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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只见父亲哭过一回。那是1949年6月,我在长沙文艺中学读高二,是全校公认的“左倾”学生。本来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但地下党要求学生留校护校,说是快解放了,要留下来保护校产。学校里的三青团则坚持如期放假,要停止开伙,分掉伙食节余,于是打了起来。现在我右眼眶眉棱骨还有旧伤,就是当时被打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