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贾谊针对西汉初期诸侯王势力的不断膨胀所带给中央政府的危害，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有效限制了诸侯王的势力；针对匈奴的不断侵扰，提出了大一统的“首足”观以及设“五饵”的主张，为西汉处理汉匈关系提出了可行措施。这些思想和策略对西汉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贾谊；众建诸侯少其力；五饵
西汉前期随着诸侯王地方势力的不断膨胀及匈奴的不断侵扰，许多官吏都感到事态严重，而多方寻求解决的办法。贾谊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出众的政治才干，从当时的时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和策略，其中最值得探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汉朝建立后，在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就认为“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1]为了避免重蹈秦亡覆辙，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就必须在地方行政体制上进行必要的变通，形成了郡国并行的地方体制。
在文帝即位的第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发动武装叛乱；三年后，淮南王刘长步刘兴居后尘发动叛乱。时任梁王太傅的贾谊上了有名的《治安策》。沉痛地向文帝进谏：“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1]贾谊清楚认识到诸侯王的势力已经发展到危及中央政权的严重地步，认为当时的形势就是：“夫抱火厝之积新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1]这样下去迟早会酿成重大的政治危机。贾谊接着又分析了现在没有出现这种危机的原因，“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所置傅、相方握其事。”[1]贾谊之所以反复强调事态的的严重性，是希望引起最高统治者对事态的警惕，及时采取措施。
贾谊又从汉初异姓诸侯王的覆灭得出一条经验教训：“大抵强者先反。”[1]贾谊认为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上诸侯王的关系，关键是改革封邦建国制度，从实力上削弱地方诸侯王从而加强中央力量。鉴于这种情况，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1]对诸侯采取化大为小的办法，逐步削弱各个王国的地盘，铲除其为乱的实力。“这是一种很高明的策略，王夫之称之为：“阳予阴夺之术”。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具体实施方案就是地制。贾谊深刻的认识到诸侯王势力的大小与国土地面积的大小以及统治的人数多少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割地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使每一个诸侯王势力逐步削弱从而使西汉政府的力量不断壮大。“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1]诸侯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对巩固西汉的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贾谊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为受益的是那些新受封的诸侯们，这就避免了诸侯王与汉王朝的直接对立，从而得到汉文帝的采纳。于是文帝十五年把齐国一分为六，立齐悼惠王六子为王。史称：“文帝怜悼惠王嫡嗣之绝，于是乃分齐为六国，尽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见在者六人为王。”[1]文帝十六年“乃徙淮南王喜复王故城阳，而立厉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1]文帝的这种做法既分割削弱了诸侯王势力，又受到新封诸侯的拥护，证明贾谊的主张是可取的，这种主张为后来武帝“推恩令”的制定与推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对匈奴的政策
秦时已经兴起的匈奴势力逐渐强大，匈奴控制北部边境的广大地区，且与西汉有漫长的边境线，势力十分强大，对西汉构成重大威胁。由于汉朝刚刚建立，政权尚未巩固，经济需要恢复，无力对匈奴作战。特别是在白登之围后，汉高祖只好采纳娄敬“和亲”的建议，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量的财物并与匈奴约为兄弟，以缓解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匈奴所造成的外患。贾谊对于这种情况非常忧虑，为此贾谊提出了设“五饵”的战略构想。
“五饵”是贾谊对匈奴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分化、瓦解匈奴。所谓“五饵”是分化匈奴人并使匈奴人内归于汉的五种方法。
其一，以锦绣华饰坏其目。贾谊认为想要匈奴的归附，就必须让他们亲身体会上层汉人优越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尊贵。但是对匈奴的赏赐又不能搞平均主义，只赏赐那些归降汉朝的匈奴人，让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驾着漂亮的马车，享受尊贵的待遇，以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来吸引匈奴人归汉。
其二，以“美胾膹炙”坏其口。[2]也就是贾谊说的：“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众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具醯醢。”[3]这样那些观看的人都会宣传汉朝的美味佳肴，以改变匈奴人的饮食习惯来汉化匈奴。
其三，以“音乐舞蹈坏其耳”。[2]也就是贾谊说的：“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但乐，吹箫鼓鼗，倒挈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闲击鼓，舞其偶人昔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强上客之，后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使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3]用音乐舞蹈感染匈奴人以使其汉化。
其四，以财富厚赏坏其腹。[2]也就是贾谊说的：“陛下必时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囷京，厩有编马，库有阵车，奴婢诸婴儿畜生具，令此时大具，召胡客，飨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乐。令此其居处乐虞囷京之畜，皆过其故”[3]即用定居生活和拥有庞大的固定私产使匈奴人抛弃游牧生活。
其五，厚待匈奴的贵族子弟以坏其心。[2]这是“五饵”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诱饵。即“若上于胡婴儿及贵人子好可爱者，上必召幸大数十人，为此绣衣好闲且出则从，居则更侍。”[3]即让匈奴贵族子弟从幼年起便全面接受汉文化汉生活，从而从根本上促使匈奴汉化。
所谓“五饵”的设想就是让匈奴人尤其是匈奴贵族认同汉文化，全面汉化，最终放弃游牧生活而融入汉文化之中。这样“五饵”不仅成为与匈奴单于进行争夺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来逐步削弱匈奴，而且可彻底解除游牧民族对定居农耕民族的侵扰。这种提倡用先进的文化与文明来改变匈奴人的思想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从当时贾谊所处的时代来看，毫无疑问汉朝的物质、文化都要高于匈奴，贾谊所提出的“盛服车乘”及“音乐舞蹈”汉化匈奴人实质就是利用匈奴人对汉朝文化的向往与喜爱，促使匈奴人汉化，直至归顺汉朝，与汉人融为一体，达到不战而屈匈奴之兵的目的。
三、影响
贾谊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华、敏锐的眼光根据当时国家的形势揭示社会的主要矛盾，创造性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五饵”等主张和策略，为西汉政府政策的实施提供依据。
其一，贾谊清醒地认识到诸侯王势力严重威胁着西汉的中央集权，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极大的巩固了西汉中央集权。虽然文帝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全推行，但到了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不仅领土大大缩小，而且兵权、财权也被汉朝政府任命的官吏所掌握。再到后来武帝时期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让诸侯王分割自己的领土以分封自己的每个儿子，使诸侯王只能衣食税租不能参与政事，从根本上解决了地方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这样经过文帝、景帝、武帝三代人的努力终于消除了诸侯王势力对中央的威胁，解决了中央政权与地方分封势力的矛盾，使西汉实现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
其二，贾谊提出的“五饵”实际上为文景两代坚持“和亲”政策做了理论上的论证，但是“五饵”与高祖至吕后时期的和亲政策又不完全一样。为汉朝赢得了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后来汉武帝战胜匈奴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王兴国.贾谊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贾谊.新书[M].陕西：三秦出版社，1999.
关键词：贾谊；众建诸侯少其力；五饵
西汉前期随着诸侯王地方势力的不断膨胀及匈奴的不断侵扰，许多官吏都感到事态严重，而多方寻求解决的办法。贾谊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出众的政治才干，从当时的时局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和策略，其中最值得探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汉朝建立后，在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时，就认为“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1]为了避免重蹈秦亡覆辙，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就必须在地方行政体制上进行必要的变通，形成了郡国并行的地方体制。
在文帝即位的第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发动武装叛乱；三年后，淮南王刘长步刘兴居后尘发动叛乱。时任梁王太傅的贾谊上了有名的《治安策》。沉痛地向文帝进谏：“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1]贾谊清楚认识到诸侯王的势力已经发展到危及中央政权的严重地步，认为当时的形势就是：“夫抱火厝之积新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1]这样下去迟早会酿成重大的政治危机。贾谊接着又分析了现在没有出现这种危机的原因，“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所置傅、相方握其事。”[1]贾谊之所以反复强调事态的的严重性，是希望引起最高统治者对事态的警惕，及时采取措施。
贾谊又从汉初异姓诸侯王的覆灭得出一条经验教训：“大抵强者先反。”[1]贾谊认为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上诸侯王的关系，关键是改革封邦建国制度，从实力上削弱地方诸侯王从而加强中央力量。鉴于这种情况，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1]对诸侯采取化大为小的办法，逐步削弱各个王国的地盘，铲除其为乱的实力。“这是一种很高明的策略，王夫之称之为：“阳予阴夺之术”。
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具体实施方案就是地制。贾谊深刻的认识到诸侯王势力的大小与国土地面积的大小以及统治的人数多少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割地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就是使每一个诸侯王势力逐步削弱从而使西汉政府的力量不断壮大。“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1]诸侯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对巩固西汉的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贾谊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因为受益的是那些新受封的诸侯们，这就避免了诸侯王与汉王朝的直接对立，从而得到汉文帝的采纳。于是文帝十五年把齐国一分为六，立齐悼惠王六子为王。史称：“文帝怜悼惠王嫡嗣之绝，于是乃分齐为六国，尽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见在者六人为王。”[1]文帝十六年“乃徙淮南王喜复王故城阳，而立厉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1]文帝的这种做法既分割削弱了诸侯王势力，又受到新封诸侯的拥护，证明贾谊的主张是可取的，这种主张为后来武帝“推恩令”的制定与推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对匈奴的政策
秦时已经兴起的匈奴势力逐渐强大，匈奴控制北部边境的广大地区，且与西汉有漫长的边境线，势力十分强大，对西汉构成重大威胁。由于汉朝刚刚建立，政权尚未巩固，经济需要恢复，无力对匈奴作战。特别是在白登之围后，汉高祖只好采纳娄敬“和亲”的建议，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量的财物并与匈奴约为兄弟，以缓解匈奴对汉朝的侵扰，但是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匈奴所造成的外患。贾谊对于这种情况非常忧虑，为此贾谊提出了设“五饵”的战略构想。
“五饵”是贾谊对匈奴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分化、瓦解匈奴。所谓“五饵”是分化匈奴人并使匈奴人内归于汉的五种方法。
其一，以锦绣华饰坏其目。贾谊认为想要匈奴的归附，就必须让他们亲身体会上层汉人优越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尊贵。但是对匈奴的赏赐又不能搞平均主义，只赏赐那些归降汉朝的匈奴人，让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驾着漂亮的马车，享受尊贵的待遇，以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来吸引匈奴人归汉。
其二，以“美胾膹炙”坏其口。[2]也就是贾谊说的：“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众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赐食焉。饭物故四五盛，美胾膹炙，肉具醯醢。”[3]这样那些观看的人都会宣传汉朝的美味佳肴，以改变匈奴人的饮食习惯来汉化匈奴。
其三，以“音乐舞蹈坏其耳”。[2]也就是贾谊说的：“令妇人傅白墨黑，绣衣而侍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为其胡戏，以相饭。上使乐府幸假之但乐，吹箫鼓鼗，倒挈面者更进，舞者蹈者时作。少闲击鼓，舞其偶人昔时乃为戎乐携手胥强上客之，后妇人先后扶侍之者固十余人，使降者时或得此而乐之耳。”[3]用音乐舞蹈感染匈奴人以使其汉化。
其四，以财富厚赏坏其腹。[2]也就是贾谊说的：“陛下必时有所富，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厨处，大囷京，厩有编马，库有阵车，奴婢诸婴儿畜生具，令此时大具，召胡客，飨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乐。令此其居处乐虞囷京之畜，皆过其故”[3]即用定居生活和拥有庞大的固定私产使匈奴人抛弃游牧生活。
其五，厚待匈奴的贵族子弟以坏其心。[2]这是“五饵”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诱饵。即“若上于胡婴儿及贵人子好可爱者，上必召幸大数十人，为此绣衣好闲且出则从，居则更侍。”[3]即让匈奴贵族子弟从幼年起便全面接受汉文化汉生活，从而从根本上促使匈奴汉化。
所谓“五饵”的设想就是让匈奴人尤其是匈奴贵族认同汉文化，全面汉化，最终放弃游牧生活而融入汉文化之中。这样“五饵”不仅成为与匈奴单于进行争夺民众的一个重要手段来逐步削弱匈奴，而且可彻底解除游牧民族对定居农耕民族的侵扰。这种提倡用先进的文化与文明来改变匈奴人的思想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从当时贾谊所处的时代来看，毫无疑问汉朝的物质、文化都要高于匈奴，贾谊所提出的“盛服车乘”及“音乐舞蹈”汉化匈奴人实质就是利用匈奴人对汉朝文化的向往与喜爱，促使匈奴人汉化，直至归顺汉朝，与汉人融为一体，达到不战而屈匈奴之兵的目的。
三、影响
贾谊以其卓越的政治才华、敏锐的眼光根据当时国家的形势揭示社会的主要矛盾，创造性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五饵”等主张和策略，为西汉政府政策的实施提供依据。
其一，贾谊清醒地认识到诸侯王势力严重威胁着西汉的中央集权，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极大的巩固了西汉中央集权。虽然文帝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完全推行，但到了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不仅领土大大缩小，而且兵权、财权也被汉朝政府任命的官吏所掌握。再到后来武帝时期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让诸侯王分割自己的领土以分封自己的每个儿子，使诸侯王只能衣食税租不能参与政事，从根本上解决了地方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这样经过文帝、景帝、武帝三代人的努力终于消除了诸侯王势力对中央的威胁，解决了中央政权与地方分封势力的矛盾，使西汉实现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
其二，贾谊提出的“五饵”实际上为文景两代坚持“和亲”政策做了理论上的论证，但是“五饵”与高祖至吕后时期的和亲政策又不完全一样。为汉朝赢得了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后来汉武帝战胜匈奴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王兴国.贾谊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贾谊.新书[M].陕西：三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