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前过世的彭真夫人张洁清、李立三夫人李莎，都已年过百岁。以往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中发挥的“余热”，正在逐步变为象征。八宝山革命公墓连番上演的告别仪式，最终将把这个特殊的群体和中国特色的制度送入历史的库房，留下意味深长的背影。
离休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名词，全称离职休养。它和退休之间的区别，是“革命有功”在晚年回馈的养老、医疗红利。正因如此，离休的门槛设定为开国日——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工作，即使是开国当天也不行。受制于这个时间点设定，眼下在世的离休干部平均年龄达到了85岁，整个群体处于急剧的消逝中。
革命的门槛
1949年，上海南市区一家鞋匠铺老板的女儿、20岁的倪竞雄进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是一所新政权创办的培养社会主义新闻人才的学校，全体学生都是供给制干部。1949年7月1日新专开学，这天成了倪竞雄参加革命工作的日期。
因为是经组织同意考取大学、办理了工作交接，倪竞雄晚年离休时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她在中戏的同学、同样在无锡和苏南参加过土改的辛乐，却几乎失去了离休待遇。
辛乐报考大学之时在江苏省妇联工作，她没有办理正式离职手续，只是经领导口头同意。数十年后在甘肃广播电台办理离休时，她在妇联之前的工作履历成了疑点，需要两个证人，不得已找到倪竞雄，由倪的单位上海沪剧团证明她在建国前参加了苏南土改。但这份证明比较笼统，没有说明她是供给制还是薪金制人员。
按照国务院1980年出台的规定，只有建国以前脱产参加工作的供给制人员，才承认是革命干部，可以享受离休待遇。
辛乐颇感委屈，索性不去理會，任凭组织安排。组织上费时半年，赴江苏和上海外调，最终证明了辛乐参加土改的经历，办理了离休。
辛乐还算是幸运者。倪竞雄在上海沪剧团的一位业务老师、导演葛乃庆，堪堪与应得的离休待遇擦肩而过。
葛乃庆在建国以前在杭州参军，属于23军文工团，以后转业到上海沪剧团。他参军的日期是1949年9月27日，比开国早三天。由于对开国日有特别的感情，他在历次填写履历时，都把自己的参军日期写成1949年10月1日。
但这份心理上的光荣，恰恰把他自己隔离在了政策门槛之外。
葛乃庆无法挽回由自己造成的三天差距，最终在上海人艺退休，待遇比自己指导的学生倪竞雄差了一大截。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949年6月在燕京大学入党的谢昌逵，不久被调往北平青年工作委员会少儿部工作，担任负责人吴学昭（吴宓之女）的助手，成为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
解放初，因为一个燕京的外籍老师曾说过想带谢去英国，他染上了洗不脱的“潜伏特务”麻烦，又被怀疑是三青团队长，在反右中开除了党籍，精神分裂，幸亏胡耀邦下令“刹车”才没当上右派。
谢昌逵一生之中稍感安慰的，是自己“能写点文章”，曾受到胡耀邦器重。谢昌逵回忆，胡耀邦曾叫他上家里吃饭，饭后开上车带他在北京城里转，指点沿途见闻。胡耀邦还直接过问了谢昌逵的平反和回京。
眼下他像上班族一样坐在地铁上，脑子里仍旧“想青年的事”，在这间小屋里着手写一本《青年的历史和未来》书稿，以致“没有时间”和一位对他感兴趣的女工程师交往。
1990年，盛禹九几经辗转在一家体育类杂志离休。虽然经历曲折，盛禹九对往昔并无怨尤，“能幸存下来已经不错，那么多政治运动，多少人毁了。”
离休之后，笔耕成了盛禹九晚年最主要的活动。“觉得一个人干了一辈子革命，应该有所反思、回忆、判断”。他出版了回忆录，写过与邓力群交往的回忆文章，探索过胡乔木的生平和心态，也记录过《中国青年》的“红色岁月”。
盛禹九家中的满架藏书中，有一本来自于多年故交、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和中宣部新闻局长的钟沛璋，书名《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书中回顾青年时代听到传唱《你是灯塔》而投身革命，历尽坎坷，直到晚年“鬓白梦半真”，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和阶级革命的人生经历。钟沛璋的“世纪之问”，或许标注了一代离休干部群体的心路。
离休干部的待遇
因为高血压和骨质疏松，倪竞雄长年需要上医院。开药的时候，她时常觉得有些尴尬。医生不顾她的意见，开上很多药，她拎回来根本吃不完，只能送给别人。医生的理由是“反正你是离休，又不花钱”。倪竞雄还遇到过一个离休女干部，当场同医生吵起来，要去退掉多开的药，“她很认真”。
近年医改废止“以药养医”，医生不再开那么多药，倪竞雄的心理负担小了许多。相比起偶尔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干过度医疗，像倪竞雄这样从一线岗位离休的干部大多颇为自律。
离休制度出台之初，强调要保证离休干部医疗待遇。2000年中组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下发文件，将离休干部的医药费明确为“按规定实报实销”。这不仅意味着报销比例高于普通人，还超出了药品目录的分类限制。
这样的规定，为普遍高龄的离休人员带来了健康保障，但有时也催生了落差。离休干部医疗费和普通退休人员的比较，可以参看1999年的数据：当年公费人员一般医疗支出人均494元，而离休人员达5439元，二者悬隔超过10倍。
近年在一些地方，由于离休干部人数有限，纳入社保基金统筹又多有不便，索性由财政包干。譬如在浙江开化县，离休干部的医保资金依靠财政解决，本人单位不缴费。全县离休干部共有98人，每年离休干部医药费支出约五六百万元。
而养老金离休与退休同样差别较大，以陕西省平利县为例，眼下离休干部的养老待遇参照副县级干部，参加过抗日的参照正县级，养老金最少的有6000多元，此外，生活不能自理的发放1000至1500元护理费。
护理费和生活补助金是离休待遇的另一大宗，分为抗日战争以前（老红军）、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几个标准，近年来都有明显的调高，譬如抗战干部护理费2014年初由原每月400元提高到1200元，倪竞雄这样的解放战争时期干部调整为每月600元。此外还有住房分配、丧葬抚恤、健康疗养上的照顾。
自然消亡的前景
中国的离休干部制度创建于1980年，当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规定抗战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和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实行离休，离休后工资、福利待遇不变。两年后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把离休的范围扩大到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供给制待遇的一般干部，意味着离休制度的初步成熟。
离休制度是针对革命老干部群体的特定养老制度。诞生之初，它面对着上千万老干部，高峰时期出现在1994年，峰值人数达到200余万。此后随着自然代谢，离休干部人数开始不断下降，眼下已不足百万。2008年以后，全国离休干部平均年龄越过了80岁门槛，2013年上升到近85岁。
以开化县为例，该县离休干部人数最高时约130余人，眼下共有98人，每年去世约5-6人。离休干部平均年龄85岁左右，最大的96岁，老红军均已过世。
在社会学家眼中，离休制度和离休干部一样，是一个终将作古的历史现象。根据眼下的年龄测算，迟至本世纪30-40年代，离休人员群体将自然消亡，离休制度也将退出历史。
这一自然消亡，亦可使这一存在近40年的制度免除逐年叠加的经费压力，以致社会心理上的某种质疑消失。盛禹九坦承，他听说有人批评离休制度是“搞特殊”，而他也是特殊化的受益者。诸多社会保障领域的学者不愿置评这一制度，一位社科院学者的回答是：这个制度不值得探讨，因为将自然消亡。这代表了学界的一般性态度。
实际上，当初的一些制度优惠，也在时间推移中逐渐失去意义，让位于现实中的职务级别，譬如普通离休干部当年分配的住房，都在以后的单位集资建房和市场化浪潮中黯然失色。同是“离职休养”，只有到了某个级别才能享受疗养。譬如倪竞雄在南京的一个新专同学是局级干部离休，每年可以参加外地疗养，而倪竞雄即无此待遇。
离休干部们自己，则不愿只在生物学意义上享受晚年，仍想发挥余热。他们的头脑仍在转动，对日渐疏离的现实发出声音，心底仍有关切。
（水云间荐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21期）
离休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名词，全称离职休养。它和退休之间的区别，是“革命有功”在晚年回馈的养老、医疗红利。正因如此，离休的门槛设定为开国日——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革命工作，即使是开国当天也不行。受制于这个时间点设定，眼下在世的离休干部平均年龄达到了85岁，整个群体处于急剧的消逝中。
革命的门槛
1949年，上海南市区一家鞋匠铺老板的女儿、20岁的倪竞雄进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是一所新政权创办的培养社会主义新闻人才的学校，全体学生都是供给制干部。1949年7月1日新专开学，这天成了倪竞雄参加革命工作的日期。
因为是经组织同意考取大学、办理了工作交接，倪竞雄晚年离休时没有遇到太多的麻烦。她在中戏的同学、同样在无锡和苏南参加过土改的辛乐，却几乎失去了离休待遇。
辛乐报考大学之时在江苏省妇联工作，她没有办理正式离职手续，只是经领导口头同意。数十年后在甘肃广播电台办理离休时，她在妇联之前的工作履历成了疑点，需要两个证人，不得已找到倪竞雄，由倪的单位上海沪剧团证明她在建国前参加了苏南土改。但这份证明比较笼统，没有说明她是供给制还是薪金制人员。
按照国务院1980年出台的规定，只有建国以前脱产参加工作的供给制人员，才承认是革命干部，可以享受离休待遇。
辛乐颇感委屈，索性不去理會，任凭组织安排。组织上费时半年，赴江苏和上海外调，最终证明了辛乐参加土改的经历，办理了离休。
辛乐还算是幸运者。倪竞雄在上海沪剧团的一位业务老师、导演葛乃庆，堪堪与应得的离休待遇擦肩而过。
葛乃庆在建国以前在杭州参军，属于23军文工团，以后转业到上海沪剧团。他参军的日期是1949年9月27日，比开国早三天。由于对开国日有特别的感情，他在历次填写履历时，都把自己的参军日期写成1949年10月1日。
但这份心理上的光荣，恰恰把他自己隔离在了政策门槛之外。
葛乃庆无法挽回由自己造成的三天差距，最终在上海人艺退休，待遇比自己指导的学生倪竞雄差了一大截。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949年6月在燕京大学入党的谢昌逵，不久被调往北平青年工作委员会少儿部工作，担任负责人吴学昭（吴宓之女）的助手，成为参加革命工作的起点。
解放初，因为一个燕京的外籍老师曾说过想带谢去英国，他染上了洗不脱的“潜伏特务”麻烦，又被怀疑是三青团队长，在反右中开除了党籍，精神分裂，幸亏胡耀邦下令“刹车”才没当上右派。
谢昌逵一生之中稍感安慰的，是自己“能写点文章”，曾受到胡耀邦器重。谢昌逵回忆，胡耀邦曾叫他上家里吃饭，饭后开上车带他在北京城里转，指点沿途见闻。胡耀邦还直接过问了谢昌逵的平反和回京。
眼下他像上班族一样坐在地铁上，脑子里仍旧“想青年的事”，在这间小屋里着手写一本《青年的历史和未来》书稿，以致“没有时间”和一位对他感兴趣的女工程师交往。
1990年，盛禹九几经辗转在一家体育类杂志离休。虽然经历曲折，盛禹九对往昔并无怨尤，“能幸存下来已经不错，那么多政治运动，多少人毁了。”
离休之后，笔耕成了盛禹九晚年最主要的活动。“觉得一个人干了一辈子革命，应该有所反思、回忆、判断”。他出版了回忆录，写过与邓力群交往的回忆文章，探索过胡乔木的生平和心态，也记录过《中国青年》的“红色岁月”。
盛禹九家中的满架藏书中，有一本来自于多年故交、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和中宣部新闻局长的钟沛璋，书名《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书中回顾青年时代听到传唱《你是灯塔》而投身革命，历尽坎坷，直到晚年“鬓白梦半真”，开始反思马克思主义和阶级革命的人生经历。钟沛璋的“世纪之问”，或许标注了一代离休干部群体的心路。
离休干部的待遇
因为高血压和骨质疏松，倪竞雄长年需要上医院。开药的时候，她时常觉得有些尴尬。医生不顾她的意见，开上很多药，她拎回来根本吃不完，只能送给别人。医生的理由是“反正你是离休，又不花钱”。倪竞雄还遇到过一个离休女干部，当场同医生吵起来，要去退掉多开的药，“她很认真”。
近年医改废止“以药养医”，医生不再开那么多药，倪竞雄的心理负担小了许多。相比起偶尔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干过度医疗，像倪竞雄这样从一线岗位离休的干部大多颇为自律。
离休制度出台之初，强调要保证离休干部医疗待遇。2000年中组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下发文件，将离休干部的医药费明确为“按规定实报实销”。这不仅意味着报销比例高于普通人，还超出了药品目录的分类限制。
这样的规定，为普遍高龄的离休人员带来了健康保障，但有时也催生了落差。离休干部医疗费和普通退休人员的比较，可以参看1999年的数据：当年公费人员一般医疗支出人均494元，而离休人员达5439元，二者悬隔超过10倍。
近年在一些地方，由于离休干部人数有限，纳入社保基金统筹又多有不便，索性由财政包干。譬如在浙江开化县，离休干部的医保资金依靠财政解决，本人单位不缴费。全县离休干部共有98人，每年离休干部医药费支出约五六百万元。
而养老金离休与退休同样差别较大，以陕西省平利县为例，眼下离休干部的养老待遇参照副县级干部，参加过抗日的参照正县级，养老金最少的有6000多元，此外，生活不能自理的发放1000至1500元护理费。
护理费和生活补助金是离休待遇的另一大宗，分为抗日战争以前（老红军）、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几个标准，近年来都有明显的调高，譬如抗战干部护理费2014年初由原每月400元提高到1200元，倪竞雄这样的解放战争时期干部调整为每月600元。此外还有住房分配、丧葬抚恤、健康疗养上的照顾。
自然消亡的前景
中国的离休干部制度创建于1980年，当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规定抗战之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和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实行离休，离休后工资、福利待遇不变。两年后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把离休的范围扩大到建国以前参加革命工作享受供给制待遇的一般干部，意味着离休制度的初步成熟。
离休制度是针对革命老干部群体的特定养老制度。诞生之初，它面对着上千万老干部，高峰时期出现在1994年，峰值人数达到200余万。此后随着自然代谢，离休干部人数开始不断下降，眼下已不足百万。2008年以后，全国离休干部平均年龄越过了80岁门槛，2013年上升到近85岁。
以开化县为例，该县离休干部人数最高时约130余人，眼下共有98人，每年去世约5-6人。离休干部平均年龄85岁左右，最大的96岁，老红军均已过世。
在社会学家眼中，离休制度和离休干部一样，是一个终将作古的历史现象。根据眼下的年龄测算，迟至本世纪30-40年代，离休人员群体将自然消亡，离休制度也将退出历史。
这一自然消亡，亦可使这一存在近40年的制度免除逐年叠加的经费压力，以致社会心理上的某种质疑消失。盛禹九坦承，他听说有人批评离休制度是“搞特殊”，而他也是特殊化的受益者。诸多社会保障领域的学者不愿置评这一制度，一位社科院学者的回答是：这个制度不值得探讨，因为将自然消亡。这代表了学界的一般性态度。
实际上，当初的一些制度优惠，也在时间推移中逐渐失去意义，让位于现实中的职务级别，譬如普通离休干部当年分配的住房，都在以后的单位集资建房和市场化浪潮中黯然失色。同是“离职休养”，只有到了某个级别才能享受疗养。譬如倪竞雄在南京的一个新专同学是局级干部离休，每年可以参加外地疗养，而倪竞雄即无此待遇。
离休干部们自己，则不愿只在生物学意义上享受晚年，仍想发挥余热。他们的头脑仍在转动，对日渐疏离的现实发出声音，心底仍有关切。
（水云间荐自《凤凰周刊》201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