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至5月，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阿党政代表团访华。那个时候，中阿两党有着牢不可破的同志加兄弟式的战斗友谊，所以接待谢胡非常重要，要高规格。
　　在谢胡访华前夕，北京迎送活动的初始计划是在长安街夹道欢送，天安门前将组织上千儿童的红领巾大合唱。合唱队是由北京少年宫合唱队和几个北京市小学合唱队组成。小时候我很喜欢唱歌，我们学校的合唱团在北京市小学里算是水平比较高的，经常有机会出去表演。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所以在谢胡还没来之前我们就开始训练了。景山少年宫的合唱辅导员为我们紧张地排练。我们要表演的三首歌是《北京—地拉那》，阿尔巴尼亚歌曲《少先队员之歌》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歌都不是简单的大齐唱，要分高低声部，有和声。
　　正当我兴奋地训练彩排之际，忽然上面有了新的指示，取消了长安街的夹道欢送，改去机场了。千人的合唱也被砍掉了一大半，减成二三百人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学校的合唱队没有被减掉。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天安门我们去过无数次，但绝大多数孩子没有去过首都机场，大家心中满怀着兴奋、新奇和渴望。
　　一切准备就绪，1966年5月11日清晨，我们穿着红色的背带裙，白衬衫，乘坐着大轿车驶向首都机场。
　　这样的活动在北京的孩子里也是很難得的，穿上统一发放的服装，坐上舒适的大轿车，让我们兴奋不已。那时的北京没有高速路，去机场的道路同现在的路相比很窄，出了东直门就是乡村了，沿路的绿色田野里长着各种不认识的农作物。我们一路欢歌笑语，纵情高唱，很快就到了首都机场。我看到了宽阔的停机坪和巨大的飞机，那个兴奋劲儿可想而知。
　　下车后休整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预演，就传来消息，谢胡来机场的时间改成下午了，我们原地待命。其实这倒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一下这里从未见过的新奇的一切。机场提供了丰富的午饭，我们这群孩子以前哪有过这种共产主义“白吃白喝”的待遇啊，觉得太好玩了。那天发的是面包香肠，还有炒鸡蛋。
　　吃完午饭又来通知，说谢胡再次改时间了，但还不能定。真不知道什么原因，时间一改再改。为了让我们别太累了，机场在能够让我们休息的地方铺上席子，我们就地休息养精神。可我们这些抑制不住兴奋的孩子一点也不累，能在外面玩儿一天，特别是在从来没有机会来的地方玩儿，是多美的事啊。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终于得到了准确时间的通知。我们又在机场饱餐了一顿晚饭，晚上八九点时，整队进入机场停机坪，登上了合唱台，开始最后的排练。
　　指挥是个男孩子，伴奏的乐队好像是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
　　望眼欲穿的我们终于盼来了客人们。谢胡在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彭真等中央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地唱歌，但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中央领导，我们都很激动，我连歌词都忘了。客人们没有在我们面前停留，很快走过去了，他们在机场绕了一周后（当然还有其他欢送的人群），送谢胡上了飞机。这段时间我们在不停地唱。《北京—地拉那》这首歌音调很高，很费嗓子，特别是最后那几句：
　　万岁毛泽东，万岁恩维尔·霍查，万岁光荣坚强的党，万岁北京—地拉那，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中国阿尔巴尼亚。
　　我的嗓子都喊哑了。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送走谢胡的周总理向我们款款走来。孩子们顿时沸腾了，总理过来先是和我们的小指挥亲切握手，然后转过身来，展开他那曾经受过伤的臂膀，随着旋律和节奏有力、动情、潇洒地挥舞着，指挥我们唱歌。我们把最后一个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了一遍又一遍，有共和国总理为我们指挥，和我们一起唱，我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忘记了嗓子已经喊得冒烟儿，兴奋得不能自制。我们好激动、好高兴、好幸福，那情景好难忘啊！要不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等着总理，我想总理还会继续和我们一起唱的。敬爱的周总理意犹未尽地离开了，我们是那么的恋恋不舍。
　　坐在回家的车上，已经是半夜了，路两旁一片漆黑，我在静静地回味着那激动人心、永生难忘的时刻，渐渐地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车里一片寂静，累了一天的孩子们都沉沉地睡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将是我们金色童年的结束，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呢？
　　五天以后，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正式宣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