大批承古之用的兼类词。
思维越发达，语句结构也就越严密，词的分工也就越精细。《孟子》虽承古传统保留了一大批兼类词，但那是汉语的成熟时期，前代的许多双性形象化词已开始了动静的大分化。这种分化有如下几种类型：
1.变形分化的：
立立——位“盖人不行谓之立，因而所立之处亦谓之立，此动字为静字也。后乃读于备切以别其音，遂加入人旁以别其形耳”。
新新——薪“新为采取，薪为刍荛，虽分动静，实一字也”。(《说文解字》第五卷)
就是说，“立”、“新”本是兼类词，兼表人站之位、砍烧之柴的静态形象和站、砍的动态形象。后来静动分化，虚的动态形象不便造字，就用本字表示，实的静态形象则加“人”、“草”而成“位”、“薪”。动态形象是从静态形象中分化出来的。
2.变音分化的：
传平声(chuán)——去声(zhuànɡ)“考经史注疏，驿传之传，平去二音可以互读。至传道、传闻、传授之传，仍一定之平声，纪载之传，一定之去声。此音之动静不可易者也”。(《康熙字典》人部传)
就是说古时“传”是双性形象化词，兼表“传记”和“传递”两个静动态形象，读音无别。后来动静分化，一读平声，一读去声，为变音分化。同类的如：
衣平(yī)——去(yì) 王平(wánɡ)——去(wànɡ)
藏平(chánɡ)——去(zànɡ)分平(fēn)——去(fèn)
谢鼎卿说：“学问、学校同音；明察、光明同音；筑门曰门，音等门户；筑城曰城，音等城郭之类，其例亦多有未尽拘者。盖经师强分体用，而古义元自博通，故未归一律。”(《虚字阐义》卷二)汉文化注重整体感悟，不喜详尽分析，故古经书常以一词表双性形象，体用不分，动静无别；是“未尽拘”而“自博通”的，后世经师“强分体用”，这才动静有别而读音不同。
“立——位”、“新——薪”已见于先秦，说明上古已有兼类词的变形分化了。变音分化则上古未见，王筠认为：“动静异读，已萌于汉。”(《说文句读》卷二)谢鼎卿则说：“此例至宋代始分晰精密。”(《虚字阐义》卷二)明代《正字通》已劈动静词之说，可见兼类词的变音分化是在中古。
“活用”之说首倡于20世纪20年代陈承泽氏的《国文法草创》，50年代遂成定说。吕叔湘先生曾界定道，一个甲类词，临时当乙类词用一下，难得这么用一回，这可以叫做词类活用，不是真正的一词多类。于是逐渐生出“名词、形容词、方位词、数词活用为一般性动词”、“使动、意动”、“为动、对动”等一大串名目来。这个通行于今的“活用说”有两大漏洞：
1.见一不见二，忽略了汉语言的丰富内涵。“舜在床琴”，这个“琴”一定要对译作“弹琴”，既有“琴”这个实静形象，又暗含“弹”这个虚动形象，是个兼类词。今世学者却说它是“名词活用为动词”，只有“弹”义。这是见“弹”不见“琴’，见动不见静，见一不见二了。
2.反本为末，不说孙子长得像爷爷，反说爷爷不像孙子。活用说以现代汉语的词类标准作依据，判定“琴”是名词，再拿古人的用法来套，发现不合，说古人在现代的基础上将“名词活用为动词”，把“琴”临时活用为“弹”了。他们没有看到“弹”只是“琴”的隐含义，是由双性形象中的一向分立而来的，不以古辨今而要以今律古，反而认为古时的用法不符合现代的语法规范。这种做法显然不妥。
若站在古人的立场上来看兼类词的古今对应关系，则应是一源众流的分化关系：
（1）变形分化立立——位新新——薪
（2）变音分化藏藏(平)——藏(去)分分(平)——分(去)
（3）加词分化富使……变富小认为……小
（4）动静分立琴弹——琴衣穿——衣
（5）动静融合面——面向法——效法
（1）类和（2）类现在不说是“活用”，而把（1）说成是“假借字”；（2）类是“兼类词”；（3）（4）（5）类则说成是活用。标准是：与现代相合的是正常的本用，与现代不合的就是不正常的“活用”。
古人的兼类词本为一体一例，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语言环境上给予一个统一的解说，而不应以现代照搬西洋语法的词类为依据强行分解其整体并给以不同的界说。
“活用”之“活”是借用了明清语言学家的“死活”概念。但“死活”的“活”根本不是语法概念而应是文化概念，是行文中气韵的活，是艺术的活。古兼类词中，词本身的形象是实、静、死的形象，它暗含的形象是虚、动、活的形象，正因为它举一而含二，造句解意时不拘于实，不囿于静，不泥于死，这才神韵飞动使整个句子活起来的。明人费经虞说：“用虚字要沉实不浮，用实字要转移流动。” (《雅论》第五卷)活，正是指词在句中转移流动，前后顾盼，气韵贯通。兼类词决不只是“甲类词临时用为乙类词”，而是诗之眼、句之睛，一用而全句气脉贯通，神采飞扬。王念孙曾说邹阳《上吴王书》中“高皇帝烧栈道，灌章邯”一句“本作水章邯，后人不解水之义，又见注云以水灌其城，故改水为灌，不知应注自解水字。以水灌之，故曰水”(《读书杂志》卷十)。应邵旧注为：“决河水灌雍州城墙淹死秦军而打败章邯。”这一“水”决不只是活用为动词“灌”，它在句中转移流动，跳跃交际，含义极丰，除本体形象“水”外，还暗含了“决、灌、淹、打败”等一组动态形象，是个生动的兼类词，会读书的王念孙领悟了它的妙用。“水”的这种以一胜十，转移流动的用法才是真正的“活”。
【关键词】古汉语；词类活用；文化精神
中学课本中，常常会遇到词类活用(名词用作动词、形容词用作动词等)情况，如：“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初中第五册《曹刿论战》)中的“鼓”，“一狼洞其中”(初中第一册《狼》)中的“洞”，“沛公军霸上”(高中第五册《鸿门宴》)中的“军”，“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初中第二册《(论语)二则》)中的“耻”等，我们都把它们看作是纯语法形式上的“活用”。我认为这种提法不太合适。应该从古汉语的特点去辨析它，找到它产生、发展、形成的脉络，然后给予合适的名称。
古汉语中，某一词用法灵活，前后顾盼，兼有一实一虚、一静一动两类词义形象，我们暂且称它为兼类词。我们说兼类词所表示的本体形象是实的，寓含的动作形象是虚的。这个“实”、“虚”不是现代语法中实词、虚词的概念，而是指显形的具体词义和隐形的抽象词义。
儒家讲“中庸”和“天人合一”，道家讲“混沌”和“有无相生”，这种“合二为一”的大一统哲学精神便是兼类词综实虚于一体的理论依据。清人袁仁林说：“盖天地间虚实恒相倚，体用不相离，至静之中而有至动之理，凡物皆然。……造字之始，自是体用各出而不相假，迨涉笔用之。而始得其虚活处，然亦必借上下文，仍可照出。”(《虚字说》第40页)物象、物形、物数都是实形象，但它们的静态形象中包含着动态因素，因而实中含虚，是“虚实相依，体用不离”的，汉语的文化精神又是重感悟而不重表现，主张“举一反三”和“以一当十”的，故“修辞者借实为虚以达意”，举出“衣”这形象的实体，则暗含了与之相关的“穿”这个虚的动作形象，这个虚动作往往不直接表示出来，而“借上下文乃可照出”。这就使“衣”具有实虚两用的特性。中学课文《曹刿论战》中“一鼓作气”的“鼓”字，甲骨文的形态为，本义为一面鼓放置于鼓架上，一人手持鼓槌击鼓。从这个字的造形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作名词用的鼓字在古代就直接包含了“击鼓”这个动作。按照现在的语法来讲，它本身就是一个动词。
静态较实，容易描绘；动态较虚，不易表现。故古人用“以静该动”之法，形于语言中则“动静无分”，出现众多的兼类词。时代越古，这种浑混的词义越常用，以至到了《孟子》中，还保留了一大批承古之用的兼类词。
思维越发达，语句结构也就越严密，词的分工也就越精细。《孟子》虽承古传统保留了一大批兼类词，但那是汉语的成熟时期，前代的许多双性形象化词已开始了动静的大分化。这种分化有如下几种类型：
1.变形分化的：
立立——位“盖人不行谓之立，因而所立之处亦谓之立，此动字为静字也。后乃读于备切以别其音，遂加入人旁以别其形耳”。
新新——薪“新为采取，薪为刍荛，虽分动静，实一字也”。(《说文解字》第五卷)
就是说，“立”、“新”本是兼类词，兼表人站之位、砍烧之柴的静态形象和站、砍的动态形象。后来静动分化，虚的动态形象不便造字，就用本字表示，实的静态形象则加“人”、“草”而成“位”、“薪”。动态形象是从静态形象中分化出来的。
2.变音分化的：
传平声(chuán)——去声(zhuànɡ)“考经史注疏，驿传之传，平去二音可以互读。至传道、传闻、传授之传，仍一定之平声，纪载之传，一定之去声。此音之动静不可易者也”。(《康熙字典》人部传)
就是说古时“传”是双性形象化词，兼表“传记”和“传递”两个静动态形象，读音无别。后来动静分化，一读平声，一读去声，为变音分化。同类的如：
衣平(yī)——去(yì) 王平(wánɡ)——去(wànɡ)
藏平(chánɡ)——去(zànɡ)分平(fēn)——去(fèn)
谢鼎卿说：“学问、学校同音；明察、光明同音；筑门曰门，音等门户；筑城曰城，音等城郭之类，其例亦多有未尽拘者。盖经师强分体用，而古义元自博通，故未归一律。”(《虚字阐义》卷二)汉文化注重整体感悟，不喜详尽分析，故古经书常以一词表双性形象，体用不分，动静无别；是“未尽拘”而“自博通”的，后世经师“强分体用”，这才动静有别而读音不同。
“立——位”、“新——薪”已见于先秦，说明上古已有兼类词的变形分化了。变音分化则上古未见，王筠认为：“动静异读，已萌于汉。”(《说文句读》卷二)谢鼎卿则说：“此例至宋代始分晰精密。”(《虚字阐义》卷二)明代《正字通》已劈动静词之说，可见兼类词的变音分化是在中古。
“活用”之说首倡于20世纪20年代陈承泽氏的《国文法草创》，50年代遂成定说。吕叔湘先生曾界定道，一个甲类词，临时当乙类词用一下，难得这么用一回，这可以叫做词类活用，不是真正的一词多类。于是逐渐生出“名词、形容词、方位词、数词活用为一般性动词”、“使动、意动”、“为动、对动”等一大串名目来。这个通行于今的“活用说”有两大漏洞：
1.见一不见二，忽略了汉语言的丰富内涵。“舜在床琴”，这个“琴”一定要对译作“弹琴”，既有“琴”这个实静形象，又暗含“弹”这个虚动形象，是个兼类词。今世学者却说它是“名词活用为动词”，只有“弹”义。这是见“弹”不见“琴’，见动不见静，见一不见二了。
2.反本为末，不说孙子长得像爷爷，反说爷爷不像孙子。活用说以现代汉语的词类标准作依据，判定“琴”是名词，再拿古人的用法来套，发现不合，说古人在现代的基础上将“名词活用为动词”，把“琴”临时活用为“弹”了。他们没有看到“弹”只是“琴”的隐含义，是由双性形象中的一向分立而来的，不以古辨今而要以今律古，反而认为古时的用法不符合现代的语法规范。这种做法显然不妥。
若站在古人的立场上来看兼类词的古今对应关系，则应是一源众流的分化关系：
（1）变形分化立立——位新新——薪
（2）变音分化藏藏(平)——藏(去)分分(平)——分(去)
（3）加词分化富使……变富小认为……小
（4）动静分立琴弹——琴衣穿——衣
（5）动静融合面——面向法——效法
（1）类和（2）类现在不说是“活用”，而把（1）说成是“假借字”；（2）类是“兼类词”；（3）（4）（5）类则说成是活用。标准是：与现代相合的是正常的本用，与现代不合的就是不正常的“活用”。
古人的兼类词本为一体一例，我们应该站在当时的语言环境上给予一个统一的解说，而不应以现代照搬西洋语法的词类为依据强行分解其整体并给以不同的界说。
“活用”之“活”是借用了明清语言学家的“死活”概念。但“死活”的“活”根本不是语法概念而应是文化概念，是行文中气韵的活，是艺术的活。古兼类词中，词本身的形象是实、静、死的形象，它暗含的形象是虚、动、活的形象，正因为它举一而含二，造句解意时不拘于实，不囿于静，不泥于死，这才神韵飞动使整个句子活起来的。明人费经虞说：“用虚字要沉实不浮，用实字要转移流动。” (《雅论》第五卷)活，正是指词在句中转移流动，前后顾盼，气韵贯通。兼类词决不只是“甲类词临时用为乙类词”，而是诗之眼、句之睛，一用而全句气脉贯通，神采飞扬。王念孙曾说邹阳《上吴王书》中“高皇帝烧栈道，灌章邯”一句“本作水章邯，后人不解水之义，又见注云以水灌其城，故改水为灌，不知应注自解水字。以水灌之，故曰水”(《读书杂志》卷十)。应邵旧注为：“决河水灌雍州城墙淹死秦军而打败章邯。”这一“水”决不只是活用为动词“灌”，它在句中转移流动，跳跃交际，含义极丰，除本体形象“水”外，还暗含了“决、灌、淹、打败”等一组动态形象，是个生动的兼类词，会读书的王念孙领悟了它的妙用。“水”的这种以一胜十，转移流动的用法才是真正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