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美国率先在伊拉克开始空袭“伊斯兰国”目标，两年过后，美国尽管坐拥绝对军事优势，获得伊拉克政府配合和西方盟友支持，却只在地面战场上取得了有限胜利：收复的费卢杰等地成为废墟，解放摩苏尔的“最后一战”则一再推迟。相比之下，俄罗斯在伊拉克却显得轻松许多，今年8月俄战机在使用伊朗哈马丹基地空袭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时，曾多次借道伊拉克领空（获伊拉克政府有条件同意）。伊拉克可谓是折射美国和俄罗斯中东政策的一个窗口：美国小心翼翼，却并无把握将反恐战争的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稳定；俄罗斯无意深度介入，更多是要确保在中东的牌桌旁始终有自己的一把椅子，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讨价还价。
　　美国在伊拉克的奋斗与两难
　　伊拉克是美国当前反恐战争的第一战场，美国在这里动手最早、介入最深、出力最大。从必要性的角度看，2003年后的伊拉克秩序无论多么脆弱，也是美国一手规划，以4500人死亡、30000人受伤和1.7万亿美元支出的巨大代价才建立起来的。奥巴马即便在中东再惜力，也承担不起“彻底失去伊拉克”的巨大代价。因此他可以自食其言、放弃因化学武器而追究叙利亚政府，却不得不出手拯救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
　　从可能性的角度看，在“伊斯兰国”掌握地盘的三国中，叙利亚阿萨德政府是美国的死敌，利比亚迄今没有一个能正常运转的全国政府，只有伊拉克政府是美国的盟友，能在美国坚持只空袭、不陆战的前提下，提供其反恐战争所必需的两样东西。一是“政治上”相对可靠的地面部队，即伊拉克政府军。这一点的重要性无需赘言，更何况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作为一位亲西方和缺乏军事经验的弱势领导人，实际上已经把反恐战争中大部分的训练、计划和指挥工作“外包”给了美国。二是更易被忽略但不可或缺的战争“合法性”。有了伊拉克政府的请求和批准，美国及其盟友才可以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放手行动。这也部分导致了美国的主要西方盟友更愿在伊拉克发动空袭，沙特、巴林等逊尼派盟友则因早已不承认阿萨德政权，从而将有限的空袭都集中在了叙利亚。
　　总之，美国在伊拉克投入了最多的反恐资源，通过派驻4500～5000名军事人员，美国训练了数万名伊拉克政府军和几千名库尔德武装，协调遍布中东的军事基地和各盟友贡献的战机，以密集空袭协助伊拉克收复了提克里特（2015年3月）、拉马迪（2015年12月）、费卢杰（2016年6月）等战略要地。在美国惊人军事实力的打压下，“伊斯兰国”颓势显露，部分将重点转向发动恐袭而非守疆卫土。今年二季度以来，“伊斯兰国”已很难在伊拉克集结百人以上的兵力，手中的重要城市只剩摩苏尔一个。
　　然而，随着“最后一战”的临近，美国政策中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其中最关键的即为获得短期军事胜利和追求长期政治稳定的矛盾。如果不考虑平民伤亡、教派矛盾激化和战后重建难度，美国可轻易靠空袭将“伊斯兰国”的据点夷为平地。但为了不只是收获废墟和民众的愤怒，美国希望通过周密计划和准备，以有限的空袭帮助“表现专业”的政府军，靠攻坚甚至是巷战收复城镇，再迅速恢复水电等基础设施、派驻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吸引流离失所者回归，最终实现社会稳定。不过，根据美方估计，收复摩苏尔至少需要4万兵力，目前可用的地面部队大概只有该数字的一半，补上差额还需时日，而伊拉克政府平时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持社会治安方面的表现也令人叹息，其在战后收拾山河的能力就更加令人质疑了。
　　原本美国的策略是“军事等政治”，即靠控制战场节奏，留出时间让伊拉克政府提升自身能力、做好战后规划。但伊拉克政坛的混乱和政府的无能，总是令局面的恶化超出美国预期，只能采取应激而非计划内反应。例如今年4月，美国国务卿克里、防长卡特和副总统拜登密集突访伊拉克，试图为阿巴迪站台打气，但5月初就发生了伊拉克民众占领绿区、冲击议会的事件，至5月中巴格达更出现暴恐狂潮。为转移注意力、减轻压力，阿巴迪宣布将尽快收复离巴格达不远的费卢杰，还特别强调为支持反恐，民众应避免在战事期间上街游行。结果为了保住阿巴迪，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在费卢杰之战中表现急躁，尽管最终顺利夺回城市，却因为没有为出逃的居民准备足够基本物资，几乎酿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费卢杰在狂轰滥炸之下成为一片瓦砾，几乎可以肯定又将洒下新的不满的种子。
　　美国也不知道“摩苏尔之后”会怎样
　　摩苏尔显然会是更大的挑战。作为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战前人口有150万～200万，预计当前城内还有数十万逊尼派平民，以及成千上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及其构筑了两年多的坚固防御。在军事层面，攻至附近的伊拉克政府军人数不足，库尔德武装表示无意进城打巷战（因为可能遭受惨重伤亡，且因阿拉伯人在摩苏尔人口中的优势，几乎不可能将该城并入库尔德自治区），什叶派民兵摩拳擦掌却遭当地民众拒斥，不太可能成为攻城主力。在政治层面，摩苏尔的收复意味着“伊斯兰国”威胁基本消除，伊拉克国内各大势力的公敌不再，“算总账”的时刻就可能到来，这使得伊拉克政府目前并没有充足动力去尽快收复摩苏尔，美国也不得不更为谨慎从事。一些美国专家坦言，2003年至2011年，美国在伊拉克几乎赢得了每一场战役，却输掉了最终的战争，而在2014年以来的新冲突中，美国还没能拿出可以避免重蹈覆辙的方案。
　　此外，美国对伊拉克以及中东的政策中，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不确定因素。第一是美国和伊朗的默契能否持续。伊朗在打击“伊斯兰国”、保持伊拉克稳定方面，与美国有共同利益，因此在伊拉克著名什叶派教士萨德尔多次在巴格达发动示威游行后，今年5月伊朗将萨德尔招去耳提面命，此后类似抗议消停不少。深受伊朗影响的什叶派民兵组织，间接通过伊拉克政府与美国合作，以至于有美国高官公开表示，绝大多数的民兵在反恐方面都是“有益的”。伊朗核协议达成后，美国理论上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但各国企业却因潜在风险望而却步，使得伊朗从核协议中的获益远不达预期，引发其强烈不满。未来，伊朗或通过在伊拉克等地“捣乱”来反制美国。第二是“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巴以问题的库尔德问题。2016年7月，美国低调地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签订谅解备忘录，商定向库区武装提供总额超4亿美元的资金；之后甚至有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国将在库区建立五个军事基地，但很快遭库区官方否认。无论真相如何，美国在反恐上越是依赖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未来库尔德人独立的可能性就会续增。 　　在伊拉克的历史经验教训如此沉重，现实变量又如此之多，美国的茫然可以理解。美国干涉伊拉克和中东意愿的降低，与其在中东利益减少、希望做离岸平衡手有关，也的确反映了美国的不知所措。作为世界的领袖和中东的传统“警察”，美国要当老大，就不能简单两手一摊，承认自己毫无办法，而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并竭力证明有在做事情。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美国在伊拉克的近5000人，是以每次两三百人的规模增加的。尽管有人嘲笑说如果奥巴马有小布什的胆量，早就不会有“伊斯兰国”了。但正如曾在奥巴马手下担任白宫中东事务协调官的菲利普·戈登所言，美国在伊拉克既干涉又驻军，在利比亚只干涉不驻军，在叙利亚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驻军，但结局都是代价高昂的惨败。因此，那种认为美国只要“做得对”或者“胆子大”就能“修复”中东的说法，显然完全忽略了美国的过往政策是如何产生意外后果的。
　　俄罗斯恐难建成“俄与什叶派联盟”
　　2015年9月，俄罗斯先是在叙利亚出手空袭、稳住阿萨德政权，而后又牵头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在巴格达成立了四国反恐情报共享中心。彼时，俄罗斯的举动被视为是要将“什叶派之弧”打造为中东战略依托，甚至打造俄罗斯加中东什叶派国家的联盟。不过一年后，俄罗斯建成这一联盟的可能性比之前更小了。最重要的原因是，俄罗斯在中东的综合实力和投入上落后美国太多。仅以伊拉克为例，该国的困境是安全、政治和经济上全方位的，即便在反恐上可以获得俄罗斯援助，却只有美国有政治资源，可以协助调停伊拉克内部各方的争端、遏制库尔德人的独立倾向，也只有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具备经济资源，可以雪中送炭，提供大笔人道主义和其他财政援助。因此，伊拉克将自己牢牢绑在美国战车上，对俄罗斯只是虚与委蛇。
　　与美国“没有办法”的困境相比，俄罗斯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实力”，更没有美国那样的一帮可以上阵的盟友。中东各国正是因为看到了美俄实际投入的差距，才会在发展与俄罗斯关系时，眼睛多半盯着美国，将对俄走近当做向美撒娇或者对美讨价还价的手段。从沙特到埃及再到伊拉克，甚至包括伊朗和土耳其，都在不同程度上把俄当做外交上的“备胎”。
　　在实力有欠缺的同时，俄罗斯只能靠谋算补足短板，即更精细地计划在中东的干涉。正如一名俄罗斯专家所说，俄已经吸取了美国的教训，不会在中东“介入得太深而撤退得太快”。在伊拉克，俄避免介入，实际上并未投放多少资源。在叙利亚，俄则是欲走还留，既力挺阿萨德，又无意助其收复全境，一手操控战场形势，一手与美国和谈，视情况决定是打军事牌还是外交牌。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