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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英的人生似乎充满了转折和意外：当了半辈子粤剧文武生，却最终在演艺圈被大众认同；
喜剧演出备受观众追捧，而让他获得金马金像两个大奖的，却是温情的家庭剧《女人四十》；出身于低微的旧式艺人家庭，中年患癌却幸运康复，命运最终对他露出了宽厚的笑容。
罗家英性格谦厚，从不端着老前辈的架子，对自嘲、搞笑、扮丑毫不忌讳，真实自然，也格外接地气，他身上的娱乐精神非时下年轻偶像所能望其项背。
粤剧理想
我出身粤剧世家，3岁随父母到香港，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1954年我8岁时，开始跟父亲和叔父学习粤剧。我爸爸对粤剧很喜爱，他说三个儿子里一定要有一个继承他的衣钵，就选择了我。我那时候念书不行，看戏却很灵。他觉得我有天赋，他说你看这个孩子早上不愿起床，晚上不愿睡觉，长大了肯定是演艺圈的。
刚出道的时候，香港粤剧的大环境不好，戏班都是私人做的，没有政府支持，赚钱不多，戏服和道具都要自己一手准备，甚至一度交不起房租。那时候香港有两个游乐场，一个是丽园游乐场，另一个是启德游乐场，里面有电影院、话剧院、戏院等等，一年365天都要做粤剧。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在那里练习，当时有很多年轻人，收入也不多。为了生活，我还下乡做戏，香港人称之为神功戏。就是靠着这个神功戏，养活了当年不少香港的粤剧人，但演出主要集中在农历的2、3、4、5月，下半年就少了。
当时香港有1000多个粤剧演员，但真正能组台唱戏的却很少。在香港演出一个月都不能糊口，何谈养家？后来我就跑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去唱戏。那时候虽然赚钱不多，但也能做到养活整个家了。那些年真得很难熬，不过我也学了很多绝活。我对自己也有信心，我爸爸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条件做粤剧的人，虽然粤剧前途不是很好，但我在当中是一个尖子。1973年，我回港演出时，被一个老板看中，愿意投资给我们，这就促成了我和著名粤剧艺术家李宝莹的13年搭档。
我们后来将很多昆曲和京剧的身段融入了粤剧，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吧。从1973年到1987年，是我事业上最黄金的时期，最美好的年华。这13年，我一直和李宝莹拍拖，我们搭档做了全球巡演，在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演出，名气很大。最轰动的一次是1977年在马来西亚连演90天，场场爆满。直到1987年，她觉得和我一起再也无法创造高峰了，选择了和另外一个更红的文武生在一起，我们也分手了。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其实是粤剧的一个低潮期，因为当时受到西方流行音乐的影响和冲击。到了现在，又是一个低潮期，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漠视传统艺术了。八和会馆是香港粤剧的行会组织，不营利，只有为了香港八和会馆的演出，我才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端一杯茶，跟人慢慢聊天，聊粤剧，因为那代表着我和阿姐汪明荃最爱的传统粤剧。近几年西九龙也建了一个戏曲舞台，可以固定地给粤剧演出。我的任务是尽可能去栽培新一代的粤剧演员，希望这门艺术不要灭亡。如果没有接班人，就辜负政府给的这个资源了。
我和阿姐
“阿姐”汪明荃是娱乐圈著名的粤剧“票友”。1987年，我邀请她一起出演《穆桂英大破洪州》。那时的阿姐是无线的当家花旦，出了名的认真严谨，出了名的脾气大。但在和我学戏时，她没有大明星架子，也没有大小姐脾气，她只是很认真很严肃。她后来问我，如果我们明年8月一起开戏，你能不能停止演出一年，专心帮我排戏？我说可以。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就教她基本功、身段，一周去三次她家里教她。
那时我以为演出结束我们就散伙了。但汪明荃说，我们以后继续合作，我们要成为永久合作伙伴，我当时特别感动。汪明荃说，我们一起组一家公司，成立福升剧团，以后一起演出，我说好啊。这个公司一直到现在还在经营。
接触汪明荃后，觉得她很看重我，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这是和李宝莹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的，我开始对她动心。演完“穆桂英”后，我就经常约她看电影、喝茶。那时候香港记者拍到我和汪明荃一起看电影、吃饭，又拍到我开着她的车子，大家就知道我们在拍拖了。
相识之初，阿姐家里的窗帘几乎从不拉开，窗户外面做了护栏，还种上很多花草，围得密密实实。我一到她家，就指挥工人们把窗帘拉开，把花搬走，让阳光透进来。后来，我搬到阿姐隔壁住，两人既保持了各自独立的生活，又可以互相照应，我也没有刻意要求她改变，她自己话不多，也不喜欢别人叽叽喳喳说话，但即使在家里不说话，各做各的事，有个人陪着也是不一样的。
2002年，阿姐患上乳腺癌，她的情绪一下子跌入谷底。等到看着全身麻醉的她被推进手术室，我才突然感到了生离死别的悲凉。5个小时后，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我松了口气，差一点哭了出来。几年前，我的母亲去世，要发一个讣告，我那时没有妻子，独自写下讣告又显得不孝，就找到汪明荃说写她的名字好不好。她竟然同意了。
2004年，我被查出患了肝癌。12月29日，我开刀动手术，医生告诉我：观察五年，不复发，癌症就算医好了。被推进手术室的一刹那，阿姐握着我的手，说等你手术康复我们就结婚！当时我用力点点头。开完刀之后伤口很痛，心理也有问题，整天担心，会不会再复发、什么时候会转移？癌症是个炸弹，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经历了这次，我很注重自己的健康，在工作上也不会太过劳累。我觉得富贵由天，生命也会由天，如果自己不能控制，就不要再想它，自己开开心心，能演就演，不能演就算了。
2009年5月2日，我和阿姐在美国登记结婚。婚礼很简朴，花费不到2000港元，连结婚戒指都是在当地现买的，并不名贵。
充满喜悦感的1994年
1994年这一年，我的演艺事业简直可以说尤如神助，碰上了好几部好戏、好几个好导演。这一年拍的电影，许鞍华的《女人四十》，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徐克的《满汉全席》，《冒险王》是跟李连杰一起演，还有刘镇伟的《大话西游》。人们很奇怪，好像忽然有这样一个人出来，而在此之前怎么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一年是我最有喜悦感的一年。
我想契机是因为我的第一部影片—成龙的电影《重案组》，这在1994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多个提名。在颁奖晚会上，主办方邀请我介绍《重案组》这部电影，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所有的电影工作者。我自己改了讲稿，当晚一上台，大家觉得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却眼前一亮，我一讲话，句句都是笑话。其实我是很认真去讲的，但可能我用了演粤剧的腔调，提高了声音，表情夸张，结果台下的人捧腹大笑，拍疼了手掌，那是整晚最精彩的介绍。 就是那晚我引起了台下导演郑丹瑞的注意，头一个说我有喜剧感的就是他。他找我演《姐妹情深》里的法官，说我可以演喜剧，我当时笑笑，心里不同意。后来我去看半夜场，演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很帅的嘛，谁知道从我入场第一个镜头起，观众就在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又引起了周星驰的注意。
当时我拍完了许鞍华的《女人四十》，有人介绍我去拍了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没想到一下就红了。他们说观众一看到我就笑，全部笑翻了。后来刘镇伟拍《大话西游》，周星驰又叫我去演唐僧。当时《大话西游》在香港的票房不是很好的，大家都觉得怎么西游记这么严肃的文学作品可以拍成那样？这部电影是内地电视台转播以后开始迅速走红的。
1994年演的这些戏，到现在还对我有强有力的影响。虽然我在《国产凌凌漆》里戏份不多，但从这部戏开始我走了喜剧路线，也从此开始赚钱，在此之前我是一板一眼的一个人，不知道喜剧什么样。《大话西游》让内地的观众开始真正认识我，把我这个广东人打入北方市场，也有了更多的片约。《女人四十》让我得到了两个大奖，对这部戏我的感情最浓。
1994年许鞍华找我去拍这部戏的时候，本来也是想让我搞笑的。《女人四十》原本是一个悲剧，许鞍华觉得我有喜剧效果，她想让我留点希望给观众。结果边拍边改，我整个形象就完全变了。乔宏演我父亲，他人很高很壮，真的跟我父亲有点像。我最记得有一场戏，我送他去老人院，离开老人院之前，我给他系鞋带，他突然哭着跟我说，“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你带我出去玩好不好？”我感觉好像真的把父亲扔在了老人院一样。我平时是个很少哭的人，但是那场戏我落泪了，我想起了我父亲。
《女人四十》也让我拿到了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之前，许鞍华问我想做男主角还是男配角，我说男配角吧，乔宏70多岁了，让他开心一下当主角吧。后来电影拿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乔宏是最佳男主角，许鞍华是最佳导演。乔宏演得相当好，他拿奖，我也开心。
拍《大话西游》时，周星驰先在内地拍了两个多月，给我打电话说：“这可是好东西啊，很适合你的，你来吧。”他让我去一个月，我说不行啊我在拍戏，他说你来十天吧，我说也不行，他说一个星期吧，我还是不行，最后他说你先来三天吧。那时我跟邱淑贞在拍《香港沦陷》，他们一听就说：“你跟周星驰拍戏啊？当心呀，他经常耍人的！他是坏蛋啊！”我想无所谓了，就飞去拍最后那一场戏。我化好妆，听他们说镜头在这里，让我这样做，我都不知道来龙去脉，完全空白一片，让我干什么我就照着做。后来又从银川到陕西接着拍，就是唱“Only You”那一段。我觉得把“Only You”放在那一段真的很合适，因为唐三藏没了孙悟空真的取不了经，真是“只有你才能陪我去取西经”，他们选这首歌选得很好。当时就在那里即场学唱，我本来唱得不太准的，好在这首歌的音调很高，正对我的声线。后来回香港录音，卢冠廷让我戴着耳筒，放着音乐，他唱一句我跟一句，很快录完了，录完广东话，还录了一版国语的，两次就搞定。我还在担心这首歌究竟行不行，卢冠廷说很难讲，如果有人喜欢忽然爆红也说不定，我说哪有可能，又不是唱得特别好，都是玩票性质的。没想到后来这首歌有那么多人喜欢，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无心插柳，全是老天的安排。
还想当回电影主角
拍戏这么多年，也拍过很多烂片，都因为心太软。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不好，我拍了很多电视、电影，六七天就能拍一部，朋友来找我说帮帮忙，我就过去把活干了。戏是拍了，但是大多数连名字都不知道。偶尔买了碟回家看，才发现自己出现在画面中，台词却完全不是拍的时候说的。这些朋友也是实在没办法了，香港电影不景气，就当做善事吧。
最夸张的一次我三天拍了三部电影。有个朋友叫我去广州拍戏，说三天给我两万。去了后就在同一个地方，换不同的背景，说不同的台词，有时候还会上来一两个不同的人和我演对手戏，很快就拍完了。后来才知道，这几天拍的镜头被这个朋友剪辑到了三部不同的电影里，我也就当了三次主角，但只拿了一部的钱。
香港电影，终究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觉得内地正是黄金时期，香港已经过去了，演员啊、导演啊全部都到内地来了。因为在圈中人脉不错，我这些年友情出演了不少影片中的龙套角色。我其实是很不愿拍这些客串式的角色，虽然老了，我还是想好好接戏。
最近上映的这部电影《查无此人》，是两年前拍的。我没有经纪人，导演是通过朋友找到我的，说这部戏跟我平常演的戏有点不同，这是一部悬疑片，希望我能够接，让人家看看经常演喜剧的演员能不能够演这种戏。通常我们演喜剧的都很喜欢突破一下自己，我也希望转一转型。在戏里我演一个面瘫，这在表演上有难度。从前我有认识朋友是面瘫的，所以我就去观察他们怎么擦眼泪和吃饭流出来的口水。
我希望在精力允许的条件下演几部好戏，然后有时间就去踢足球、打高尔夫，和阿姐出去旅游。男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家庭和亲人最重要，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不多，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就是汪明荃。假如从小没有学习粤剧的表演、后来加入影视这一行，我想自己肯定是个富翁。我现在也许是一个计程车公司老板，从买一部车、两部车，直到很多车，开很多公司。我不善于理财，但是我比较重财，不会轻易去散财，我不喜欢太浪费。
其实我还是想有一部像《女人四十》那样的作品，想再当回电影主角。从来没有退休的念头，我感觉到当一个演员红了，演戏机会很多，不红的话机会就少一点，年纪大了机会更少。机会更少没关系，肯定有一个角色适合你这个年纪去演的。所以，一定要保持好的状态，等待这一天，等待机会，再雕琢几个好角色。我是个不主动的人，和演员不熟、和经纪人也不熟，就算有了理想中的戏，也不会去主动联系，所以不知道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
喜剧演出备受观众追捧，而让他获得金马金像两个大奖的，却是温情的家庭剧《女人四十》；出身于低微的旧式艺人家庭，中年患癌却幸运康复，命运最终对他露出了宽厚的笑容。
罗家英性格谦厚，从不端着老前辈的架子，对自嘲、搞笑、扮丑毫不忌讳，真实自然，也格外接地气，他身上的娱乐精神非时下年轻偶像所能望其项背。
粤剧理想
我出身粤剧世家，3岁随父母到香港，从小就在戏班里长大。1954年我8岁时，开始跟父亲和叔父学习粤剧。我爸爸对粤剧很喜爱，他说三个儿子里一定要有一个继承他的衣钵，就选择了我。我那时候念书不行，看戏却很灵。他觉得我有天赋，他说你看这个孩子早上不愿起床，晚上不愿睡觉，长大了肯定是演艺圈的。
刚出道的时候，香港粤剧的大环境不好，戏班都是私人做的，没有政府支持，赚钱不多，戏服和道具都要自己一手准备，甚至一度交不起房租。那时候香港有两个游乐场，一个是丽园游乐场，另一个是启德游乐场，里面有电影院、话剧院、戏院等等，一年365天都要做粤剧。我们这些年轻人就在那里练习，当时有很多年轻人，收入也不多。为了生活，我还下乡做戏，香港人称之为神功戏。就是靠着这个神功戏，养活了当年不少香港的粤剧人，但演出主要集中在农历的2、3、4、5月，下半年就少了。
当时香港有1000多个粤剧演员，但真正能组台唱戏的却很少。在香港演出一个月都不能糊口，何谈养家？后来我就跑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去唱戏。那时候虽然赚钱不多，但也能做到养活整个家了。那些年真得很难熬，不过我也学了很多绝活。我对自己也有信心，我爸爸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条件做粤剧的人，虽然粤剧前途不是很好，但我在当中是一个尖子。1973年，我回港演出时，被一个老板看中，愿意投资给我们，这就促成了我和著名粤剧艺术家李宝莹的13年搭档。
我们后来将很多昆曲和京剧的身段融入了粤剧，可以说是自成一派吧。从1973年到1987年，是我事业上最黄金的时期，最美好的年华。这13年，我一直和李宝莹拍拖，我们搭档做了全球巡演，在美国、加拿大、法国、荷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演出，名气很大。最轰动的一次是1977年在马来西亚连演90天，场场爆满。直到1987年，她觉得和我一起再也无法创造高峰了，选择了和另外一个更红的文武生在一起，我们也分手了。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其实是粤剧的一个低潮期，因为当时受到西方流行音乐的影响和冲击。到了现在，又是一个低潮期，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漠视传统艺术了。八和会馆是香港粤剧的行会组织，不营利，只有为了香港八和会馆的演出，我才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端一杯茶，跟人慢慢聊天，聊粤剧，因为那代表着我和阿姐汪明荃最爱的传统粤剧。近几年西九龙也建了一个戏曲舞台，可以固定地给粤剧演出。我的任务是尽可能去栽培新一代的粤剧演员，希望这门艺术不要灭亡。如果没有接班人，就辜负政府给的这个资源了。
我和阿姐
“阿姐”汪明荃是娱乐圈著名的粤剧“票友”。1987年，我邀请她一起出演《穆桂英大破洪州》。那时的阿姐是无线的当家花旦，出了名的认真严谨，出了名的脾气大。但在和我学戏时，她没有大明星架子，也没有大小姐脾气，她只是很认真很严肃。她后来问我，如果我们明年8月一起开戏，你能不能停止演出一年，专心帮我排戏？我说可以。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就教她基本功、身段，一周去三次她家里教她。
那时我以为演出结束我们就散伙了。但汪明荃说，我们以后继续合作，我们要成为永久合作伙伴，我当时特别感动。汪明荃说，我们一起组一家公司，成立福升剧团，以后一起演出，我说好啊。这个公司一直到现在还在经营。
接触汪明荃后，觉得她很看重我，有一种被重视的感觉。这是和李宝莹在一起的时候没有的，我开始对她动心。演完“穆桂英”后，我就经常约她看电影、喝茶。那时候香港记者拍到我和汪明荃一起看电影、吃饭，又拍到我开着她的车子，大家就知道我们在拍拖了。
相识之初，阿姐家里的窗帘几乎从不拉开，窗户外面做了护栏，还种上很多花草，围得密密实实。我一到她家，就指挥工人们把窗帘拉开，把花搬走，让阳光透进来。后来，我搬到阿姐隔壁住，两人既保持了各自独立的生活，又可以互相照应，我也没有刻意要求她改变，她自己话不多，也不喜欢别人叽叽喳喳说话，但即使在家里不说话，各做各的事，有个人陪着也是不一样的。
2002年，阿姐患上乳腺癌，她的情绪一下子跌入谷底。等到看着全身麻醉的她被推进手术室，我才突然感到了生离死别的悲凉。5个小时后，手术成功的消息传来，我松了口气，差一点哭了出来。几年前，我的母亲去世，要发一个讣告，我那时没有妻子，独自写下讣告又显得不孝，就找到汪明荃说写她的名字好不好。她竟然同意了。
2004年，我被查出患了肝癌。12月29日，我开刀动手术，医生告诉我：观察五年，不复发，癌症就算医好了。被推进手术室的一刹那，阿姐握着我的手，说等你手术康复我们就结婚！当时我用力点点头。开完刀之后伤口很痛，心理也有问题，整天担心，会不会再复发、什么时候会转移？癌症是个炸弹，什么时候来都不知道。经历了这次，我很注重自己的健康，在工作上也不会太过劳累。我觉得富贵由天，生命也会由天，如果自己不能控制，就不要再想它，自己开开心心，能演就演，不能演就算了。
2009年5月2日，我和阿姐在美国登记结婚。婚礼很简朴，花费不到2000港元，连结婚戒指都是在当地现买的，并不名贵。
充满喜悦感的1994年
1994年这一年，我的演艺事业简直可以说尤如神助，碰上了好几部好戏、好几个好导演。这一年拍的电影，许鞍华的《女人四十》，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徐克的《满汉全席》，《冒险王》是跟李连杰一起演，还有刘镇伟的《大话西游》。人们很奇怪，好像忽然有这样一个人出来，而在此之前怎么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一年是我最有喜悦感的一年。
我想契机是因为我的第一部影片—成龙的电影《重案组》，这在1994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多个提名。在颁奖晚会上，主办方邀请我介绍《重案组》这部电影，这也是我第一次面对所有的电影工作者。我自己改了讲稿，当晚一上台，大家觉得不认识这个人，但是却眼前一亮，我一讲话，句句都是笑话。其实我是很认真去讲的，但可能我用了演粤剧的腔调，提高了声音，表情夸张，结果台下的人捧腹大笑，拍疼了手掌，那是整晚最精彩的介绍。 就是那晚我引起了台下导演郑丹瑞的注意，头一个说我有喜剧感的就是他。他找我演《姐妹情深》里的法官，说我可以演喜剧，我当时笑笑，心里不同意。后来我去看半夜场，演的时候我以为自己很帅的嘛，谁知道从我入场第一个镜头起，观众就在笑。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又引起了周星驰的注意。
当时我拍完了许鞍华的《女人四十》，有人介绍我去拍了周星驰的《国产凌凌漆》，没想到一下就红了。他们说观众一看到我就笑，全部笑翻了。后来刘镇伟拍《大话西游》，周星驰又叫我去演唐僧。当时《大话西游》在香港的票房不是很好的，大家都觉得怎么西游记这么严肃的文学作品可以拍成那样？这部电影是内地电视台转播以后开始迅速走红的。
1994年演的这些戏，到现在还对我有强有力的影响。虽然我在《国产凌凌漆》里戏份不多，但从这部戏开始我走了喜剧路线，也从此开始赚钱，在此之前我是一板一眼的一个人，不知道喜剧什么样。《大话西游》让内地的观众开始真正认识我，把我这个广东人打入北方市场，也有了更多的片约。《女人四十》让我得到了两个大奖，对这部戏我的感情最浓。
1994年许鞍华找我去拍这部戏的时候，本来也是想让我搞笑的。《女人四十》原本是一个悲剧，许鞍华觉得我有喜剧效果，她想让我留点希望给观众。结果边拍边改，我整个形象就完全变了。乔宏演我父亲，他人很高很壮，真的跟我父亲有点像。我最记得有一场戏，我送他去老人院，离开老人院之前，我给他系鞋带，他突然哭着跟我说，“不要留下我一个人，你带我出去玩好不好？”我感觉好像真的把父亲扔在了老人院一样。我平时是个很少哭的人，但是那场戏我落泪了，我想起了我父亲。
《女人四十》也让我拿到了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之前，许鞍华问我想做男主角还是男配角，我说男配角吧，乔宏70多岁了，让他开心一下当主角吧。后来电影拿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乔宏是最佳男主角，许鞍华是最佳导演。乔宏演得相当好，他拿奖，我也开心。
拍《大话西游》时，周星驰先在内地拍了两个多月，给我打电话说：“这可是好东西啊，很适合你的，你来吧。”他让我去一个月，我说不行啊我在拍戏，他说你来十天吧，我说也不行，他说一个星期吧，我还是不行，最后他说你先来三天吧。那时我跟邱淑贞在拍《香港沦陷》，他们一听就说：“你跟周星驰拍戏啊？当心呀，他经常耍人的！他是坏蛋啊！”我想无所谓了，就飞去拍最后那一场戏。我化好妆，听他们说镜头在这里，让我这样做，我都不知道来龙去脉，完全空白一片，让我干什么我就照着做。后来又从银川到陕西接着拍，就是唱“Only You”那一段。我觉得把“Only You”放在那一段真的很合适，因为唐三藏没了孙悟空真的取不了经，真是“只有你才能陪我去取西经”，他们选这首歌选得很好。当时就在那里即场学唱，我本来唱得不太准的，好在这首歌的音调很高，正对我的声线。后来回香港录音，卢冠廷让我戴着耳筒，放着音乐，他唱一句我跟一句，很快录完了，录完广东话，还录了一版国语的，两次就搞定。我还在担心这首歌究竟行不行，卢冠廷说很难讲，如果有人喜欢忽然爆红也说不定，我说哪有可能，又不是唱得特别好，都是玩票性质的。没想到后来这首歌有那么多人喜欢，帮了我那么大的忙。所以有些事情真的是无心插柳，全是老天的安排。
还想当回电影主角
拍戏这么多年，也拍过很多烂片，都因为心太软。1997年之后，香港电影不好，我拍了很多电视、电影，六七天就能拍一部，朋友来找我说帮帮忙，我就过去把活干了。戏是拍了，但是大多数连名字都不知道。偶尔买了碟回家看，才发现自己出现在画面中，台词却完全不是拍的时候说的。这些朋友也是实在没办法了，香港电影不景气，就当做善事吧。
最夸张的一次我三天拍了三部电影。有个朋友叫我去广州拍戏，说三天给我两万。去了后就在同一个地方，换不同的背景，说不同的台词，有时候还会上来一两个不同的人和我演对手戏，很快就拍完了。后来才知道，这几天拍的镜头被这个朋友剪辑到了三部不同的电影里，我也就当了三次主角，但只拿了一部的钱。
香港电影，终究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我觉得内地正是黄金时期，香港已经过去了，演员啊、导演啊全部都到内地来了。因为在圈中人脉不错，我这些年友情出演了不少影片中的龙套角色。我其实是很不愿拍这些客串式的角色，虽然老了，我还是想好好接戏。
最近上映的这部电影《查无此人》，是两年前拍的。我没有经纪人，导演是通过朋友找到我的，说这部戏跟我平常演的戏有点不同，这是一部悬疑片，希望我能够接，让人家看看经常演喜剧的演员能不能够演这种戏。通常我们演喜剧的都很喜欢突破一下自己，我也希望转一转型。在戏里我演一个面瘫，这在表演上有难度。从前我有认识朋友是面瘫的，所以我就去观察他们怎么擦眼泪和吃饭流出来的口水。
我希望在精力允许的条件下演几部好戏，然后有时间就去踢足球、打高尔夫，和阿姐出去旅游。男人到了我这个年纪，家庭和亲人最重要，在这个世界上对我最重要的人不多，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就是汪明荃。假如从小没有学习粤剧的表演、后来加入影视这一行，我想自己肯定是个富翁。我现在也许是一个计程车公司老板，从买一部车、两部车，直到很多车，开很多公司。我不善于理财，但是我比较重财，不会轻易去散财，我不喜欢太浪费。
其实我还是想有一部像《女人四十》那样的作品，想再当回电影主角。从来没有退休的念头，我感觉到当一个演员红了，演戏机会很多，不红的话机会就少一点，年纪大了机会更少。机会更少没关系，肯定有一个角色适合你这个年纪去演的。所以，一定要保持好的状态，等待这一天，等待机会，再雕琢几个好角色。我是个不主动的人，和演员不熟、和经纪人也不熟，就算有了理想中的戏，也不会去主动联系，所以不知道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