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丹青整理的听课笔记（《一九八九——一九九四文学回忆录》）出版了，这使我们可以从容领略一位良师的风采。
　　梁文道在序言里称木心为局外人，这不是一个称呼，而是一种恰当的分类。非但如此，这还是一个局外人对着一群局外人讲文学课的事。这群局外人是与文学并无直接关系的人，主要是画家。讲课时间是在二十年前，地点是在异国他乡的纽约，与局外人们的故乡隔着半个地球。这一纯属私人性质的事件经过陈丹青的力荐，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学传奇之一。
　　笔记记了五本，印成书后，依然有厚厚的两大本。本书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通篇大言断语，经常一言以蔽之。这既是笔记对口头演讲的过滤造成的，但也体现了木心自己的风格。对于当代中国人，所谓的大言欺世不是什么成语，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现实，但木心的大言并不欺世，相反，却能使人回归到那种古老的“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感觉。炎炎，按照成玄英的解释，猛烈也。
　　“老子精炼奥妙，庄子汪洋恣肆，孟子庄严雄辩，墨子质朴生动，韩非子犀利明畅，荀子严密透辟，孔子圆融周到……他们的用字，用比喻，都成专利，别人冒充不得。”
　　“浪漫主义太滥情，现实主义不重灵性，自然主义太重细节”，“象征主义以为现实世界后面，隐藏着理念世界……但象征主义实践这些理念时，一举一动都要象征，多么小家子气”。
　　在很多专家为一块邮票大小的地方忙碌一辈子的今天，琐碎的小言才是主流。因此，如此猛烈的大言既令人耳目一新，又显得不合时宜。也许正因为其猛烈，我们从中也能发现不少错误。灼见之中有错误和谬见，这本是私人性质的文学史无法避免的，本书自然也不例外。这一点我们不必讳言，因为这些错误无损于其独特的光芒和价值。
　　“希腊人当年的知识范畴如何？很狭隘。希腊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种族……”用“狭隘”来形容希腊人的知识，这倒是头一回听说。对于一个擅长航海并能精确测算出地球周长的民族，如果她不知道世界地理，还有哪个民族比她更知道呢？
　　“我骂儒家，是将好好一部《诗经》弄成道德教训，诗曰如何如何。”“《楚辞》，很幸运未被孔子修改过、歪曲过，没弄成道德教训。”木心对孔子大删大改《诗经》耿耿于怀，痛心疾首。问题是，孔子有没有将三千多首诗删为三百多首？自孔颖达以来，很多人都怀疑这一说法。现代学者大多认为，孔子在《诗经》的形成中作用有限，可能仅限于音乐校正方面。
　　“如果司马迁不全持孔丘的立场，而用李耳的宇宙观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记》这才真正伟大。”这个想法有些古怪。中国的姑且不论，无论是修昔底德、米什莱、兰克或者法国的年鉴派，哪一位是用《道德经》的宇宙观治史的呢？倒是有用黑格尔的观点或某某主义治史的例子，但那是什么样的历史呢？
　　“太阳系处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将要冷却。”唉，他老人家显然以为太阳里的聚变反应跟煤球炉里的燃烧反应一样。
　　《西游记》的版本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就吴承恩本、朱鼎臣本和杨致和本的关系讲，学术界已经大致厘清了一个次序，即“朱本”和“杨本”是“吴本”的删节改写本。在孙楷第、郑振铎等人的工作后，已经没有多少人认同，“吴本”是对“杨本”的扩充这一最初源自鲁迅的看法。因此下面这段关于吴承恩写《西游记》的话就变得有问题了。
　　我曾说过“风格是一种宿命”，他是好证据——忽然他发现杨致和的《西游记传》，灵光一闪（可能拍案而起，大叫：“有了，有了！”），《西游记》于是孕育而诞生。有了杨致和的骨架，吴承恩大展身手，找到自己，找到风格，连《南游记》、《北游记》的精华也拖了几段过来（铁扇公主即出于《南游记》）。
　　这段话十分精彩，真希望有一个拍案而起的吴承恩，真希望《西游记》就是这样诞生的。这样的话，吴承恩就成了一个“有资格挪用别人东西”的“高贵的强盗”。读木心的东西，我时常为他的睿智、审美直觉和连珠妙语而击节，但有时也为这些妙语缺乏一个较坚实的学术基础而叹息。的确，在专业的文学史中，错误不会这么多，胆子也不会这么大，但灼见也少啊，有时少到没有，有时少到是负数，起反作用，被引入歧途而不觉得，如果你选择不当的话。读此书的乐趣就如同去琉璃厂淘旧书，每有意外的收获，便有一股快意在心头升起。这样的快意，是无法从学院派循规蹈矩的文章里获得的。这是异端的权利，也是异端的胜利。这是木心一个人的胜利。目前出版的讲课笔记，只是他的狱中笔记以及被查抄的文学手稿的一种再现和延续，对此我们唯有感谢！
　　木心有着强烈的老子情结，这使他对司马迁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又使他在看待帕斯卡尔的“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时，匆忙地下结论：“这是老子的东西嘛！”帕斯卡尔对人类处境的洞微察幽，是为了论证拯救者（即上帝）存在的必要性；而在《道德经》中，非但没有拯救者什么事，人在其中的地位亦不特殊。木心视文学为信仰，且是唯一的、可以覆盖一切的信仰，一旦碰上真正的信仰，反倒觉得无法理解了。于是，《旧约》和《新约》的文学性在他眼中成为首要的、压倒一切的东西，耶稣由于充满灵感的布道成为“天才诗人”，“文学的基督”；帕斯卡尔的《思想录》在他眼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满两页”。他视宗教为催眠，“再聪明的科学家、文学家也受催眠”，这与宗教是精神鸦片的观点倒有相似之处。
　　“《伊利亚特》太幼稚，《神曲》太沉闷，《浮士德》是失败的，都比不过莎士比亚。”木心说。对于晚年的托尔斯泰，对于作为政论家、艺术理论家的托尔斯泰，他不能理解，直呼其脑子进水（当然他没这么说，只是说他脑子不行）。这口气，真有点登山训众的样子。他站在山顶上了吗？没有，但他的确站在了高处，且一再强调登顶的重要性：“有了制高点，看起来就很清楚。一览众山小，不断不断地一览众山小。”这正是木心可贵的地方。然而，就像统摄万物的万有理论是否存在一样，这样的山顶是否存在，还真不好说（不要拿一本由许多专家合写的文学史来说事）。
　　很多人可能不会同意木心对批评家勃兰兑斯、小说家哈代的推崇以及对契诃夫的贬抑，然而对于近现代的文学流派，尤其是二十世纪初蜂起的主义，木心常能表现出过人的见识：“凡主义，都是强扭的瓜，不甜，烂得也快”，“未来主义没有未来”，“表现主义比未来主义强，至今还有影响”，“垮掉的一代，只有斯奈德没有垮掉”。这是本书的两大亮点之一。至于本书的另一大亮点，我以为并不是世界文学至十九世纪的历史，而是世界文学格局下的中国古典文学。似乎从青年时代起，木心就拥有一副世界性眼光，且常能从历史和演化的角度看问题。比较文学于他人是一门学问或职业，于他是一种天性。他用水草与水的比喻来形容《红楼梦》中诗与文的关系，这个比喻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尽管这个地区的文学与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演化的。 　　在陈丹青的笔下，木心作为圣徒的形象已经粲然可见。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一位圣徒。使他超越他人而成为圣徒的，既不是他的禀赋，也不是他的学识，而是他在逆境中的表现，以及那颗雅尚高洁、向死而生的心灵。生于他只是死前的一段过程，而离开艺术的生是暗无天日的，除了平庸、不幸、绝望和死亡外，没有出路。他张开双臂，紧紧抱住艺术的十字架，既因此而吃尽苦头，又因此而度过劫难，并于垂暮之年终获拯救，尽管十字架上并没有一位鲜血淋漓的基督。因此，本书最大的价值不是有关文学的知识以及许多令人难忘的妙语金句，而是木心作为艺术家的人生感悟。信仰文学吧，信仰艺术吧，她终究不会辜负你的，但前提是，你要经得住挫折，受得了诱惑，耐得住寂寞，“始终不肯背叛自己的人，即使吃了很多苦头，最终却可以笑着”，这就是木心的心得。“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我叫好，叫的是喝倒彩。生活里没有这样（的）便宜。”这是一位劫后余生的老人的冷眼旁观。虽然被喝倒彩的人未必听得进去，毫无疑问，他是对的。
　　在肉体上，木心属于这个时代。在精神上，他却属于一个消逝了的时代。当他选择与卞之琳、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生活在一个时代时，他也选择了自我隔绝。这种自我隔绝造就了一位超凡绝尘的世外高人，但代价也是有的。他的过于讲究的文字对他的写作形成妨碍，而他并不觉得，这无疑是代价之一，且是其中较小的代价。须知，“汉家陵阙的石兽，如果打磨得光滑细洁，就一点也不好看了”，说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木心本人。
　　有一天，木心讲到了《水浒》，讲到了施耐庵，他说：“我见过一篇施耐庵作的序，极好。‘风雪夜，听我说书者五六人，阴雨，七八人，风和日丽，十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我幼时读，大喜，不想后来我在纽约讲课，也如此。”这个序自然不是施耐庵作的，而是由金圣叹代笔的。原文也不是这样的。木心凭记忆说，不算错，且经过记忆坩埚的重新熔炼，变得比原文更畅达，更符合现代语境。不知不觉间，木心自己也变成了强盗，且是高贵的强盗。但幼时读即大喜，却令我生疑。这是一段卢梭式的confession吗？从他少时与人讨论《新约》的文学价值看，我只能选择相信。这个人是何等的早慧，他的心态又是何等的可贵！这样的心态古人有，陶渊明有，寒山有，胡应麟有，崔述有，上个世纪也还有。在大家的裤腰带上都别着一个小喇叭的微博时代，谁还会有呢？一个局外人对着一群局外人讲文学课，这样的事在今天还会发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