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漻烟的梦
　　她贴墙站在那里，身上套着一件快要盖住膝盖的男式衬衫——那种令人眼睛会产生痛感的鸽子白，五粒和衬衫撞色的白扣子。衬衫已经脏了，有一圈一圈形状可疑的黄色水渍。衬衫过于肥大松垮，套在她身上像罩在一个黄昏的衣架上。
　　地面坑坑洼洼。她双臂朝地面下垂，身体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她能感觉到墙壁凸出来的砖头，正硌着她单薄的没有脂肪的后背，细密的汗珠顺着后脊梁往下淌。房子由四面高高的墙壁圈起来，没有进出的门，呈青灰色，泛出湿漉漉的蓝光。房子上面盖着厚厚的乌云一样的灰色瓦片，她的眼睛却能穿透，清晰地看见深黑的苍穹上稀稀落落的星辉。
　　咕咕……咕咕……咕咕……
　　黑暗中，有鸽子拍打翅膀的声音。起先是一只，接着是两只，三只，四只。越来越多的鸽子加入其中。鸽子翅膀在黑暗中扇动着，扑刺刺，扑刺刺。节奏有时急速，有时迟缓。一下，两下，三下。她嘴张了张，朝黑暗中支棱起耳朵，仔细谛听着。她感觉在远处，有鸽子正跋山涉水往这里赶，成群结队，很快铺满了整个苍穹。鸽子在天空越聚越多，像连成片的星海和电光。被鸽子照亮的夜空那么高——她仰头看着，夜空还在继续朝高处升去——她看见有无数的鸽子，身体挨着身体，在用翅膀托举它。她心怦怦直跳，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白色的亮光铺天盖地，占满了视线所及。
　　那几个人一直背对她站着。他们是和她一同来到这里的。不知道他们此刻有没有像她一样，正在聆听鸽子扑扇翅膀的声音。她没有看他们。他们也没有看她。他们也许在听，也许在想别的事。她不想看他们，她知道他们也不想看她。也许她此刻看见的景象，听到的声音，他们既不能看见，也不能听见。她相信有些景象和声音，有些人能看见听见，有些人却永远看不见也听不见。
　　她和他们中间横亘着一些无色无味的空气。太平洋一样宽——空气在他们和她之间，正不停地繁殖着巨大的铅块。她想，如果此刻自己能动一动，跨过眼前这些空气，能不能走到他们那边。她想告诉他们，鸽子已经占领了整个夜空。但她不想动，感觉有东西在阻止自己体内产生这种虚妄的念头。她听见他们那边传来磨牙的声音，像刀刃在磨刀石上蹭，清脆尖锐，看不见的火花四溅。这声音令她胸闷。她感觉两边太阳穴快要炸开了，身体要坠下去。磨牙的声音越来越响，声音大到几乎盖过了鸽子扑扇翅膀的声音。她用力攥紧了手心，因为紧张，不住地打嗝，嘴里还在不能自已地分泌出许多蓝色的胆汁。
　　可能过了许久，也可能没多久——也就仅仅几秒钟，她听到了一阵枪声。刚刚还在扑扇着的鸽群，纷纷四散离去，天空顿时陷入一片黑暗的死寂。她觉得嗓子发干，在空气中嗅到了一股血的腥味。雪崩一样的腥味，像血汹涌着的海，整个倒扣在了空中。她惊慌地朝他们那边看去，发现他们不知何时变成了两条腿的人鱼，在血海中游泳，动作轻盈，两腿像鱼尾一样惬意地在左右摆动。他们一边游泳，一边将笑声鱼泡一样甩在殷红的海面上。
　　她吞咽了一口胆汁，嗓子又苦又干，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感觉嗓子里像卡进了一大把鸽子毛，吐不出来，也吞不进去。
　　咳咳咳……咳咳咳……
　　周漻烟的回忆
　　忆当年手执银枪把千军万马闯
　　杀敌军豪气干云天下美名扬
　　哪成想一世英名归尘土
　　现如今梦已断一切付黄粱
　　……
　　父亲又一个人站在后院的苦楝树下唱老戏了。他背着双手，一边唱一边在苦楝树下缓慢地踱着步子。父亲背影瘦削挺拔，身上穿着洗得雪白的白衬衫，挺括的衬衫上钉着和衣服撞色的五粒扣子。衬衫下摆塞在藏青色有笔直裤线的裤子里，刚理过的头发，一丝不乱地立在头上。父亲养的鸽子在他头顶盘旋，降下咕咕咕咕的声音——如此亲密婉转，仿佛是对父亲隐秘内心的应和。父亲唱戏间隙，抬头凝视着盘旋在头顶的那群鸽子，脸上露出怪异的困惑和痛苦的表情。鸽子一边飞一边咕咕地叫着，像在对父亲说话，并将身体快速移动的阴影，照进父亲黑而深的忧郁瞳孔里。
　　父亲平时唱的多是悲剧，即便唱大团圆的戏，声音里也有一种高亢的悲壮和苍凉。仿佛一个怀有沉重心事的人，走在热闹的十字街头，举目皆是不认识的异乡人，心中的苦楚找不到合适的人倾诉。但父亲不会唉声叹气，只会边唱边朝一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苦笑着。好像那里有另一个人，正在屏息侧耳听他唱，也懂他唱的。
　　母亲不止一次对站在一边偷窥父亲的小女孩说，他在这个小山村里憋屈呢，如果当初不是要照顾你生病的奶奶……母亲欲言又止，每次说到這儿，就开始叹息，明亮的面孔也渐渐暗下去。可是奶奶已经走了四五年了，母亲生她的时候，奶奶好像不高兴看见她似的，撇下母亲父亲还有她，独自一个人走了。走，就是一个人往夜色中去了，不愿意再回来。母亲说，那些执意要离开的亲人，离开时会把身体留在家里，魂魄独自上路。魂魄是一个人身上最轻的东西，就像人嘴里含着的那口热气，一旦吐出，就别想再回到身体里。
　　如果奶奶的魂魄消散在夜色中，只要夜晚来临，我们站在村口朝夜色中喊一声，奶奶一定能听见。小女孩有一次跟父亲说。她想让父亲开心，不想看见他整天强颜欢笑的表情。父亲不开心，母亲就不开心。她记得父亲从来没有对母亲笑过，他不喜欢母亲，也不喜欢她。小女孩知道，父亲喜欢那些鸽子。父亲只有与那些鸽子相处时，才不会发脾气。人也会变得格外温柔。但父亲好像没有听懂她的话一样，摇摇头，再摇摇头。父亲摇头时，小女孩看见他的眼睛里竟然有了泪意。
　　后来村里开始风言风语传，父亲与隔壁村的一个女人好了。每年农闲，父亲的戏班子被别的村邀去唱老戏，父亲演小生，那个女人则饰花旦。村里的婶子们当着小女孩的面说，他们在台上是多般配的一对啊，男的是玉树临风潘安貌，女的是倾国倾城俏美人。不知道这些话母亲听到没有，小女孩悄悄地关注着母亲，发现母亲每次都在这样的时刻将脸别了过去。
　　还记得那一天，天闷极了，磨盘在小女孩的梦里，都飘了起来。知了躲在树荫里烦躁地叫着，风也在山那边止息了。小女孩在凉席上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突然听到母亲的一声哭喊，像从梦的深处传来，声音绝望而凄厉。她一骨碌从凉席上爬起来，跌跌撞撞地推开院门，看见母亲满脸泪痕地瘫坐在地上。苦楝树下，父亲像血人一样，身体僵硬地立在血泊中。小女孩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血——鸽子血，红艳热烈，流得院子里到处都是。被菜刀剁掉头的鸽子，随意地扔在地上，有些翅膀还在痛苦地挣扎抖动。父亲的白衬衫已经染成了红色，眼睛染成了红色，手也染成了红色。小女孩想叫母亲，却发不出声音来;想走到母亲身边去，腿也像被某个东西固定在了那里，无法动弹。 　　在鸽子血的反光中，小女孩看见自己身体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她那么瘦，小小的身体倒在地上发出的闷响，却很大。小女孩病了好久，母亲整天愁眉苦脸，不辞劳苦地从山上挖还魂草药回来熬汤给她喝。对门的李奶奶说，孩子是受到惊吓，魂魄走丢了，只要坚持喝一百天還魂汤，走丢的魂魄自己会找回来。到了一百天，她依旧病恹恹的，魂魄还没有找到家，父亲却在赶集时再也没有回来。
　　周漻烟的回忆
　　一条弯曲沾满露水的田埂，灰褐色蚯蚓一样，朝夜色中的远处蜿蜒爬去。田埂两边是一块挨着一块的补丁似的农田，稻谷正在抽穗，稻花的香味和水田的锈味，暖烘烘地在夜气中漂浮。天上月色昏暗，云层连成一片。有一点点燥热，风却仿佛被某个巨大的石块压着，不肯出来。小女孩跟在母亲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母亲不说话，小女孩也不说话。青蛙鼓着嗓子在稻田深处此起彼伏地唱着，声音铿锵有力。小女孩朝黑黢黢的农田深处张望着，感觉两条细瘦的小腿在发抖。
　　母女俩已经走了半小时，小女孩累得气喘吁吁，步子越来越跟不上母亲。母亲阔步朝前走着，没有回头看她，母亲像忘了后面还有小女孩的存在。小女孩有点怨恨地看着母亲并不高大的背影，那背影在夜色中，显得如此陌生。小女孩知道那就是母亲。母亲的呼吸与步伐如此与众不同，即便是在空旷的野外，也带着一股有力的熟悉的热浪。小女孩想起白天母亲从茅厕里挑起满满一担粪，大踏步穿过乱坟岗，消失在山坡的红杉树后。那里有母亲开垦的一块山地，按季节分别种五月抱、绿豆、红薯和棉花。棉花绽开时一片白，像棉枝子脑袋上顶着一块块洗干净的白手绢。那时节真美。眼下小女孩心里却不觉得美，手心和后背在开始冒汗。她几次想蹲下来歇歇，看着前面阔步朝前的背影，忍住了。幸好，那个算命先生的村子已近在咫尺。
　　小女孩和母亲进入村子，一高一矮两个人影，惊起一阵不安的狗吠。她感觉自己和母亲正在闯入一片禁区，马上她的命运就将由一个神秘的陌生人揭晓。小女孩的手紧紧揪住了母亲的衣角，躲避着狗吠在心上惊起的黑浪。转过一个矮胖的草垛，母亲伸手拍打一户朽坏的木门，一个没有拄拐杖的盲女人来开门。盲女人似乎知道母亲要来，与母亲寒暄了几句，就将她们让进屋内。屋内油灯如豆，在忽明忽暗的光线中，小女孩看见一个与盲女人年龄相仿的盲男人，坐在一条长板凳上搓草绳。盲男人搓草绳时，不时朝手心吐一口吐沫，搓草绳的声音像蛇在草丛中唾信子。盲女人和盲男人的黑影子投在墙上，仿佛两个造型夸张的怪兽，在缓慢推动着虚无的空气。盲女人示意母亲坐，问母亲要不要来一碗刚打的井水，说这口井里打上来的水很甜。母亲没有理会，说，我来给丫头算一命。小女孩自从受到惊吓，身体一直不好，经常闹夜，母亲今晚到这儿来，是为给她讨一个平安。
　　盲女人坐在母亲对面的板凳上，回头问盲男人，今天谁来算。盲男人朝手心又狠狠吐了一口唾沫，瓮声瓮气地说，你来吧。小女孩看见两人的眼睛都深深地塌陷了进去，那塌陷的地方让小女孩惊奇又害怕。她知道那里原本点着一盏灯，现在灯盏被移走了。没有灯盏照耀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盲女人先是沉吟了一会儿，便问母亲小女孩的生辰八字。母亲告诉盲女人小女孩是天亮前生的，当时大地在慢慢褪去黑衣，一团红色的光亮正从地心热气腾腾地往上攀爬。小女孩生出来后，只尖着嗓子哭了几声，就安静地躺在母亲身边。她骨碌碌地睁着黑亮的小眼珠，仿佛在看这个新奇的世界，又仿佛在谛听那团光亮从地心往上攀爬的声音。时间不长，太阳就跃出了村东头的山谷。母亲记得自己躺在床上，透过窗前那株树叶密密匝匝的高大的构树，看见天蓝如海，漂移的云朵宛若风中扯起的云帆。盲女人听完母亲的叙述，嘴角扬起了一朵诡谲的笑容，嘴里开始念念有词。她的声音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当她开始说话时，手里仿佛握着至高无上的权柄。那权柄令盲女人黧黑的面孔熠熠生辉。盲女人时缓时急的声音带着隐秘的节奏和乐感，在悬着心的母亲面前，郑重地宣读着小女孩一生的命运。
　　小女孩没有听懂盲女人的话，但她知道盲女人在此刻，正在揭示她将来要走的道路。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因为盲女人的参与，具有了不同寻常的质感和意味。这个双目失明的盲女人如同先知，手里握着她生命中所有的秘密，知晓她即便长大了也深感困惑的今生和来世。
　　不记得母亲最后有没有给盲女人辛苦钱，回来的路上，小女孩发觉母亲的步子比来时缓慢轻盈了。她仰起脸问母亲，我是不是快要死了？母亲不说话，开始牵着小女孩的手，唱起了一首女孩从未听过的歌谣。母亲嗓子沙哑，像声带上压着厚厚一层麦秸，不怎么悦耳，却是温暖的。小女孩从母亲的歌声中听出喜悦和释然。小女孩从未听过母亲唱歌，倒是经常看到母亲流泪，偷偷地，一个人流眼泪。她知道母亲流泪是为了离家出走的父亲，也是为那些一个小时里统统被父亲用菜刀砍去脑袋的鸽子。母亲将鸽子埋在了山地里。那是一座非常小巧的坟，几场雨之后，青草很快就长出来了。母亲在山地干活，累了会坐在坟前歇一歇，发发呆。
　　小女孩稚嫩的小手被握在母亲宽大粗糙的掌心，她不时仰起小脑袋看母亲，发现母亲唱歌又唱得一脸热泪。她想问母亲为什么唱歌时要流泪，可是她太累了，两条细瘦的小腿经不住打弯了。母亲抱起了她，小女孩感觉被母亲抱起来的那一刻，自己又变小了一点。父亲虽然走了，母亲还在，家还在，她感觉依旧是幸福的。
　　周漻烟的回忆
　　晴日，天空垂下万道柔和的金光。野菖蒲的蓬勃气息，吹得人的嗓子痒痒的，像嘴里含着一块水果糖。芨芨草贴着地面在伸展，这卑微的绿色火苗在风中跳动，万物的耳朵就一起张开了。
　　小村静谧，大黄狗躺在井圈边假寝，鸡鸭气定神闲地在泡桐和楝树荫下找食。叽叽喳喳的麻雀，贴着低矮的屋顶、电线杆和田野在飞。麻雀从来没有飞高飞远过，母亲说麻雀是被剪掉梦想的鸟儿。母亲还说，她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是麻雀变的，他们即便有最长的腿，也走不出这里的生活。那日母亲用湖水一样的目光深深地看着小女孩，说你是不同的，你是这里唯一翅膀没有被剪掉的鸟。母亲说这话时，小女孩想起了那个盲女人。母亲的眼神，也让小女孩想起了盲女人眼中被移走的那盏灯火。也许所有不能远走的人，眼里的那盏灯都被移走了。没有那盏灯，他们就看不见前方的路，只能窝在家里。母亲说，丫头，你眼睛里的那盏灯会永远亮着。这样你就算走远了，也能找到回家的路。我就算有一天老眼昏花，也可以凭着这灯光认出你来。 　　越升越高的太阳给大地穿上了一件明亮的外衣。小女孩爬上了窗前那株高大的构树，她感觉自己像鸟一样站在树杈上。她忽然想起了父亲的鸽子。父亲说过，鸽子是鸟类中最有灵性的，所有的鸽子体内，都长着一颗渴望翱翔的心。曾经父亲不管多累，每天总要抽出一点时间，单独与那些鸽子相处。父亲给鸽子喂食喂水，清理鸽笼里的白色粪便，和鸽子说话。他多喜欢那些鸽子啊，最后却又残忍地将那些他喜欢的鸽子杀死了。父亲杀死那些鸽子时，眼睛里充满可怕的血丝，像被血浸染过，感觉好像在自杀一样。小女孩打了一个冷战。
　　好啦，好啦，母亲说了，父亲杀死的那些鸽子并没有真正死，死掉的是那些鸽子身体，鸽子的魂魄是杀不死的，它们正在另一个地方，代替那些已经死去的鸽子在继续活着。父亲也没有出走，他是寻找那些鸽子去了，等他找到那些死而复生的鸽子，就会回来。到时候，院子上空又会整天响起咕咕咕咕的叫声。
　　小女孩抬眼朝远处看，母亲在田野里弓身忙碌，还有许多人在田野里像母亲一样在弓身忙碌。他们远看是一个个移动的黑点，多像撒出去在辛苦觅食的麻雀啊。如果这些人是麻雀，她是什么鸟呢？母亲没有告诉她答案，母亲只告诉她，你有一对不一样的翅膀，它会驮着你走更远的路。更远的路朝向哪里，母亲手指着一个方向说，就在那里。
　　这棵构树的树杈真高，小女孩一伸手，都快要够到树梢上那个鸟窝了。母亲跟她说过，生她那天，透过构树密密匝匝的树叶，看见天蓝如海，移动的云朵如风中扯起的白帆。小女孩仰起脖子朝上面看，果然从树叶的缝隙中看见天上飘着云朵，那么低那么白，成团成簇。不知道这些云朵是不是母亲生她那天看到的那些，它们真好看啊，像巨大的白色花瓣挂在树梢上，又像鸽子飞累了落在那里。小女孩将双腿悬垂在空中，想起父亲现在也许正在某个地方，与那群死而复生的鸽子在一起——如果父亲找到了那群死而复生的鸽子，会不会回来？接着她又想到母亲关于麻雀比喻的那些话。母亲的话真深奥，想了许久她也想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呢，母亲说了，丫头啊，等你长大了，等你体内的翅膀长出来，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茶餐厅。黄昏。路晓晓。
　　她看上去像是睡着了。她的身体像一把刚刚弹了许久曲子的小提琴，倦怠地斜靠在椅背上。我知道她不会真的睡着，她已经好久没有真正睡过一次觉了。每一次说太多的话后，她就会闭上眼睛，长时间地保持沉默，一是为了休息，二是这种谈话的惯性，还在悄无声息地推着她在记忆中往前走。如果她愿意，当她再次睁开眼睛，就会把这一部分讲述出来。
　　有人进来买奶茶，两张年轻生动的面孔，旋风一样刮进来，又旋风一样刮出去。他们离开后，两扇玻璃门还在左右震颤着，像两个欢喜冤家在推推搡搡。这家茶餐厅一天中大多数时刻是安静的，只有顾客进来消费时，才会短暂地制造一点声响。这种安静，像深夜万物沉睡的静谧，又有点像一口执意沉默着的池塘。
　　一年前，她第一次来店里，也是这样的下午。她穿着一件米色长款风衣，长发被风刮得有些乱，眼睛在长发后面眨动，像躲在门帘背面不安地窥探外面世界的小孩。她的样子像是要去什么地方，只是偶然抬头看见了街角这家茶餐厅，便走了进来。她长得不算太漂亮，身上却有一种有别于其他女人的气质，让她看上去很特别：鼻梁小巧端正，肤色很白，大而黑的眼睛带着几分阴郁的气息。她推门进来时，显得慌慌张张，仿佛在躲避什么人。我朝门外望去——这些年大气环境恶劣，雾霾已经占领了整个城市，我从马路这头艰难地望到马路那头，只有极少的几辆车或快或慢地穿过，像无声电影中的黑白画面。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下午，我照旧坐在吧台后面像往常一样愣神，无聊地翻看手机，偶尔与盟友联手在游戏里排兵布阵，杀对手于猝不及防。吧台上放着一摞过期的杂志，它们是这个茶饮店里诸多不必要的摆设中的一种，我从未见过有人翻阅它们。杂志一直摆在那里，从未移动过。我每天早晨在搞卫生时，会顺带用一块干净毛巾，擦拭掉落在封面上的灰尘。
　　记得进来后，她点了一份与她的身材极不相称的大碗蔬菜面，默默地坐在靠近里面能瞥见店门和窗外景物的一张卡座上。她没有点别的茶饮，吃的时候很安静，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她身上有一种很深的沉默意味，像是掉进了时间的暗井中，看不见的灰尘在填埋她。她的挣扎是无声的，如同她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我注意到她的眼神，空旷而苍凉，有不明物在里面走动。我认识附近小区的所有住户，我猜她不住在附近（或者住在附近，但不常出门。也许经常路过，没有来过店里，就被我理所当然地忽略掉了），只是偶尔路过。她只是饿了，或者渴了，消费完很快就会离开。她吃了很久，端起碗又喝了几口面条汤，才缓缓地把碗放下来。她盯着桌上那只空碗，露出疑惑的表情，仿佛不相信自己居然能吃掉那样一份面条。空碗放在桌上，与木质桌面碰撞后发出很轻微的响声，她竟然吓了一跳，露出很惊骇的样子。她慌张地朝四周看了看，确信没有异常，才又慢慢地安静下来。
　　我过去将空碗收走。我的手不小心碰到了她的手，像是触碰到了一块冰。我从未见过手那么凉的人，感觉像是一个人体内的热气都被抽光了，或是热气在体内运行途中，被一块冰堵住了通道。她没有注意到我走过来，两肘支于桌面，漠然地朝外面看着。外面刮着风，梧桐树金黄的大叶子正一片片从空中落下来。树叶未能靠近地面，再次被风卷起，打着漩涡朝马路远处刮去。她从包里掏出一本书来，轻轻放在桌子上。一本很厚的书，封面印着一位眼神犀利、长满大胡子的外国男人。书中间某一页，夹着一张书签，红色的丝线从里面垂出来。一个读书用书签的女人会是什么样的女人？她和那张有着红色丝线的书签相互作用，在我眼前形成了一幅与众不同的画面。她是下午两三点钟来的，独自捧着这本书竟然坐到了很晚。后来有一段时间她天天那个点来。准备离去时，有时候会点一杯柠檬茶，有时候什么也不点。我经常产生一种错觉，那次她不是偶然闯入，而是一直在寻找这样一個顾客稀少又位置偏僻的茶饮店。她需要一个合适的空间掩藏自己。
　　她保持着这种近乎睡眠的姿势，身体一动不动，仿佛人长在了卡座里。她之前反复跟我提到的那个梦，此刻从里面投射出一大块灰色的暗影，照在她的身上。她比一年前来时更孱弱了，骨架每天都在衣服下面缩小，这个梦对她的纠缠，让她一天天飞快地消瘦下去。她说自己无法睡觉，只要一睡觉，就会梦见无边无际汹涌翻滚着的鸽子血，和那几个在鸽子血中畅游着的人鱼。她说，我听见枪响，声音如同就在我的枕边。每一次梦醒后，我都会在空气中嗅到呛人的火药味，和藏在火药味后面的血腥味。 　　反复做同一个梦令她疲惫不堪，这在无形中强化了这个梦的力量，让这个梦变得意味深长。假如梦对于做梦个体只是偶然发生的一件事，反复做同样的梦这件事，显然就违背了做梦的自然规律。也就变得不可小觑。这个梦进驻她的睡眠，到底意味着什么，又要做到几时？这些问题纠缠着她，在她心上日甚一日，让她惶恐不安。只有在回忆童年时光时，她才会平静下来，脸上会露出一丝小女孩的羞怯和腼腆。我也在此刻她的眼眸深处，真的看见了一个小女孩，坐在一棵构树的树杈上，悬空晃荡着两条小腿，歪着脑袋朝树梢上看——天空的云影正好落进了小女孩的瞳孔，那瞳孔里的湖面，干净清澈，倒映着另一个不真实的天空——有白云在缓慢地涌动，大片广阔的蓝，正朝高处延展而去。
　　她第一次来店里，坐了很久，再次出现是半个月后。还是穿着上次那件长款米色风衣，里面加了一件半领黑色针织衫。没有挎包，只是怀中抱着一本书，推门进入店内，像上次一样有点慌张，点了与第一次一模一样的面条，只是由大份改成了小份。她依旧坐在上次坐的那张靠近里面的卡座上，像是怕冷，朝手心哈了一口热气，来回搓了搓。面条上空蒸腾着一道并不明显的白色热气，虚着她苍白端正的脸。她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用筷子随便挑起几根面条，小口慢慢地咀嚼着，像在小心地咀嚼着一些不易咀嚼的骨头渣。吃面条时，她两边腮的部位，有节奏地缓慢地动着，眼睛看着碗，眼神却是游离的。店里生意不好，干了两年多的王萍于，一个月前跳槽到一家薪水更高一点的吉野家，现在前面服务员只有我，蔡师傅在后面基本不到前面来。有活时他在后厨干活，没活时就抱着手机和人玩纸牌打麻将（赢得少，输得多）。这次她只吃了几口面条，便将碗往旁边一推，打开书阅读起来。我猜她会不会和上次一样坐着阅读很久，她和店里的气氛搭极了，安静得让人怀疑那张卡座上并没有坐着一个活人。这样的顾客对我是合适的，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几乎从来不曾注意，为她服务的是怎样一个人。这多少避免了一些陌生人之间互相搭讪的尴尬，让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各干各的，互不妨碍。
　　店里偶尔有别的顾客进来，都是买完东西就走（很少有客人像她那样一坐半天）。送走客人，我便坐在吧台那儿看手机。我已经有半年不怎么上QQ了，我知道小丸子不会再出现，他彻底消失了。我不想猜测他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无论是什么，都已经与我无关——当他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在约定的地点，他就已经与我毫无瓜葛了。或许我们这样的约定原本就是不牢靠的，有太多的变数可以改变这个结果。我甚至都懒得去想他，就算他现在站在我面前，或者某天我们在北京的街头偶然撞见，我也丝毫不会吃惊。我知道他还活着，此刻正藏身在这座城市的某个犄角旮旯。也许他和我一样，现在身上正穿着一件印有公司和店面图标的工服，辛勤地穿梭在客人中间。他或许不会那么快把我们的约定忘了，但随着约定一天天过去，他会越来越不确定自己曾经与一个陌生女孩之间有过那样的约定。就像此刻的我，也越来越不确定我曾经认识过一个网名叫小丸子的男孩。我们从未谋面，连对方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在人生的某个特殊阶段，心灵却如此靠近和信赖。并且曾经毫无戒备之心地甘愿将两个人的命运拴在一起。
　　还记得刚来这座城市时，我每天会焦灼地注意着茶饮店来往的客人，总是期待在某个时刻，一个瘦瘦高高的操着南方口音的男孩，会突然推门跨进店内。尽管我没有见过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疏忽，他没有给我看过他的照片（他的QQ头像一直是一个带翅膀的机器人），仅在一次的QQ聊天中提及他去买衣服，总是175太短180太肥。凭着这些语言碎片，我已经在脑中成功地拼凑出他的形象。如果小丸子哪天无意间进入店里，我相信我会在第一时间将他辨认出来。这是两个生物相同的内在气场的互相确认，即便在人群中，也能凭着唯有双方才能感知到的气味，将对方嗅出来。那是一段在外人看来风平浪静的日子，我内心的变化是无声无息的。可我知道这种变化在心上激起的漩涡，正在无情地吞噬着我的激情和坚定的意志，让之前自以为是的笃定准备，变得越来越像一次不太重要的情绪。我有时候甚至想，如果小丸子哪天找到这间茶饮店来，我还会不会心无旁骛地跟着他离开。就像痛饮一杯毒汁一样，毫不犹豫地将毒汁一饮而尽，去践行我们密谋已久的那个悲壮的计划。
　　时间每天都在过滤，让我学会了不再纠结内心，也学会了像一个局外人一样去冷静观察。我知道日子在重复，每一天溜走的又不是相同的一天。现在我已经不排斥与他人建立某种精神上的关联。如果活着这种关联必不可少，我愿意朝前迈进一步。譬如她第二次进入茶饮店，当她出现在我面前，我就知道中间的半个月，我其实一直在等她。虽然我们经历并不相同，我确信我们正在经历着相同的命运。这是只有感觉才知道的事实，让我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将她验证出来。在靠里面的那个长久没有人坐的卡座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只有她才会选择坐在那里，也只有她才是合适的。每个卡座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一半是自己的，一半是之前坐在上面的人留下的。这个被她选定的卡座，她将会留下什么样的记忆给它，又将起身离去时带走什么样不为人知的情绪。她坐在那里阅读的样子，仿佛卡座和她双方都寻找到了一种归属感。
　　我随意在手机上点开百度翻看着，偶尔抬头朝她那边看一眼。我已经知道她是一个没有工作的人，从她消费时小心翼翼的态度，我判断她应该失业很久。她似乎并不着急，坦然地一天天坐在那里，既没有打算要出去工作的意思，也没有为此努力，发动身边的朋友出去找找。她很喜欢看书，半个月准时去图书馆还书，还完再将新借回来的书拿到店里看。每张卡座都安有一盏节能灯，规定下午五点才能打开。她坐的那个位置采光差，每次一坐下她就会将灯打开。我没有告诉她店里关于照明时间的规定，暗自替她捏着一把汗。幸好余叔很少来，来过几次，也都是在上午十二點前。她看书很快，几天一本，薄一点的，一天就看完了。我注意到她看书几乎是兴之所至，并没有系统地进行选择，哲学、小说、艺术评论、散文随笔、小品文，几乎都有涉猎。有一次还从图书馆借回来一本《茶经》，饶有趣味地读了一下午。她看书的样子，让我想到一个饥饿的人，饿了太久，有点饥不择食，恨不得将图书馆书架上陈列的书，统统都吞进肚子。像她这个年龄，还如此勤奋好学是令人惊异的——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从哪里来（她的普通话很标准，从发音很难猜出她是哪里人），怀揣着怎样的秘密，为什么要独自在这个北方的都市，形单影只地生活着。 　　有几天她病了，不停地咳嗽，买了咳嗽药带到店里来吃。我提前倒一杯热水放在她桌上，这样她可以在吃面条前将药片服下。对我的好意她没有反应，只是在用热水吞服药片时，会朝我这边不经意地扫一眼。她身体羸弱，咳了很久，一旦咳起来会停不下来。咳嗽时，脸涨得通红，像是要把五脏六腑从体内咳出来（有时候她还会莫名其妙地打嗝，没完没了地打——后来才知道她只有紧张时才会打嗝）。我从家里给她找来一种老家的咳嗽药，她服完居然慢慢地好了。咳嗽痊愈后的某一天，我坐在吧台那儿整理抽屉内的零钱，打算过一会儿去旁边的银行给余叔汇去，她忽然朝我这边走過来，轻声说了一声“谢谢”，便推门走了出去。
　　是不是从这天开始，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友谊，偶尔会寻找合适的方式聊天。虽然聊得不多，可以看出她对我没有一点戒备。我猜她是因为我是半个陌生人，又不能开口说话的缘故（通常我们愿意对陌生人敞开心扉，对熟悉的人则是三缄其口。我们对熟人的戒备，心理异常复杂，如同对自己熟悉的那部分生活的恐惧和躲避）。当然我不愿意这样想，觉得这样想对她是一种亵渎。我和她认识时间不长，彼此谈不上有多深的了解，但我愿意她快乐。她是那种接触后，你希望她快乐的女人。
　　之后她又消失了一段时间，我以为她搬走了，或者离开了这座城市。我觉得她是回家了。她的母亲还在，老人应该欢迎她回去。我看着她经常坐的那张卡座，想象着她还坐在那里。她抱着一本书，孜孜不倦地阅读的侧影，被不太明亮的节能灯光涂抹上一层鹅黄色的灯晕。她翻动书页的手指，在灯光下显得那么纤细白皙，像有白色的花瓣覆盖在上面。一切不过是我的幻觉，我知道她不在这里了，那张卡座也将会因为她的离去而陷入长久的沉寂。我走过去，坐在她曾经坐过的座位上，学她那样两手支腮，静静地看着外面。天更冷了，街上几乎每天都刮着风，梧桐树的叶子掉得越来越多，已经露出光秃秃的焦黄色枝桠。被风卷起来的白色塑料袋，高高地挂在树杈上，多么像这个冬天最后一只不肯离去的鸟。天空灰蒙蒙的，天气越往寒冷里滑落，雾霾也像病菌一样繁殖得更快。消失已久的澄澈和湛蓝，如童年的旧址，只能在记忆中回望。被雾霾封锁的天空死一般的寂静，鸟的翅膀再也不愿意打此经过。
　　她竟然又出现了，在一个冷寂的下午，身上套着一件几乎长到脚踝的黑色棉袄，拖着比往日更加疲乏的脚步，出现在店门口。我有点惊喜地迎过去给她开门，把她让到她的专座前。不用吩咐，我自顾自地给她端上来一碗小份的蔬菜面，像过去一样，不用大油，在面里点几滴香油。她呆呆地捧着面碗，低头喝了一小口面汤，告诉我家里发生大事了：养了好久的一盆花，莫名其妙地死了。她看上去很沮丧很痛苦，说养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死掉了呢？一定是有人杀死了这盆花。我注意到她说这话时的语气，像在说一只会叫唤的猫或者狗。她反复说，她的花没有招谁惹谁，为什么有人狠心要杀死它。她脸上露出惊悚和哀伤的表情，说你知道那盆花的骸骨吗，那些红色的骨头和血液，它们躺在花盆摔裂的碎片上，还在呼吸，用绝望的眼睛看着我。她吸了一口气，用力摇了摇头，像要把这件不幸的事，从身边甩出去。那是陪伴我很久的一盆花，没想到也未能幸免于难。她用一种奇怪的声调，边说边打起了嗝。
　　茶饮店。黄昏。周漻烟。
　　晓晓提到了那盆被摔碎的花。这是我们相识以来，她第一次开口说话。她的嗓音听起来很悦耳，里面却有一种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的沧桑。我对她的猜测是准确的，她的失语不是一种天生的疾患，而是故意为之。她不想说话，沉默才是适合她存在的方式。我记得那盆花，也知道是谁杀死了我的那盆花，那些暗算它的人，就隐藏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这是一件令人难以启齿又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晓晓描述，就算我描述清楚，她也未必相信那几个藏在我梦中的人，会利用一种我不知道的力量来杀死那盆花。我替这盆花可悲，它因我获罪。同时我又不敢相信，他们会如此不留余地地对我进行这样深重的围剿，连一盆我养的花也不放过。我如何逃脱这一切？似乎只有尽量不让自己睡熟，不让自己做梦，才能安全一点。过度的睡眠缺乏，已经让我的身体面临崩溃，我需要好好睡一觉来修复自己业已磨损严重的身体——它就像一架到处出问题的机器，已经运转不灵。
　　实际上我也清楚，摔碎的那盆花只是那些人对我的警告，随后出现的“幻听”，才是他们更直接更具体的对我的侵入和操控。
　　百度百科里这样解释幻听：“是一种歪曲或奇特的听觉，并没有相应的外部声音刺激作用于听觉器官。患者有时候会听到有人在喊救命，但这种声音在现实的外部声场中并不存在。临床研究认为，幻听是大脑听觉中枢对信号错误加工的结果。”我发现里面出现了“患者”一词。我是患者。我病了。很多人在这时候会产生抵触情绪——没有人愿意做患者，就算是，他们也尽量保持着健康人的样子出现在公众面前。如此一来，他们说的每一句谎言，做的每一件坏事就不会受到质疑。我不需要这些，对此也并不关心。我在乎的是听到的那些声音，为什么会找上我。
　　幻听一词，是晓晓对发生在我身上的事的善意提醒（钱明明也说过同样的话）。她的母亲在医院工作，她从母亲那儿多少也学了点基本的病理常识，认为我之所以出现幻听，是神经绷得太紧了，需要放松。如果需要的话，她可以陪我去看看大夫。北京这类医院太多了，随便在网上一查，就会发现有很多家。这说明像我这样患病的人有很多，他们像夜行动物隐身在城市各处，唯有暗夜来临（发病），才会飞出栖身的洞穴。既然这样的人有很多，就不可怕，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等待救援，由于体量庞大，便会吸引施救者的目光。这么多性质相同的医院，是困境中伸向我们的绳索和拐杖，我只需牢牢抓紧其中一个就行。晓晓的意思，我可以放下压在心里的东西，没有什么是不能解决的。晓晓问我都听见了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晓晓描述——那不是一个人，是几个，甚至一群。他们离我很远，我够不到他们，他们的声音却离我很近，就贴在我耳边。他们说了很多，我都记不得了，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们说我们终于抓到你了。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并不声色俱厉，反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温柔。仿佛我们之间一直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我被他们抓住是必然的结果。从声音能够清楚地辨听出他们，就是出现在我梦里的那几个人。我无法把这件事当作一件普通的捉迷藏游戏，因为我听出了他们。我怀疑这种温柔声音的性质，也许藏着更大的企图和阴谋。如果他们杀死我的盆花（钱明明纠正说是某个人不小心碰到摔碎了），是为了向我发出警告，他们最终的目的又是什么？ 　　我是胆怯和犹豫的，害怕再次在睡梦中与他们相撞（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我会突然生出一股勇气，想做梦，想在梦里见到他们，质问他们为什么对我纠缠不放）。然而我不能不做梦，在我偶尔短暂合眼时，梦就会趁机而入。似乎我只有不睡觉，才能摆脱这个梦对我精神上的入侵。情况还在发展，梦无法拒绝。到后来，当我走路时，我觉得自己也恍如行走在梦中。那几个人会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逼着我将梦里的场景再演绎一遍。那些汹涌翻滚的鸽子血，在海上不断涨潮，无情地吞噬着一切。梦历历在目，反而让现实里的一切变得不真实，似真亦幻。我租住的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地下室，里面所有的东西，锅碗瓢盆乃至于一切日常用具，变得非常陌生，连摆放的位置也可疑了。还有它们的功能，也会在某个特殊的时刻，突然离开它们，让我措手不及。就像我曾经用电水壶烧一壶水，一小时后水依旧是冷的;沏一杯茶，揭开盖子发现茶叶不翼而飞。晓晓说，可能你根本就没有在杯子里放茶叶，也忘了在烧水时插上电源。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什么它们会如此巧合地出现在一起，在生活中联手完成对我的挤压和暗示。还有那个如影随形的梦，时时会跳出来，拦在我的面前，阻止我去重新投入生活。我已经好久没有工作了，在房东那里，我成了一个可恶的喜欢拖延房租的讨厌女人。
　　一切都变了。而且越来越糟。
　　事实是，有一张正在秘密织成的网在慢慢向我收紧。那张网是何时开始编织的呢？当我意识到不适，它已经存在了。或许，它存在得更早，只是像每天呼吸的空气一样，被我理所当然地忽略了。我头痛欲裂，感觉自己所有的努力和挣扎都是徒劳。我在下沉，下沉。下沉到下面是什么，是滔滔湍急的河流，还是散发出恶臭的泥沼。我要坠下去，我悲哀地意识到，小时候母亲或许欺骗了我，我和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那个小山村的人们没有什么不同。我没有母亲说的那个翅膀，如果我有，我可以飞离这一切。起码，我的翅膀能够帮助我暂时脱险。
　　不知道晓晓怎么看我做的那个梦，这是所有问题的源头。我相信幻听不过是这梦的附加之物。周遭事物的微妙改变，也只是这梦在现实里的一个投影。当这梦第一次发生，我的生活就被改变了。这梦在揭示着所有存在于我身上的一切，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无法遁形的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它一旦出现，就牢固地占据了一个位置。如果它仅仅是一个梦，不会如此频繁地光顾我的夜晚，也不会对我影响如此之深。我记得我独自贴墙站在那里的感觉，记得那个没有门的房子，记得从我嘴里吐出的蓝色胆汁，记得铺满整个穹苍的鸽子的白色翅膀和枪响之后，不断汹涌翻滚的鸽子血，以及那几个畅游在红海上的人鱼。红海不断涨潮，海浪吞噬着海浪，船只被掀翻在海里，弱小的鱼在水面上翻着白色的肚皮。
　　几乎每次梦醒之后，我都会有短暂的大脑空白，惊讶我为什么还会在这里。一个人对他的来处如果有足够多的了解，对他的去处也会一清二楚。可我不清楚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又会在这里遇见他们。或许一切无法避免，当我一步步向前走时，注定会走到这里。也注定会在这里遇见他们。
　　每一次从那个梦中醒来，都如同经历了一次长途跋涉。我会想起母亲和那个盲女人。我决意长大后要离开那个小山村，源于母亲对我的鼓励，也源于那晚盲女人对我命運的开启和指引。这是一种难以抵挡的诱惑，当你明白这是你的人生，就只有接受，别无选择。我不知道是记忆发生了偏差，还是那个盲女人故意隐瞒了一些重要的细节，显然我今天的生活与她的描绘背道而驰。这是何等荒谬的事，假如那个夜晚是虚构的，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假如我来这里是源自某种力量的指引，为什么我会觉得那个夜晚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早就安排好的阴谋？母亲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还言犹在耳，她大约也不敢相信她的女儿，会走着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吧。我有好几年没有回去，也很少给母亲打电话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她描述我现在的生活，现在的我。我拒绝母亲来看我，也拒绝回答母亲在电话中所有不安的提问。我已经越来越不敢相信，我就是多年前那个晚上，跟随母亲去找盲女人问卜生死前程的那个小女孩了。也许我真的不是那个小女孩，我经常回忆的那个夜晚，还有那个坐在油灯下仅凭着一种神秘力量的暗示，就大胆地说出一个五岁小女孩将来的盲女人，也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不是那个小女孩，我是谁呢，难道我的背井离乡跟所有人的背井离乡是一回事吗？
　　其实，我对自己究竟是谁这样看似玄妙却因为被人问得太多而变得烂俗的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不关心我曾经是谁，我在意的是我将会变成谁。我会变成谁呢？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令我苦恼，我发觉自己面对这个问题除了深深的困惑就是绝望。就像看着一个像自己的人在舞台上独舞，我知道她舞姿里所有的破绽，想要纠正她，使她的动作尽可能趋于完美，却因为力有不逮或权力限制，不能近前给予帮助。独舞的人，当她为了尽力完成一支事前准备好的舞蹈，已经完全无视脚下的舞台，更会无视（或者根本就看不见）这支舞本身存在的巨大缺陷——它会不会帮她确立心中所想，会不会引导她误入歧途。舞者在舞台上竭尽全力，收获的也许是跟这支舞完全无关的东西。
　　我相信这是劫数。那几个在梦中始终背对我的人，他们知道劫数的构成。但他们拒绝说出谜底。故事和情节是混乱的，堵在某个地方，在我的体内已经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车祸现场。我今天决定告诉晓晓，是为了制止车祸现场的再次发生，也是为了试图寻找导致这件事发生的源头。在北京我并非是一人，我有同学，有老乡，有熟人，有曾经的同事和朋友，可除了晓晓，似乎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这样听我倾诉。钱明明也不能。大家都关心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没有人愿意花一分钟坐下来，听别人讲讲跟自己无关的故事。晓晓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我并不需要她来同情我，我相信她在倾听的时候，也不会廉价地给予我同情。这是我一直期望的说与听的最好模式。我们只是默默地给予对方一种关注，并不把这一切说出来。这种默契是我们心里自发形成的，所以我也对她为什么单独留在这个生意冷清的茶饮店，为什么拒绝用声带和他人沟通缄口不言。晓晓是一个长相腼腆的女孩，个子不高，微笑时会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我来店里这么久，从未听她开口说过一句话（今天是第一次）。自从她那日递给我一杯吞服药片的热水，我们之间才有了简单的交流，限于我说她听（偶尔她会用圆珠笔在账本上与我互动一句半句）。更多的时候，我们不说一句话，彼此沉默。平时我只要一推门进来，她会主动给我端来一碗小份蔬菜面条，然后我们各自退到自己的角落，互不打扰。在我们有限的交流中，晓晓从来没有向我描述过自己的过去，我也不想打听，凭感觉知道她是一个拥有特殊经历的人。我注意到晓晓一直用简单的手势与客人交流——主动放弃表达的权利，对于某种人，也许并非一件坏事。一个常年愿意待在沉默中的人，早已经习惯了不用语言去表达自己的存在。但我相信她的感觉一定会优于常人，她通过眼睛和耳朵获取的，将要远远大于别的方面获取的。能够用语言表达的东西，都是肤浅的。当语言不能穷尽人的内心，人才会知道语言是世界上的无用之物。我不知道晓晓究竟带着怎样的故事来到这里，有一点我非常清楚，不说话对她不算什么大事。相反她和我一样喜欢和享受沉默。 　　遇到晓晓前，我有整整一个月时间没有跟人说一句话。我将手机关机，整天躲在地下室里睡觉，睡得昏天黑地。眼睛一闭上就做那个梦，它让我抓狂，我渴望醒来，却被一只手往更深的梦里拖拽。那只拖拽我的手，拖我时就像我是一堆失去生命的枯枝败叶。这梦反复出现，令人窒息。为了抵御它，我拼命地看书不让自己睡觉。地下室白天也需要点灯，电费已经严重超支，我不得不将书桌移至采光井下面。渴了用电水壶烧水喝，饿了也用电水壶煮泡面吃。我知道外面有人在找我（也许就在地上小区的某一处转悠），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找不到我——我把自己掩藏得很好，除了钱明明，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我只有需要时，才从地下室出来，去附近超市采购一下日常所需。其余时间我就待在地下室，看一本又一本书。我也尝试着在电脑上写字，有时候一天居然能在键盘上打出一万多字。为此我的颈椎犯病了，手指一碰到键盘上的字母就隐隐作痛。我还是不停地写，写，写。写字使我获得的快感要超越其他任何事物带给我的，它让我觉得我还可以安心地做一件事。写字第一次让我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力量。这是非常奇妙的感觉。在这个虚拟的空间，我不用听命于谁，可以凭着自己的喜好，幻想出一个个生动的活人出来，赋予他们原本没有的人生和命运。我让他们在这个空间呼吸、相爱、欢笑、悲戚、大怒、歌唱、说话，或者沉默。这是一种创造的权力，这种权力让我有了做人的尊严。如果不是房东掐了我房间的照明，我可以一直这样在地下室待下去（去图书馆借书还书除外），也就不会走出地下室，来到这个茶饮店，也不会认识晓晓。虽然后来明明替我交了电费，又替我预交了半年的房租，我却已渐渐喜欢上了这个有着宁静氛围的茶饮店，喜欢我抱着一本书在这里阅读时，晓晓默不作声地坐在吧台边，神情寥落地朝外面凝望的样子。茶饮店一天到晚安安静静，偶尔有顾客进来，买完东西马上就走了。这里位置偏僻，时间久了，我发现顾客都是附近的居民，根本不用担心会有什么不速之客突然闯进来。即便是明明，恐怕也不会想到我会坐在這里。这是一个专门为我而设的所在，当我确定了这一点，我就果断地退出了之前的聊天群，彻底与过去断绝了。
　　说话是一件非常耗费人体力的事，刚刚与晓晓说了一会儿话，我竟然有点气力不支了。我想我是太久没有这样和人聊天了，这几年我习惯于独处，更习惯于沉默。说话令我紧张，因为这需要付出巨大的激情和才智。它是一门技艺，是需要操练的，你只有熟练地掌握使用这种技巧，才会在说话时博得别人的喝彩和肯定。即便所说的未必是真的，对人也未必有用。我不愿意说话，是发现我并未掌握这门技艺，沉默让我觉得安全和舒心。
　　歪在卡座上休息了一会儿，那些溜走的气力又慢慢回到了我的体内。现在我愿意将眼睛睁开，看一看这北京初冬的黄昏。北京的黄昏早就告别了过去，由于大气污染严重，城市建筑物和纵横交错的街道，仿佛被摄进了一幅墨汁涂抹着的灰色画卷中。有人把这个画面拍摄下来，居然有人间仙境的荒诞之感。雾霾每天都在加深，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影影绰绰，似是而非。人们既绝望又无能为力，渐渐开始习惯——这是一种可怕的力量，让人们不知不觉地沉溺其中。暗下来的天色，对我们这种人却是一种绝好的掩体，我的体内也留出了大片的空间承载这个黄昏。大地上仅有的一点浑浊光芒，在最后一分钟，也将要被一只大手移走，我知道我就要和这个越来越暗的黄昏融为一体。
　　茶饮店。黄昏。晓晓。
　　她依靠在椅背上休息的间隙，一个叫瑞的男孩来取他的晚餐。一份珍珠奶茶、虾仁炒面和本店自创的鸡腿汉堡。男孩十二岁，一个人住在小区左边的那栋红色楼房内，是一家酒吧老板的儿子，父母离异，他跟着父亲。父亲将男孩托付给了余叔，也提前将一年的伙食费一次性预交给了余叔。男孩走时朝我呲牙笑了笑，提着印有茶饮店招牌图案的纸袋推开玻璃门，从台阶上几乎是跳着走到马路上，顽皮的背影看起来依旧有些孤单。昏蒙的天光里，一个年轻人哼着科恩的曲子骑着单车经过。自行车走了很远，旋律还留在茶饮店门口的马路上：“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我知道这时候，顾客将越来越少，也许到关门，也不可能再做一单生意。我沏了红茶端过去，坐在她卡座对面的椅子上。蔡师傅老家来人先走了，现在店里就我们俩。她眼睛看着外面，神色专注，好像在听刚才那个人唱歌。我发现她不是特别漂亮，却非常耐看，尤其是侧影。我大学寝室的一个室友说过，一个女人是不是好看，一定要看她的侧影。只有真正好看的女人，才会有一个迷人的侧影。
　　她曾说她是一个被囚禁在黑暗中的人。蔡师傅不止一次提醒我说，接近她时要注意，小心被黑暗传染。可我觉得她和我们没有什么不同——有着这样一个迷人侧影的人，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我突然想，像我这样的人，竟然还能对这世界和另外一个人产生好奇和关心，这是何其荒诞。我进而又想，如果不是她一年前突然闯进店里，之后频繁地光顾，直至后来像上班一样每天下午准时在那个点出现在这个卡座上，我会不会早已经离开。或者，我还在这里，跟她无关，是我内心的某些东西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这是对的，在时间中没有什么是静止不变的，不是变好就是变坏。就像我和小丸子。时间让我相信，小丸子可以在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有时候甚至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小丸子在我人生的某个特殊阶段，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就该抽身而退，让这个叫周漻烟的女人替代他的位置，与我的生命发生重大的关联。对我而言，世界曾经失去了意义，周漻烟的出现，让我的精神视线发生了偏移。我每天都在相同的时间期待她的出现，当她重新出现在她每天坐着的卡座上，我心里便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安宁。这种感觉说来很怪，有些匪夷所思，确实改变了我看世界的视角和态度。
　　红茶摆在桌上，看不见热气，依旧知道它是滚烫的。她看了一眼摆在桌上的红茶，说了一声谢谢，端起杯子，嘴贴在杯口轻轻吹了吹，随即抿了一小口。然后双手握着杯子取暖，慢慢地转着圈子。我们沉默地坐着，静静地听着对方微弱的呼吸声。我有一种感觉，她已经做好了准备，今天要把发生在她身上所有的故事毫无保留地讲出来。
　　我像她那样也用杯子暖着手，尽量不去看她——这样她会紧张。她的脸色透着长期营养不良和睡眠不足才有的苍白，眼圈微黑，眼睛布满血丝，黑色棉袄袖子很长，盖住了虎口，衬托着异常苍白纤细的手。我知道那印着菱形图案的黑色棉袄袖筒内，靠近左手内关穴位置，有一道红色的两厘米长疤痕。有一天她告诉我，她想看看一把削苹果的刀子，是如何切割人的皮肉的，水果刀切皮肉跟切苹果有什么不同。那件事发生在她的花盆被摔碎（她说被杀死）之后的某一天。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当时的样子，神色镇定，脸上带着一丝可怕的平静的微笑。她说你知不知道，其实死没有什么可怕的，就像切一只苹果那么简单。我说死不是解脱。她笑了，几乎有点骄傲地回答我，对，不是解脱。从来就不是解脱，是新生。 　　她回忆血当时如何顺着她左手的五根手指欢快地流下來。流血的那只手，仿佛在拼命挣脱整个身体的束缚，那种肉身笨重的感觉在一点点消失。她说原来这么多年人们一直活在一种误区里，阻碍一个人飞行的，不是笨重的肉身，而是流淌在肉身里的血——它过于执拗骄傲，不肯放空，最后成了自己的负累。当意识越来越模糊时，她眼前出现了一种幻觉，感觉自己正在离开捆绑她的大地，像一只鸽子一样朝天空腾起。她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心里却并不害怕，因为不死就不会生。是钱明明发现了她，将她送进了最近的一家医院。她出院后看见我的第一句话是，人是不自由的，你看，连结束自己的生命都做不了主。说着，她哭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大哭，像孩子一样地痛哭。那是一个小女孩的哭。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成人可以像她那样哭泣。她也是坐在这个卡座上，双手捧着自己的脸（像她的母亲在捧着她的脸），泪流满面，肩膀剧烈地抽动不停。我心里忽然生起一股不可思议的空虚感，想起我来京前在老家的日子，许久没有哭过，几乎每一天都有哭的冲动，却哭不出来。对生活，我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我一切都好，可总觉得活得不对，又找不到不对的症结在哪里。也许小丸子说得对，我们因为一无所缺而厌弃了这个世界。记得我过生日，家里来了很多爸爸公司的下属，爸爸看见我站在堆积成山的礼物前神情恍惚，说还不高兴吗，你们这一代人就是太幸福了。爸爸说他像我这个年龄时，从来没有过过一次生日，也没有人送给他礼物。还会饿肚子，不知道什么叫名牌。谁家买了一辆自行车，全村的孩子都羡慕，手摸一摸雪亮的自行车车把都觉得很开心。说他十八岁第一次在窑厂烧窑领工资，买了一双高仿的耐克运动鞋，高兴坏了，穿了十多年，一直舍不得扔。第二次领工资在窑厂食堂买了两碗红烧肉，随心所欲地吃，吃得斯文扫地，嘴角直流油，觉得幸福极了。
　　我无法想象爸爸跟我描述的那些幸福。实际上他并不总是给我讲大道理，他在家的日子不多，经常出差，一走就是十天半月。秦阿姨说我有一个弟弟，就在这座城市的北边，爸爸每次出差就是去弟弟那里。那个女人和爸爸是一个单位的，自从和爸爸好上了，就从单位辞职了。秦阿姨说他们住的房子比我们这个还大，楼顶有一个私人游泳池和空中花园，每一个月就请大师傅来家里修剪一下草坪。爸爸还给那个女人买了一辆路虎代步。秦阿姨叹息说，你妈妈每天上下班却开一辆老是哎吆哎吆的旧捷达。我不知道秦阿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她不过每天来我家做三顿饭，做完便离开。她神秘兮兮地说，我就是知道，我还知道好多事情呢。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奇怪自己听了秦阿姨讲述的，并不怎么愤怒和气愤，反而对爸爸能在两个家庭之间如此心安理得地游走，充满了好奇——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两个女人对他都那么信任，他的平衡术来自哪里？生日第二天，爸爸告诉我幸福其实很简单，你把它想复杂了，幸福就没有了。我承认他说得有一定道理，他的话告诉我，人如果想获得幸福，必须头脑简单（是不是也包括他不去深究在两个家庭之间游走时心理上产生的疲惫，和特殊时刻准备的与事实不符的谎言）。这并非爸爸的独创，上帝早在圣经中已经这样教导过我们了。我今天之所以能只身出现在离家几千公里的这个茶饮店，说明我对爸爸和上帝的话领会并不深刻。需要说明的是，我有这样的想法由来已久，并非秦阿姨的话对我起了推动作用。可能她的话确实坚定了我的想法，让我能够义无反顾地来到这里。假如小丸子不是迟迟没有露面，和这个叫周漻烟的女人面对面坐着的，应该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吧。
　　我想起一件事，起身去吧台将十块钱找零，拿来放在她面前的桌上。她仿佛在沉思，吓了一跳，拿起那张纸币，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仿佛在打量从未见过的某个陌生之物。我听见她在叹息。这叹息声听来非常遥远，不像是从她的嘴里发出，倒像是从另外一个坐在远处的某个人嘴里发出的。虽然远，反而奇怪地感觉近在咫尺，近得让我清楚地感受到这声叹息里藏匿的痛苦和颤栗。她朝我笑了一下，没有马上将纸币放进她的那个磨得有些发白的黑色皮革钱包，而是端起杯子又抿了一口红茶。她将杯子轻轻放到桌上，眼睛开始看向我——我感觉那眼神并不在我身上，而是在某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她刚刚的叹息来自于那里，她所有的故事也来自于那里。她的神色出奇地平静，她随后的讲述，尽管偶尔会出现一些语法上的错误，却也维持了基本的逻辑。
　　茶饮店。黄昏。周漻烟。
　　有些记忆和故事场景发生的顺序我已经记不清了。它们乱糟糟地穿插在一起，让我搞不清楚谁先谁后——像被扯断的丝线，彼此纠缠。线头也随时间越缠绕越紧密。时间时而在其中走动，时而停止下来，在暗黄色的影子下面，那些封存的东西却一直都在继续——有时候，我感觉故事才刚刚开始，我还是个未被磨损的鲜亮的人;有时候又感觉故事已经结束了，不应该去触碰。只是我认为它并非真的结束，不过换了一个地方在重新上演。我的身体是最好的场地，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在这儿演绎。我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每一个故事结束，我的体内都犹如遭遇了一场战役，会留下无数个深浅不一的弹坑。
　　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故事，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主角和配角，和他们的喜怒哀乐构成的经历。我的感觉一直是奇怪的，觉得我的故事不过是一个有多人参演的独幕剧，那些参演的人，在合力制造一个巨大的茧，我看不见他们，却知道他们彼此效力，将我困在里面。我奋力往外挣脱，每挣脱却每困缚得越牢。没有人听见我挣扎时体内骨头和肝脾碎裂的声音，我疼痛时发出的呼喊也那么微弱。我经常精疲力竭地倒在自己的废墟上，想要重建的信心那么强烈，总有一双手在阻止我，并将我推倒在更大的痛苦和绝望中。砂砾扬起得那么高，似乎要盖过晦暗的星辰。冷冽的风从我经过的每一条街道上刮过，携带着大把大把枯黄的梧桐叶和城市生产的生活垃圾。垃圾堵住了每一条去路，扬起的灰尘和脏污，带着疯狂滋长的荒凉情绪追赶着日子。这是一场无声的灾难。一切并非偶然，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我经常会想起那个女孩。那时候她十八岁，要么就是十九岁，母亲刚给她过完生日。她拖着一个旧行李箱——那里面装着她所有的洗换衣服，两双横条纹袜子，一本翻得破旧的现代汉语词典，站在北京西站的广场上。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陌生人，数也数不过来。他们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拖着各式各样的行李箱，脸上的笑意里落满了阳光温暖的金色颗粒。有些人神态从容老练，很清楚下一站要去哪里;有些一看就是第一次出远门，像她一样张皇局促地站在人群中，心在怦怦跳着，不知路在何方。她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夜晚女盲人的话，这难道就是她指示给她要来的地方吗？ 　　——她是我吗，为什么我现在感受不到她在我体内的存在？她离开了，也带走了我健康的身体和灵魂。一个世人眼中的忧郁症患者，所有的患难和疾病，或许就是由与过去的自己分离开始的吧。
　　那一刻，人流车流在几米远的马路上来往穿梭，未知的恐惧和喜悦令我身体发抖。但我仍确信此刻天地是宽阔的。城市上空，和风吹拂，电车的铃声清脆如歌。城市像一只蹲伏在山顶上的大鸟，随时会拍翅腾起。城市中的街道上，阳光豪迈地透过树叶，洒下大把透明的金斑——我后来经常喜欢一个人，在各种树下穿过。我的影子在树下面，离那些跳跃的金斑如此近——我感觉它们像蝴蝶，又像一簇簇燃烧的小火苗。我抬头看天，树窸窸窣窣响着，像从镜子里长出来的绿色丝绸。而在树叶上面广阔的蓝色背景上，有云雀在安闲闪过。那时候我身体里贮藏着一口生长力气的井，走很远的路也不累。我正年轻，有洁净姣好的面容，梦想每天都在更新，能看见四月田野里的庄稼，在逐渐走向丰饶。
　　天光渐渐收敛时，我会从另一条路返回。马路上突然涌现的小摊贩，像雨后从地下冒出来的植物，占据着并不宽阔的道路。我穿着素色长裙，经过它们，各种食物诱人的香味在空中飘荡聚集。我像在单独穿过一个香味的海，心里溢出的温暖，枝枝蔓蔓。马路尽头，高大的玉兰树下，是那座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平房，我和几个外省来的女孩平时像寒鸦一样挤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巢，是收留我们身躯的地方，也是培育光的地方。屋子的一面墙上糊着明星海报，另一面墙上糊着印着密密麻麻汉字的晚报。灯泡从同样糊着报纸的屋顶上摇摇晃晃地垂下来，十五瓦的灯泡老是睡眼惺忪。放在地上的小纸箱子是我们的碗橱，中号纸箱子是我们的鞋柜，大号纸箱子是我们的衣柜。贴床的那面墙上，有几个铁钉深深地钉在墙体内，挂着我们刚刚洗过的工服。那几枚嵌入墙体内的铁钉，在每时每刻提醒我们，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咬紧牙关。原先的住户在墙上镶嵌着一长条镜子，我们每天出门前都站到镜子前将自己收拾一遍，直至感觉自己身上的每一朵笑容、每一片羽毛足够结实漂亮，才兴冲冲地离开“家”门。那时候我们每天要坐很久的公交车去市区上班，经常熬夜加班，喝装在罐头瓶里的热水，吃自制的便宜便当。一个人去约会，另一个就主动把自己的衣服、发卡、项链和包包贡献出来。没有多余的钱逛商场、看电影、买奢侈品，奖励自己就是买一堆廉价的零食回来大家分享。那时候城市还没有雾霾，路灯能照见很远的暗处。夜并非长得没有尽头，也无须去熬。我们穿着几十块钱一双的塑料凉鞋，走在深夜回家的柏油马路上，凉鞋鞋底有节奏地叩击着路面，声音是那么清脆好听。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描述各自的梦想，语言热烈绵密，每一个词都带着与众不同的亮光和青春的热度。我向她们讲述了我还是小女孩时，母亲每一天都在担心我会在哪次惊吓后突然死去。而那个如同先知一样的盲女人却说，小女孩必定长寿，将来还有一番不同于常人的作为。我告诉她们，母亲对这个盲女人的话深信不疑。我也深信不疑。
　　明亮的日子不知终止于何时，后来这座城市慢慢有了雾霾。我去邮局给母亲寄信，告诉她这座城市发生的变化。雾霾经过的地方，会留下一串灰色的脚印。这是个患病的城市，生活在其中的人，肺里每天吐纳的都是灰尘。那段时间坐车，会经常听到一些消息，一些外国专家正在悄悄搬离这座城市。母亲不知道什么叫雾霾，她生活的小山村，太阳每天还像从前那样从山那头灿烂地升起，天蓝如洗，各种植物都很好地保持着自己应该保持的样子。母亲很关心我的生活，问我过得好不好，还会每次让代笔的人在信末问一句，有没有打听到你父亲的消息。邻村有人在北京摊煎饼，告诉母亲说在北京西城一条叫灵境胡同的马路上看见过父亲。他骑着三轮车，车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从各处收来的可乐瓶和纸板。但是这个人没有告诉母亲，一个衣服上绣着蕾丝花边的女人，坐在父亲收来的那些码放整齐的纸板上。我的回答每次如出一辙，我没有见过他，我五岁那年，他已经随着那些被他杀死的鸽子死去了。
　　日子的断裂，跟雾霾对一座城市的侵袭有没有关系？一些东西在雾霾中，变得无法确定。它在人体内引起的绝望情绪，跟雾霾有关又无关。在持续的震荡中，内心目睹并记录了一切。反映到人，到一个人的四肢百骸，断裂的痛苦几乎是一瞬间，一个人就可以变成另一个人。一个不一样的人，活在这个人体内，用不一样的心脏在跳动，用不一样的声带在说话——但一切都是似是而非的。这个人体内流淌的血，乃至脉搏，都是另一个人的。雾霾的出现，在一个时间段，如同这座城市正在凸显的巨大隐喻，让一些背后的东西，通过它呈现出来。生活正在陷入，一些人开始登场。宋达峰的面孔时隐时现，伴随着邮票市场布满铜臭的污浊空气，从记忆的深处漫上来——
　　（宋的脸旁边还依偎着一张脸，那个人是谁？）
　　他的喉结在迅速地上下滚动，唾沫溅落在空气中，嘴一张一合。周漻烟三个字含在他的嘴里，又从他的嘴里吐出来，如咳出的痰液，轻飘飘地落在坚硬的灰色水泥地上。他的脸在浑浊燥热的空气中，因为不断说话而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那张正在说话的脸离开他的身体，朝我挤压过来，仿佛要把我碾碎在那个长方形建筑物的狭长过道里。我觉得累和疲乏，两腿艰难地拖动着自己的身体，一步步朝着一个出口走。宋达峰嘴里不停喷溅的唾沫星在追踪着我，他身体在室内居然也形成了自己庞大的阴影，遮住了我眼前的视线。我觉得步子挪动吃力，感觉那个上下两层的长方形建筑物内，到处弥漫着动物园才有的特殊气味。我感到恐懼，我知道我不应该来这种地方。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记得那个梦的前半部分：动物园的大门打开了，关在园子里的两脚兽都跑了出来。它们分散在大街小巷，嘴里喷吐出大团白色的兴奋的热气。两脚兽猩红色的舌头拖在地上，每一只牙齿都磨亮了，在虚位以待，迫切地渴望下一秒要咬碎咀嚼什么。宋达峰说：“你是在故意吓唬自己。不过，强盗吃肉，挨打不也正常吗？”他话里的意味，帮我复原了那个梦后面遗忘的部分——后来许多鸽子突然被驱赶到街上，它们在惊慌地逃窜。我跟在这个庞大的逃窜队伍中，发现父亲也在里面，变成了一只被追赶的鸽子。我也变成了一只鸽子。我们明显气力不支，渐渐被那些两脚兽赶上。我看见逃窜的鸽子纷纷倒地，身上落满了弹孔，血从黑洞洞的弹孔中渗漏出来。这血流得那么急，街上很快血流成河……宋达峰哈哈一笑说：“你有没有看，我在不在这两脚兽中？”我的头从来没有这样炸裂地疼痛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话。 　　宋达峰的笑声带着两脚兽张扬的气息，但他嘴里吐出的一枚枚词，却有着蛊惑人心的力量。我透过那日中午不断朝杯口溢出的清凉的麦芽啤酒的白色泡沫，看向对面的那张脸——这是一张端正的中年男人的脸，不说话安静坐在那里时，很难把它跟那个在长方形建筑物二层狭长走廊上夸夸其谈的人联系在一起。它甚至看上去有点忧郁，只有微笑时，两只眼睛才会瞬间闪出一点生意人的狡黠。“周漻烟，让我帮你吧。”啤酒麻醉人的泡沫在不断往上涌，宋达峰晃动的脸也变成了一摊水，不断从某个虚空的地方涌出来。我恍惚觉得自己在坐滑梯上，宋达峰用手在背后推我。滑道像弯曲的盲肠，从高处抛下去，我的身体带着风声，像一支射出去便无法回头的箭。
　　故事的起点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吗？当一个人被变成另一个人，需要记住的细节，却是一团模糊的晃动影像。我的头又开始剧烈疼痛了。仿佛是对某些过错的一种刻意回避和掩饰，疼痛在分散我的视线，让记忆变得更加可疑。但我仍旧记得那条马路，笔直地朝雾霾中延伸，人们走在上面，车辆也走在上面。由于能见度低，人们都看不清彼此。宋达峰开着那辆黑色奥迪，行驶在这样的雾霾中，我坐在他的右边，那么近的距离，我同样看不清他的五官。他像一团模糊陌生的灰色影子，唯有嘴里不断吐出的两脚兽一样亢奋热烈的气体，重重地撞击在车前玻璃上。凭着这呼吸，我知道坐在那里的人是他。我感觉胸闷，身体抖动得不行，手和脚仿佛浸在冰冷的水里。宋达峰的车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更快地朝雾霾深处驶去。一栋奶白色的房子出现，宽阔的停车场空空荡荡，宋达峰的车停在了房子门前。房子的颜色多像牛奶的颜色，黏稠的，在流动，一滴一滴朝记忆中的一个凹槽流去，在最后时刻，幻化出一张宾馆房间里的双人床。我记得那张床，同样的奶白色，铺着大大的厚被子。南边有一扇窗户，有植物的甜味飘进来。是九月天气，不冷不热——这时候如果在老家，母亲应该是穿着一件单衣，在她开垦出来的山地上收豆子。我的身体却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僵硬过，在那张床上，我死了一次又一次。有人明白这样的死吗？从皮肤到肌肉到埋在下面血管里正在流淌的殷红的血的死。宋达峰潮湿滚烫的嘴唇，每在我身上吻一处，就死亡一处。那些死过的地方，那么荒凉，再难开花。我成了一座可以行走的活的坟场。夜里，万籁俱静，远处的钟楼在苍茫的雾霭中敲响了十二下。我动作机械地从宋达峰的身上跨过去，在卫生间花洒下用力搓洗自己。我的感觉多么逼真，像在搓洗一块被弄脏了的床单——它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强烈地恨起那种叫廉耻心的东西。我站在镜子前，对着镜子里那个眼神空洞的女人说，你已经死过了，就在刚才。
　　我的头又开始剧烈疼痛了。它每次疼痛，就会让我在记忆中看见更多的东西。虽然只是一些画面的碎片，甚至是比碎片更小的一些暧昧的点，凭此，我还是能够将它们成功连缀起来，拼凑出一个个不同的场景：有时候宋达峰在里面，有时候是另外一群人在里面，有时候里面只有一个患病的女人——她长着和我一样的五官，也叫着和我相同的名字。关涉到宋达峰的，场景的地址是混乱不堪的，时而在他的车里，时而在不同叠印在一起的某个酒店房间，时而在闹哄哄的饭店，时而在那个充满动物园气味的上下两层的长方形建筑物内，或者漆黑的某条弯曲细长的胡同里。宋达峰的影子并不比任何一个更具形象，略带笑意的声音，却顽固地覆盖了所有的画面：“周漻烟，你别想逃脱啦！”
　　（为什么宋达峰的脸旁边，还有一张脸，那个人是谁？）
　　呼吸变得日甚一日地困难，我发现我正在变成一个透明人。我渴望藏匿自己，像空气隐身在空气中。我的每一个白天和夜晚，变得那么漫长而残忍，不管在人群中，还是只有我自己，那种来自体内的凶狠的鞭打，从未停止。
　　我记得那个闪烁着圆形水晶灯的房间，侍者的身影在穿梭，那群人在对我微笑，热情地给我夹菜。越过眼前的一切，我听到的是背后的质疑和讪笑：“这个长得像周漻烟的人是谁，她来这里干什么？”另有一个声音在说：“她不是周漻烟，那个叫周漻烟的人已经死了。死了！”他们背对我交换着怀疑的眼神。那些眼神如同强大刺目的聚光灯，一件件脱去了我的衣服，直至我成为一个裸体的人。这是怎样的一场杀戮，让我无法遁形，乖乖地站在他们面前，等待着被重新杀死一回。原来人可以一死再死。我认出这群人，他们是我的老乡、朋友、熟人和最要好的同学。我们曾经常在一起聚会玩耍，也曾经在一个聊天群里，像兄弟姊妹一样亲密无间地嬉笑打闹。现在他们都抛弃了我，在这样的时刻，共谋着杀死了我。
　　一个死去的人，身体虽在，魂魄已经飞散。要重新让飞散的魂魄聚拢，让心灵复活何其困难。钱明明说，你可以不死。那是个周四的上午，游人如织。北京大大小小的公园里，紫荆花开得如火如荼。天空依旧阴沉，紫荆花的芬芳熏得人步子踉跄。钱明明手里揪着一株紫荆花（她刚刚让我给她拍了好多背景是紫荆花的照片）说，大家没有抛弃你，是你自己突然空气一样从群里蒸发掉了。是吗，我不记得了。这有什么不同，结果难道不是一回事吗？我已经不在那个群里了。我成了一个形单影只的人，一个彻底孤独的人。我背负着我的秘密，行走在一条没有人行走的路上。
　　我决定逃回到幽暗的地下室，那个埋在地下三米，虫鼠横行，终年不见阳光的地方。我经常还会想起那几个外省来的女孩。阿霞说小美怀了一个泥瓦工的孩子，跟泥瓦工回内蒙了;赵筱茹嫁到了密云，两人租住在离我们原来租的房子不远的一条街上，生活无定，像外地人一样四处打零工度日;程嫚妮现在不用上班了，认识了一個可以养着她的人——那人有一些特殊的嗜好，阿霞看见程嫚妮时简直认不出了，她形销骨立，像一具风一吹随时就会飘散的鬼影子;阿霞自己也离开了老张，从天意批发一些小零碎，整天转战在北京各个地下通道，挣一点工资糊口。阿霞在电话中平静地跟我描述这一切时，我知道她的事已经过去了。但她描述的声音越平静，我越能在这平静中听到她痛苦的呻吟。我觉得我的手还扶在她的肩膀上，她脸色苍白如纸，身体颤抖，双手摁在小腹上，身体往地面滑下去，血顺着她弯曲着的腿缝在汩汩地往下流淌。死亡的气息如蝙蝠盘旋在空中。我奇怪那么一个娇小的女人，体内怎么会有那么多血，流也流不完。我不会就这样死了吧？阿霞气息微弱，身体因为血不断地流失，越来越轻。我给老张打电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逼仄的出租屋内空洞地回响着，因为紧张，又止不住地开始打嗝。蝙蝠在头顶盘旋，离阿霞越来越近，一旦它们落在阿霞的身上，以她的身体作为巢穴，阿霞正在走远的魂魄将再也无法回转。 　　（记忆在这里再次出现了空白和断裂，是谁后来救了阿霞？）
　　在地下室安顿下来后，我会站在采光井那儿朝上面看，想着已经死过一回的阿霞，和那几个风流云散的女孩，她们的脸出现在上面正方形的光芒中，那么凉，空气一样稀薄，仿佛不再是她们。一个不再是她们的她们，是谁制造了这场事故？我确信离开她们的她们和我一样，已被某种东西杀死了，现在呼吸着的，跟我们的过去已经毫无关联。这就是生活吗？我们经常要不断经历死亡，在废墟上又不断地活过来。有时候会活不过来，从废墟再度变成另一片废墟。几乎是在突然间我发现，人是无法在活着时避免这种诡异的死亡的，就像一场规模浩大的凶杀案，隐匿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它没有形状，没有气味，分部隐秘，不易觉察。我们一直在这个死亡之局中，却不知道那个设局的人置身何处。
　　死亡是一个被诅咒的词，当我在脑中想到它，一再想到它，生活中所有的东西，就都立刻沾染了它的气息。那些一度离开的蝙蝠，又带着丝丝低哑的叫声，出现在我的屋子中。它们昼夜盘旋着，用它们低哑的丝丝叫声袭击我，叫声里的毒针总是弹无虚发。我尝试着跳开，每当它们朝我扑来的时候，我都在费劲地用力跳开。这样的动作，在不断的重复中慢慢耗尽了我体内的力气，让我极度疲乏和虚弱。我感觉到自己的笨拙，在这种企图躲避袭击的动作中如此穷于应付。我的弹跳力气不够，也没有掌握足够的逃生技巧。这个发现伴随着梦魇的到来，让另外一些声音在或远或近的地方，通过唯有我能听到的话语，在慢慢控制我。
　　钱明明为我的精神状况忧心忡忡。她于某个下午，坐在到处落满狗粪的公园长椅上，默默地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一个枯萎女人的形象，天空倒扣着压下来，乌云怀抱着逐渐加重的雨滴。“宋达峰太过分了，他不该利用这件事长期秘密控制你。”钱明明声音很低，雾霾一样在空气中散开，融入到更多的大街上弥漫开来的雾气中。我和她并排坐在同一条长椅上，我在她的眼睛里辨认着那个女人，感觉身体正在离开长椅，带着铁制长椅的冰冷，在空中俯瞰着这座城市。我看见的是一座巨大的坟场，夕照从地球另一面横扫过来，老鼠在两脚兽的脚印上肆无忌惮地爬行坐卧，乌鸦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空旷的城市广场上，有人在朝瓦砾里扔白骨，坟墓越堆越高……宋达峰的话在朝这座坟场绵绵不绝地吹送着葬魂曲：“我不吃你，你就会来吃我……”
　　茶饮店。黄昏。晓晓。
　　她在叙述时，全身焕发出一股巨大的激情，眼睛熠熠閃光。她说话很快，像有人在强迫她，只有当她思维进入混乱时，才会停下来歇一歇，抿一口红茶。我问她需要加热一下吗？她摇摇头，突然用一种跟以往不同的声调说：你知道是谁强奸了我吗？我怔住了，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她说，不是宋达峰，不是他。她又重复了一遍，仿佛自言自语。其实她并不需要答案，在她，答案已经有了。
　　茶饮店。黄昏。周漻烟。
　　天更暗了，路灯马上就要一支支亮起来了。进入黑夜的城市需要灯火。在我故乡的那个小山村，从来不需要点灯，有天上的星星和月亮照明。我喜欢这样的至暗时刻，人们匆匆忙忙赶路，急着回家，却永远回不去。有些人即便能赶回家——那也只是一个临时的住所。我不是一个自怨自艾的人，但我确实喜欢孤独，喜欢悲情的东西，也喜欢在悲情的孤独中寻找记忆里走远的一些影像。那是我全部的生活，是我活着的证据。
　　还记得我跟你提到的那盆被杀死的花吗，那被摔裂的花盆，我跟你描述过，殷红的血如何从花瓣里流出来。我仿佛看见了那个场景，比任何一次更加真实。我什么都跟你提到了，还有我的恐惧和绝望。现在我要告诉你，那是一盆根本不会开花的植物。它盛开着的花瓣，它的香味和美，不过是我的心对它的投影。
　　再重新追忆一盆根本不可能开花的植物，是多么无聊的事。但我不能否认，我曾经多么希望它能开花。不管花的形状如何，香味如何，在我眼里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我记得那些日子，当我整日注视着它，我发现我其实相信它有一天会开花。我在心里已经看见了它的盛开，也提前嗅到了花瓣盛开时，满屋子都是它吐纳的芬芳。那是一盆矮小的绿色植物，碧绿肥厚的椭圆形叶片，赭色的盆托，半个月浇一次水，就可以生机勃勃地活着。我记起了那个人，我记得他将花盆送给我时说的那句话，你就像它一样生命力顽强。
　　是的，我记起来了。我什么都记起来了。他是将阿霞送往医院的那个人，也是出现在宋达峰脸旁边的那一个人。那张脸上，永远带着一抹温暖的笑容，让人想起了会忍不住流泪。我已经不太记得在遇到这个人之前，自己是什么样子。但我清楚地记得，遇到他之后我变成了什么样子。那些改变，无声无息，却像烙铁给一个人的脸色盖上了深刻的印戳。
　　在图书馆，当我在一排排高大的书架间流连穿梭，就觉得他还没有离开。我每一次从书架上抽取一本书，都带着他秘密的指令。可我并不觉得委屈，我心甘情愿地完成着他给予我的指令。在朝他靠近的路上，书籍是阶梯，而那些朝向他的台阶，就隐藏在每一本书籍展开的册页间。他对我说过，你就是开在尘埃里的一朵莲花。如果我是莲花，他则是长在高高绝壁上的一株山松。通向他的路多么难以攀越，我必须要通过阅读，也只有阅读，才能让我不断地朝上攀援，最终抵达他的身边。
　　有些事情真是奇怪得无法解释，譬如记忆对一些事情的提取，会因为某种说不清楚的原因自动进行，记住一些，忘记一些。就像我对这个叫阿斌的人，那种感觉是只要我愿意，便能畅通无阻地抵达最初的发生现场。一切都是可视的，清晰得仿佛刚刚发生（我一度故意遗忘，是知道不论我怎么努力去遗忘，都会记住他）。那次他陪同院领导来我工作的店面，回忆起来感觉犹如天降——在这之前，每一次顾客临门，都因为毫无特别之处让我忽略。而他吊儿郎当地站在大肚子中年男人后面的样子，却有着非比寻常的光芒和意趣。整个家具选购过程，他都心不在焉，没怎么说话，只是不断地用眼神与我偷偷地交流。那是我出错最多的一次接待，我不仅未能把黑酸枝和红酸枝在未来的升值空间讲述得清楚明白，还递错了色板，算错了价格。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慌乱，他顽皮的眼神和笑容，在他们离开后，还一直留在我的心上。 　　我的陷落无法回避，我爱上了一个不属于我的人。他跟我不同，有稳定的居所和高雅的社交圈，令人尊敬的工作，可以轻松地阅读梭罗原文版《瓦尔登湖》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熟读康德、海德格尔和苏格拉底，并给予哲学最新的定义：并不是教你认识世界，而是忘记世界的存在，做回内心“野蛮的自己”。他说，世界得以安全地延续下去，不是所谓的文明在拯救它，是内心的野蛮在指引你走一条自救自新的路。我不太懂他的意思。我也不懂野蛮在这里指向什么。但我知道野蛮是他这句话里值得反复咀嚼的一个关键词，里面充溢着一股非常古老的力量。就像我们头顶的太阳和置身的大地一样。
　　阿斌工作不用坐班，经常约一些朋友在南锣鼓巷附近的一家叫“等待戈多”的咖啡馆见面。像所有的咖啡馆一样，那里布置前卫，光线昏暗，墙上张贴着很多形状怪异的抽象派画作。青砖墙上，用白石灰写上大大的语义含混的英文字母。老板是一个留着长发的中年人，据说与某个摇滚歌手关系亲密。咖啡馆也卖酒，酒柜上摆着一溜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洋酒。阿斌和朋友们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兴致勃勃地聊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文化思潮和某某主义。我袖着手坐在旁边的沙发上，表情装作若无其事，耳朵却在拼命捕捉他们嘴里飞射出来的一个个艰深生涩的词，唯恐漏掉一个——我必须要努力听懂，这是阿斌的世界和生活，将来也会是我的世界和生活。我想起母亲的叮咛和那晚盲女人对我命运的暗示，心情有隐约的激荡。
　　有两年时间，我感觉自己在用轻盈的脚步，稳健地朝阿斌的方向行进着。我回到郊区的出租屋，躺在那張略显潮湿的木板搭建的床上，在眼前每一个用具上，都会看见阿斌明亮的眼睛在朝我快乐地眨动。出租屋里的五个女孩中，我是第一个交男朋友的人。她们相信我也将是第一个搬离这种地方的人。她们猜测阿斌一定有非常好的家世，住在有抽水马桶的房子里，夏天有空调冬天有暖气。阳台上有许多好看的植物，房子很大，很明亮，阿斌穿着质地良好的睡衣，在里面走来走去。阿斌家里一定也有一个超大的书橱，比图书馆里的书架还要高大，从地板一直触及到天花板，上面整整齐齐地摞着一本本我们看不懂的书。他爱喝咖啡，家里也会有咖啡机，他坐在电脑前创作时，必然会给自己来一杯咖啡。
　　我没有问过阿斌任何问题，我害怕问。如果我不问，她们的猜测就纯属是虚构。我不止一次地想象，阿斌穿着褪色的工服，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从某个逼仄破旧的胡同里走出来。自行车嘎吱嘎吱的声音，像生锈的链条不堪重负上面这个大块头的男人。前面歪斜的车筐里，放着几个蔫头耷脑的黄瓜和西红柿。这样的阿斌，是我可以走近的阿斌。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将脸贴着他宽阔结实的背，嗅着他混合烟草的体味，心将一直沉醉下去。这样的阿斌，会毫无障碍地爱上我。就像我爱上他一样。
　　幻象一再出现，会让人产生难以抗拒的力量。这时候阿斌温暖的声音会变得非常真实，就像一直在我的耳边从未停止的呢喃：烟儿，你的身体是上帝赐给我的最好的礼物，藏着无穷无尽的宝藏，每一次靠近，都如同是第一次——让我能够怀着永不废弛的激情，渴望付出一生去探索它。我记得阿斌每次都会这样说，他每次这样说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想流泪。他喜欢看我流泪的样子，说，这才是一朵开在尘埃里的白莲花。
　　滂沱大雨在那个深秋持续了三天。这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一切都像是有预谋的。跟着，阿斌的电话也始终占线中。我知道他从我的世界中消失了。突然地，像一个自带橡皮擦的人，自动从我的世界中将自己的身影擦去了。我没有去过他工作的地方，也不知道他家住在哪里，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连线就是那个139打头的号码。我去了他经常去的那家咖啡馆，坐在阿斌和朋友经常坐的那张桌子前，整整一个月，阿斌没有出现，他的朋友也没有出现。那一个月，我等的并非是他可能再一次出现，而是确认一种答案。那一个月，我喝遍了那里所有的咖啡，走路时能听见胃部晃荡的苦涩的水声。不能思考，脑子昏昏沉沉，感觉阿斌还在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他的那帮朋友，也在之前坐的位子上坐着。他们还在高谈阔论，话题依旧是我无法触及的，我内心不断涌起的也依旧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幻念。阿霞说，你会被你的爱害死的。她说这句话时，我刚刚跟阿斌相识，他也刚刚带我去昌平一个农庄吃完那顿鸽子宴回来。我没有跟阿霞说阿斌是一个喜欢吃鸽子肉的人，她仿佛隔空看见了一切。
　　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院子，有着所有北方农村院子的开阔和粗砌。前面是饭店，后面的院子是菜园，黄瓜、西红柿、茄子和豇豆在蓬勃的绿色中自由自在地开花结果。我先是听见了咕咕声，然后在屋檐下的网笼中，看见了那些挤在一起的鸽子。咕咕。咕咕。阿斌指挥着那个脸色发红的胖厨娘，指着一只瑟瑟发抖的鸽子说，就是它。我几乎要晕厥过去，在饭桌上，看见那些褪去羽毛，已经变得全身焦黄的鸽子，一直有呕吐的感觉。我在拼命遏制自己不去想这只鸽子生前的样子，不去想从它那小巧的嘴里发出的好听的咕咕声，还有刀刃走过之后，那喷泉一样从它的脖子处喷溅出来的鲜血。我想到了父亲的鸽子。多年前父亲浑身是血的样子，又站在了我的面前。
　　从昌平回来我病了一个星期，像小时候一样莫名其妙地发烧，做噩梦。你会被你的爱害死的。阿霞的声音在那个星期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阿霞说，一个人绝对不能去爱你够不到的人，因为你无法让两个不同的世界在某个地方重叠。阿霞说这番话时，已经有一个月没看见老张了，那个台湾来的生意人，给她丢下一笔少得可怜的安抚费，就心安理得地走了。我后来觉得阿霞那天不仅仅是对我，更像是在对自己说话。她需要这样对自己说，惟有这样，她才能听见。我没有听阿霞的话，阿斌说，你必须正视自己的过去，否则你将永远活在过去的怀疑和阴影中。一个星期后，我的烧退了。我觉得我可以开始重新生活了。阿斌就是我新生活的开始。我甚至产生了要去寻找父亲的念头。
　　然而，阿斌还是走了。
　　我终于在一个黄昏等来了老将（经常与阿斌来这儿神侃的几个朋友中的一个），他后面跟着一个女孩。在与女孩眼神接触的一刹那，我感觉视线中一道阴影重重地落了下来，那是一个与我一样的女孩，看见她的眼睛我就知道她的来处。老将迟疑了一下，让女孩坐到一边，说，你不要等他了，他快要结婚了，再也不会来这里了。我不说话，死死地盯着他，感觉身体在一刹那，痛得快要四分五裂了。我拼命控制着，我不能在老将面前倒下，我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软弱。老将淡淡地说，之前有个女孩也像你这样傻傻地在这儿等过他很久。我没有说话，抓起桌上的包就走了出去。我听见女孩在背后问老将，她是谁啊？老将说，一个寻找光源的人（他是一个诗人）。 　　我的眼泪流了出来。
　　茶饮店。黄昏。晓晓。
　　说到这里，她忽然陷入了沉默。我不敢去打扰她，便默默地陪她坐着，感觉店里的宁静忽然变得分外压抑和沉重。然而最多过了一分钟，她眼神直勾勾地看着一个地方说，你知道是谁强奸了我吗？我身体抖了一下。感觉她这次虽然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她依旧没有要我回答的意思，依旧像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在她，答案也已经有了。
　　茶饮店。黄昏。周漻烟。
　　有很长一段时间，阿斌这两个字再未在我的口中出现。我要让自己学会在时间中制造另一块橡皮擦。我也再没有去过这个城市的任何一家咖啡馆。阿斌带我去“等待戈多”时，曾经说我要培养你一些高雅的趣味，来这种地方喝咖啡就是关键的一步。起初我喝不惯那种苦涩的味道，慢慢地习惯了，甚至学他的样子不在咖啡里放方糖。阿斌说，喝咖啡，最正宗的喝法，就是不放任何调料。搞艺术的人，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咖啡的苦涩是最好的醒脑神品。我不是艺术家，现在我不需要勉强自己去接受咖啡的苦涩味道了。咖啡馆是阿斌们的咖啡馆，咖啡是阿斌们喝的咖啡，我只适合像过去那样从水龙头里接一壶水，放炉子上，咕嘟咕嘟烧开，放凉了灌在罐头瓶里喝。
　　我新换了一个工作，在离家很近的超市上班。钱不多，除了每个月固定给母亲寄去的，也够养活自己。养活我们这种人与有钱人养活他们的宠物，都不是一回事。小美说过，有钱人给宠物买的粮食，比我们吃的都要好。他们的宠物睡觉的地方，也比我们睡觉的地方舒适。我听了心里平和，并无不适。那段日子，我每次走在上班下班的路上，都能在雾霾中嗅到花草的清香，听到不知名的鸟的叫声。鸟叫声离我的头顶不远，啁啾啁啾地拨弄着周围的雾霾。我觉得那应该是一只蓝颜色的鸟，有着火红的喙，明黄色的纤细的腿，鸟的眼珠像夜一样黑，叫声像对我说话。我也在雾霾中努力辨认着那些花香，给那些花卉起一个毫不相干的名字，灵感多来自于家乡山上的野花。我购置了一台电脑，有空就胡乱在电脑上写点东西。我活得异常平静，心里却清楚地知道，尽管一些人永远离开了你的生活，你口中不提他，心里不念他，他给予你的影响还是会顽固地保留下来。你现在所做的事，包括一些生活习惯，还是在延续昨日。那个人不是不在了，只是换了一个方式，继续生活在你的世界中。但我已经不介意什么了。真的，我什么都不介意了。活着才是值得深究的一件事。其他都无意义。
　　我以为时间可以一直这样沿着直线安静地走下去，走到某个对的节点，我重新遇到一个人。那个人可以看不懂原文版梭罗的《瓦尔登湖》，可以看不懂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可以不知道苏格拉底、康德和海德格尔。脸上可以不必有温暖的微笑，但他握我的手是温暖的，且一直握着不松手，到老到死。如果在那个下午，我没有去邮票市场，没有在那个长方形建筑物内待了两个小时，一切会有什么不同？如果在那个雾霾天，我从宋达峰的车上执意跳下来，一切会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我的头一直在疼痛。它在逼迫我去看一些不想看的画面。告诉我一旦选择了去正视，就休想回头。
　　一尾鱼游动在方形不锈钢水槽里。宋达峰的脸如同水草，荡漾在水中。他说，周漻烟你信不信，它能咬断树枝、葛藤、塑料绳和铁丝？你信不信，它还能咬断你的手指、胳膊和大腿？宋达峰的脸湿漉漉的，他的身上也湿漉漉的，他身上的水渍闪耀着鱼鳞清冷的寒光。他侧过身朝我暧昧地笑着，将含在嘴里的一口水喷在了我的脸上。水顺着我的脸流下来，却在流淌途中变成了血，染红了我的脖子、胸口和格子衬衫。我认得那血，那是从我体内流淌出去的血。宋达峰说，周漻烟你觉得这个游戏好玩吗？为什么你的脸色那么苍白，你感到痛苦是吗？我告诉你，这个游戏只要玩了，就停不下来。你只有不断地经历这种痛苦，那个叫阿斌的男人才会离开你的身体，你才能成为一个痊愈的新人。
　　这是梦还是现实？我快要虚脱了，感觉那些血一直源源不断地从我体内的某个地方流出来。这时候那個方形不锈钢水槽里的水也都变成了红色。那条牙齿锋利的鱼畅游在红色的血水中，不断地摆着快活的尾巴。我越来越虚弱，感觉血流出来越来越快，我的双腿和身体，再一次要飘起来了。
　　这是梦还是现实？记忆的光束朝一个幽暗的房间移去，宋达峰咆哮的声音充满了那个房间。我的身体跟着被压着的沙发一块在发抖，刚刚承受过我们两个人身体的那张白色的大床，正朝地面陷落下去。而我还在那张床上，我的身体也朝地面陷落下去。你还在想着那个阿斌，你不配得到我的任何帮助。宋达峰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他双手高高地举起了那个记录所有罪证的电脑，你还爱着他吗？我闭上了眼睛，只想听到一阵巨响，砸毁所有，包括溺水一样深陷在沙发上的我。
　　茶饮店。黄昏。晓晓。
　　我再次劝她休息一下。她需要休息。我后悔今天没有阻止这场谈话。她似乎察觉到了我内心的想法，唯恐我会阻止她似的，三口两口将杯中的红茶喝光，又急切地说下去。我欲起身将她的空杯里重新蓄点热茶，都被她挥手拦住了。
　　茶饮店。黄昏。周漻烟。
　　那是一个怎样的下午呢？
　　雾霾照旧掩盖着万物，城市隐隐绰绰地矗立着。马路在向前延伸时，越来越弯曲陡峭，行人神色诡异，每个来往穿梭的人，仿佛都怀揣着匕首。我无法拒绝那个命中的电话，也无法不让地铁2号线带着尖利笨重的呼啸朝命运指示的地点行驶。我看见了电话中描绘的那个大院，新崭崭的油漆大门，朝左右洞开，仿佛面朝深渊。院子里停满了各种颜色的我不认识的车辆，但我认识宋达峰的，那辆挡风玻璃左下角落有不易觉察的鸟粪的奥迪，像一只黑色的巨犬卧在左边的墙根下。
　　写着1001的门虚掩着，晃动着的灯光和人影从门缝中水一样流出来。宋达峰的声音在屋子里夸张地起起落落，他嬉笑的尾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杀气。中间夹杂着其他人开怀的大笑。他们曾经都是我的好友、老乡和同学。现在从他们的嘴里，我听见的是陌生人如猎人对猎物一样凶狠的围剿之声，他们嘴里喷吐的一支支箭簇，在毫不留情地刺向一个叫周漻烟的女人的胸口。啧啧啧啧，宋达峰，你告诉我们，她的梅花痣是长在左边的乳房还是右边的乳房？左边，左边，当然是左边，我都用我这双手确认过多少次啦！那真是一颗美妙无比的梅花痣啊，当真是美妙无比！哈哈哈哈，嘿嘿嘿嘿，咯咯咯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神，竟然跟我们一样，脚一直站在臭气熏天的阴沟里。别别别，别让她玷污了女神的名头，她算什么女神，如果她是，乌鸦就是神鸟，麻雀就是仙鹤，三角梅就是牡丹，刺枣就是太上老君炼出来的金丹，歪脖树就是吴刚伐断的那株桂花树……嘘——别让她听见了，她马上就要来了。 　　门被端着大漠风沙鸽的服务生推开了——这些在屋子里的人，原来也是爱吃鸽肉的人！一只活的鸽子被宰杀后，它热爱飞行的心被强行停止跳动，发出好听的咕咕叫的声带被突然终止，习惯于在高空扇动的翅膀也被毅然斩断，肉身经过师傅烹制，现在周身散发出不属于它的香味。我站在门口，开始反胃恶心。鸽肉的香味刺激了我的泪腺，我忍不住涕泪横流，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我出现在门口的样子吓着他们了吗？为瞬间凝固的尴尬气氛，我要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亲爱的同学、老乡和友人们，未能让你们继续从一个弱女子身上取乐并非我愿，对不起了！
　　北京深夜的马路朦胧而空旷，雾霾掩盖了继续想要掩盖的一切，眼前的世界尽管有意涂抹了罪恶，那钝痛敲打着的证词，却在另一个时空继续回响着。我感觉我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夜晚，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一条非现实的路上，周围氤氲的雾霾，在强化着这种非现实的效果，我觉得假如我一直这样走下去，不停止不回头，不知道能不能抵达另一个真实可信的世界？“宋达峰你太过分了，你知道她需要帮助，就利用她对你的信任，反反复复劝诱，导致她所有的积蓄化为乌有。这时候你非但没有罢手，又赶尽杀绝，想将她逼上绝路。你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不知道这段话钱明明是否真的在那个场合说了，还是我心里的一种幻觉。我跌跌撞撞地在这条五环外雾霾笼罩的马路上走着，它们从我脑中某个地方冒出来，在我耳中回旋了一阵，又弱下去了。我需要为自己作这样的申诉和呼喊吗？如果所有的耳朵都惯于在调笑中逗留，将不会给另外的声音留取哪怕如豌豆大的一点空间。是的，一切都非常明白清楚了，挤压绞杀无所不在，我唯有按照卡夫卡提供给我的线索，寻找到那个老鼠的地洞，发生的方可告一段落。地下室跟老鼠的地洞有着殊途同归的妙处，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城市地下，身心才可暂时安放。
　　地洞一样的地下室，光亮被整栋大楼切割阻挡。入口倾斜，一路朝地下深处延伸下去的防滑坡，让人想起地狱之门。在这个阴冷的入口处，每天有许许多多的人进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外地人。他们又有不同的身份：商场售货员、超市理货员、搬运工、工地泥瓦匠、铲车工、装修工人、环卫工人、地摊小贩、送水工、外卖小哥、厨师、钟点工、家政服务人员……被简单粗糙地隔出来的空间，像一个个紧挨着的拥挤的火柴盒——里面却没有让他们在隆冬季节划燃取暖的火柴。地下室是老鼠和虱子聚集的地方，空气不流通造成的异味，放肆地游走在阴暗潮湿的走廊上。我仔细辨别着这股异味，从中分拣出哪个属于方便面，哪个属于快要腐烂的菜蔬和水果，哪个属于从洗碗池那儿飘过来的泔水，哪个属于卫生间溢出的尿骚，哪个属于随意丢在垃圾桶内卫生巾上散发出的污浊的血腥。这些气味常年统治占据着这里，每个居住在此的人都已经习以为常（我也会习以为常，且很快就习以为常）。他们整天疲于奔波，劳累使他们每天都能在这些异味中安然入梦。
　　冬天这里冷得像冰窟，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依旧感觉每天有冰块在体内形成，越积越厚。冰块玻璃刀片一样划过皮肤，身体像戳破了的窟窿，储存过冬的热气很快从窟窿里流泻一空。那个四川老太太抵挡不了寒冷，已经第三次住进了医院。当她再次从医院回到地下室来，我听见那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女人说，我能够把你从老家接过来，已经对得住你了，不是我不孝，是我没有那么多钱再填你这个无底洞，我家里也有一双儿女要养。年轻女人的哭声，和老太太胆怯的眼神，是这个冬天形成的最大一块冰吗，谁能看见并搬动它？地下室很好地封存了一切，也在这个城市面前，保留了它不会被质疑到的完整性。我知道，还有更多的冰块在地下室形成，每个在此居住的人，他们必须心上扛着这块冰，才能涉过这个冬季。
　　漫长的冬季过去，季节开始回暖，地下室却迎来了另一场侵袭。那些看似平整光滑的水泥地面和墙壁，仿佛是被突然敲裂的水缸，不断地从缝隙处冒出水珠。一滴两滴，密密麻麻，像极了洗澡堂天花板上蒸汽形成的水滴。几乎是一夜间，强烈的气味就覆盖了所有的空间。生活中的日常用具，刚刚仔细擦拭过，第二天又长满了绿色的霉斑。已经有一对老家山东的老人（他们是环卫工人）因为呼吸不适住进了医院。我已经许久没有出去了（去图书馆借书还书除外），每天除了阅读写作，就是拿着一块毛巾与那些绿色的霉斑作殊死的搏斗。想要把它们赶出去，结果却像西西弗斯往山上推那块石头。每次消灭的那些霉斑，隔一夜又长出来。我是在做一件徒劳的事吗？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对我说，你是，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包括你逃到这个地下室来。告诉你，你逃无可逃。这是一种无孔不入的杀戮，那些经常突然在我耳边响起的恐吓，如同另一种无处不在的盯梢。声音那么刺耳：周漻烟，你别想逃离我们的控制，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那些永远也擦不去的霉斑，是他们的行为吗？我相信他们什么都能想到，什么也都能做出。就像那个长久攻击我的梦。我因此确信了这些声音可能达到的破坏力量。在这个梦中，我被固定在那面墙壁前。我觉得将我固定在那面墙壁前的东西，即便在梦中，也从未真正显现过真实的面目。就像站立在离我几米远地方的那几个背对我的人。他们有意不让我看清他们的样子，原来他们也需要隐身。但我知道他们是谁，我身上的每一处伤口，知道他们是谁。我和他们的关系，如此尖锐，犹如冰和火。他们的意图那么明显，我告诉自己不能就此沉溺下去。我要像夜色中的萤火虫，在夜色笼罩大地时，仍旧能携带着整个夜晚的压迫，在草丛中飞舞。
　　然而这样的自我提醒，经常在被毁灭的恐惧和不安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如那些突然在耳边响起的声音说的，我脱离不了他们的控制。譬如宋达峰，尽管我拉黑了他，他的信息依旧能在拦截黑名单里每天准时抵达：周漻烟，我知道你在哪里，我迟早会把你找出来。那些信息释放出精神的毒瘤，在我身体里面坐窝，制造着一个几乎不可摧毁的巨大病灶。它与那个梦互相勾连，彼此怂恿，推波助澜，将一个个惊悚的意象带到我的眼前。譬如蛇、沼泽地、深渊、爬行的蛞蝓、磨着的牙齿、洞开的墓穴、月光下飞行的白骨，抬棺材的无面人、陡峭的悬崖、塌陷的楼梯、深夜敲响的丧钟、淹死的蚁群、炸裂的镜子、突然走火的手枪、砍向月亮的斧头……它们如同被压在某个巨型舌头下的一长串歹毒的词汇，离我那么近，肆意地朝我喷射。我渴望获救。那个反复出现的梦，不肯离开，增加了救援的难度。如同梦里的我，被牢牢地固定在那里，任何自救式的努力挣扎，只会换来更大的戕害。既然他们可以自由地出入一個人的梦，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对于我，每半个月一次的外出，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风险。出地下室，快速地走过一条飘着油黏子味的马路，拐过一家茶叶店和药店，以及这个茶饮店，进入地铁，需要十分钟。这十分钟地面上的行走，已经耗费了我太多的心力。我不止一次在来往的途中，作着最坏的打算，在车厢拥挤的人群中，一抬头会撞见宋达峰，或者那些和宋达峰因心意相通而长得分不清面目的人。我想象着我被他们从乘客中单独揪出来，推推搡搡，五花大绑地押赴刑场。从图书馆借回来的书，在我挣扎时从书包里噼里啪啦掉落在地，有无数双脚在上面踩过，留下一个个肮脏的脚印。宋达峰摸着下巴笑眯眯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他的眼睛在秘密地向我传达一种语言：周漻烟，怎么样，我是不是说过，你逃不过我的手掌心。我甚至还看见了阿斌。结婚后的他面色红润，身上西装挺括，旁边依偎着一个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他漠然地看着我被宋达峰他们带走。我在他眼神中看见的是陌生，他已经不认识我了。那一刻他看我，就像在看一个没有姓名不知道籍贯何处的外来打工妹。我确信这样的眼神，再不记得我的身体曾经如何在他面前白莲花一样绽开过，他的舌头曾经无数次亲吻过她的花瓣，他也曾在某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留下过深情的泪水，毫无保留地浇灌和滋润过她。他曾捧起过她的脸，将她放在自己的胸口，他说这是离他心脏最近的地方，他要让她听听他的里面正在如何回响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周漻烟——周漻烟——周漻烟。他感激拥有这个名字的女人，是她让他明白了生命活着还有更美好的目的，就是爱。现在她在他面前，再不会在他心里激起半点波澜，她身上所有的光点，就像燃烧过后的灰烬，趋于沉寂。她变成了无数个街头为生活奔波的普通女子中的一个，她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不再有不可取代的个性，她站在那里，在人群中，并不比任何人看起来更亲切更有味道。她在他眼里是一支哑掉的箫，一面死去的湖，一棵再不会燃烧的枫树。这样的幻象让我每次都在紧张而痛苦的观察中，提前在心中预演着那场身心分离的大戏：在他们将我推搡着经过他身边时，我如何目不斜视，挺直腰杆，努力将端平的双肩和瘦削却笔直的背影留给他。我不用别人在后面推搡我，我自己迈步走向处决我的地方——如果可以选，我不要在他面前去死。
　　我忽然有了一种久违的想与人交谈的欲望。我已经许久没有跟人说过话了，沉默是一个遗忘的词语，当一个人沉默久了，放弃说话的权利，就会理所当然地被世界遗忘——对此，我并不害怕，也无不甘（难道这不是每个人都无法规避的宿命吗）。却会突然在某个瞬间，渴望在广阔的时间之海里，激起一点点浪花，证明我还在呼吸。我也知道这种想法的可笑和荒谬，然而这种想法一旦产生，就那么强烈。于是，在某个下午，我选择走进了这家生意冷清的茶饮店。它偏僻的地理位置和里面氤氲的冷清让我着迷。我失业很久，被洗劫过的钱袋再未充实，这个茶饮店正好可以提供给我足够的免费光线。我对坐在吧台那儿的女孩，也有着特别的信任和预感，我相信她是这座城市唯一我可以不用提防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可以这样倾听我说话的人。
　　这个卡座的椅子，自从我在上面坐过，便与我产生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我记得我第一次坐这张椅子，几乎用了差不多一下午的时间，来打通我与它之间的内部通话。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生命和呼吸，这张椅子和这张桌子，也同样如此。我知道它们孤独已久，在我之前，没有多少人曾经像我一样关注过它们的内心和想法，也没有人曾经留意和倾听过它们内心的声音。一把木头的椅子和一张木头的桌子，它们究竟要对我倾吐什么。我听见它们体内发出的孤独的声音，就像我体内发出的孤独的声音。我喜欢这里，不仅仅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还因为我可以心无挂碍地坐在这张属于我的卡座上——一个善良的女孩，提供给了我足够的关照，让我一直紧绷着的神经暂时得到了松弛。
　　茶饮店。黄昏。晓晓。
　　我离开人群，躲到地下室，最后又躲在这个偏僻的茶饮店。我清楚自己在这场追捕与绞杀的游戏中，我的胜算究竟有多少。他们说这是我内心的幻象，是我庸人自扰，因为我患病了，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看问题。是的，我患病了。如果我没有一次次被强奸，我就不会患病，也可以像他们那样活着。你知道是谁强奸了我吗？她再次直视着我的眼睛问。我知道她每次的提问，也都是自问，于她，答案早就有了。
　　她停止了叙述。她说这是她来北京这些年，说得最多的一次，身体像掏空了一样。不过感觉很好，一身轻松。她甚至还开起了玩笑，说病好像痊愈了，自己可以像一只鸽子那样轻盈地飞着走路了。我从她对面的椅子上起身，走到后面的操作间，准备給她做一碗她爱吃的蔬菜面。等我端着面从后面的操作间出来，发现她已经走了。只有那本《孤独，一个人的狂欢》还遗忘在桌子上。
　　翌日。中午。晓晓。
　　今天余叔来了，偷偷地告诉我茶饮店只能做到月底了。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曲里拐弯的亲戚关系，父亲又将我托付给他照顾，他对我还算不错，有事基本上不会隐瞒我。店的转让是暗中进行的，蔡师傅对此毫不知情。店里确实生意不好，入不敷出，蔡师傅有三个月没发工资了。我的，余叔到月底会背着蔡师傅单独微信转账给我。余叔说，他在西单那儿开了一家火锅店，下个月开张，到时候让我过去帮忙。我没有问茶饮店关了蔡师傅怎么办，他的三个月工资你什么时候发给他，这个问题不用问，答案已经摆在那里。我跟余叔就请了几个小时假，扬了扬手中昨天周漻烟丢在桌子上的书，说给一个常来店里消费的顾客送去，她就住在附近的地下室里。从店里走出来时，余叔坐在吧台那儿打电话，我碰见蔡师傅正在卖力地将一箱鸡蛋往店里搬。我不敢看他，心里乱糟糟的，替他难过，也替自己难过。
　　昨晚店里打烊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给周漻烟发了信息，告诉她她有一本书落在店里。她回信说，书不是从图书馆借的，是她买的，就送给我了。我这才注意到，书上确实没有贴着图书借阅编码。早上醒来，一打开手机，就收到她发来的一条信息，发送时间是凌晨三点半。她在信息上说，我昨晚回来，很快就上床睡觉了——这么久以来，竟然第一次睡得那么沉，也第一次没有做那个噩梦。但我做了另外一个梦。我梦见老家的院子，父亲穿着雪白的衬衫站在那棵苦楝树下。苦楝树在开花，细碎的粉色小花，成串地从绿色的树叶里垂下来，苦涩的香味像母亲在为我熬的中药的香味。父亲依旧在唱老戏，他看起来很年轻——比任何时候都年轻，眼睛里盛放着笑意。那些死去的鸽子又复活了，盘旋在院子上空，咕咕咕咕地叫着。 　　给周漻烟送书，不过是一个借口，我其实只是想去看看她。自从昨天跟我讲了她的故事，我就迫切地渴望再见她一面，我有一种预感，她是在用这种方式跟我告别。
　　认识这么久，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她居住的地下室。如果不是她，我根本不知道人可以住在这样的地方。在老家，我住的房子比普通人都要宽敞明亮而舒适。就是在这儿，因为余叔帮忙，我住的地方尽管不大，也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还有一个半新的大衣橱和写字台。我所有的衣服，都整整齐齐地挂在这个大衣橱里，写字台上放着我平时看的几本书，看上去也还整洁。去找周漻烟的途中，我想起了小丸子，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北京。如果某一天，我们真的遇上了，会聊些什么。不管是哪种话题，应该不会是之前的那些决绝的蠢话了吧。毕竟，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活着，我们还有爱我们的亲人。一个人，当他无法割裂与亲人的关系，就没有权利随随便便决定自己的生死，哪怕他多么渴望去践行这个行为，多么不理解他置身的这个他搞不懂的世界。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快步朝前走着，很快就走到了周漻烟居住的那个地下室门口。老远就看见入口处的台阶上，大包小包堆成了山。地上另外放着一些过日子用的锅碗瓢盆，许多操着外地口音的人，正哼哧哼哧地往外搬东西。我疾走几步，向其中的一个人打听，他面色愁苦地说他们正在搬家，搬得这么急，还不知道今晚去哪儿住去呢！说完，他手朝墙上一指，我看见上面贴着一个通告，大意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从某月某日开始，北京市所有地下室將不得对外出租。
　　我想进去，一个房东模样的中年男人拦住了我，问我找谁。我说，我要找周漻烟，她有一本书落在我店里了。他说，你别进去了，她一早就搬走了。我说，有人过来帮忙吗？他说没有，就她一个人，她没什么东西，就几件衣服和一大袋子书。
　　周漻烟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她没有钱，不知道能去哪里。凭我对她的了解，应该不会去找她的同学钱明明，尽管钱明明一直对她很好。我想起她凌晨三点半发给我的那条信息，这能说明什么呢？记得之前她有一次对我说，收到母亲从老家寄来的一封信，让她别再去找父亲了。说跟她父亲在一起的那个女人怀孕了，他们打算要去新疆了（女人的哥哥在新疆贩大枣发家了，已经在乌市买房落户）。周漻烟现在在哪里？人的存在和消失真的很有意思，周漻烟就这样如她的名字一样，化成了一股轻烟。我给她打电话，始终是“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两个月后，在我收拾停当，准备离开北京时，再给她打电话，则改成“你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责任编辑：杨 希
　　作者简介
　　桦君，原名汪花君，安徽芜湖人。有诗歌、评论、小说发行于《诗刊》《雨花》《星星》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