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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Weiyi, born in 1925 in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who’s another name is Shao Shi or Zhuo Weng, has been loving art since his childhood. He began to learn by himself to copy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at the age of 10, seal carving at the age of 11 and started to carve seal inscription of small character when he was 15 years old. Shortly afterwards, he worked on ivory seal carving in Shanghai and tried to make micro-carving of the landscape and characters as small as the ant’s feet. When graduating from junior school in 1941, he took positions as an art teacher, advertisement drawer and etc and engaged i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nd seal cutting art. He had been the art and PE teacher in Shanghai Xingzhi Art School, Shanghai Art Normal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of Practical Child Care since 1951 and at the same time devoted to art teaching theory. In Jun.1956 he was employed as an artist by Industrial Arts Institute to engage i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of the porcelain carving.
1965年，我从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从此这里就成为我的主要职场。研究所成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所里设有砚刻、刺绣、绒绣、玉雕、牙雕、竹刻、瓷刻、黄杨木雕、人造花等十多个工艺美术专业，并拥有薛佛影、张景安、冯秋萍、朱慈庵、徐宝庆等数十名著名的老艺人，是上海工艺美术代表人物云集的地方。虽然如今他们都已相继作古，但当初研究所老艺人工作生活的情景，却依然不时映现在我的眼前，其中与杨为义先生的交往，印象更为深刻，难以忘怀。杨为义先生在世时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去世后又未受到充分的重视，以致现在的人们对他知晓甚少。
我与杨为义先生所从事的虽然不是同一专业，但没有因此妨碍我们的交往。我对他的了解，先是由比试手劲开始的。当时，杨先生见到我们这批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总爱较量手劲。尽管我要比他小近二十岁正处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但无论掌力，还是腕力我都无法胜出，在握手时他能把我的手掌握得痛叫，在桌面上扳手腕时又总是一下子将我的手扳平。后来我终于得知得杨为义先生原是一位健美运动员和摔角名手，1946年在全市摔角观摩赛中得过甲级冠军，在体育表演会上表演过单臂引体向上，一只手就能举起百斤重量，并曾担任过精武体育会的举重班指挥。
摔角是武的艺术，瓷刻是文的艺术。这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然而听了杨为义先生的一席话，即使我疑虑顿消：“刻瓷和刻牙都需要有很大的臂力才能运刀如飞、挥洒自如。”
之后，我对他的学识也逐步有了了解。与杨为义先生交谈中，我发现他的古文功底非常好，四书五经中的话，经常脱口而出。与他交谈总能获得许多知识。他知道我对古文很有兴趣，于是不时借一些经典书籍给我，如古文选读之类的小册子。杨为义先生还能写一手好字，这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他的书法精工行书，细劲的钢笔字完美体现的是赵孟頫书风，书体结构优美，笔划匀停，这自然也成为我们交谈的内容。
多才多艺的杨为义先生，人称“杨公奇士，才艺超群”，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瓷刻家，而且还是幼儿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在我的心目里他是研究所里学问最好的老艺人之一。
杨为义1925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又名少石、拙翁。童年时就酷爱艺术，十岁时开始自学临摹国画山水，十一岁自学刻印，十五岁由刻印章进而刻蝇头小楷的边款。不久在上海刻牙章并在牙章的侧面试作微刻山水和细小如蚁足的小字。1941年中学毕业后即担任美术老师，广告画师等工作，从事书画篆刻艺术。1951 年后在上海行知艺术学校、上海市艺术师范学校、上海幼儿师范学校担任美术、体育教师，同时潜心研究美术教学理论。1956年6月被聘为工艺美术研究所艺人，从事瓷刻艺术的研究与创作。
瓷刻又称刻瓷，是一种在出窑成型的瓷器上刻釉填色作画的民间工艺，被人们誉为陶瓷上的“刺绣”。杨为义从事瓷刻艺术，起因是生活所迫。日伪时期经济困难，贵重的象牙不是轻易能买得。此时恰巧有位朋友，送给他一把工艺用的钻石刀，劝他改刻瓷器，因为对他而言购买白质的瓷器还是力所能及的。于是他便用这把钻石刀在瓷器上练习微刻。正由于他有着扎实的美术、书法功底，过人的腕力和精湛的牙刻技艺，所以很快便能在瓷器上游刃有余地镌刻。他的瓷刻创作题材很广，山水花卉、人物禽鸟，无不细到毫米而形象栩栩如生。瓷刻坚硬，他人难为，所以杨为义先生的瓷刻一鸣惊人，成为一代瓷刻大师。
杨为义先生从事瓷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牙刻，并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来到上海，杨为义先生精心刻制了一颗象牙印章和一个象牙插屏作为国礼献给了苏加诺总统。牙章长6公分，每一面宽仅1.2公分。在这极有限的空间里，成功地镌刻了毛主度和苏加诺的演讲词1800多字。象牙插屏长4.5厘米，宽2.5厘米，正面刻有毛主席和苏加诺总统会见时握手的两人像，背面刻有两棵松树，象征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之间永恒的友谊。
由于杨为义技艺功底深厚，所以镌刻除了采用象牙、瓷器为镌刻材料之外，还偶作砚刻、竹刻和玉器细刻。当年，老艺人之间经常开一些比试技艺的玩笑，在众人挑逗下，他表示更硬的玉材也能作细刻。此话说出口后，他真的干了起来，经过一番作磨，果然成绩显著，一块细刻《白玉山水》终于刻成了。细刻《白玉山水》长 5.35厘米、宽3.85厘米、厚0.11厘米。细刻，历来主要以象牙为原料，在玉器上作细刻，杨为义挑战了极限。作品画面简白，意境深遂。在放大镜下观赏多倍，画面笔意清晰，并能体会到中国画特有的“墨分五色”的韵味。
杨为义先生是如何作瓷刻细工的，与他虽然交往多年，却从来没有见过。研究所工作环境非常好，他和薛佛影等几个人在二楼大房子里，但上班时也免不了人员的走动和交谈，这都会直接影响到瓷刻的效果。关于他刻瓷的状态，著名的老报人郑逸梅于1988年6月18日文汇报《凋零了两位绝艺老人》文中作了详尽的介绍：“他这刻瓷，以昼间不易聚心，总在晚上奏刀。这时群动具息，万籁无声，一灯耿然，凝神致力，经常刻到三更半。隆冬严寒，致两膝和筋骨患关节病。又拇指用力过度，弯了一时伸不直，必须用左手慢慢地把它拨开，揉了再揉，始复原状。又拇指和食指，常有因神经拘搐而发抖的现象，右肩骨骼略呈畸形。心脏也感觉不舒服。这种职业病比什么都严重。如此成名，真是艰苦卓绝。”
杨为义在研究所工作期间曾带过艺徒，1956年他收朱榴生为徒。朱榴生，1935年生，从事瓷刻三十余年，继承杨为义先生的技艺，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瓷刻《山水薄胎皮灯》是其代表作，作品高21.7厘米、宽11 厘米。此件器瓷胎薄，厚仅1毫米，能透光。薄胎刻瓷难度最高，瓷刻《山水皮灯》不仅有浅刻，而且还有深刻，镌刻就更困难了，而且画幅饱满，如在内里点灯，山水在光线的映衬下便如同云遮雾障，深遂莫测，充满诗情画意。
之后于1971年又收仇依群、徐益民为徒。但由于刻瓷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特别需有腕力、眼力，加上刻苦研习才能入门，所以没多久，这两位徒弟都舍此改业。随着朱榴生退休，如今研究所瓷刻专业已经消失。
杨为义先生长期患病，于1988年病逝，年仅65岁。杨为义先生生有一女一子。女儿杨常绚，长期从事工艺美术，能像他的父亲一样写一手秀美的书法。她十分珍惜父亲的艺术，有关刻瓷的资料都给予非常好的保存。儿子杨常乐经商二十年后，毅然提起刻刀，他的作品《松林万壑图》、《松鹤-归来兮》、《雨打芭蕉》于2005年10月参加了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现为杨为义先生瓷刻艺术唯一的继承人，可喜可贺。
杨为义的瓷刻作品传世的作品稀少，如今仅能从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藏品中见到。经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瞿启蒙先生的相助，我有幸得以观赏：
瓷刻《山水小方瓶》——高8.7厘米，宽3.7 厘米。小方瓶为古旧瓷，器形纤细玲珑。敢于在古旧瓷上雕刻，足见作者的胆略和功底，非常人莫及。微刻笔法细腻，完美地反映画的意境。
瓷刻《列宁像》——连座高 19厘米，宽11厘米。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为纪念原苏联成立四十周年而作。画面的边缘，有一行极细却有力的双勾文字：庆祝一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落款小字每字不足1 毫米。画面中的列宁像，以现代白描手法作瓷刻，这是瓷刻中的一个创新，迄今尚未再有看见另一件类似作品，体现了作者勇于闯新、敢于探索的精神。
瓷刻《松柏万年》乌金瓶 高22.7厘米、宽12.5厘米。作品表现的是苍劲古茂的两枝松柏。
瓷刻《白虎瓦挡》乌金瓶 高20厘米、宽11厘米，表现的是秦汉瓦当中的白虎纹饰，所刻刀迹较为粗放，很好显现发瓦当特有的金石气，刻成后上金。
乌金瓶，瓷瓶中的珍品，创于明代成化年间而以清康熙朝作品为代表。据有关介绍，其制作工艺特殊，釉色中夹金沙，内底泛金，表层为深黑莹亮的黑釉，故称乌金。刻制此种瓷瓶需极其仔细，只能刻去表层黑釉从而才能显露底层金色，如稍不小心，便前功尽弃。由于烧制乌金瓶成功率极低，细刻乌金瓶成功率更低，所以这两件瓷刻乌金瓶尤为珍贵。
瓷刻《山水葫芦瓶》高19，宽10.5 厘米。作品的意义是在于刻出极强的中国画画意和笔法。瓶的下部是一幅山水画作，通过放大观看细部，似乎是在观赏一幅传统的中国山水画：皴、擦、染、点，都有细腻的表现；笔墨设色浓淡相宜，渲染有致，所有的刻画都显现出中国画特有的笔法，似乎都没有了刀痕的踪迹。上刻有毛主席《登庐山词》一首，在放大镜下，可以清楚看到每个字笔锋锐利，字字遒劲，这样的技艺水准，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
其他还有瓷刻《印缸》7×2.8厘米、瓷刻蓝色釉《乾隆山水方瓶》28×16×13.8厘米、瓷板刻《穿越千山万水》17.8×12.4厘米、瓷板刻《亲人来到我山寨》25.5×17.6厘米、瓷刻《颗粒回家》20.5×9厘米。
1965年，我从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从此这里就成为我的主要职场。研究所成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所里设有砚刻、刺绣、绒绣、玉雕、牙雕、竹刻、瓷刻、黄杨木雕、人造花等十多个工艺美术专业，并拥有薛佛影、张景安、冯秋萍、朱慈庵、徐宝庆等数十名著名的老艺人，是上海工艺美术代表人物云集的地方。虽然如今他们都已相继作古，但当初研究所老艺人工作生活的情景，却依然不时映现在我的眼前，其中与杨为义先生的交往，印象更为深刻，难以忘怀。杨为义先生在世时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去世后又未受到充分的重视，以致现在的人们对他知晓甚少。
我与杨为义先生所从事的虽然不是同一专业，但没有因此妨碍我们的交往。我对他的了解，先是由比试手劲开始的。当时，杨先生见到我们这批刚从学校出来的年轻人，总爱较量手劲。尽管我要比他小近二十岁正处在精力最充沛的时期，但无论掌力，还是腕力我都无法胜出，在握手时他能把我的手掌握得痛叫，在桌面上扳手腕时又总是一下子将我的手扳平。后来我终于得知得杨为义先生原是一位健美运动员和摔角名手，1946年在全市摔角观摩赛中得过甲级冠军，在体育表演会上表演过单臂引体向上，一只手就能举起百斤重量，并曾担任过精武体育会的举重班指挥。
摔角是武的艺术，瓷刻是文的艺术。这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然而听了杨为义先生的一席话，即使我疑虑顿消：“刻瓷和刻牙都需要有很大的臂力才能运刀如飞、挥洒自如。”
之后，我对他的学识也逐步有了了解。与杨为义先生交谈中，我发现他的古文功底非常好，四书五经中的话，经常脱口而出。与他交谈总能获得许多知识。他知道我对古文很有兴趣，于是不时借一些经典书籍给我，如古文选读之类的小册子。杨为义先生还能写一手好字，这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他的书法精工行书，细劲的钢笔字完美体现的是赵孟頫书风，书体结构优美，笔划匀停，这自然也成为我们交谈的内容。
多才多艺的杨为义先生，人称“杨公奇士，才艺超群”，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瓷刻家，而且还是幼儿教育家、美术理论家，在我的心目里他是研究所里学问最好的老艺人之一。
杨为义1925年出生于江苏南京。又名少石、拙翁。童年时就酷爱艺术，十岁时开始自学临摹国画山水，十一岁自学刻印，十五岁由刻印章进而刻蝇头小楷的边款。不久在上海刻牙章并在牙章的侧面试作微刻山水和细小如蚁足的小字。1941年中学毕业后即担任美术老师，广告画师等工作，从事书画篆刻艺术。1951 年后在上海行知艺术学校、上海市艺术师范学校、上海幼儿师范学校担任美术、体育教师，同时潜心研究美术教学理论。1956年6月被聘为工艺美术研究所艺人，从事瓷刻艺术的研究与创作。
瓷刻又称刻瓷，是一种在出窑成型的瓷器上刻釉填色作画的民间工艺，被人们誉为陶瓷上的“刺绣”。杨为义从事瓷刻艺术，起因是生活所迫。日伪时期经济困难，贵重的象牙不是轻易能买得。此时恰巧有位朋友，送给他一把工艺用的钻石刀，劝他改刻瓷器，因为对他而言购买白质的瓷器还是力所能及的。于是他便用这把钻石刀在瓷器上练习微刻。正由于他有着扎实的美术、书法功底，过人的腕力和精湛的牙刻技艺，所以很快便能在瓷器上游刃有余地镌刻。他的瓷刻创作题材很广，山水花卉、人物禽鸟，无不细到毫米而形象栩栩如生。瓷刻坚硬，他人难为，所以杨为义先生的瓷刻一鸣惊人，成为一代瓷刻大师。
杨为义先生从事瓷刻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牙刻，并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总统来到上海，杨为义先生精心刻制了一颗象牙印章和一个象牙插屏作为国礼献给了苏加诺总统。牙章长6公分，每一面宽仅1.2公分。在这极有限的空间里，成功地镌刻了毛主度和苏加诺的演讲词1800多字。象牙插屏长4.5厘米，宽2.5厘米，正面刻有毛主席和苏加诺总统会见时握手的两人像，背面刻有两棵松树，象征中国、印度尼西亚两国之间永恒的友谊。
由于杨为义技艺功底深厚，所以镌刻除了采用象牙、瓷器为镌刻材料之外，还偶作砚刻、竹刻和玉器细刻。当年，老艺人之间经常开一些比试技艺的玩笑，在众人挑逗下，他表示更硬的玉材也能作细刻。此话说出口后，他真的干了起来，经过一番作磨，果然成绩显著，一块细刻《白玉山水》终于刻成了。细刻《白玉山水》长 5.35厘米、宽3.85厘米、厚0.11厘米。细刻，历来主要以象牙为原料，在玉器上作细刻，杨为义挑战了极限。作品画面简白，意境深遂。在放大镜下观赏多倍，画面笔意清晰，并能体会到中国画特有的“墨分五色”的韵味。
杨为义先生是如何作瓷刻细工的，与他虽然交往多年，却从来没有见过。研究所工作环境非常好，他和薛佛影等几个人在二楼大房子里，但上班时也免不了人员的走动和交谈，这都会直接影响到瓷刻的效果。关于他刻瓷的状态，著名的老报人郑逸梅于1988年6月18日文汇报《凋零了两位绝艺老人》文中作了详尽的介绍：“他这刻瓷，以昼间不易聚心，总在晚上奏刀。这时群动具息，万籁无声，一灯耿然，凝神致力，经常刻到三更半。隆冬严寒，致两膝和筋骨患关节病。又拇指用力过度，弯了一时伸不直，必须用左手慢慢地把它拨开，揉了再揉，始复原状。又拇指和食指，常有因神经拘搐而发抖的现象，右肩骨骼略呈畸形。心脏也感觉不舒服。这种职业病比什么都严重。如此成名，真是艰苦卓绝。”
杨为义在研究所工作期间曾带过艺徒，1956年他收朱榴生为徒。朱榴生，1935年生，从事瓷刻三十余年，继承杨为义先生的技艺，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瓷刻《山水薄胎皮灯》是其代表作，作品高21.7厘米、宽11 厘米。此件器瓷胎薄，厚仅1毫米，能透光。薄胎刻瓷难度最高，瓷刻《山水皮灯》不仅有浅刻，而且还有深刻，镌刻就更困难了，而且画幅饱满，如在内里点灯，山水在光线的映衬下便如同云遮雾障，深遂莫测，充满诗情画意。
之后于1971年又收仇依群、徐益民为徒。但由于刻瓷是一件艰难的工作，特别需有腕力、眼力，加上刻苦研习才能入门，所以没多久，这两位徒弟都舍此改业。随着朱榴生退休，如今研究所瓷刻专业已经消失。
杨为义先生长期患病，于1988年病逝，年仅65岁。杨为义先生生有一女一子。女儿杨常绚，长期从事工艺美术，能像他的父亲一样写一手秀美的书法。她十分珍惜父亲的艺术，有关刻瓷的资料都给予非常好的保存。儿子杨常乐经商二十年后，毅然提起刻刀，他的作品《松林万壑图》、《松鹤-归来兮》、《雨打芭蕉》于2005年10月参加了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现为杨为义先生瓷刻艺术唯一的继承人，可喜可贺。
杨为义的瓷刻作品传世的作品稀少，如今仅能从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藏品中见到。经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瞿启蒙先生的相助，我有幸得以观赏：
瓷刻《山水小方瓶》——高8.7厘米，宽3.7 厘米。小方瓶为古旧瓷，器形纤细玲珑。敢于在古旧瓷上雕刻，足见作者的胆略和功底，非常人莫及。微刻笔法细腻，完美地反映画的意境。
瓷刻《列宁像》——连座高 19厘米，宽11厘米。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为纪念原苏联成立四十周年而作。画面的边缘，有一行极细却有力的双勾文字：庆祝一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落款小字每字不足1 毫米。画面中的列宁像，以现代白描手法作瓷刻，这是瓷刻中的一个创新，迄今尚未再有看见另一件类似作品，体现了作者勇于闯新、敢于探索的精神。
瓷刻《松柏万年》乌金瓶 高22.7厘米、宽12.5厘米。作品表现的是苍劲古茂的两枝松柏。
瓷刻《白虎瓦挡》乌金瓶 高20厘米、宽11厘米，表现的是秦汉瓦当中的白虎纹饰，所刻刀迹较为粗放，很好显现发瓦当特有的金石气，刻成后上金。
乌金瓶，瓷瓶中的珍品，创于明代成化年间而以清康熙朝作品为代表。据有关介绍，其制作工艺特殊，釉色中夹金沙，内底泛金，表层为深黑莹亮的黑釉，故称乌金。刻制此种瓷瓶需极其仔细，只能刻去表层黑釉从而才能显露底层金色，如稍不小心，便前功尽弃。由于烧制乌金瓶成功率极低，细刻乌金瓶成功率更低，所以这两件瓷刻乌金瓶尤为珍贵。
瓷刻《山水葫芦瓶》高19，宽10.5 厘米。作品的意义是在于刻出极强的中国画画意和笔法。瓶的下部是一幅山水画作，通过放大观看细部，似乎是在观赏一幅传统的中国山水画：皴、擦、染、点，都有细腻的表现；笔墨设色浓淡相宜，渲染有致，所有的刻画都显现出中国画特有的笔法，似乎都没有了刀痕的踪迹。上刻有毛主席《登庐山词》一首，在放大镜下，可以清楚看到每个字笔锋锐利，字字遒劲，这样的技艺水准，只能用叹为观止来形容。
其他还有瓷刻《印缸》7×2.8厘米、瓷刻蓝色釉《乾隆山水方瓶》28×16×13.8厘米、瓷板刻《穿越千山万水》17.8×12.4厘米、瓷板刻《亲人来到我山寨》25.5×17.6厘米、瓷刻《颗粒回家》20.5×9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