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轼是一位集诗、词、文、赋多种成就于一身的文学巨匠。他就像他的诗词文赋，具有无比丰富和有待挖掘的可能性。他的一生以一种开放兼容的态度，吸纳融合儒道释三家思想，建构了自己博大丰富的学术思想体系。在对宇宙人生的深入思考和困厄生活的磨砺下，苏轼塑造了一个健全、圆融、可亲、可爱的文化人格，实现了困境中的精神超越，优秀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不断传承，并在当今社会呈放特殊的光彩，为当代人尤其是当代高校学生建设精神家园、塑造阳光心态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苏轼不仅在宋代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而且为后来的文人所敬仰和仿效，即使在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模式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中，也仍具有诸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苏轼人格独立困境超然阳光心态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9-249-2
　　一、主体精神与人格独立
　　中国旧时代的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既想追求独立性但又始终不能摆脱依附性的阶层。苏轼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其人格的独立性与依附性同样兼而有之
　　首先，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苏轼人格的独立性。苏轼取有的儒释道思想用于其人生态度与行为方式的选择与确立，也独异于以往之士大夫。苏轼的意义在于他把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释的超然出世变为共时性的同步，道释之出世思想不仅未成为否定其入世思想的消极因素，反而成为一种独立于污浊现实之上的人格精神支撑。他的性格卓然而不随，既有独立的见解，也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为进退得失所累，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的高扬，正是基于他正道直行与齐得失超生死的人生观。也因有了这种人生态度，他才敢于面对现实人生，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巨大的独立人格力量。直道而行，独立不改，处忧患而泰然自若，其文化人格的独立性自有其深厚的文化意蕴。
　　其次，从政治斗争来看，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关系到他整个的政治命运及身世遭遇，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其文化人格中充溢旺盛的独立精神。王安石的改革着眼于理财，新法接连出台，而宣传不到位，中央不统一，未能集思广益而树敌太多，致稳健老臣与不同意见者处于对立面。计划本身有不正确处，实施过程操之过急，造成整个社会生活、经济秩序的较大混乱。苏对王的批评，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改革，而是基于自己的政治定见而又主要针对王安石变法的消极面的。例如发放青苗钱的措施，本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到了实施方案的官吏那里，不问农民需要与否，有无偿还能力，一概采用强贷的方法，以多放为政绩，而农民得了青苗钱未必都用于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或增加农业投人。如果我们全面地分析苏轼在他的制策、奏议、谢启中提出的改革主张，就会认为他的改革思路或许更切近现实。他针对当时的“三患”——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等一系列改革主张。苏轼深知改革是一项异常艰难的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事情，故寄予“磨以岁月”“十年之后”的持久式的渐进改革，是不难理解的。对封建社会数千年的积弊，非猛攻不足以摇其本，非扎实稳健不足以毕其功，所以，王安石的激进在这个意义上是必要的，而苏轼的稳健也自有其道理。
　　苏轼在政治上所表现出的充满独立精神的人格力量，不但在于他对社会改革有自己的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更表现在一生为党人倾轧、小人构陷而不屈，一贬再贬而不悔，体现了中国士大夫文化人格的卓绝品性与浩然正气。《宋史·苏轼传》曰：“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此论极为深刻而正确。苏轼之所以为苏轼，就在于真诚地表现自我的全人格，不为名利富贵所诱，不为祸辱所困，不自韬戢，不扭曲自己，表现出卓特的政治品质。在封建时代，士大夫能获得“柄用”的良机是极为难得的事，而仕宦之风波，又使人处处如临深履薄。所以士大夫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柄用和为了安全与生存免祸，“韬戢”一下，压抑一点独立性，原是常有的和可以谅解的事。但苏轼人格之可贵，正在不为“柄用”或“免祸”而“韬戢”而“易其所为”。当王安石执政之时，神宗很赏识他，“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但他却直陈新法之弊，不愿“附会”而自请外任。后来旧党得势，他原与司马光私谊甚好，只要愿“随”，也可“柄用”，但他又挺身而出，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说“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而终于未能免祸，遭到新旧两党的排挤和打击。“乌台诗案”即是这种打击的集中表现，于此也最元气淋漓地表现了“轼之为轼”的真情性、全人格。
　　再者，需要指出的是，苏轼自主自觉的独立精神，除了他个人的禀赋学养外，也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北宋儒学各家以天地胸怀来做人世事业的精神，这种人生境界也体现为苏轼文化人格中主体性的高扬。
　　二、现实的生活态度
　　苏轼的文化人格塑造还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生活智慧。苦乐由之的处世精神，得失随缘的养心原则，使其热爱生活、善于生活，既善于体验生活中的美，又善于表达这种美，从而充满了清洁的人文气息和可爱的世俗气息。
　　一个爱字诠释了苏轼无法遏止的生活热情。到了杭州他写“故乡无此好湖山”；到了黄州他写“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到了惠州他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
　　一路诗情，爱洒遍地，哪像一个被贬之人！
　　苏轼的贬谪生活是困苦的，然而，他能从这种孤苦的环境中很快解脱出来，开荒种地，选址建屋。在飘雪的冬季，苏轼的新家建成了，苏轼把其名为“雪堂”。城外的荒地上长出了大麦，满眼的金黄，苏轼干脆给这块地取名“东坡”，并自称“东坡居士”。由此，一个响彻中华文明历史的名字横空出世了！
　　苏轼还是一个美食家，在艰辛的日子里，他津津有味地研究着食谱，据记载，他发明“东坡肉”“东坡羹”“东坡酒”。苦中有乐，正来自于苏轼浸入心底的对生活的热爱。
　　苏轼还是一个幽默大师，《临江仙》写道：“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看似充满悲情，却是心灵解脱之后的调侃和幽默。据说第二天一早就传苏轼昨夜帽挂江边，乘船出海了！知州带人去查看，谁知苏轼正在家中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如此庄重的悲情，却被如雷的鼾声冰释消解了，这不是幽默是什么？
　　勇敢地确认悲剧人生的存在，以潇洒直面逆境，以乐观自适善待生活，以苦中求乐享受人生，以超逸、旷达表达生命的诗情，既把自身融入世俗生活中，又永远行走在精神的高原，这就是苏轼文化人格的厚度、宽度和长度。
　　三、对于当代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
　　当代高校校园文化已经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但是，当代学生的心灵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高校硬件设施高速发展的同时，精神文化却遭到摧残，很多学生焦虑、抑郁、迷惘、困惑，不断追问究竟什么才是大学生活，翘首渴望一个精神的家园。而苏轼以他的生活智慧和文化力量，勾起我们对遥远历史的回眸、对和谐明天的向往、对当下大学生活的凝视。“此心安处是吾乡”，将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精神家园的过程，也是灵魂激荡、文化积淀的心灵过程。
　　苏轼文化人格对于当代校园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可以帮助学生塑造积极健康、快乐和谐的阳光心态。在当代，校园内也存在不同利益之间的碰撞和博弈，比如社团工作与学习、爱情与友情等等，很容易让人们产生挫败感、自卑感、失落感，从而造成心理潮湿。苏轼逆境人生中的潇洒和从容，真地可以成为当代人摆脱心灵枷锁的导师，改变不了事情就改变对事情的态度，把握当下、宽容达观、阳光心态的理念和苏轼是那么息息相通。苏轼用自己的人生体验，为当代大学生塑造阳光心态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
　　精神的认同，情感的共鸣，就是当代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和苏轼的精神节点，这个节点就像我们守望的精神家园的一簇圣火，而点燃这圣火的，正是那个辉耀千年的伟大人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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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刘小川.品中国文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肖志远，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汉语2012级学生；
　　周恋，女，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汉语2012级学生；
　　陈梦琳，中国矿业大学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2012级学生；胡宇婷，女，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汉语言2013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