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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中央一台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寻路》第34集中有这样一个场景：1930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在打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战斗中，缴获了被彭德怀称为宝贝的好东西——无线电台。当红军总政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亲切地接见被红军俘虏了的敌军无线电台工作人员王诤、刘寅时，王、刘两人都表示愿意加入红军，为劳苦人民打天下。毛泽东热情地说：“那好，我和总司令代表红军欢迎你们！”接着毛泽东又诙谐地对他们说：“你们二位何不向总司令讨个官当当？”朱德当即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便任命王诤为红军无线电队队长。
电视剧中的这一幕虽有戏剧成分，但这件事却是史实，而王诤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毛泽东语）。
弃暗投明，成为红军的电信专家
王诤，原名吴人鉴，又名吴凤岗，1909年7月，生于江苏武进县戴溪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24年秋，他考入苏州工专高中部，1927年从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军事交通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后该校并入中央军校（前身黄埔军校）通讯科。1929年3月王铮毕业，先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第九、五十一师担任师部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岁末，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时，他被加强到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任中尉电台台长。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大获全胜，全歼敌军计9000余人。在这次战役中，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由于红军战士从没见过这种“怪物”，便把发报机给砸了，只剩下了收报机。时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派人将这“半部电台”和电台台长吴人鉴、见习员刘寅送到红军总部。吴人鉴参加红军后，因担心亲友遭受国民党迫害，同时也为了表达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遂以“诤”字自勉，“诤言笃信，刚直不阿”，改名为王诤。
毛泽东问王诤：“这半部电台还能不能起作用？”王诤解释道：“砸坏的是发报机，但收报机没有坏，可以利用它收听国内外新闻电讯稿和侦听敌台情报。”毛泽东和朱德对他十分信任，便把收报机交还给王诤他们使用。不久，红军又缴获一部完整的15W电台。这样一来，红军就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
1931年5月，蒋介石调集18个师，约2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大敌当前，正当毛泽东、朱德谋划如何破敌时，时任无线电队队长的王诤截获并破译了敌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金钰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电文还称：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田公秉藩部靠拢，成掎角之势……不久，王诤又破获了敌所属第二十八师拟进发东固的电报。毛泽东、朱德得到这一情报后当机立断，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5个师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钻牛角”，全歼了敌王金钰第五路军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歼敌3万，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第二次“围剿”。更可喜的是，在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100W的大功率电台。朱德和毛泽东预见到今后的电台会愈来愈多，根据王诤的建议，决定开办一期15人的无线电报务、机务员训练班。后来，以此为基础发展成为中革军委第一所通信学校，由王诤任校长。到长征之前，学校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共办了11期，训练无线、有线、司号、旗语、讯号、徒步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
第二次“围剿”失败使蒋介石恼羞成怒。1931年6月，他亲自出马任“围剿”总司令，调集23个师，约3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
为了反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红军总部决定将无线电队扩编为无线电大队，由王诤任大队长。这时，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等主力红军部队都已成立了无线电队，配有电台，但其他部队受限于客观条件，仍十分缺乏这方面的装备，对作战造成不利影响。王诤带领红军无线电通信大队的队员们深入到还没有电台的部队中，因陋就简，替这些部队配置改装过的电台，并利用一切时间手把手地教报务员收发报技术，当面传授电讯专业知识。在王诤等人的努力下，中央红军自第三次反“围剿”开始便正式建立起无线电指挥网。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王诤利用无线电巧妙实施联络、侦察、破译、伪装，使毛泽东和朱德对敌情了如指掌。6月30日，王诤截获蒋介石发给何应钦的急电——命敌军趁我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对赣南根据地进行“清剿”。根据这一情报，毛泽东、朱德随即调整部署，避实就虚，率红军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线，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结果三战三捷，缴枪逾万，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对王诤说：“你收到的那份蒋介石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由于敌人对中央苏区分割包围，严密封锁，中央苏区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王诤便用收报机从纷繁干扰的无线电信号中，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报和国外各大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翻译成新闻文稿，汇编成《参考消息》，送给毛泽东和朱德等首长阅览。这份报纸被毛泽东等领导人视为至宝，成为他们了解外界情况的重要途径。
王诤还利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那部100W大功率电台，建立起红军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取名“红色中华通讯社”广播电台，简称“红中社”，呼号定为“GSR”。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这一天，“红色中华通讯社”广播电台正式开播。王诤通过“红中社”的广播电台，及时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喜讯，并把代表大会的精神，通过电波迅速地传到各苏区和各地的革命组织。
鉴于王诤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做出的特殊重大贡献，在中央苏区1933年“八一”建军节的庆祝大会上，王诤和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道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
长征中，精心组织全军的无线电工作
1934年，王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接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11月底，红军在抵达湖南境内的湘江东侧时，遭到敌人前后堵截和南北夹击。湘江之战中，王诤率无线电分队随军委纵队行动。红军苦战一周，部队损失过半。王诤也为了掩护战友而身负重伤昏了过去，战士们将他放在用门板和竹竿捆扎成的竹排上，硬是冒着敌军射来的飞蝗般密集的子弹将他推过了江。由于敌机猛烈轰炸，为了保护王诤，竟有7名战士被炸死或淹死在江中。王诤醒来后，一向坚毅刚强的他悲痛地流泪了，他发誓：一定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湘江血战后，红军进入贵州山区，王诤被任命为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即军委三局）局长，掌握红军领导层的核心机密。红军总部给他配了一匹坐骑，但他从不骑，一直用来驮通信设备，自己则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跋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的第一个大战役就是“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使红军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指挥作战的得意之笔。《长征组歌》中“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歌词更为人们耳熟能详。徐向前在谈到这两句歌词时，说：“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
在整个四渡赤水战役期间，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除了精心组织全军无线电领导工作外，还亲自值班、上机，通过电台破译敌密电，巧妙获取敌重要情报，对保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正确的指挥作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强渡金沙江时，部队进行强行军。可就在这时，王诤却患上了疟疾，每日发冷、高烧，身体极为虚弱。一天下午，部队在云南曲靖地区突遭敌机袭击，部队紧急分散隐蔽。当敌机轰炸扫射结束后，部队又急速行军，到了天黑时人们这才发现王诤不见了，问马夫也说没看到。这可急坏了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他立即下令派一个排点上火把沿原路去寻找。结果找了一夜，也不见其踪影。就在大家几乎绝望之时，王铮却突然回到了军委三局。原来，那天下午敌机空袭时，他正蹲在一棵树下隐蔽，因身体极度虚弱发软而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太阳已偏西，部队已经走了。他只得拖着病体急忙追赶，硬是凭着坚强的意志，直到深夜才赶上了红一军团一师的部队，由一师的部队将他收容治疗。
1935年10月，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的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陕北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可是这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所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才开始长征，他们还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之后，决定要尽快与红二、六军团取得联系，通报情况。可是，中央与红二、六军团之间电台联络的有关文件却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那儿，怎么办呢？
接受周恩来交代的这一特别重要的联络任务后，王诤亲自上机操作，凭着对统一掌握的全军电台呼号、波长的记忆，凭他对红二、六军团电台报务人员操作手法的熟悉，他在杂乱的电波讯号中仔细辨别，在过去联络过的波长范围内耐心地寻找。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从一个熟悉的手法中找出波长和呼号，使得中共中央和红二、六军团联系上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都很高兴，毛泽东拍着王诤的肩膀称赞道：“好哇，王诤同志，这就好，非常之好哟！你为党中央、为工农红军又立下了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抗战时，为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军委三局局长兼政委的王诤，不仅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和新四军建立了8个战略无线电网络，还给海南、广东等地的敌后游击队和一些秘密党组织派出了电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延安总部电台还担负着与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以及各战区友军的联络任务。此外，王诤还先后选派上百名对报务、机务技术都很精通、又有很高革命觉悟的干部，到蒋管区和日占区各大城市，以各种隐蔽身份通过电台传递信息情报。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的原型李白，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1944年，美军出于对日军作战和自身飞行安全的需要，请求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他们的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保障其B-29重型轰炸机在空袭冲绳和日本本土等战略要地时能得到气象配合。中共中央军委同意美军的要求，责成王诤具体经办此事。在王诤与美军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谈判时，美方以八路军、新四军缺乏气象观测技术、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为由，坚持要由美军派出人员携带全部仪器设备到陕甘宁边区各军分区以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气象站。王诤据理驳斥，严正指出：到我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必须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组织必须由我方负责，这是国家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美方又以送给我方10吨到20吨通信器材为交换条件，要求允许他们单独设站，但仍遭到王诤的拒绝。王诤严肃地向美方提出：“我们的通信器材虽是有困难的，但八路军、新四军的技术干部是很有才华的，只要美方提供观测器材，稍加训练就可以掌握气象观测业务。”经过多次艰苦谈判，美方人员总算同意了王诤的意见，但又节外生枝地提出，各气象站传到延安的气象资料要直发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分析处理，然后再分给我方使用。王诤坚决予以拒绝，明确指出气象资料通信网是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组织的，整个气象网的来往电报，都要由我通信总站统一处理，尔后再分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王铮的据理力争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经过组织培训，20个气象观测站相继建立，同时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气象信息传送网，进而出色地为美国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以及为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来往于重庆和延安等地的飞行提供了气象保障。更重要的是，这还为日后新中国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王诤被选为正式代表。同年11月，中央任命王诤为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时，王诤就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肯定要发动内战。于是，他未雨绸缪，组织在延安的一批通信领导干部，分赴晋绥、晋察冀、东北、华北、华中等几个大的解放区工作，任务是利用缴获的日伪军通信设备器材，利用已解放城市的工业基础和易招知识青年等有利条件，抓紧办工厂制造电台，抓紧办学校训练技术人才，加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建设，以适应我军迅速发展的需要。这样，不到一年，在每个大的战略区内，我军无线电装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还在相当规模上建立了无线和有线的通信网。王诤的这一举措，为我党我军应对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在电讯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解放战争中和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工作成绩获得毛泽东的赞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但代号“昆仑纵队”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机关仍留在陕北指挥着全国战事。为了确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驻于西北之一隅能指挥全军，王诤特意对通信联络做了周密、细致，且巧妙、艺术的安排。“昆仑纵队”是一支流动的精干小部队，既要指挥全国各战场，又不便携带大电台（只能带15W小电台），而小电台联络距离远的部队又十分困难。王诤发挥聪明才智，决定在后方的晋西北临县建立一个大功率电台的固定通信基地；又在河北平山县中央工委所在地建立一个辅助固定通信基地，以“中间带两头”（转报），从而确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全国全军的指挥畅通无阻。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是通过无线电通信，洞察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全国最大的战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通信联络十分满意，他曾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党、政、军各系统的通信事业，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的王诤，又兼任了国家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可在志愿军与美军作战之初，我雷达部队却受到美军强烈的电子干扰。1951年底，志愿军司令部急电军委通信兵部称：请火速研究解决反电子干扰问题。王诤接报后，亲自带队到前沿雷达站研究制定对策，较好地解决了问题。通过战场实地考察，王诤敏锐地觉察到电子对抗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我军目前还没有电子对抗的力量，这在未来战争中是要打败仗的。于是在返回北京后，他报请在通信兵部雷达管理处下设反干扰小组，这是我军电子战的最早组织机构。后来，反干扰小组扩建为无线电技术对抗处、无线电侦察干扰部，负责全军的电子对抗工作。
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从1958年9月起，王诤又先后负责组建了我军第一支电子对抗试验部队、电子对抗研究所和电子侦察设备制造厂。1963年，王诤被任命为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第一书记。
王诤历来以“诤言笃信，刚直不阿”自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自然是“在劫难逃”，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了。
1968年8月的一次批斗会上，已成了批斗靶子的王诤理直气壮而又义正词严地说：“我反对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多中心，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毛主席。林彪不是一贯正确，历史上和‘文革’中都有错误，他架空毛主席，这还不严重吗？”造反派问：“你敢不敢写下来？”王诤回答：“写就写，怕什么？”他立即把这些内容写在三张条子上。这三张条子便成了他“反革命”罪证。为此，他被打断了几根肋骨。林彪集团干将黄永胜等向中央写报告，要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王诤。1970年11月14日，一向对王诤十分了解的毛泽东批示：“王诤是有功的，对他的处理要慎重。”
黄永胜阳奉阴违，说：“毛主席说王诤有功，并不等于他政治上不反动。他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仍以“三张条子”有罪为由，将王诤扭送农场劳动改造。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王诤获得了解放，1972年恢复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的职务，而且还接连当选为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7年4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仍兼国家四机部部长和总参第四部部长。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诤被定为守灵人之一。
1977年，王诤积劳成疾，不幸患上了癌症，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1978年初，总参第四部在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王诤执意要去，并在医生陪伴下带着氧气袋现场指挥。一天下来，他累得大口喘着粗气，呼吸困难，脸都憋红了。尽管如此，第二天他还坚持到现场作演习总结报告。
叶剑英曾请著名画家李苦禅画了一幅雄鹰图送给王诤，并在画上亲笔题写了“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若有思”的诗句，这正是王诤将军晚年的生动写照。
1978年8月13日，王诤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亲笔为王诤题词：“半部电台起家 一生征战为民”，这是对王诤辉煌一生最好的总结。
（责任编辑：胡 北）
电视剧中的这一幕虽有戏剧成分，但这件事却是史实，而王诤后来成为了人民解放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毛泽东语）。
弃暗投明，成为红军的电信专家
王诤，原名吴人鉴，又名吴凤岗，1909年7月，生于江苏武进县戴溪乡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924年秋，他考入苏州工专高中部，1927年从省立第二高级中学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军事交通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后该校并入中央军校（前身黄埔军校）通讯科。1929年3月王铮毕业，先后被分配到国民党军第九、五十一师担任师部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岁末，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时，他被加强到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师部任中尉电台台长。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大获全胜，全歼敌军计9000余人。在这次战役中，红军缴获了一部电台。由于红军战士从没见过这种“怪物”，便把发报机给砸了，只剩下了收报机。时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派人将这“半部电台”和电台台长吴人鉴、见习员刘寅送到红军总部。吴人鉴参加红军后，因担心亲友遭受国民党迫害，同时也为了表达自己投身革命的决心，遂以“诤”字自勉，“诤言笃信，刚直不阿”，改名为王诤。
毛泽东问王诤：“这半部电台还能不能起作用？”王诤解释道：“砸坏的是发报机，但收报机没有坏，可以利用它收听国内外新闻电讯稿和侦听敌台情报。”毛泽东和朱德对他十分信任，便把收报机交还给王诤他们使用。不久，红军又缴获一部完整的15W电台。这样一来，红军就有了自己的“千里眼”、“顺风耳”。
1931年5月，蒋介石调集18个师，约2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大敌当前，正当毛泽东、朱德谋划如何破敌时，时任无线电队队长的王诤截获并破译了敌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金钰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电文还称：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田公秉藩部靠拢，成掎角之势……不久，王诤又破获了敌所属第二十八师拟进发东固的电报。毛泽东、朱德得到这一情报后当机立断，调集红一军团、红五军团5个师2万余人连夜急行军，从蔡廷锴、郭华宗两敌之间“钻牛角”，全歼了敌王金钰第五路军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歼敌3万，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第二次“围剿”。更可喜的是，在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100W的大功率电台。朱德和毛泽东预见到今后的电台会愈来愈多，根据王诤的建议，决定开办一期15人的无线电报务、机务员训练班。后来，以此为基础发展成为中革军委第一所通信学校，由王诤任校长。到长征之前，学校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共办了11期，训练无线、有线、司号、旗语、讯号、徒步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多人。
第二次“围剿”失败使蒋介石恼羞成怒。1931年6月，他亲自出马任“围剿”总司令，调集23个师，约3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
为了反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红军总部决定将无线电队扩编为无线电大队，由王诤任大队长。这时，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等主力红军部队都已成立了无线电队，配有电台，但其他部队受限于客观条件，仍十分缺乏这方面的装备，对作战造成不利影响。王诤带领红军无线电通信大队的队员们深入到还没有电台的部队中，因陋就简，替这些部队配置改装过的电台，并利用一切时间手把手地教报务员收发报技术，当面传授电讯专业知识。在王诤等人的努力下，中央红军自第三次反“围剿”开始便正式建立起无线电指挥网。
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王诤利用无线电巧妙实施联络、侦察、破译、伪装，使毛泽东和朱德对敌情了如指掌。6月30日，王诤截获蒋介石发给何应钦的急电——命敌军趁我主力出击赣东、闽西之际，对赣南根据地进行“清剿”。根据这一情报，毛泽东、朱德随即调整部署，避实就虚，率红军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线，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结果三战三捷，缴枪逾万，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对王诤说：“你收到的那份蒋介石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由于敌人对中央苏区分割包围，严密封锁，中央苏区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王诤便用收报机从纷繁干扰的无线电信号中，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报和国外各大通讯社的英文电讯，翻译成新闻文稿，汇编成《参考消息》，送给毛泽东和朱德等首长阅览。这份报纸被毛泽东等领导人视为至宝，成为他们了解外界情况的重要途径。
王诤还利用第二次反“围剿”中缴获的那部100W大功率电台，建立起红军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取名“红色中华通讯社”广播电台，简称“红中社”，呼号定为“GSR”。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这一天，“红色中华通讯社”广播电台正式开播。王诤通过“红中社”的广播电台，及时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和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喜讯，并把代表大会的精神，通过电波迅速地传到各苏区和各地的革命组织。
鉴于王诤在历次反“围剿”战役中做出的特殊重大贡献，在中央苏区1933年“八一”建军节的庆祝大会上，王诤和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道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星奖章”。
长征中，精心组织全军的无线电工作
1934年，王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接连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11月底，红军在抵达湖南境内的湘江东侧时，遭到敌人前后堵截和南北夹击。湘江之战中，王诤率无线电分队随军委纵队行动。红军苦战一周，部队损失过半。王诤也为了掩护战友而身负重伤昏了过去，战士们将他放在用门板和竹竿捆扎成的竹排上，硬是冒着敌军射来的飞蝗般密集的子弹将他推过了江。由于敌机猛烈轰炸，为了保护王诤，竟有7名战士被炸死或淹死在江中。王诤醒来后，一向坚毅刚强的他悲痛地流泪了，他发誓：一定要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 湘江血战后，红军进入贵州山区，王诤被任命为中革军委通信联络局（即军委三局）局长，掌握红军领导层的核心机密。红军总部给他配了一匹坐骑，但他从不骑，一直用来驮通信设备，自己则和战士们一起徒步跋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的第一个大战役就是“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使红军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指挥作战的得意之笔。《长征组歌》中“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歌词更为人们耳熟能详。徐向前在谈到这两句歌词时，说：“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
在整个四渡赤水战役期间，时任军委三局局长的王诤除了精心组织全军无线电领导工作外，还亲自值班、上机，通过电台破译敌密电，巧妙获取敌重要情报，对保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正确的指挥作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强渡金沙江时，部队进行强行军。可就在这时，王诤却患上了疟疾，每日发冷、高烧，身体极为虚弱。一天下午，部队在云南曲靖地区突遭敌机袭击，部队紧急分散隐蔽。当敌机轰炸扫射结束后，部队又急速行军，到了天黑时人们这才发现王诤不见了，问马夫也说没看到。这可急坏了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他立即下令派一个排点上火把沿原路去寻找。结果找了一夜，也不见其踪影。就在大家几乎绝望之时，王铮却突然回到了军委三局。原来，那天下午敌机空袭时，他正蹲在一棵树下隐蔽，因身体极度虚弱发软而昏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太阳已偏西，部队已经走了。他只得拖着病体急忙追赶，硬是凭着坚强的意志，直到深夜才赶上了红一军团一师的部队，由一师的部队将他收容治疗。
1935年10月，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挥的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了陕北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可是这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所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才开始长征，他们还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中共中央进驻瓦窑堡之后，决定要尽快与红二、六军团取得联系，通报情况。可是，中央与红二、六军团之间电台联络的有关文件却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那儿，怎么办呢？
接受周恩来交代的这一特别重要的联络任务后，王诤亲自上机操作，凭着对统一掌握的全军电台呼号、波长的记忆，凭他对红二、六军团电台报务人员操作手法的熟悉，他在杂乱的电波讯号中仔细辨别，在过去联络过的波长范围内耐心地寻找。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从一个熟悉的手法中找出波长和呼号，使得中共中央和红二、六军团联系上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都很高兴，毛泽东拍着王诤的肩膀称赞道：“好哇，王诤同志，这就好，非常之好哟！你为党中央、为工农红军又立下了大功，历史将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抗战时，为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建设做出突出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作为军委三局局长兼政委的王诤，不仅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和新四军建立了8个战略无线电网络，还给海南、广东等地的敌后游击队和一些秘密党组织派出了电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延安总部电台还担负着与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以及各战区友军的联络任务。此外，王诤还先后选派上百名对报务、机务技术都很精通、又有很高革命觉悟的干部，到蒋管区和日占区各大城市，以各种隐蔽身份通过电台传递信息情报。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的原型李白，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1944年，美军出于对日军作战和自身飞行安全的需要，请求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他们的气象观测网和气象通信网，以保障其B-29重型轰炸机在空袭冲绳和日本本土等战略要地时能得到气象配合。中共中央军委同意美军的要求，责成王诤具体经办此事。在王诤与美军驻延安的军事观察组谈判时，美方以八路军、新四军缺乏气象观测技术、没有观察器材和通信设备为由，坚持要由美军派出人员携带全部仪器设备到陕甘宁边区各军分区以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气象站。王诤据理驳斥，严正指出：到我根据地设立气象站的人员必须由我方派出，气象通信组织必须由我方负责，这是国家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美方又以送给我方10吨到20吨通信器材为交换条件，要求允许他们单独设站，但仍遭到王诤的拒绝。王诤严肃地向美方提出：“我们的通信器材虽是有困难的，但八路军、新四军的技术干部是很有才华的，只要美方提供观测器材，稍加训练就可以掌握气象观测业务。”经过多次艰苦谈判，美方人员总算同意了王诤的意见，但又节外生枝地提出，各气象站传到延安的气象资料要直发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分析处理，然后再分给我方使用。王诤坚决予以拒绝，明确指出气象资料通信网是以我延安通信总台为中心组织的，整个气象网的来往电报，都要由我通信总站统一处理，尔后再分送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在王铮的据理力争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协议。经过组织培训，20个气象观测站相继建立，同时还建立了我军第一个以延安为中心的气象信息传送网，进而出色地为美国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远程轰炸，以及为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来往于重庆和延安等地的飞行提供了气象保障。更重要的是，这还为日后新中国气象事业奠定了基础。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王诤被选为正式代表。同年11月，中央任命王诤为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兼三局局长。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时，王诤就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肯定要发动内战。于是，他未雨绸缪，组织在延安的一批通信领导干部，分赴晋绥、晋察冀、东北、华北、华中等几个大的解放区工作，任务是利用缴获的日伪军通信设备器材，利用已解放城市的工业基础和易招知识青年等有利条件，抓紧办工厂制造电台，抓紧办学校训练技术人才，加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建设，以适应我军迅速发展的需要。这样，不到一年，在每个大的战略区内，我军无线电装备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还在相当规模上建立了无线和有线的通信网。王诤的这一举措，为我党我军应对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在电讯方面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在解放战争中和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工作成绩获得毛泽东的赞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放弃延安，但代号“昆仑纵队”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机关仍留在陕北指挥着全国战事。为了确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驻于西北之一隅能指挥全军，王诤特意对通信联络做了周密、细致，且巧妙、艺术的安排。“昆仑纵队”是一支流动的精干小部队，既要指挥全国各战场，又不便携带大电台（只能带15W小电台），而小电台联络距离远的部队又十分困难。王诤发挥聪明才智，决定在后方的晋西北临县建立一个大功率电台的固定通信基地；又在河北平山县中央工委所在地建立一个辅助固定通信基地，以“中间带两头”（转报），从而确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全国全军的指挥畅通无阻。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正是通过无线电通信，洞察全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全国最大的战场。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通信联络十分满意，他曾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统一领导，管理全国党、政、军各系统的通信事业，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的王诤，又兼任了国家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可在志愿军与美军作战之初，我雷达部队却受到美军强烈的电子干扰。1951年底，志愿军司令部急电军委通信兵部称：请火速研究解决反电子干扰问题。王诤接报后，亲自带队到前沿雷达站研究制定对策，较好地解决了问题。通过战场实地考察，王诤敏锐地觉察到电子对抗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我军目前还没有电子对抗的力量，这在未来战争中是要打败仗的。于是在返回北京后，他报请在通信兵部雷达管理处下设反干扰小组，这是我军电子战的最早组织机构。后来，反干扰小组扩建为无线电技术对抗处、无线电侦察干扰部，负责全军的电子对抗工作。
1955年，王诤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从1958年9月起，王诤又先后负责组建了我军第一支电子对抗试验部队、电子对抗研究所和电子侦察设备制造厂。1963年，王诤被任命为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党组第一书记。
王诤历来以“诤言笃信，刚直不阿”自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自然是“在劫难逃”，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了。
1968年8月的一次批斗会上，已成了批斗靶子的王诤理直气壮而又义正词严地说：“我反对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多中心，中心只有一个，那就是毛主席。林彪不是一贯正确，历史上和‘文革’中都有错误，他架空毛主席，这还不严重吗？”造反派问：“你敢不敢写下来？”王诤回答：“写就写，怕什么？”他立即把这些内容写在三张条子上。这三张条子便成了他“反革命”罪证。为此，他被打断了几根肋骨。林彪集团干将黄永胜等向中央写报告，要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王诤。1970年11月14日，一向对王诤十分了解的毛泽东批示：“王诤是有功的，对他的处理要慎重。”
黄永胜阳奉阴违，说：“毛主席说王诤有功，并不等于他政治上不反动。他对林副主席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仍以“三张条子”有罪为由，将王诤扭送农场劳动改造。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王诤获得了解放，1972年恢复国家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的职务，而且还接连当选为中共第十届、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77年4月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仍兼国家四机部部长和总参第四部部长。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王诤被定为守灵人之一。
1977年，王诤积劳成疾，不幸患上了癌症，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工作。1978年初，总参第四部在武汉组织电子对抗演习。王诤执意要去，并在医生陪伴下带着氧气袋现场指挥。一天下来，他累得大口喘着粗气，呼吸困难，脸都憋红了。尽管如此，第二天他还坚持到现场作演习总结报告。
叶剑英曾请著名画家李苦禅画了一幅雄鹰图送给王诤，并在画上亲笔题写了“英雄老去心犹壮，独立苍茫若有思”的诗句，这正是王诤将军晚年的生动写照。
1978年8月13日，王诤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
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亲笔为王诤题词：“半部电台起家 一生征战为民”，这是对王诤辉煌一生最好的总结。
（责任编辑：胡 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