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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芦山地震的颤动传递到5年前汶川地震震中映秀时，张家坪村民张小兵条件反射般冲到了篮球场上。震动很快停止，村里所有在汶川地震后重建的民房默然伫立。
重建的张家坪依山而起，建在岷江畔填出来的高台上，村后就是沿着山势蜿蜒的原213国道。张小兵的新家是村南头第一户，再往南走不到30步就是已作为地震遗址保护起来的百花大桥。当年，这是从成都进入阿坝等地区的唯一通道。
从百花大桥遗址溯山沟进去，就是汶川地震的震源中心牛圈沟。5年前的5月12日午后，地壳从这条狭小的山沟撕裂开来，一次强震的遇难及失踪人数超过8. 7万。
原来的张家坪村就坐落在牛圈沟，全村33户几乎全部在强震后的数十秒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迄今，包括张小兵妻儿在内的数十名村民，依然深埋在地震后将牛圈沟填埋了数十米深的岩石砂砾之中。
重建后的新家是坚固的，张小兵担忧的是屋后的山体会否在芦山地震后出现滑坡或垮塌。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
而在芦山地震震中龙门乡古城村，80后小伙汪建不得不在开裂严重的屋前搭起简易帐篷，暂时栖身。
除了9个月大的儿子额头被划伤外，汪建一家并无其他伤亡。但震痛同样严重，接下来的几个月，汪建和灾区不少民众将在帐篷、板房中度过。
震后这些天，无所事事的汪建坐在龙门乡公路旁的帐篷内，看着各种救援力量开进又离开，看着省、县、乡干部走近废墟探勘灾情、安抚村民，又看着一度喧嚣热闹的灾区渐渐冷却安静。汪建明白，他的生活被强震猛踩了一脚刹车，而现在又要重新启动了。
进步总以惨痛为代价。经历过汶川地震后，从政府的应急反应到社会力量的积极响应，我们在庆幸大灾未再重现的同时，也从中汲取经验重新出发。
事隔5年，震中直线距离不到80公里的两次强震，让我们有怎样的成长？
官员责任意识转变突出
芦山地震后7个小时，一支12人组成的映秀村民救援队分乘两辆面包车紧急赶往震中，车上带着挖掘工具和干粮。
领队杨和建在5年前的汶川地震中，曾和父亲杨云青率先开着挖掘机在伤亡惨重的映秀小学等地救援。在连续9天的紧张救援中，杨家父子在兄妹4家10位亲人遇难的情况下，配合上海、山东等地消防官兵先后救出被困105小时的女生尚婷、被困125小时的小伙蒋雨航等人，深受赞扬。
这次，十余个小时之后，杨和建赶到芦山蒙顶山上展开救援。房屋垮塌严重，但伤亡远不像5年前那般严重，杨和建等人能做的是帮无家可归的村民搭建简易帐篷和临时住房。
让杨和建印象深刻的还有，与5年前地震后头几天几成孤岛的映秀不同，芦山地震震中基层组织的激活、专业救援力量和物资的进入以及通讯的恢复速度，明显快了很多。
这正是作为芦山抗震救灾责任主体的四川省此次颇受肯定之处。“12分钟之后，我们就知道了震中和震级。”四川省应急办副主任骆西宁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获取信息的速度是汶川地震时没法相比的。
他透露，正是吸取了汶川地震时一些地区连续数日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教训，芦山地震发生后，应急救援紧急启动时先通过直升机向震中空投卫星电话，以便第一时间建立起应急通讯，保障前后方信息畅通。
各级官员的快速响应，也可作为此次芦山地震反应较快的一个注脚。震后3小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飞赴四川，他在专机上与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通话时，后者已经在震中芦山。
据骆西宁介绍，早在地震当日上午11时左右，四川省委书记、省长就先后赶到了震中。
芦山地震正值星期六。公开报道显示，地震发生后，身在成都的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一时找不到驾驶员，便自行驾车沿成雅高速赶回雅安。
挂职芦山县政府办副主任的四川省委党校老师唐昭霞也向本刊记者介绍，她在遭遇地震后当即从雅安赶回芦山，与县领导汇合，领受任务。
“官员的责任意识还是很突出的。”四川省委党校副校长郭伟向本刊记者表示，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重要转变。
据郭伟介绍，地震后他曾几次跟唐昭霞电话联系，后者在连续几天负责物资发放时还因现场混乱和灾民哄闹而数度哽咽。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有针对性地依托既有的民兵预备役、公安消防和矿山救援等力量，建立起了三支综合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有数千人。
“8时17分，队伍就迅速派往灾区。”骆西宁介绍，汶川地震后四川省投入三四亿元，用于上述综合应急救援力量的装备和人员配置。
他特别介绍说，在外界诟病芦山地震后灾区道路拥堵时，应急通讯、空中勘测等“生命通道”其实是迅速启动并始终保持畅通的。“9点半，指挥部就派出飞机航拍灾区，第一时间传回应急指挥部。”
在四川省政府应急办二楼的应急指挥大厅内，本刊记者看到，偌大的视频墙上能调看雅安灾区主要路口、灾民安置点、指挥部等关键点的实时信息。据骆西宁介绍，这也是汶川地震后，四川省新的应急指挥系统启用后迎接的首次真正考验。
推动应急管理的国家标准
反应快速并不意味着应急救援有序和规范。芦山地震后的头几天，道路拥堵广受诟病，也使得舆论对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水平心存疑问。
在骆西宁看来，地震发生后的抢险救援、临时安置、灾后重建等阶段并没有严格的时间区分，都是同时交叉进行的，这在客观上加大了灾后政府应急管理的复杂性。
据他介绍，四川省应急办并不是如外界所批评的未能及时预见可能出现的道路拥堵情况，在20日当天已指挥救援力量采取了“梯队进入”的办法。
他说，第一天进入灾区救援的有1. 3万余人，主要是专业救援队伍和医护人员。“后方还有2万人待命。”这2万人不是第一时间最急需的救援力量，“肯定不能放进去，进去之后道路会更加拥堵。” 不过，骆西宁也承认，社会救援力量的热情大大超乎想象。“在道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有序统筹组织这些队伍是需要总结的。”
这正是郭伟在四川省委党校领衔的一个地震应急管理研究机构的关注领域。这一机构的正式名称是“5·12汶川地震灾害应对研究与培训中心”。
据郭伟介绍，汶川地震后，四川省委党校注意到加强政府应急管理对抗震救灾的重要意义。在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批示下，这一机构于2012年成立。
郭伟介绍，在展开对各级政府官员的应急管理培训和危机模拟案例教学的同时，他正推动借助四川省委党校的力量探索涉及政府应急反应、社会救援力量管理等内容的灾后应急响应规范。
这与政府应急预案并不等同。来自四川省应急办的消息显示，过去5年来四川省业已建立了涉及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种灾害等大小约29万个应急预案，基本形成了完备的政府应急预案体系。
“应急预案非常必要。”郭伟认为，而从此次芦山地震来看，一些应急预案依然针对性不强，“实际上发挥的作用还不是很大。”
事实上，应急预案更多侧重于危机或灾害发生时，各级政府部门如何快速响应，而对社会、民间等自发救援力量如何管理则重视不够。
在郭伟看来，在国家法律层面已经颁布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侧重从宏观角度“讲原则”；在地方，各级政府应急预案也基本健全，但涉及灾后应急全方位管理的规范尚不完备。
一旦发生地震，社会救援力量应该怎么做？郭伟认为，这正是当前灾后救援较为混乱的领域，承担起这一管理和协调职责的显然只能是政府。
郭伟透露，他领衔的上述机构正试图推动拟定地震应急管理的国家标准，使得各个部门真正做到“有章可循”。
政府的救援边界
汶川地震以后，四川省也已注意到地震发生时协调各方面力量的重要，而不仅仅局限于灾害发生时政府自身的应急反应。
据骆西宁介绍，针对地震后第一时间可能出现的通讯中断和线路拥堵，四川省应急办和通信管理局就有协调机制，以便在地震后线路繁忙时，优先保障应急指挥系统的通讯传递。
机制保障是对应急体系的有效补充。骆西宁说，在汶川地震之后，四川省先后建立起军警协调、志愿者服务管理、物资储备、监测预警等多项应急机制。
“比如信息报送，省委省政府就建立了六七个机制，比如可以直送，县里直接发给省里，而不需要逐级报送。”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属地管理”原则。2012年8月，新修订的《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发布，明确了抗震救灾坚持“统一领导、军地联动、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资源共享、快速反应”的工作原则。在涉及责任主体时，明文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是应对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重大地震灾害的主体”。
就在芦山地震发生当晚，赶赴灾区的李克强总理在帐篷里举行的指挥部会议上明确指出，下一步工作由四川省委省政府全面负责。
骆西宁也看到了舆论对此次芦山地震存在过度反应的议论。在他看来，这涉及指挥部是否能在第一时间对震中、震源及灾区人口分布、地理条件等实地情况的准确把握。
“有些地方反应过度，有些偏远地方又没有关注到。”他坦承，这警示政府以后需要更下功夫，实现信息的有效对接和有力指挥。
在郭伟看来，过度救援的存在表明政府的应急管理水平仍需提升。有雅安地方官员对本刊记者说，过度救援和大量救援物资的涌入，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老百姓形成依赖心理，“等、靠、要”心态突出。
“政府可能全部兜底吗？”该官员对此表示疑问。
汶川地震后，为加速灾后重建，创造性地采取了“对口援建”的方式，国家为此投资达数万亿元。汶川地震的震中映秀镇广受瞩目，由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根据严格的重建规划和标准重建，为此，映秀的重建比其他援建城镇延迟近一年方才完成。
汶川地震五周年前夕，本刊记者再次走访映秀镇时，副镇长徐才英坦言，映秀要再发生地震，呆在房间里是最安全的。本刊记者在映秀走访时，仍在努力走出地震阴影的当地村民却对需要支付每平方米770元的价格购买安置房心有不满。村民普遍的疑问是：“捐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要我们自己出钱？”
有学者指出，在地震应急救援阶段结束后，安置重建过程中政府“包办一切”与充分尊重灾民意愿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始终是考验政府管理水平的重大课题。
“自然灾害发生了，政府有责任救援，但救援到什么程度，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是什么，这是芦山地震后依然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郭伟认为，汶川地震后，有关的国家规范和标准还没有建立，此次芦山地震再次表明了厘清政府救援责任边界、社会和民间救援力量作用空间的必要性。
重建的张家坪依山而起，建在岷江畔填出来的高台上，村后就是沿着山势蜿蜒的原213国道。张小兵的新家是村南头第一户，再往南走不到30步就是已作为地震遗址保护起来的百花大桥。当年，这是从成都进入阿坝等地区的唯一通道。
从百花大桥遗址溯山沟进去，就是汶川地震的震源中心牛圈沟。5年前的5月12日午后，地壳从这条狭小的山沟撕裂开来，一次强震的遇难及失踪人数超过8. 7万。
原来的张家坪村就坐落在牛圈沟，全村33户几乎全部在强震后的数十秒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迄今，包括张小兵妻儿在内的数十名村民，依然深埋在地震后将牛圈沟填埋了数十米深的岩石砂砾之中。
重建后的新家是坚固的，张小兵担忧的是屋后的山体会否在芦山地震后出现滑坡或垮塌。担心的事情并未发生。
而在芦山地震震中龙门乡古城村，80后小伙汪建不得不在开裂严重的屋前搭起简易帐篷，暂时栖身。
除了9个月大的儿子额头被划伤外，汪建一家并无其他伤亡。但震痛同样严重，接下来的几个月，汪建和灾区不少民众将在帐篷、板房中度过。
震后这些天，无所事事的汪建坐在龙门乡公路旁的帐篷内，看着各种救援力量开进又离开，看着省、县、乡干部走近废墟探勘灾情、安抚村民，又看着一度喧嚣热闹的灾区渐渐冷却安静。汪建明白，他的生活被强震猛踩了一脚刹车，而现在又要重新启动了。
进步总以惨痛为代价。经历过汶川地震后，从政府的应急反应到社会力量的积极响应，我们在庆幸大灾未再重现的同时，也从中汲取经验重新出发。
事隔5年，震中直线距离不到80公里的两次强震，让我们有怎样的成长？
官员责任意识转变突出
芦山地震后7个小时，一支12人组成的映秀村民救援队分乘两辆面包车紧急赶往震中，车上带着挖掘工具和干粮。
领队杨和建在5年前的汶川地震中，曾和父亲杨云青率先开着挖掘机在伤亡惨重的映秀小学等地救援。在连续9天的紧张救援中，杨家父子在兄妹4家10位亲人遇难的情况下，配合上海、山东等地消防官兵先后救出被困105小时的女生尚婷、被困125小时的小伙蒋雨航等人，深受赞扬。
这次，十余个小时之后，杨和建赶到芦山蒙顶山上展开救援。房屋垮塌严重，但伤亡远不像5年前那般严重，杨和建等人能做的是帮无家可归的村民搭建简易帐篷和临时住房。
让杨和建印象深刻的还有，与5年前地震后头几天几成孤岛的映秀不同，芦山地震震中基层组织的激活、专业救援力量和物资的进入以及通讯的恢复速度，明显快了很多。
这正是作为芦山抗震救灾责任主体的四川省此次颇受肯定之处。“12分钟之后，我们就知道了震中和震级。”四川省应急办副主任骆西宁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获取信息的速度是汶川地震时没法相比的。
他透露，正是吸取了汶川地震时一些地区连续数日与外界失去联系的教训，芦山地震发生后，应急救援紧急启动时先通过直升机向震中空投卫星电话，以便第一时间建立起应急通讯，保障前后方信息畅通。
各级官员的快速响应，也可作为此次芦山地震反应较快的一个注脚。震后3小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飞赴四川，他在专机上与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通话时，后者已经在震中芦山。
据骆西宁介绍，早在地震当日上午11时左右，四川省委书记、省长就先后赶到了震中。
芦山地震正值星期六。公开报道显示，地震发生后，身在成都的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一时找不到驾驶员，便自行驾车沿成雅高速赶回雅安。
挂职芦山县政府办副主任的四川省委党校老师唐昭霞也向本刊记者介绍，她在遭遇地震后当即从雅安赶回芦山，与县领导汇合，领受任务。
“官员的责任意识还是很突出的。”四川省委党校副校长郭伟向本刊记者表示，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重要转变。
据郭伟介绍，地震后他曾几次跟唐昭霞电话联系，后者在连续几天负责物资发放时还因现场混乱和灾民哄闹而数度哽咽。
汶川地震后，四川省有针对性地依托既有的民兵预备役、公安消防和矿山救援等力量，建立起了三支综合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有数千人。
“8时17分，队伍就迅速派往灾区。”骆西宁介绍，汶川地震后四川省投入三四亿元，用于上述综合应急救援力量的装备和人员配置。
他特别介绍说，在外界诟病芦山地震后灾区道路拥堵时，应急通讯、空中勘测等“生命通道”其实是迅速启动并始终保持畅通的。“9点半，指挥部就派出飞机航拍灾区，第一时间传回应急指挥部。”
在四川省政府应急办二楼的应急指挥大厅内，本刊记者看到，偌大的视频墙上能调看雅安灾区主要路口、灾民安置点、指挥部等关键点的实时信息。据骆西宁介绍，这也是汶川地震后，四川省新的应急指挥系统启用后迎接的首次真正考验。
推动应急管理的国家标准
反应快速并不意味着应急救援有序和规范。芦山地震后的头几天，道路拥堵广受诟病，也使得舆论对地方政府应急管理水平心存疑问。
在骆西宁看来，地震发生后的抢险救援、临时安置、灾后重建等阶段并没有严格的时间区分，都是同时交叉进行的，这在客观上加大了灾后政府应急管理的复杂性。
据他介绍，四川省应急办并不是如外界所批评的未能及时预见可能出现的道路拥堵情况，在20日当天已指挥救援力量采取了“梯队进入”的办法。
他说，第一天进入灾区救援的有1. 3万余人，主要是专业救援队伍和医护人员。“后方还有2万人待命。”这2万人不是第一时间最急需的救援力量，“肯定不能放进去，进去之后道路会更加拥堵。” 不过，骆西宁也承认，社会救援力量的热情大大超乎想象。“在道路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有序统筹组织这些队伍是需要总结的。”
这正是郭伟在四川省委党校领衔的一个地震应急管理研究机构的关注领域。这一机构的正式名称是“5·12汶川地震灾害应对研究与培训中心”。
据郭伟介绍，汶川地震后，四川省委党校注意到加强政府应急管理对抗震救灾的重要意义。在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的批示下，这一机构于2012年成立。
郭伟介绍，在展开对各级政府官员的应急管理培训和危机模拟案例教学的同时，他正推动借助四川省委党校的力量探索涉及政府应急反应、社会救援力量管理等内容的灾后应急响应规范。
这与政府应急预案并不等同。来自四川省应急办的消息显示，过去5年来四川省业已建立了涉及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种灾害等大小约29万个应急预案，基本形成了完备的政府应急预案体系。
“应急预案非常必要。”郭伟认为，而从此次芦山地震来看，一些应急预案依然针对性不强，“实际上发挥的作用还不是很大。”
事实上，应急预案更多侧重于危机或灾害发生时，各级政府部门如何快速响应，而对社会、民间等自发救援力量如何管理则重视不够。
在郭伟看来，在国家法律层面已经颁布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侧重从宏观角度“讲原则”；在地方，各级政府应急预案也基本健全，但涉及灾后应急全方位管理的规范尚不完备。
一旦发生地震，社会救援力量应该怎么做？郭伟认为，这正是当前灾后救援较为混乱的领域，承担起这一管理和协调职责的显然只能是政府。
郭伟透露，他领衔的上述机构正试图推动拟定地震应急管理的国家标准，使得各个部门真正做到“有章可循”。
政府的救援边界
汶川地震以后，四川省也已注意到地震发生时协调各方面力量的重要，而不仅仅局限于灾害发生时政府自身的应急反应。
据骆西宁介绍，针对地震后第一时间可能出现的通讯中断和线路拥堵，四川省应急办和通信管理局就有协调机制，以便在地震后线路繁忙时，优先保障应急指挥系统的通讯传递。
机制保障是对应急体系的有效补充。骆西宁说，在汶川地震之后，四川省先后建立起军警协调、志愿者服务管理、物资储备、监测预警等多项应急机制。
“比如信息报送，省委省政府就建立了六七个机制，比如可以直送，县里直接发给省里，而不需要逐级报送。”
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属地管理”原则。2012年8月，新修订的《国家地震应急预案》发布，明确了抗震救灾坚持“统一领导、军地联动、分级负责、属地为主、资源共享、快速反应”的工作原则。在涉及责任主体时，明文规定，“省级人民政府是应对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重大地震灾害的主体”。
就在芦山地震发生当晚，赶赴灾区的李克强总理在帐篷里举行的指挥部会议上明确指出，下一步工作由四川省委省政府全面负责。
骆西宁也看到了舆论对此次芦山地震存在过度反应的议论。在他看来，这涉及指挥部是否能在第一时间对震中、震源及灾区人口分布、地理条件等实地情况的准确把握。
“有些地方反应过度，有些偏远地方又没有关注到。”他坦承，这警示政府以后需要更下功夫，实现信息的有效对接和有力指挥。
在郭伟看来，过度救援的存在表明政府的应急管理水平仍需提升。有雅安地方官员对本刊记者说，过度救援和大量救援物资的涌入，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老百姓形成依赖心理，“等、靠、要”心态突出。
“政府可能全部兜底吗？”该官员对此表示疑问。
汶川地震后，为加速灾后重建，创造性地采取了“对口援建”的方式，国家为此投资达数万亿元。汶川地震的震中映秀镇广受瞩目，由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根据严格的重建规划和标准重建，为此，映秀的重建比其他援建城镇延迟近一年方才完成。
汶川地震五周年前夕，本刊记者再次走访映秀镇时，副镇长徐才英坦言，映秀要再发生地震，呆在房间里是最安全的。本刊记者在映秀走访时，仍在努力走出地震阴影的当地村民却对需要支付每平方米770元的价格购买安置房心有不满。村民普遍的疑问是：“捐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要我们自己出钱？”
有学者指出，在地震应急救援阶段结束后，安置重建过程中政府“包办一切”与充分尊重灾民意愿之间的冲突和协调，始终是考验政府管理水平的重大课题。
“自然灾害发生了，政府有责任救援，但救援到什么程度，政府应该管的事情是什么，这是芦山地震后依然需要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郭伟认为，汶川地震后，有关的国家规范和标准还没有建立，此次芦山地震再次表明了厘清政府救援责任边界、社会和民间救援力量作用空间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