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站在展厅里，含笑看一群小学生在他的作品前站成一排、笑容灿烂地拍照。“这不就是一颗颗向日葵吗？”许江说着，连忙举起手机拍摄，孩子们没注意到，嘻嘻哈哈地散了。
　　2014年“国庆”黄金周这几天，许江每天都来国家博物馆。他的大型个展“东方葵”正在这里展出。与来宾寒暄之余，他会观察一些有意思的观众，比如眼前这群小朋友。在许江看来，和他展览的主题“形成了某种呼应”。
　　“葵花朵朵向太阳”，是许江这代知识分子的青春隐喻。许江画了十年葵，他画布上都是经霜雪历风雨的“老葵”，是他这代知识分子沉重精神面貌的写照。

广场和废墟

　　顾名思义，展览“东方葵”，作品的主题都是“葵”。在这个国家级的大型展览场地，许江将这些年画葵的成果，一股脑全呈现给观众。“像是把整个自己展现在大家面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大清早，博物馆门外已排起长长的队伍。许江已经来到展览现场转了两圈。展览分为四部分，在其中一个命名为“层览：葵平线”的展馆，他觉得灯光有些不对，试着跟展场的工作人员作了沟通。
　　这部分展览由21幅长卷横轴构成，许江的目的是“向中国画传统中游目骋怀的关照方式致敬。”他将另一个展馆命名为“重屏：东方葵”，展出许江最新创作的大型油画作品。“重屏”也是古代的一种观看方式。许江试图用这种陈列的方式表现对传统的重视。在油画艺术界，关于如何糅合西方和东方，这是个永久的话题。
　　“重屏”部分的作品多为巨型画作。在这里，许江摒弃了多年前侧重表现葵园与大地之间关系的风格，转而将葵更进一步人格化。墙上这些巨幅画作，“每一幅都是一个大的骨架。”这骨架有的像金字塔，有的像大地的土层一样层层叠叠。在这个骨架里，难以数计的葵混合蔓生在一起，“炙热但又孤独，压制但又解放”。它们具有强烈的集体性，但又有各自的面孔，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
　　葵花也叫向阳花， 对于许江这代人来说，曾经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比喻”。但如今，和许江本人一样，这一代人年近花甲。当年的青春热血已成往事，留下的是经霜历雪后的萧瑟葵干。许江的画笔之下，对葵干的表现远多于葵盘。
　　画面的基调多灰暗，许江偏爱表现秋冬肃杀里的葵，与同样画向日葵出名的梵·高相比，葵在许江笔下有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内涵。许江更喜欢瘦削的葵干，它们顶着风霜直立，像一个个前行的朝圣者，葵头深深地垂下来。许江说，他画的每一枝葵，“其实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一年前接到国家博物馆的展览邀请后，许江特意来现场看了看，“这个展场真是太大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一些巨型油画正是为了适应这个场所而作。一开始有些忐忑，但当作品置于展馆的墙上时，巨大的展厅却奇异地让作品产生了震撼效果。
　　许江画葵，源于2003年的一次土耳其之行。那是一次考察亚洲文化的旅行。在亚细亚平原的一片荒原上，许江突然看到一片老葵。老葵已经枯黄，但葵干依然挺立，漫山遍野。
　　葵头全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太阳在葵园身后徐徐落下，一百多公里以外是特洛伊古城遗址。葵被赋予一种历史沧桑感。许江突然发现，在他生命中“沉睡了十几、二十年的记忆被点亮。它们钢浇铁铸般，和小亚细亚的土壤浑然一体，像一群老兵等待最后一道军令。”
　　葵从此成了许江回望和审视自己这代知识分子精神内核的意象。他之前画棋盘，也画废墟。用表现主义的手法介入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而现在，许江开始追溯自己这代人身上的“历史性”。
　　诗人于坚说，许江的葵园是广场，又像废墟。“从广场到废墟只有一步之遥。”许江认为这样的描述非常贴切。

共生会否可能？

　　国家博物馆朝向正西的大门外，正是天安门广场。这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正值国庆假期，广场上游人涌动，鲜花锦簇，军警时不时列队走过。
　　博物馆有匹配于其地理位置的强大气场。 观众走过长长的走廊，排队、过严格的安检程序，发现自己置身于巨大而空旷的大厅里。在这里，个体和艺术品都被某种强大的气势掩盖。
　　除精心组织的主题展、大师纪念展和一些国际交流大展，能来国家博物馆举办大型个展的在世艺术家不多。年过九旬的黄永玉名列其中。不久前另一位参展者是崔如琢，他的作品长年被悬挂在人民大会堂里，也被国家领导人作为礼品赠送友邦。
　　能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做大型个展，意味着艺术家的成就被官方肯定。艺术家许江非常明白这一点。他今年59岁，与其他来举办回顾展的艺术大家相比，“是最年轻的。”这也让他在一年前接到展览邀请时颇感犹豫，毕竟这是国家级博物馆。“看看自己的年龄，好像还没到那个时候。”他说。
　　许江1955年生于福州。和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上山下乡”，曾在福州一家工厂当工人，后又有机会成为福州美术公司一名职工。1978年，许江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在那里接受了系统的油画训练。毕业后在福建省文联《福建文学》担任美术编辑，之后成为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一名讲师。
　　“文革”期间的“土插队”和1980年代的“洋插队”，成为许江人生的两次坐标。1988年，许江赴德国汉堡美术学院自由艺术系研修。在德国汉堡求学的日子，许江和同时代出国的人一样，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贫瘠。“没有钱吃麦当劳”成为他此后人生中提及这段留学生活里最重要的故事。但在那里，他整日在一家中国书店里埋头苦读，接触了大量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书籍。在异国他乡，却第一次完整地阅读和了解了中国文化。
　　在中国艺术界，许江有让人尊敬的一席之地。此前，他的作品关注城市和大地的风景，在许江的画布上，城市是一种文化的符号，他自己称之为“历史的风景”和“逝去与即将逝去的风景。”许江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成就的表现主义画家。艺术家之外，许江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浙江省文联主席、浙江省美协副主席。 　　“东方葵”最后呈现为一个体量巨大而又内涵丰富的展览。它占据了南边三个展厅和一个衔接的过厅。其中分别陈列着许江的巨幅画作、一系列装置作品等。即便对于大师级别的艺术家，这样的展览体量也非常少见。
　　和许江个展差不多先后开幕的是刘开渠诞辰110周年纪念展。刘是著名雕塑家，曾任中国美术学院前身杭州艺专的校长，国家博物馆西南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出自刘开渠的设计。
　　许江穿藏青色衬衫、椭圆脸，看上去很精神。他表情笑呵呵的，胸前的衣兜里插着一支笔，红色的笔帽露在外面。在许江年轻的那个时代，这是知识分子或者干部才有的行头。拍照时，摄影师试图帮他拿掉这支略显突兀的笔。许江连续后退两步，一边摇头一边笑着说：“这不行。随身带笔是我的标志。”他拍拍身上这支笔，挑起眉毛补充说：“像这样（把笔插在衣服兜里）是我们那代人才有的。现在的人连笔都不用了。”
　　许江身边的人尊称他为“许院长”。但他更愿意以艺术家和写作者的身份定义自己。许江仍然保留着用笔写作的习惯，坚持认为用笔的时候，“身体是有感知的，如果用电脑打字就失去了这种感知。”而这种身体的感知力，“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至关重要。
　　许江每天保持一定的写作量，写了大量的随笔和札记，出版了十多本书。每天上午，他开会，处理公务，下午躲进工作室画画，晚上有时间写写随笔和散文，记录一天的感受。在国家博物馆的几天时间里，他已经用完了两支笔。
　　许江当了十四年美院院长，每天需要应付大量会议。他已经能娴熟地在院长和艺术家的身份之间转换。
　　随着这次展览开幕式一同发布的还有许江的《葵园手札》。这套札记里他书写自己的创作习惯和理念，探讨和梳理一些美术教育方面的问题。原稿仍然是写在纸上的。
　　许江强调传统，但并不是一心沉浸在传统里出不来的人。相反，他喜欢看时下流行的电视节目，为《中国好声音》 一位选手的出局遗憾。他提到自己前些年曾批过“超女”，“但李宇春啊她们后来都发展得很好，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社会才是合理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早在2001年，他就在中国美术学院建立了新媒体艺术中心，两年后又改为新媒体系。过去的几年里，新媒体成为一个重要的艺术类别，国内几大美术院校中，中国美院在这方面独占先机。
　　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是杭州艺专，院长林风眠以探索融合东西方艺术的成就而著名。院长许江延续了这一传统，展览作品是油画的形式，但他融入了东方的元素，并固执地将展览名字改为“东方葵”。
　　一件大型装置作品反映了许江这一探索，也体现了他某种更深层的精神性的思考。大约1400株葵被放置在博物馆一层的大厅一侧。每枝葵由铜铸成，约六米高，看上去像一片小型的葵的森林。葵林中每株葵干挺立，其间交织缠绕着莲。葵生于少水的沙土，而莲生于水里。两种植物原本各不相干，但它们在这里夹生在一起，互相搅扰和共生，它们作为一种实验和探索，被艺术家起名为《共生会否可能？》。

“三趟火车”和一代人

　　“共生会否可能？”指向的不仅仅是东西方两种艺术、两种文化。扩展开来说，还有许江对当下社会多种问题的思考。
　　刚开幕那几天，许江每天在展览现场转悠。他喜欢看年轻观众面对他作品时的表情。有人告诉他，向日葵的形象原本是热烈灿烂的，不明白许江的葵“为什么会看起来那么痛苦”。
　　“90后”的年轻人，大多无法理解许江们的痛苦。他们的青春完全不同于那代人，生活方式、价值观、人生态度……一切都不一样。许江向记者回忆起自己这代人年轻时摧枯拉朽式的“反叛”，突然温和地笑了，“比眼下这些年轻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代转换，他们如今位于“守势”。
　　曾经的青春和时代交织在一起，经历岁月的打磨和浸泡，如今回忆起来充满了厚重和痛苦。许江的作品画面看上去灰暗，他本人作画时也身体力行这种痛苦。许江握笔太用力，笔杆把手掌戳出一个凹痕，画得也太用力，有时笔经受不住这力道，会“啪”地断掉。
　　但许江欣慰于观者这样的感知，他评价自己画的葵，“每支葵都是一个人，像被剥了皮一样。我们这一代人，顽强的历史性的东西，就在这里面。”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许江也用“葵颂”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个展览，但他对这代人曾经经历的那段“文革”青春，并不是简单地追忆、缅怀，甚至也谈不上批判。他的目的是“刻画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和荒谬时代连接在一起的狂热、其间的痛苦和沉重，纠结和骄傲，“都在每一株葵的表情里。”
　　许江用“三趟火车”来描述他们经历的青春时代。“大串联”和上山下乡之后，许江幸运地坐上了高考回城的火车，他称之为“第三趟火车”。此后，这批有幸坐上第三趟火车的人，逐渐成长为社会各个行业里的中坚力量。
　　许江认为，正是这“三趟火车”，改变和塑造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这批人经历了多次时代的断裂，“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切肤之痛。”但又难以根除印在骨子里的集体性，这成为了他笔下的葵园。
　　葵之于许江，另一个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们总是以集体的方式出现。这是这代人无法抹杀的共同记忆。在沙多而又少水的地方，葵总是大片大片地生长，就像那代人。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幅叫《狂飙》的画作。画面上140多个葵头互相拥挤、交错、纠结在一起，“象征着社会群体的力量，像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既有激流又荡气回肠。”
　　2000年元旦当天晚上，让许江难以忘记。那天，他和一群美术界的朋友，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鲁迅美术学院院长韦尔申、天津美院教授何家英等人一起在成都的街道上开车。有人唱起过去年代里的歌，接着就有人跟着大声唱，只要有人想起一首歌，大家都会跟着合唱。“一首接一首，一直唱到声音嘶哑。”
　　“这样一种趋同性和整体性，是我们之前和之后的很多青年所没有的。”许江说。无论认可与否，这一特性都已印入这代人的骨髓，成为一种记忆。
　　如今，和他的同代人一样，许江清醒地看到世界正在飞速变化。从当年飞扬跋扈的“反叛者”，到现在个个年近花甲，他们开始意识到传统的重要性，也开始不由自主地批判年轻人的叛逆张扬。
　　他们曾是叛逆者，许江说，但现在他们成了“守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