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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几乎一直未曾远离战火。待到被文学家们用文字转述时，大约是抗战文学开始的战争叙事。在接下来的文学链条上，相继出现了解放区文学中的战争书写和17年时期的战争书写，逐渐形成一种占据主流地位的战争文学传统，其影响之大，直到20世纪80 年代末才开始发生改变。显然这是一种宏大叙事，其特点可用利奥塔的一段话描述。利奥塔认为，“宏大叙事”本是为了指明：那些具有现代性质的科学一直在利用历史哲学的元话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支撑元话语的就是宏大叙事，包括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与远大目标。①
在由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和17年文学所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语境中，有关战争的宏大叙事正体现出上述特征。即在某种历史哲学的引导下，文学在表现战争生活时，以高于生活的写作姿态，力求从战争中提炼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以军（士兵）民（农民）为主角，汇成一曲雄壮的集体大合唱，响彻乡间田野为代表的战场，在这样的战争文学书写中，都市中的个体及其日常生活状态被忽略了。可是，当我们仔细捡拾一番现当代文学史，在大一统的文学格局中，也能发现少数“他者”的身影；在震耳欲聋的合唱之外，还有几许尽管微弱，却也足够另类的声音。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就是其中之一。
张爱玲一向疏离乃至颠覆宏大叙事，可是这并不妨碍她也来写战争。考察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会发现，战争与张爱玲的写作命运有一种吊诡的联系：战争带来的某种空隙（文学的、政治的、文化语境的等等），让张爱玲可以放恣地写小我及其私人空间，催生她井喷般的写作灵感，在乱世中观世相，她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表意方式，并且迅速走上自己的文学巅峰；然而另一方面，战争使得人生变得难以把握，从而引发她对人类前途未卜的喟叹与惶恐。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她不止一次提及自己时常感到 “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之中的威胁”。当此时，拼命抓住日常生活成为获得自我确认的有效途径。所以到战争中闻听寻常人生的真实回声，也是张爱玲不能错过的选择。尽管她曾自称“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但是和战争直接有关的篇目并非没有，这里拣出《烬余录》《封锁》《倾城之恋》三篇作品进行解读。虽然体裁有别（1篇散文、2篇小说），却包含有共同的因素：现代战争背景下（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沪港）个体及其日常生活。这就可能使我们对她笔下的战争书写认识拓展到这样的层面：即反观现代战争中普通人的“常”与“变”，张爱玲是以都市个体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为切入口。三篇作品的命名也颇有意味：“烬余”“倾城”“封锁”，无一例外是对战争造成的人性与文明的破坏的像喻：包含了废墟、毁灭、荒原、孤绝之意。
一 、《烬余录》：“不相干的”战争
“碎片”——小历史
谈《烬余录》不能不说她和香港的渊源。从成名到离开大陆，沪港两地的双城生活是张爱玲重要的写作资源。1939年，19岁的张爱玲辗转香港大学读书，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她在纷飞战火中捱到1942年，不得已中止了大学生涯，返回自己的城市上海——此时上海也沦为孤岛。直到抗战胜利，张爱玲蛰伏沪上，在一种特殊的战争背景下创造了自己的文学时代。
这篇战争回忆录写于张爱玲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1944年。此时，距离港战发生已过去两年。然而战争给她带来的生命震荡似乎记忆犹新，一向处变不惊到冷漠地步的张爱玲提起笔来，仍有痛定思痛之感：“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 “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这种看似颇为矛盾的表述，恰恰包含其个人的一种历史观在内：“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因为“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全不相干”的印象与记忆，正是张爱玲式的叙述历史的起点。她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颇为郑重其事的“声明”：“一般所说的‘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小说里……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是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②
张爱玲的见解当中，也包含一个女性在回望/叙述历史时所持的性别姿态——对细节、“生趣”所蕴含的寻常人生的倚重。需要注意，张爱玲所代表的女性身份有点特殊，既非五四精英/激进知识分子，也非鸳鸯蝴蝶派式的市民知识分子，更非一般城市小市民，（尽管她曾坦言自己最喜欢承认自己是小市民，但小说家言不可尽信，是否故意挑战“大”市民？或是出于反讽的语言策略都有可能）。换言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谱系和小市民谱系中均无法安放张爱玲，张爱玲的身份可以用她自己发明的一个称谓来指代，那就是女性“轻性知识分子”。
那么这样的“轻性知识分子”大致有如下特点：葆有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自立果敢，有一种机智清平的见识；去除了一般知书识字者咬文嚼字的积习，偏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人生；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乐趣，却有一份严肃的人生观；对日常生活有同情的理解，但不沉溺颓废，不会堕落。（关于这一身份的发现、梳理与研究，倪文尖有过详细的讨论，此处不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定位，给我们提供了一把解读或打开张爱玲战争书写视角的钥匙。
现当代文学中的战争书写，李欧梵曾指出：“描写中国人民抗日受难的故事很多，但大多数是有血有泪的伤感式叙述，感人有余，但‘剧力’不足，因为没有‘距离感’，更没有任何反讽或讽刺的意味。”③如果说，那些作品呈现的是一个个不畏牺牲英勇赴死的血性战士和“血色浪漫”世界，张爱玲的《烬余录》所讲述的全然是一个平常到有点“不对”的世界。张爱玲以近乎冷漠的声音和旁观者的姿态，集讲述者与记录者于一身，坦言她的战争感观。她把镜头聚焦于香港这样一个殖民地都市，如实再现香港围城18天发生的 “战事”——那是一些“低到尘埃里去”、琐屑到不能再琐屑的人生零碎。 囿于个人见闻，张爱玲笔下的 “战场”，首先来自她所在的贵族学校。战争开始那一天，港大学生为了学校无法举行考试而欢呼雀跃。陡然跌入出生入死境地，学生们的行为举止大多数是与近在咫尺的战争现实主动“脱节”，进而朝着更加庸常的一面滑去，他们的确是把一己的心智兴趣投放在了“全不相干的事”上。一个女生首先发愁的是没有适合战争的衣服可穿。另一名女生不顾炸弹在隔壁炸响，宁可拖延时间也要设法把装满漂亮衣服的大皮箱运到山下，当她穿着织锦缎旗袍穿梭于防御工事，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和勇气。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则冒着枪林弹雨进城看卡通电影，回宿舍后又独自到浴室泼水、唱歌。学校停课后，无家可归的学生们为解决膳宿而到防空总部报名做防空团员，可是还没来得及明白防空员的职责，仗已经打完。战事期间，他们也曾耳闻目睹“流血”与 “牺牲”，那是一位被炸弹擦伤稍微失血的青年——他因自己成为众人的关注焦点而格外愉快；另一位则是学校的历史学教授——这位英国人被征入伍，在回军营的路上被同胞哨兵开枪误杀。这里的“流血牺牲”显然不具备崇高与悲壮，却充斥着“荒谬的反讽”。④
另一“战场”来自大学堂临时医院，张爱玲和她的同学们担任临时看护。当一个受尽磨难的伤员终于死去，“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这样的冰冷细节书写，不但照出人类的自私冷酷，也向读者曝出令人诧异的另类战争景观，那是一种类似“谐闹喜剧”⑤的战时行为和心理。不得不承认，这是张爱玲给文学上的战争书写留下的荒凉、荒诞之笔。
无疑，张爱玲亲历的战事无一发生在主战场，但是她在准后方的发现也足以令人瞠目：战争竟然给人们带来空前的“吃”的喜悦。仿佛是为了转移战争带来的恐慌，人们找到了一味定心丸——“吃”。 “香港从来没有这样嘴馋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吃。”从冰激凌、小黄饼、罐头牛羊肉、甜面包、三角饼到“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无所不吃，而最“下流的，反常的”“吃”当属这一幕：“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不但如此，战时香港人也超常发挥着“吃”的聪明才智和热情。 “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这种不约而同的全民厨师化：同样是一出出“谐闹喜剧”。
除了“饮食”，另一种战争景观便是“男女”。朝不保夕的绝望与空虚之下，人们无法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一对男女不惜在防空办公室等几个钟头去领结婚证，“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滞留宿舍的学生“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从这样的“生趣”展现中，张爱玲感到的是沉重与失望：“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事实是如此。”
《烬余录》读上去颇似一份口述战争史。只不过它绝非大历史，而是一份囿于个人角度的记忆，一些个人化的历史碎片。然而，不要误以为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只是冷血和琐屑，玩世和嬉皮。恰恰相反，通常我们所谓的“以小见大”，此间也有。余斌曾说：“她有一份严肃的人生观，对人生能保持强烈的好奇，强烈的爱好，而生活对于她始终充满了新鲜。”⑥ 这段评语套用到张对战争的态度，同样合适。在这些不相干的“碎片”里，张爱玲以超越个人经验的人生态度，时而冷眼旁观，时而凛然自审，发现了战争带来的历史/文明/人性的吊诡之处：战争撇去了一切虚浮的东西，“存活”下来的竟只有食性，而且苟存者各个心安理得地如此“活着”。这可能就是张爱玲的小历史叙事：经由“一寸寸”的“活的”人生，发现了人性的本能。只是，“她一般不把个人、人性所应承担的责任推至社会、历史之类外部因素，而视之为人性自身的普遍缺陷”。所以，她要表达的是对人类的悲悯与自嘲。
如果说，《烬余录》所记载的“战争史”偏于客观中立的纪实，人物也形形色色，其中的性别立场尚不明显，那么以下两篇小说则侧重于对现代战争背景下都市中产阶级女性命运遭际的关注。
二、《封锁》：虚拟战争中的“出轨”
《封锁》写于1943年。这篇小说，又像一幅速写，场景来自现代都市的一个公共空间——电车车厢。挤在车上的芸芸众生由于突如其来的空袭，被临时封锁在这样一被个悬置的时空，每个人都因“封锁”而与原先的现实“脱节”。车厢里的人仿佛一瞬间都变成名副其实的现代人——独立自由的个体，告别过去告别旧我，偷欢也罢，放纵也好，尽可享用自己的片刻人生。人性的出轨从虚拟的战争缝隙中得以探出头来。先是两个乞丐趁机提高喉咙唱将起来，在“从来没有这么静过”的上海白天出了一回“风头”，还引来电车司机的呼应。两个熟识的乘客旁若无人地大声议论同事，一位妻子大声告诫手拎熏鱼的丈夫别弄脏了裤子，一个老头子用搓核桃的小动作代替思想的痛苦。在难捱的寂静和等待中，车厢的人以“看” 来填补空虚：看报、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看街上的广告，看客中，似乎只有吕宗桢和吴翠远在“思想”。吕宗桢因换座位而发现了旁边的吴翠远，他们由最初的为消磨时间而闲聊，进而迅速发展到“相爱”并讨论结婚，于是一对原本平庸的陌生男女无师自通地上演了一场“浪漫邂逅”。然而封锁刚刚解除，男子便回到原位，继而走下电车奔赴家中，像一只乌壳虫 “爬回巢里去了”——晚饭的餐桌上，他俨然是一家之主：威严地接过太太送上的热茶，缓缓地检查儿子的功课。“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一对都市男女就在虚惊一场的空袭中上演了一出精神出轨的尴尬游戏。
《封锁》以“惊愕”的方式颠覆了萍水相逢式的浪漫和诗意，吕宗桢和吴翠远的“封锁悖论”抛给读者一个难题：是该谴责吕宗桢的引诱欺骗、始“乱”终“弃”，还是该嘲笑吴翠远的轻信天真甚至愚不可及？抑或，该感谢“封锁”制造的浪漫泡沫，还是该诅咒封锁的结束摧毁了这泡沫？其实作者原本无意提供答案，只想用一种揶揄的笔法，把现代都市男女置于准战争的放大镜之下，勾画其猥琐与放恣、幻想与现实、可靠与易变之间的参差不齐。 饶有意味之处还在于，前述《烬余录》与《封锁》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文本（无论故事还是体裁），两者却有奇妙的互文性，烬余录的结尾表达了《封锁》带给我们的“启示”：“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我们只顾忙着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寻找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寄托讽刺与同情才是作者初衷。
三、《倾城之恋》：世界末日催生的“爱”
如果说，《烬余录》和《封锁》借战争反观人性的不可靠，也暴露出包括张爱玲在内的都市市民国族观念的冷漠和生活态度的虚浮不彻底，一如既往地透出张爱玲式的苍凉哲学，那么《倾城之恋》传达的人生态度是否要积极一点温暖一些？在这篇小说中，一直运气欠佳的白流苏，在历经离异、寄居娘家遭人冷眼、被花花公子范柳原引诱继而供养的尴尬境遇之后，几乎要沦入始乱终弃，却因为香港战争的突然爆发，原本要远走英国的范柳原竟然转身回来，死心塌地和她完婚。战争的“洗礼”让他决定要认真过生活，与流苏做一对平凡世俗的夫妻。一向玩世不恭的范柳原甚至对流苏说了实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个结局并非真正的大团圆，但是毕竟战争让两个人滋生出一点真爱，并且要凭着这点温热度过余生。悲耶喜耶？张爱玲在此给予的反讽意味其实更大：一点真爱的诞生要等到世界末日。“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只有借助“倾城”这样灭顶式的战争事件，才能诞生白流苏这样一个的“幸运儿”。这里，张爱玲洞察并预言了女性自己无法主宰的命运。
张爱玲的大多数作品似乎远离战争，其实那些拼命抓住日常生活的都市男女头顶所悬的斯摩达克斯之剑正是战争。以这三篇来看，张爱玲对战争的书写仍然没有脱离其一贯的“谈性论食”。⑦她放弃对战争中人类激昂飞扬那一面的捕捉，开拓战争领域里的私人生活空间，冷眼旁观乱世中的市民醉生梦死的一面：因死亡恐惧而催生的近乎狂欢的对日常生活的痴迷；孜孜专注于饮食男女的及时行乐，金钱至上个人至上的“价值”取向。其背后恰恰隐藏着现代人巨大的精神空洞。
张爱玲试图告知世人，当日常生活遭遇战争，人类的文明和本能会跌落到原始的荒凉。需要指出的是，站在女性日常生活的角度，这种发现带有明显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下笔女性经历的常与变，却少有顾影自怜的伤感或孤芳自赏的礼赞，多的是反讽与自嘲。这里面，张爱玲似乎在展现女性与战争之间的对立和博弈，是否可以将此写作归入女性主义者惯常采用的“重述历史”立场——“在历史中重现妇女”？在此，战争与女性的命运遭际又是一种吊诡：可谓成也战争败也战争，白流苏“幸福”的人生“成”于战争，吴翠远耻辱的电车“奇遇”乃是“败”于战争。
“战争所反映的历史本相以及生活形态，也极显了人类在非常态的情境下表现出的特异的战争文化现象。”⑧战争将使人类的精神走向何处？在张爱玲看来，无非两个归宿：滞留原地或倒退回原始本能；战争的价值何在？张爱玲告诉我们：两败俱伤，没有胜者。这或许就是张爱玲在战争背景下张望人性和文明的答案。
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在中国现代战争文学谱系中虽非主流，却也足够另类。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中期，当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作家们普遍把目光投向乡间田野为代表的战场，张爱玲选择了1940年代的沪港沦陷区；当军（士兵）、民（农民）成为战争文学的英雄主角，张爱玲关注的是都市中“软弱的凡人”；当追求史诗与壮剧成为写作主流，张爱玲却孜孜于从“全不相干的事”上面发现“人生的所谓‘生趣’”、捕捉“时代的总量”；当作家们以大合唱的方式讴歌英勇善战、流血牺牲，张爱玲却对战争中文明的停滞或倒退极尽反讽之能事。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在在彰显其独特的写作姿态、历史观和性别意识。
注释：
①[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②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系列》（下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③④⑤李欧梵：《苍凉与世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第9页。
⑥余斌：《张爱玲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⑦倪文尖：《“轻性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的表意实践》，转引自高瑞泉、[日]山口久和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72页。
⑧陈思和：《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转引自《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⑨肖向东：《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基于‘战争人性’与‘人学’视角的观察》，《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性别想象与现代认同”（项目编号：11YJA751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编辑部 ）
责任编辑 马新亚
在由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和17年文学所形成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语境中，有关战争的宏大叙事正体现出上述特征。即在某种历史哲学的引导下，文学在表现战争生活时，以高于生活的写作姿态，力求从战争中提炼历史发展的本质、规律。以军（士兵）民（农民）为主角，汇成一曲雄壮的集体大合唱，响彻乡间田野为代表的战场，在这样的战争文学书写中，都市中的个体及其日常生活状态被忽略了。可是，当我们仔细捡拾一番现当代文学史，在大一统的文学格局中，也能发现少数“他者”的身影；在震耳欲聋的合唱之外，还有几许尽管微弱，却也足够另类的声音。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就是其中之一。
张爱玲一向疏离乃至颠覆宏大叙事，可是这并不妨碍她也来写战争。考察张爱玲的文学生涯会发现，战争与张爱玲的写作命运有一种吊诡的联系：战争带来的某种空隙（文学的、政治的、文化语境的等等），让张爱玲可以放恣地写小我及其私人空间，催生她井喷般的写作灵感，在乱世中观世相，她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表意方式，并且迅速走上自己的文学巅峰；然而另一方面，战争使得人生变得难以把握，从而引发她对人类前途未卜的喟叹与惶恐。在张爱玲的文章中，她不止一次提及自己时常感到 “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之中的威胁”。当此时，拼命抓住日常生活成为获得自我确认的有效途径。所以到战争中闻听寻常人生的真实回声，也是张爱玲不能错过的选择。尽管她曾自称“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但是和战争直接有关的篇目并非没有，这里拣出《烬余录》《封锁》《倾城之恋》三篇作品进行解读。虽然体裁有别（1篇散文、2篇小说），却包含有共同的因素：现代战争背景下（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沪港）个体及其日常生活。这就可能使我们对她笔下的战争书写认识拓展到这样的层面：即反观现代战争中普通人的“常”与“变”，张爱玲是以都市个体尤其是中产阶级女性的生活为切入口。三篇作品的命名也颇有意味：“烬余”“倾城”“封锁”，无一例外是对战争造成的人性与文明的破坏的像喻：包含了废墟、毁灭、荒原、孤绝之意。
一 、《烬余录》：“不相干的”战争
“碎片”——小历史
谈《烬余录》不能不说她和香港的渊源。从成名到离开大陆，沪港两地的双城生活是张爱玲重要的写作资源。1939年，19岁的张爱玲辗转香港大学读书，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她在纷飞战火中捱到1942年，不得已中止了大学生涯，返回自己的城市上海——此时上海也沦为孤岛。直到抗战胜利，张爱玲蛰伏沪上，在一种特殊的战争背景下创造了自己的文学时代。
这篇战争回忆录写于张爱玲创作生涯的巅峰时期——1944年。此时，距离港战发生已过去两年。然而战争给她带来的生命震荡似乎记忆犹新，一向处变不惊到冷漠地步的张爱玲提起笔来，仍有痛定思痛之感：“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 “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这种看似颇为矛盾的表述，恰恰包含其个人的一种历史观在内：“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因为“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全不相干”的印象与记忆，正是张爱玲式的叙述历史的起点。她在另一篇文章中，也有颇为郑重其事的“声明”：“一般所说的‘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小说里……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是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②
张爱玲的见解当中，也包含一个女性在回望/叙述历史时所持的性别姿态——对细节、“生趣”所蕴含的寻常人生的倚重。需要注意，张爱玲所代表的女性身份有点特殊，既非五四精英/激进知识分子，也非鸳鸯蝴蝶派式的市民知识分子，更非一般城市小市民，（尽管她曾坦言自己最喜欢承认自己是小市民，但小说家言不可尽信，是否故意挑战“大”市民？或是出于反讽的语言策略都有可能）。换言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谱系和小市民谱系中均无法安放张爱玲，张爱玲的身份可以用她自己发明的一个称谓来指代，那就是女性“轻性知识分子”。
那么这样的“轻性知识分子”大致有如下特点：葆有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自立果敢，有一种机智清平的见识；去除了一般知书识字者咬文嚼字的积习，偏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找实际人生；尽情领略世俗生活的乐趣，却有一份严肃的人生观；对日常生活有同情的理解，但不沉溺颓废，不会堕落。（关于这一身份的发现、梳理与研究，倪文尖有过详细的讨论，此处不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定位，给我们提供了一把解读或打开张爱玲战争书写视角的钥匙。
现当代文学中的战争书写，李欧梵曾指出：“描写中国人民抗日受难的故事很多，但大多数是有血有泪的伤感式叙述，感人有余，但‘剧力’不足，因为没有‘距离感’，更没有任何反讽或讽刺的意味。”③如果说，那些作品呈现的是一个个不畏牺牲英勇赴死的血性战士和“血色浪漫”世界，张爱玲的《烬余录》所讲述的全然是一个平常到有点“不对”的世界。张爱玲以近乎冷漠的声音和旁观者的姿态，集讲述者与记录者于一身，坦言她的战争感观。她把镜头聚焦于香港这样一个殖民地都市，如实再现香港围城18天发生的 “战事”——那是一些“低到尘埃里去”、琐屑到不能再琐屑的人生零碎。 囿于个人见闻，张爱玲笔下的 “战场”，首先来自她所在的贵族学校。战争开始那一天，港大学生为了学校无法举行考试而欢呼雀跃。陡然跌入出生入死境地，学生们的行为举止大多数是与近在咫尺的战争现实主动“脱节”，进而朝着更加庸常的一面滑去，他们的确是把一己的心智兴趣投放在了“全不相干的事”上。一个女生首先发愁的是没有适合战争的衣服可穿。另一名女生不顾炸弹在隔壁炸响，宁可拖延时间也要设法把装满漂亮衣服的大皮箱运到山下，当她穿着织锦缎旗袍穿梭于防御工事，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和勇气。张爱玲的好友炎樱则冒着枪林弹雨进城看卡通电影，回宿舍后又独自到浴室泼水、唱歌。学校停课后，无家可归的学生们为解决膳宿而到防空总部报名做防空团员，可是还没来得及明白防空员的职责，仗已经打完。战事期间，他们也曾耳闻目睹“流血”与 “牺牲”，那是一位被炸弹擦伤稍微失血的青年——他因自己成为众人的关注焦点而格外愉快；另一位则是学校的历史学教授——这位英国人被征入伍，在回军营的路上被同胞哨兵开枪误杀。这里的“流血牺牲”显然不具备崇高与悲壮，却充斥着“荒谬的反讽”。④
另一“战场”来自大学堂临时医院，张爱玲和她的同学们担任临时看护。当一个受尽磨难的伤员终于死去，“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这样的冰冷细节书写，不但照出人类的自私冷酷，也向读者曝出令人诧异的另类战争景观，那是一种类似“谐闹喜剧”⑤的战时行为和心理。不得不承认，这是张爱玲给文学上的战争书写留下的荒凉、荒诞之笔。
无疑，张爱玲亲历的战事无一发生在主战场，但是她在准后方的发现也足以令人瞠目：战争竟然给人们带来空前的“吃”的喜悦。仿佛是为了转移战争带来的恐慌，人们找到了一味定心丸——“吃”。 “香港从来没有这样嘴馋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吃。”从冰激凌、小黄饼、罐头牛羊肉、甜面包、三角饼到“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无所不吃，而最“下流的，反常的”“吃”当属这一幕：“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不但如此，战时香港人也超常发挥着“吃”的聪明才智和热情。 “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这种不约而同的全民厨师化：同样是一出出“谐闹喜剧”。
除了“饮食”，另一种战争景观便是“男女”。朝不保夕的绝望与空虚之下，人们无法承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一对男女不惜在防空办公室等几个钟头去领结婚证，“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滞留宿舍的学生“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从这样的“生趣”展现中，张爱玲感到的是沉重与失望：“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吗？事实是如此。”
《烬余录》读上去颇似一份口述战争史。只不过它绝非大历史，而是一份囿于个人角度的记忆，一些个人化的历史碎片。然而，不要误以为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只是冷血和琐屑，玩世和嬉皮。恰恰相反，通常我们所谓的“以小见大”，此间也有。余斌曾说：“她有一份严肃的人生观，对人生能保持强烈的好奇，强烈的爱好，而生活对于她始终充满了新鲜。”⑥ 这段评语套用到张对战争的态度，同样合适。在这些不相干的“碎片”里，张爱玲以超越个人经验的人生态度，时而冷眼旁观，时而凛然自审，发现了战争带来的历史/文明/人性的吊诡之处：战争撇去了一切虚浮的东西，“存活”下来的竟只有食性，而且苟存者各个心安理得地如此“活着”。这可能就是张爱玲的小历史叙事：经由“一寸寸”的“活的”人生，发现了人性的本能。只是，“她一般不把个人、人性所应承担的责任推至社会、历史之类外部因素，而视之为人性自身的普遍缺陷”。所以，她要表达的是对人类的悲悯与自嘲。
如果说，《烬余录》所记载的“战争史”偏于客观中立的纪实，人物也形形色色，其中的性别立场尚不明显，那么以下两篇小说则侧重于对现代战争背景下都市中产阶级女性命运遭际的关注。
二、《封锁》：虚拟战争中的“出轨”
《封锁》写于1943年。这篇小说，又像一幅速写，场景来自现代都市的一个公共空间——电车车厢。挤在车上的芸芸众生由于突如其来的空袭，被临时封锁在这样一被个悬置的时空，每个人都因“封锁”而与原先的现实“脱节”。车厢里的人仿佛一瞬间都变成名副其实的现代人——独立自由的个体，告别过去告别旧我，偷欢也罢，放纵也好，尽可享用自己的片刻人生。人性的出轨从虚拟的战争缝隙中得以探出头来。先是两个乞丐趁机提高喉咙唱将起来，在“从来没有这么静过”的上海白天出了一回“风头”，还引来电车司机的呼应。两个熟识的乘客旁若无人地大声议论同事，一位妻子大声告诫手拎熏鱼的丈夫别弄脏了裤子，一个老头子用搓核桃的小动作代替思想的痛苦。在难捱的寂静和等待中，车厢的人以“看” 来填补空虚：看报、看发票、看章程、看名片、看街上的广告，看客中，似乎只有吕宗桢和吴翠远在“思想”。吕宗桢因换座位而发现了旁边的吴翠远，他们由最初的为消磨时间而闲聊，进而迅速发展到“相爱”并讨论结婚，于是一对原本平庸的陌生男女无师自通地上演了一场“浪漫邂逅”。然而封锁刚刚解除，男子便回到原位，继而走下电车奔赴家中，像一只乌壳虫 “爬回巢里去了”——晚饭的餐桌上，他俨然是一家之主：威严地接过太太送上的热茶，缓缓地检查儿子的功课。“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这一对都市男女就在虚惊一场的空袭中上演了一出精神出轨的尴尬游戏。
《封锁》以“惊愕”的方式颠覆了萍水相逢式的浪漫和诗意，吕宗桢和吴翠远的“封锁悖论”抛给读者一个难题：是该谴责吕宗桢的引诱欺骗、始“乱”终“弃”，还是该嘲笑吴翠远的轻信天真甚至愚不可及？抑或，该感谢“封锁”制造的浪漫泡沫，还是该诅咒封锁的结束摧毁了这泡沫？其实作者原本无意提供答案，只想用一种揶揄的笔法，把现代都市男女置于准战争的放大镜之下，勾画其猥琐与放恣、幻想与现实、可靠与易变之间的参差不齐。 饶有意味之处还在于，前述《烬余录》与《封锁》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文本（无论故事还是体裁），两者却有奇妙的互文性，烬余录的结尾表达了《封锁》带给我们的“启示”：“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我们只顾忙着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寻找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寄托讽刺与同情才是作者初衷。
三、《倾城之恋》：世界末日催生的“爱”
如果说，《烬余录》和《封锁》借战争反观人性的不可靠，也暴露出包括张爱玲在内的都市市民国族观念的冷漠和生活态度的虚浮不彻底，一如既往地透出张爱玲式的苍凉哲学，那么《倾城之恋》传达的人生态度是否要积极一点温暖一些？在这篇小说中，一直运气欠佳的白流苏，在历经离异、寄居娘家遭人冷眼、被花花公子范柳原引诱继而供养的尴尬境遇之后，几乎要沦入始乱终弃，却因为香港战争的突然爆发，原本要远走英国的范柳原竟然转身回来，死心塌地和她完婚。战争的“洗礼”让他决定要认真过生活，与流苏做一对平凡世俗的夫妻。一向玩世不恭的范柳原甚至对流苏说了实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个结局并非真正的大团圆，但是毕竟战争让两个人滋生出一点真爱，并且要凭着这点温热度过余生。悲耶喜耶？张爱玲在此给予的反讽意味其实更大：一点真爱的诞生要等到世界末日。“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只有借助“倾城”这样灭顶式的战争事件，才能诞生白流苏这样一个的“幸运儿”。这里，张爱玲洞察并预言了女性自己无法主宰的命运。
张爱玲的大多数作品似乎远离战争，其实那些拼命抓住日常生活的都市男女头顶所悬的斯摩达克斯之剑正是战争。以这三篇来看，张爱玲对战争的书写仍然没有脱离其一贯的“谈性论食”。⑦她放弃对战争中人类激昂飞扬那一面的捕捉，开拓战争领域里的私人生活空间，冷眼旁观乱世中的市民醉生梦死的一面：因死亡恐惧而催生的近乎狂欢的对日常生活的痴迷；孜孜专注于饮食男女的及时行乐，金钱至上个人至上的“价值”取向。其背后恰恰隐藏着现代人巨大的精神空洞。
张爱玲试图告知世人，当日常生活遭遇战争，人类的文明和本能会跌落到原始的荒凉。需要指出的是，站在女性日常生活的角度，这种发现带有明显的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下笔女性经历的常与变，却少有顾影自怜的伤感或孤芳自赏的礼赞，多的是反讽与自嘲。这里面，张爱玲似乎在展现女性与战争之间的对立和博弈，是否可以将此写作归入女性主义者惯常采用的“重述历史”立场——“在历史中重现妇女”？在此，战争与女性的命运遭际又是一种吊诡：可谓成也战争败也战争，白流苏“幸福”的人生“成”于战争，吴翠远耻辱的电车“奇遇”乃是“败”于战争。
“战争所反映的历史本相以及生活形态，也极显了人类在非常态的情境下表现出的特异的战争文化现象。”⑧战争将使人类的精神走向何处？在张爱玲看来，无非两个归宿：滞留原地或倒退回原始本能；战争的价值何在？张爱玲告诉我们：两败俱伤，没有胜者。这或许就是张爱玲在战争背景下张望人性和文明的答案。
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在中国现代战争文学谱系中虽非主流，却也足够另类。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中期，当响应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作家们普遍把目光投向乡间田野为代表的战场，张爱玲选择了1940年代的沪港沦陷区；当军（士兵）、民（农民）成为战争文学的英雄主角，张爱玲关注的是都市中“软弱的凡人”；当追求史诗与壮剧成为写作主流，张爱玲却孜孜于从“全不相干的事”上面发现“人生的所谓‘生趣’”、捕捉“时代的总量”；当作家们以大合唱的方式讴歌英勇善战、流血牺牲，张爱玲却对战争中文明的停滞或倒退极尽反讽之能事。张爱玲的战争书写在在彰显其独特的写作姿态、历史观和性别意识。
注释：
①[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②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散文系列》（下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③④⑤李欧梵：《苍凉与世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第9页。
⑥余斌：《张爱玲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5页。
⑦倪文尖：《“轻性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的表意实践》，转引自高瑞泉、[日]山口久和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172页。
⑧陈思和：《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转引自《张爱玲评说六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⑨肖向东：《论中国当代战争文学——基于‘战争人性’与‘人学’视角的观察》，《江海学刊》2013年第6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现代小说中的性别想象与现代认同”（项目编号：11YJA751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编辑部 ）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