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月10日，堪称中国政治生活晴雨表的央视《新闻联播》用35秒时间播出一则新闻，称国家环保总局9日通报了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三家跨国公司，将对其污染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同时新闻以较为醒目的字幕列出了这三家公司名单：烟尘、二氧化硫超标的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噪声超标的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污水超标排放、未执行环保“三同时”规定的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
而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披露说，被环保部门点名批评过的跨国公司还不仅仅这些，已经从一年前的八九十家增加到目前的近三百家。
跨国公司的环境违法有人称它为“洋污染”。其实，许多跨国公司在环保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口碑，他们在其他国家的生产基地几乎都能不折不扣地执行所在国的环保法规。可有些曾经信誓旦旦要遵守中国法律的跨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后，竟然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当初的诺言，大幅降低环境标准，甚至公然排污，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严重挑战。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不单是中国企业的责任，跨国“洋企业”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经济增长点”成污染大户
“洋污染”问题，其实是一个早就浮出水面的问题。有些跨国企业，早就成了当地响当当的污染大户，只是近年来不断呈上升势头罢了。而且，随着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日益加深，愈发认识到其危害罢了。
被国家环保总局通报的今麦郎食品公司位于成都的彭州市。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公司2005年决定投资近亿元落户彭州，仅用9个月时间就建成投产，“发展势头迅猛”，是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四川环保部门多次发现其环境违法行为。两年前，该公司被发现没有环评手续，属于“未批先建”，后被责令补齐了环评手续。此外，该公司“三同时”（即治污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设施未完全到位，污水超标排放，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也未提出延期试生产申请，主体工程就已投入生产。
鉴于此，今年1月4日，环保局给这家公司开出了罚单：停止生产，罚款人民币10万元。1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把这一情况向媒体做了通报。
今麦郎公司的马中义表示，他们公司的确存在过污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这只是偶然的现象，并非公司为了节约成本而故意不遵守规定。据马介绍，今麦郎公司2006年底开始生产的时候，设计建设的3个污水处理池就已经同步投入使用，“污水通过3次过滤后，全部用于厂区的绿化灌溉，并没有排放出厂区。”马称，2007年10月底的时候，由于污水处理池设备出现故障，他们无奈之下，才通过管道将污水直接排放到了厂区外的河沟，“但只有5天，环保局正是在这期间发现公司排污的。”
对于省环保局所指的“三同时”设施未完全到位的情况，马中义认为，实际上“我们的污水处理池完全是同时设计、施工和投入使用的。”但马承认，车间烟囱的油污处理设备，的确是才安装好的。另外，马中义也承认，今麦郎公司的确是在主体工程刚刚完工，环保设施还未经验收的情况下生产的。
居住在今麦郎公司周围的居民们也证明了马中义的部分说法。据居民陈先生介绍，今麦郎公司在2007年初刚生产的时候，曾经通过管道向厂区外的河沟排放过污水，“大概有小碗口那么一股，油乎乎的，但最多10天就没有了。”居民们同时反映，今麦郎公司生产车间里排出来的油烟，只是在前不久才开始少起来的。“以前油烟有些重，闻久了就不舒服。”据经常在这一带开“摩的”的张师傅介绍，今麦郎厂区里每天都会排放出大量的油烟，虽然味道并不刺鼻，但如果时间长了，就会让人感到憋闷。
另外两个被国家环保总局通报的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均在上海。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是由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共同合资组建的集专业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销售于一体的企业。该企业位于宝山区“四高小区”居民住宅区域中。宝山区环保局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杨永欣介绍，目前“四高小区”的入住率不高，为30%左右，但由于上海中远川崎重工离“四高小区”较近，自2007年以来小区居民信访不断。众多居民投诉该公司的噪音、废气、粉尘对周围居住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
按照环保要求，噪音白天应控制在60分贝以内，晚上在50分贝以内，但宝山区环保局监察发现上海中远川崎重工白天超出0.8分贝，晚上超出4.3分贝。目前该公司已同意拿出80万元用于在紧邻的边界安装噪音隔离设施。噪音隔离设施安装完成后，噪音预计能下降10个分贝。但由于技术性问题，整改还在进行，据称2月份左右能安装好。
位于闵行区的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由于管理不完善，员工违规操作，打开了不应该打开的阀门，在2005年曾发生过重油泄漏事件，导致重油泄漏至周边河道，污染水质。闵行区环保局接警后，立即出动了执法人员，启动应急预案，在水务、海事及当地政府配合协作下，有效防止污染扩散。闵行区环保局对该公司罚款5万，并列入督办名单。
2007年闵行区环保局对其进行多次突击抽查，7月份监测到欧诺法重油炉烟尘、二氧化硫超标，9月立案，11月给予了2万元处罚，责令该公司限期对锅炉进行能源和设施改造。11月8日又发现欧诺法有废水违规排放现象，闵行区环保局要求其立即停止排污，纳管达标排放，并开出了5.3万元的罚单。
据了解，闵行区环保局已将该企业列入2008年区属重点监管单位，定期进行监察、监测，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改善环境质量。
警惕“世界工厂”变垃圾
去年下半年，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曾率先公布了上百家在华造成污染的跨国企业名单，涉及食品、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诸多行业，有的公司在中国的多个投资公司或分公司都存在超标排放、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现象。
这些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诸国，覆盖面包括上海、广东、江苏、黑龙江、甘肃、山东、福建、云南、安徽、天津、浙江、湖北、吉林、重庆、湖南、河北、四川、贵州、北京等15个省和四个直辖市。据了解，这个名单是由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从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各地环保局等渠道搜集整理的。
除百事、雀巢、通用、三星、3M等“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外，一些中国公众熟知的品牌也“榜上有名”，比如美国百盛餐饮集团旗下的肯德基和必胜客，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肯德基有限公司下属的六家餐厅皆因“拒报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违反水污染防治管理规定”而被上海市环保局列入“2004年-2005年本市环保系统查处违法企业名单”；日资上海花王有限公司因“任意排放超标废水，违反水污染物防治管理规定”被上海市环保局列入“2005年第二批本市环保系统查处违法企业名单”。与此类似，百事可乐国际公司的长春、南京、福州和广州四家分公司也遭遇通报，原因主要是污染物排放问题。哈尔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早在两年前即被黑龙江省定为省控重点污染企业，但最近又因涉嫌污水直接外排，被国家环保总局列入松花江流域2007年第一批环境违法企业名单。
与西方知名跨国公司相比，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华污染也已初露端倪。
名单上显示，金光食品（宁波）有限公司是印度尼西亚金光集团独资企业，2006年5月，该公司因“排放废水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等问题受到宁波市环保局处罚。而另一家来自印度的化纤企业，也开始在中国湖北襄樊投资。
“这种趋势确实值得我们警惕，如果再不加强我们的环境执法力度的话，那么我们的‘世界工厂’就要变成世界的垃圾场了。”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如是说。
这份消息被曝光后，上榜企业也开始行动起来。多家上榜的跨国企公司主动与该中心联系商谈，解释企业超标排放的原因以及已经采取的整改措施。中心负责人马军对这些主动解释及交流的企业表示一定的肯定，尽管有多家企业用“疏忽”、“意外”这样的字眼来为自己辩解。但像百事可乐这样的企业令他非常遗憾：该公司两家子公司被当地政府公布环境违规，却不对公众做出正式的解释，更没有主动说明另有两家子公司同样因环境违规被要求整改。
不止是资本无道德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在《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一文中谈到资本无道德的现象，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同样不能容忍。同时，用资本无道德解释这些违法的跨国公司仍不全面，一些跨国公司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摸透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心思。
必须承认，由于缺乏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我国正逐渐成为世界“三高一低”产业转移的中心之一；并且，现有的制度缝隙总能够让人轻易地找到，从而逾越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关键是，有些跨国公司并不像他们所吹嘘的那样，在环保方面如何地看重，而是在他们本国一套、在我们中国又是一套，捉到他了，他就以“正好治理设备坏的时候碰上环保部门来检查”，打马虎眼。不过我们在讨论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时候，也要反思我们自己管理不足的地方：
政策监管层面存在缺失，给了跨国公司违法的机会。一方面，正是中国环境标准、法律法规欠完善等原因，尤其是环境污染税收制度不健全，使得跨国公司找到了“投机”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作出或明或暗的许诺，有的地方政府干脆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保护伞”。如果地方政府熟视无睹甚至包庇，仅凭国家环保总局一己之力很难对跨国公司形成有力震慑。
吉林省环保局监督管理处一位赵姓处长就曾经说过，“确实有跨国公司在国内放松环保标准的现象。主要跟大环境有关，个别地区为了招商引资，放松环境要求。”
治理国内企业环境违法不力，使跨国企业有了“榜样”。有关方面需要认识到，固然跨国企业环境违法需要治理，但国内企业环境违法更需要治理。如果轻治国内企业，就不免使跨国企业有了学习的榜样。大环境不干净，即使有社会责任感的跨国企业也会被传染，即所谓“入乡随俗”。
“从竞争角度讲，同类型的国内企业执行了比较低的环保标准，为了在成本上不吃亏，跨国企业会觉得自己没必要做太大的环保投入。”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这样认为。
整体环境监管弱，处罚力度小，导致企业违法成本降低，而守法成本比较高。一个说法是跨国企业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在中国的违法成本低。也就是说，跨国企业制造污染并不影响其利益，甚至因为没有环保投入还让其增加了利润。如果工商、税务、环保等多个部门，在企业年检多个环节设置关卡，相信能在一定程度起到抑制作用。
此外，国家环保总局有关人士判断还可能存在另一个因素，即很多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是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合资”的中方企业是一家本地老企业，历史负债比较多，如果完成环境达标，需要付出更多成本，或还来不及建设环保设施。
在每一个企业的双肩上，一边挑着创造财富，另一边挑着社会责任。企业要想获得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来实现。跨国公司也是地球的一员，环境恶化同样会增加其经营风险。
据资料表明，国外公众对环保违法企业相当抵制，尤其是质量好、品牌大的企业，如果被发现环保违法问题，公众的抵制甚至会影响其产品的销售。美国《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消息：由于在环境等问题上一度处理不当，有8%的买主表示不再光顾沃尔玛，沃尔玛因此不得不打出了“环保牌”。英国食品杂货物流研究所报告也告诉我们，“注重道德”的产品，也就是环保产品的销售额每年递增7.5%，而传统产品则只递增4.2%。而在中国，公众只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和价格，环境问题并不影响其对企业产品的选择。尽管在一些地方民众因身受环境污染之害进行了抗争，但由于当地政府以发展为由充当保护伞，其声音和力量都是微弱的。
提高环保自律能力
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环境责任，既需要中国本土企业努力，也同样需要跨国公司共担。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打开国门，欢迎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来参与建设；当改革开放已经整整进行了30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再饥不择食，沾上“外资”二字的就眉毛胡子一把抓了。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各项标准，对他们毫不客气地亮出黄牌甚至红牌！
其实，一些跨国公司对中国环保执法的“歧视”在一开始就存在着，有相当一部分跨国企业来到中国甚至就是为了逃避环境责任，赚取污染环境的利润。不仅如此，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也将“廉价排污成本”，视为和“廉价劳动力”一样宝贵的招商引资“优势”来大加利用。不仅有地方政府的袒护和支持，很多地方的环保部门更是需要靠污染企业来养活：污染企业“扎堆”的地方，环保部门衣食无忧；而在污染企业被大量关停的地方，环保人员却连工资都发不出。
中国首任环保局局长曲格平曾经说：改革开放以来，环保计划中定下的指标从未完全完成过。试问，这样的环境执法成绩怎能不让跨国企业歧视呢？须知，跨国企业对中国环境法律的尊重，首先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自重；任何良好的企业环保社会责任感也不是天生的，它需要高效率的环境执法来约束和推动。
面对跨国企业的环保双重标准，抱怨和斥责“企业社会责任严重缺失”根本无济于事，反而愈发显得环保执法部门似乎已经黔驴技穷。所谓知耻而后勇，我们应该将跨国公司环保双重标准视为对中国环境执法能力的歧视，誓用高效率的环境执法“倒逼”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认为，要对不负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谴责，但仅有道德约束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对违反法律和社会责任的企业严厉惩罚，否则就是对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不公正。但欲遏制跨国公司的违法行径，仅仅严厉惩罚还不够，还需釜底抽薪，斩断其中的利益链条，破除与政府部门暧昧的关联。
在刚刚结束的政协河南省十届一次会议上，农工民主党河南省委员会建议，对跨国企业要建立节能减排电子档案，构建监督网络，对超标排放的企业，需限期整改的一律停产限期治理，对国家产业政策明令禁止和淘汰的生产设备一律取缔。应全面提升各市、县环保职能部门的行政效能，使其主动做好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环保、纪检、监察部门要通力合作，对地方各级行政领导无视和放任环境污染，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提出行政或法律的处罚意见。
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而积极开放、培植环保领域的公民自治组织和工作团体，已成为环保事业中刻不容缓的关键环节。必须看到，现代社会中，公民参与各项公共事务、表达公共诉求的方式不再是“原子化“状态的个体形式，而是以各种不同利益、诉求、行动等组织起来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团体。这样的方式，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参与成本，并能因参与者的广泛性而有效突破不同领域的专业限制，从而实现无障碍的民意表达和公共治理。
资深媒体从业者毕舸认为，要消除形形色色的环境污染，政府、社会应形成如下的价值共识：大力发展各种不同范畴、不同定位、不同诉求的环保公民组织和工作团体，利用民众“无所不在”的社会优势、自发自利的利益诉求、服务社群的公益热情来开展工作。并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上，具体设计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细则，以此来改变传统治污事业中的力量不对等格局。
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陶德田则认为，跨国公司应努力提升自主环保守法能力与水平，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积极承担企业社会环境责任。他表示，今后，环保总局将通过持续加大政府环境执法力度，以严格执法促进企业守法；同时通过创建环境友好企业、实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等途径，积极引导企业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提高环保自律能力与水平。■
编辑：曹参
跨国企业如何再赢尊重
客观地说，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与运营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在提供资金和就业机会、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引进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增加出口、为消费者创新价值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由于跨国公司提供了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引导了中国本土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直接或间接促进了本土产业的发展。
但是，从2000年开始，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尤其是2001年以来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以后，使得对外资的态度从“顶礼膜拜”的阶段走向“友好平等相待”的阶段。同时，中国消费者也越来越成熟，不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而是客观评估本地公司产品和跨国公司产品的性价比。在此背景下，如果跨国公司依然抱着一种自我优越意识，就无法跟上外部环境的变迁。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的一项最新报告提出了跨国公司常犯的8种本地化错误，即执行双重标准，不了解、遵守当地法律，歪曲或窜改法规，进行“象征性”的收购，在知识产权上采取过于咄咄逼人的策略，管理迟钝，转走所有利润，把中国当做实验基地。而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思维的定式：就是跨国公司代表先进规则，中国市场代表不发达甚至类似“野蛮的西部”，只是因为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未来市场所以必须开垦，这里有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所以可以作为产业转移的基地。因此跨国公司必须针对中国人的期望调整自己。
那么跨国公司应该尽量少做或不作为哪些行为？根据国际调研公司GMI的调查，如果“把污染产业和工厂转移到中国来继续生产”最让中国人反感，占到被调查总数的74.9%；64.2%的被调查者反感“中文说明书隐瞒产品缺陷提醒”；“以中国法律为借口，拒绝为购买同样产品的中国消费者进行赔偿”会遭到61.2%的调查者反对；“同样的商品，对国内消费者确定更高的价格”，会引起53.5%消费者的不满；而“经常出口陈旧的机器设备和废品给中国”让57.2%的被调查者感到气愤；42.6%的的人讨厌跨国公司“利用手中的专利，向中国企业收取高额专利许可费”。
在中国经济飞速变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必须了解自己新的模范角色，同时他们的行为必须要有所改变。只有真正在思想上成为中国的一分子，与中国市场共成长，并成为价值创新和对社会负责的排头兵，跨国公司才能再一次赢得中国的尊重和尊敬。
据悉，《IT时代周刊》已在2006年、2007年连续两次举办了“最具社会责任感在华跨国公司颁奖”活动，多家在华跨国企业榜上有名。设此奖项，就是为了嘉奖那些具有良好社会责任感的国际企业，唤醒中国企业的社会良知，创造出一个社会责任感的良好氛围。
而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披露说，被环保部门点名批评过的跨国公司还不仅仅这些，已经从一年前的八九十家增加到目前的近三百家。
跨国公司的环境违法有人称它为“洋污染”。其实，许多跨国公司在环保方面都拥有良好的口碑，他们在其他国家的生产基地几乎都能不折不扣地执行所在国的环保法规。可有些曾经信誓旦旦要遵守中国法律的跨国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后，竟然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当初的诺言，大幅降低环境标准，甚至公然排污，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严重挑战。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不单是中国企业的责任，跨国“洋企业”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经济增长点”成污染大户
“洋污染”问题，其实是一个早就浮出水面的问题。有些跨国企业，早就成了当地响当当的污染大户，只是近年来不断呈上升势头罢了。而且，随着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日益加深，愈发认识到其危害罢了。
被国家环保总局通报的今麦郎食品公司位于成都的彭州市。据当地媒体报道，该公司2005年决定投资近亿元落户彭州，仅用9个月时间就建成投产，“发展势头迅猛”，是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然而，四川环保部门多次发现其环境违法行为。两年前，该公司被发现没有环评手续，属于“未批先建”，后被责令补齐了环评手续。此外，该公司“三同时”（即治污设施与生产设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设施未完全到位，污水超标排放，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也未提出延期试生产申请，主体工程就已投入生产。
鉴于此，今年1月4日，环保局给这家公司开出了罚单：停止生产，罚款人民币10万元。1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把这一情况向媒体做了通报。
今麦郎公司的马中义表示，他们公司的确存在过污水超标排放的问题，但这只是偶然的现象，并非公司为了节约成本而故意不遵守规定。据马介绍，今麦郎公司2006年底开始生产的时候，设计建设的3个污水处理池就已经同步投入使用，“污水通过3次过滤后，全部用于厂区的绿化灌溉，并没有排放出厂区。”马称，2007年10月底的时候，由于污水处理池设备出现故障，他们无奈之下，才通过管道将污水直接排放到了厂区外的河沟，“但只有5天，环保局正是在这期间发现公司排污的。”
对于省环保局所指的“三同时”设施未完全到位的情况，马中义认为，实际上“我们的污水处理池完全是同时设计、施工和投入使用的。”但马承认，车间烟囱的油污处理设备，的确是才安装好的。另外，马中义也承认，今麦郎公司的确是在主体工程刚刚完工，环保设施还未经验收的情况下生产的。
居住在今麦郎公司周围的居民们也证明了马中义的部分说法。据居民陈先生介绍，今麦郎公司在2007年初刚生产的时候，曾经通过管道向厂区外的河沟排放过污水，“大概有小碗口那么一股，油乎乎的，但最多10天就没有了。”居民们同时反映，今麦郎公司生产车间里排出来的油烟，只是在前不久才开始少起来的。“以前油烟有些重，闻久了就不舒服。”据经常在这一带开“摩的”的张师傅介绍，今麦郎厂区里每天都会排放出大量的油烟，虽然味道并不刺鼻，但如果时间长了，就会让人感到憋闷。
另外两个被国家环保总局通报的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均在上海。据公开资料显示，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是由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共同合资组建的集专业钢结构设计、制作、安装、销售于一体的企业。该企业位于宝山区“四高小区”居民住宅区域中。宝山区环保局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杨永欣介绍，目前“四高小区”的入住率不高，为30%左右，但由于上海中远川崎重工离“四高小区”较近，自2007年以来小区居民信访不断。众多居民投诉该公司的噪音、废气、粉尘对周围居住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
按照环保要求，噪音白天应控制在60分贝以内，晚上在50分贝以内，但宝山区环保局监察发现上海中远川崎重工白天超出0.8分贝，晚上超出4.3分贝。目前该公司已同意拿出80万元用于在紧邻的边界安装噪音隔离设施。噪音隔离设施安装完成后，噪音预计能下降10个分贝。但由于技术性问题，整改还在进行，据称2月份左右能安装好。
位于闵行区的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由于管理不完善，员工违规操作，打开了不应该打开的阀门，在2005年曾发生过重油泄漏事件，导致重油泄漏至周边河道，污染水质。闵行区环保局接警后，立即出动了执法人员，启动应急预案，在水务、海事及当地政府配合协作下，有效防止污染扩散。闵行区环保局对该公司罚款5万，并列入督办名单。
2007年闵行区环保局对其进行多次突击抽查，7月份监测到欧诺法重油炉烟尘、二氧化硫超标，9月立案，11月给予了2万元处罚，责令该公司限期对锅炉进行能源和设施改造。11月8日又发现欧诺法有废水违规排放现象，闵行区环保局要求其立即停止排污，纳管达标排放，并开出了5.3万元的罚单。
据了解，闵行区环保局已将该企业列入2008年区属重点监管单位，定期进行监察、监测，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改善环境质量。
警惕“世界工厂”变垃圾
去年下半年，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曾率先公布了上百家在华造成污染的跨国企业名单，涉及食品、电子、化工、机械制造等诸多行业，有的公司在中国的多个投资公司或分公司都存在超标排放、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现象。
这些跨国公司绝大多数来自日本、美国和欧洲诸国，覆盖面包括上海、广东、江苏、黑龙江、甘肃、山东、福建、云南、安徽、天津、浙江、湖北、吉林、重庆、湖南、河北、四川、贵州、北京等15个省和四个直辖市。据了解，这个名单是由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从国家环保总局以及各地环保局等渠道搜集整理的。
除百事、雀巢、通用、三星、3M等“世界500强”在华企业外，一些中国公众熟知的品牌也“榜上有名”，比如美国百盛餐饮集团旗下的肯德基和必胜客，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肯德基有限公司下属的六家餐厅皆因“拒报污染物排放申报事项，违反水污染防治管理规定”而被上海市环保局列入“2004年-2005年本市环保系统查处违法企业名单”；日资上海花王有限公司因“任意排放超标废水，违反水污染物防治管理规定”被上海市环保局列入“2005年第二批本市环保系统查处违法企业名单”。与此类似，百事可乐国际公司的长春、南京、福州和广州四家分公司也遭遇通报，原因主要是污染物排放问题。哈尔滨一家中外合资公司早在两年前即被黑龙江省定为省控重点污染企业，但最近又因涉嫌污水直接外排，被国家环保总局列入松花江流域2007年第一批环境违法企业名单。
与西方知名跨国公司相比，一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华污染也已初露端倪。
名单上显示，金光食品（宁波）有限公司是印度尼西亚金光集团独资企业，2006年5月，该公司因“排放废水浓度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等问题受到宁波市环保局处罚。而另一家来自印度的化纤企业，也开始在中国湖北襄樊投资。
“这种趋势确实值得我们警惕，如果再不加强我们的环境执法力度的话，那么我们的‘世界工厂’就要变成世界的垃圾场了。”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如是说。
这份消息被曝光后，上榜企业也开始行动起来。多家上榜的跨国企公司主动与该中心联系商谈，解释企业超标排放的原因以及已经采取的整改措施。中心负责人马军对这些主动解释及交流的企业表示一定的肯定，尽管有多家企业用“疏忽”、“意外”这样的字眼来为自己辩解。但像百事可乐这样的企业令他非常遗憾：该公司两家子公司被当地政府公布环境违规，却不对公众做出正式的解释，更没有主动说明另有两家子公司同样因环境违规被要求整改。
不止是资本无道德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在《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一文中谈到资本无道德的现象，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同样不能容忍。同时，用资本无道德解释这些违法的跨国公司仍不全面，一些跨国公司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摸透了一些政府部门的心思。
必须承认，由于缺乏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我国正逐渐成为世界“三高一低”产业转移的中心之一；并且，现有的制度缝隙总能够让人轻易地找到，从而逾越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关键是，有些跨国公司并不像他们所吹嘘的那样，在环保方面如何地看重，而是在他们本国一套、在我们中国又是一套，捉到他了，他就以“正好治理设备坏的时候碰上环保部门来检查”，打马虎眼。不过我们在讨论跨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时候，也要反思我们自己管理不足的地方：
政策监管层面存在缺失，给了跨国公司违法的机会。一方面，正是中国环境标准、法律法规欠完善等原因，尤其是环境污染税收制度不健全，使得跨国公司找到了“投机”的空间。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作出或明或暗的许诺，有的地方政府干脆充当了跨国公司的“保护伞”。如果地方政府熟视无睹甚至包庇，仅凭国家环保总局一己之力很难对跨国公司形成有力震慑。
吉林省环保局监督管理处一位赵姓处长就曾经说过，“确实有跨国公司在国内放松环保标准的现象。主要跟大环境有关，个别地区为了招商引资，放松环境要求。”
治理国内企业环境违法不力，使跨国企业有了“榜样”。有关方面需要认识到，固然跨国企业环境违法需要治理，但国内企业环境违法更需要治理。如果轻治国内企业，就不免使跨国企业有了学习的榜样。大环境不干净，即使有社会责任感的跨国企业也会被传染，即所谓“入乡随俗”。
“从竞争角度讲，同类型的国内企业执行了比较低的环保标准，为了在成本上不吃亏，跨国企业会觉得自己没必要做太大的环保投入。”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这样认为。
整体环境监管弱，处罚力度小，导致企业违法成本降低，而守法成本比较高。一个说法是跨国企业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在中国的违法成本低。也就是说，跨国企业制造污染并不影响其利益，甚至因为没有环保投入还让其增加了利润。如果工商、税务、环保等多个部门，在企业年检多个环节设置关卡，相信能在一定程度起到抑制作用。
此外，国家环保总局有关人士判断还可能存在另一个因素，即很多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是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可能会存在一个问题：“合资”的中方企业是一家本地老企业，历史负债比较多，如果完成环境达标，需要付出更多成本，或还来不及建设环保设施。
在每一个企业的双肩上，一边挑着创造财富，另一边挑着社会责任。企业要想获得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环境来实现。跨国公司也是地球的一员，环境恶化同样会增加其经营风险。
据资料表明，国外公众对环保违法企业相当抵制，尤其是质量好、品牌大的企业，如果被发现环保违法问题，公众的抵制甚至会影响其产品的销售。美国《华盛顿邮报》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消息：由于在环境等问题上一度处理不当，有8%的买主表示不再光顾沃尔玛，沃尔玛因此不得不打出了“环保牌”。英国食品杂货物流研究所报告也告诉我们，“注重道德”的产品，也就是环保产品的销售额每年递增7.5%，而传统产品则只递增4.2%。而在中国，公众只关注企业产品质量和价格，环境问题并不影响其对企业产品的选择。尽管在一些地方民众因身受环境污染之害进行了抗争，但由于当地政府以发展为由充当保护伞，其声音和力量都是微弱的。
提高环保自律能力
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环境责任，既需要中国本土企业努力，也同样需要跨国公司共担。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打开国门，欢迎跨国公司到中国来投资，来参与建设；当改革开放已经整整进行了30年的今天，我们不应再饥不择食，沾上“外资”二字的就眉毛胡子一把抓了。我们应当拿出自己的各项标准，对他们毫不客气地亮出黄牌甚至红牌！
其实，一些跨国公司对中国环保执法的“歧视”在一开始就存在着，有相当一部分跨国企业来到中国甚至就是为了逃避环境责任，赚取污染环境的利润。不仅如此，我们一些地方政府也将“廉价排污成本”，视为和“廉价劳动力”一样宝贵的招商引资“优势”来大加利用。不仅有地方政府的袒护和支持，很多地方的环保部门更是需要靠污染企业来养活：污染企业“扎堆”的地方，环保部门衣食无忧；而在污染企业被大量关停的地方，环保人员却连工资都发不出。
中国首任环保局局长曲格平曾经说：改革开放以来，环保计划中定下的指标从未完全完成过。试问，这样的环境执法成绩怎能不让跨国企业歧视呢？须知，跨国企业对中国环境法律的尊重，首先需要我们的政府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自重；任何良好的企业环保社会责任感也不是天生的，它需要高效率的环境执法来约束和推动。
面对跨国企业的环保双重标准，抱怨和斥责“企业社会责任严重缺失”根本无济于事，反而愈发显得环保执法部门似乎已经黔驴技穷。所谓知耻而后勇，我们应该将跨国公司环保双重标准视为对中国环境执法能力的歧视，誓用高效率的环境执法“倒逼”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认为，要对不负社会责任的企业进行谴责，但仅有道德约束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对违反法律和社会责任的企业严厉惩罚，否则就是对认真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的不公正。但欲遏制跨国公司的违法行径，仅仅严厉惩罚还不够，还需釜底抽薪，斩断其中的利益链条，破除与政府部门暧昧的关联。
在刚刚结束的政协河南省十届一次会议上，农工民主党河南省委员会建议，对跨国企业要建立节能减排电子档案，构建监督网络，对超标排放的企业，需限期整改的一律停产限期治理，对国家产业政策明令禁止和淘汰的生产设备一律取缔。应全面提升各市、县环保职能部门的行政效能，使其主动做好环境保护执法工作。环保、纪检、监察部门要通力合作，对地方各级行政领导无视和放任环境污染，造成严重后果的，应提出行政或法律的处罚意见。
与此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而积极开放、培植环保领域的公民自治组织和工作团体，已成为环保事业中刻不容缓的关键环节。必须看到，现代社会中，公民参与各项公共事务、表达公共诉求的方式不再是“原子化“状态的个体形式，而是以各种不同利益、诉求、行动等组织起来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团体。这样的方式，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参与成本，并能因参与者的广泛性而有效突破不同领域的专业限制，从而实现无障碍的民意表达和公共治理。
资深媒体从业者毕舸认为，要消除形形色色的环境污染，政府、社会应形成如下的价值共识：大力发展各种不同范畴、不同定位、不同诉求的环保公民组织和工作团体，利用民众“无所不在”的社会优势、自发自利的利益诉求、服务社群的公益热情来开展工作。并在这个基本原则之上，具体设计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细则，以此来改变传统治污事业中的力量不对等格局。
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陶德田则认为，跨国公司应努力提升自主环保守法能力与水平，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积极承担企业社会环境责任。他表示，今后，环保总局将通过持续加大政府环境执法力度，以严格执法促进企业守法；同时通过创建环境友好企业、实行企业环境监督员制度等途径，积极引导企业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提高环保自律能力与水平。■
编辑：曹参
跨国企业如何再赢尊重
客观地说，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与运营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贡献，在提供资金和就业机会、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引进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增加出口、为消费者创新价值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由于跨国公司提供了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引导了中国本土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直接或间接促进了本土产业的发展。
但是，从2000年开始，当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尤其是2001年以来中国进入世贸组织以后，使得对外资的态度从“顶礼膜拜”的阶段走向“友好平等相待”的阶段。同时，中国消费者也越来越成熟，不再是“外国的月亮比较圆”，而是客观评估本地公司产品和跨国公司产品的性价比。在此背景下，如果跨国公司依然抱着一种自我优越意识，就无法跟上外部环境的变迁。
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的一项最新报告提出了跨国公司常犯的8种本地化错误，即执行双重标准，不了解、遵守当地法律，歪曲或窜改法规，进行“象征性”的收购，在知识产权上采取过于咄咄逼人的策略，管理迟钝，转走所有利润，把中国当做实验基地。而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思维的定式：就是跨国公司代表先进规则，中国市场代表不发达甚至类似“野蛮的西部”，只是因为这里是全球最大的未来市场所以必须开垦，这里有庞大的低成本劳动力所以可以作为产业转移的基地。因此跨国公司必须针对中国人的期望调整自己。
那么跨国公司应该尽量少做或不作为哪些行为？根据国际调研公司GMI的调查，如果“把污染产业和工厂转移到中国来继续生产”最让中国人反感，占到被调查总数的74.9%；64.2%的被调查者反感“中文说明书隐瞒产品缺陷提醒”；“以中国法律为借口，拒绝为购买同样产品的中国消费者进行赔偿”会遭到61.2%的调查者反对；“同样的商品，对国内消费者确定更高的价格”，会引起53.5%消费者的不满；而“经常出口陈旧的机器设备和废品给中国”让57.2%的被调查者感到气愤；42.6%的的人讨厌跨国公司“利用手中的专利，向中国企业收取高额专利许可费”。
在中国经济飞速变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必须了解自己新的模范角色，同时他们的行为必须要有所改变。只有真正在思想上成为中国的一分子，与中国市场共成长，并成为价值创新和对社会负责的排头兵，跨国公司才能再一次赢得中国的尊重和尊敬。
据悉，《IT时代周刊》已在2006年、2007年连续两次举办了“最具社会责任感在华跨国公司颁奖”活动，多家在华跨国企业榜上有名。设此奖项，就是为了嘉奖那些具有良好社会责任感的国际企业，唤醒中国企业的社会良知，创造出一个社会责任感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