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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对外传播事业的不断推进，我们深深地感到，探讨跨文化传播理论、进行跨文化交流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对话。2005年5月，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会见美国宗教领袖帕罗博士，由此开始了一场对外宣传在宗教领域的较高层次的对话。但是，我们从中也看到了哲学与宗教在中西方对话中的重要作用。
近来，一些数字显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的，大多有工科背景。到21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有文科学历背景，特别是有哲学背景的领导干部增多。他们的人文视野更为开阔。社会、经济的开放与多元化，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传播领域的深层次思考，都需要有更多智者的积极参与。
汝信，中国当代美学家、哲学家。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82年至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至1990年兼任哲学所所长。1988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1958年留中国社会科院工作，一呆就是几十年，至今仍活跃在哲学和文化交流与传播领域。
是历代哲学家思想的深度吸引了他，是哲学和美学中的永恒性主题引发他不断地思考。
是历史长河中哲人的思辨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试图走近哲学，看看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哲学家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外大传播》：在对外传播事业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哲学，会增长人的智慧和洞见，会给我们提供滋养心灵的养分。前段时间看到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很受启发，感觉哲学与实践相碰撞会迸发出很多火花。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潮对今天有什么意义？
汝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现在，我们在传播领域讲得最多的是文化，文化有不同的层次，但要涉及民族精神最深层的部分，会最终体现在哲学方面。一个民族的哲学会显示这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有自己特殊的哲学，就有自己特殊的民族精神。当然，这个民族精神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受时代的影响。哲学一方面很抽象，显得很高深，另一方面又是很具体的。
李瑞环同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很深的缘分。20世纪60年代，国家号召学哲学，特别是要在工农群众中树几个学哲学的典型。当时哲学所、《哲学研究》杂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瑞环同志开始学哲学的时候，哲学所给予了他很大帮助，当然这种帮助是面对一大批人，于是当时就出现了乒乓球哲学，售货员哲学等。目的就是强调活学活用。当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哲学，影响了一大批人。现在看来，只有李瑞环同志一人坚持学下来了。
当时，工农学了哲学马上就能和具体生活实践相结合，这是书斋里的学者做不到的。改革开放初期，“四人帮”刚垮台，哲学所开了个如何学哲学的讨论会。李瑞环当时是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负责人，我们就请他结合这个工程谈谈学哲学的体会。他也没有稿子，结果整整讲了一上午还没有讲完，下午接着讲，本来规定每人只讲一小时的。但他的语言非常生动，思想深刻，大家都很感兴趣。
《对外大传播》：记得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过，“文化，因为差异才需要交流沟通；文化，也因为有其统一性才决定了它是可以沟通的”。文化的差异充满着魅力，有时也仿佛是矗立在交流主体彼此间的千山万水。在此，请你做一个横面对比，让我们理解一下不同国家的不同哲学给本民族带来了什么？
汝信：有一些东西确实是可比较的。古希腊时期，欧洲哲学比较繁荣，当时中国处于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这是思想比较开放，自由进行讨论的时期，相互之间有交锋，彼此之间又有接受和宽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版图的统一要求思想上的一致，特别是到汉代“儒家独尊”后，思想就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了。从古希腊到后来的罗马帝国，思想上也发生了从平实到僵化的变化。
中国有几个受外国哲学影响比较大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后，开始是受到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影响，出现了“萨特热”，后来又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出现“尼采热”。这些都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有关。萨特的思想传到中国，在年轻人中红极一时。因为，当时刚刚从“文革”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崇尚精神自由，而萨特主张“自由是人的命运”，所以他对当时的中国影响很大。我想，人们对尼采的狂热也是这个原因。尼采所谓的价值重估，就是把过去一切老的东西、偶像统统打破。这些主张对个性解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正好符合当时中国一些年轻人的心情。
《对外大传播》：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孔子学院在世界成立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技术支撑的能力，这也说明西方人想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是多么迫切。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请就西方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影响，做些比较。
汝信：最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去过不少国家，跟国外学者接触也多了。在对外传播中，人们一般会提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应该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文化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对周边国家，我们现在到朝鲜、韩国、越南和日本去，还能感受到很多汉文化的影响。但客观地讲，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虽然也有，但是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比起来，差得很远。这与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有关，因为只有在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后，其他国家才会产生了解其文化的欲望。
现在，外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了解特别少。对中国真正有研究的是外国汉学家，而这些汉学家一般在所在国是进入不了专业核心里去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不对称的问题，中国的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对外国哲学的了解比外国学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不知道要多多少倍。我在哈佛等西方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我看到真正哲学系的学生，包括在哲学系的教授，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少得可怜。
但是到日本、韩国去，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尽管这些年来日本西化很厉害，明治维新以后是整个地脱亚入欧）的了解要比西方人好得多。韩国也是这样。我到韩国去，尽管语言不通，但很多汉诗他们都能背，虽然发音不一样，但是一写我们就知道了。韩国高级知识分子受汉学影响很大。我感觉我们的对外交流有许多工作要做。
《对外大传播》：前段时间兴起了于丹的“庄子热”、“老子热”。李泽厚先生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说，百家讲坛的很多学者，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
你认为，这种做法在向世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何价值？
汝信：对于古典文献有各种处理办法。现在社会上对“于丹现象”议论很多。我感觉只要不是完全曲解原意，出现各种不同的理解是可以的，有人理解得深一点，有人理解得浅一点，有人理解得和现实联系得更紧密一点，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个毛病，一哄而上地往上炒，这是比较糟糕的。我感觉有一点像追星“粉丝”，学术问题不能这样搞，这不是一种好现象。
《对外大传播》：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化思想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汝信：19世纪末在国外就有《论语》、《老子》、《庄子》的译本，但是只有汉学家或者一些有兴趣的人才研读。对一般受众，即使是对知识分子影响也不大。我想我们以后特别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仅翻译原著还不行，要注意到里面的文化隔阂问题。就拿《老子》来说，比较通俗的、大家能够读懂的外文译本太少，中国人理解原著都有难度，加上文化的隔阂，外国人就更难读懂了。
另外，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要有正确的估计。举个简单的例子，《红楼梦》可以说是国内文学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了，如果在东方国家，像韩国、日本，包括越南，都是畅行无阻的，在这些国家，《红楼梦》不仅是书，包括电视剧都能看到。到西方去就不行，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我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国内一位著名的红学家到哈佛去讲《红楼梦》。哈佛对各国学者的讲课都是很欢迎的，但是中国学者去讲《红楼梦》就根本没人听。没办法，临时打电话，把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中国人都拉去了，到那一看，呵，坐的全是中国人。这就让我奇怪了，为什么他们对《红楼梦》这么不感兴趣？后来我了解到，一般的美国人关于《红楼梦》的知识懂得太少了。中国人对《红楼梦》走出国门的传播效果估计很高。我曾经问过几位外国教授，他们说知道有这本书，但是没看过。可反过来说，像莎士比亚，在中国很少有知识分子没看过。为什么西方人不看《红楼梦》？我认为在文化影响力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对外大传播》：但《一千零一夜》是中古阿拉伯文学中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民间故事集，反映的是古代阿拉伯及其周围地区的社会现实，也是中国人毫不熟悉的生活，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汝信：是啊，应该说这些地域的文化离我们的生活也很远，但是中国知识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面很宽。像《红楼梦》这么优秀的著作，是应该在国外产生影响的，包括孔子、老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珍贵的，要向国外推广。要研究外国人的需求，即使是讲历史故事，也要让他们感受到能从这些故事中了解是什么样的传统造就了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东西方的哲学家都在关心什么？
《对外大传播》：我们还是回到哲学上来。中国的哲学家关心什么，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又在关心什么？
汝信：我带着这个问题到西方去，向一些哲学界的朋友做过了解。现在西方哲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或主流，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但都占不了主导地位。比如，现在的美国，占主流的是分析哲学，但是越搞越“专门”，发展成一种技术性的东西，要是没有数学、逻辑的训练根本看不懂。分析哲学家自己也囿于一个小圈子，只可以和少数人对话。现在，他们正想办法打通各个学派之间的壁垒。为什么说西方面临着精神危机，就是整体上没有真正的思想支柱。像后现代理论，破坏性很强。它就是把过去的东西都解构掉，对所有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提出怀疑，它反对思想僵化，这很好，但是，解放思想后怎么树立一个正面的东西，就没有答案了。旧的东西打破了，新的东西到现在也没有树立起来。所以，西方社会面临着这样的危机。
《对外大传播》：中国与西方不同，我们是否已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理念，来跨越这种危机？
汝信：我们是和西方不同，但是危机也不是完全跨过了，像传统文化怎么跟现代化结合，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是否认同，这里还有很多问题。
过去，中国文化讲究斗争哲学，这与当时帝国主义的封锁有关，我们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争取发展。但是，“文革”中的斗争哲学将斗争扩大化，却是荒诞的。今天，用什么来代替斗争哲学？我认为和谐理念的提出非常及时。在和谐社会理念中，有3个方面提得比较好，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本身的身心和谐。我认为，和谐理念值得向全世界推广，因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是不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家最早思考的问题，在古希腊，在中国都是如此。人存在就涉及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国传统有两种看法，主流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另一种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如中国荀子就提出“人定胜天”的主张，西方以及中国的某一阶段就曾完全发展到这后一方面，造成很多环境问题，现在西方已经觉察到这种思维模式是不可取的。
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主张征服自然，与天斗，与地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一定程度，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注意。就世界范围来说，环境污染、地球的温室效应不可避免地摆在人们面前，需要寻求新的出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是有世界意义的。
人与人的和谐过去我们不大注意。现在中国提出的公平正义，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最根本问题，而公平正义在当代，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答案。关于这方面在学者中间讨论也比较多。
《对外大传播》：你刚才提到了人自身的身心和谐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过去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汝信：身心和谐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了。教育部的有关同志曾向我介绍大学生的自杀问题，我感到很震惊。有的大学一年内有好几起这样的事件，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还比如，今年4月份发生的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个人身心失衡的问题。
身心失衡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个人原因。其实，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如何保持个人身心平衡，有很多优秀的价值理念可以发掘。当然，中国传统的东西必须跟当前现实生活结合才行，完全恢复到过去那种修身养性也行不通。这个问题也有世界意义。前几年，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去澳大利亚考察社会保障问题。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很完善，社会福利从出生一直保证到终老。但我们去访问一个研究所，研究人员告诉我们澳大利亚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当时都很难理解，衣食无忧，从小念书不用钱，环境又好，自杀率怎么会最高呢？所以，并不是说经济发展了，每个人都是必然愉快的，这里有一个身心和谐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提出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文化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向世界传播。
《对外大传播》：我们本以为哲学家思考的就是纯理性的知识，看来中国哲学家的思考已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哲学研究所，包括你和你所带的博士生，想与世界哲学对话的有哪些问题？
汝信：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参考国外的研究，像公平正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国内比较流行。我是1981年到美国哈佛去的，当时罗尔斯是哲学系的教授，是研究正义问题的专家，《正义论》是其代表作。当时我认为他主要讨论的是在美国如何保持公平正义，没有意识到对中国会有多大的意义。再者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也不是很迫切，所以就没有注意。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和他近距离交流的机会。后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又看他的书，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认为把生产搞上去，自然而然就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如何实现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是专门研究贫困问题的。他研究的是在印度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保持社会公正。他怎么能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的研究对其他国家也有借鉴意义。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也有保持社会公正的问题。这是经济学的问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哲学、社会学的问题。
《对外大传播》：在涉及中国哲学的对外传播等方面，你希望外宣工作者做什么？
汝信：前几年开展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文明对话是伊朗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提出的。后来联合国通过了在文明对话年开展文明对话的决议。进入新千年，联合国专门召开文明对话的首脑会议，但到会最多的是伊斯兰国家的首脑，中国就派我作为学者代表参加会议。结果我发现，会议上主要是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首脑发表讲演，于是变成了西方跟伊斯兰国家的对话。此后在日本、立陶宛等国接连开了几次教科文组织的研讨会，主要是学者参加。
我去参加这些会议时，感觉中国的声音太少、太弱了。后来，全国政协专门在北京召开文明对话会，当然以东方为主，主要是驻北京的一些外交官代表参加。本来这个对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会议开始当天，“9•11”事件发生了，一下子文明对话就被打断了，反恐话题成为主流。但我认为从长远来讲，“打”不解决问题，最后还是要对话。世界上文明对话现在又慢慢恢复，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讲，中华文明的分量非常重，特别需要加强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我感觉外宣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对外大传播》：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对话总比“对仗”好，那么他们的对话有什么价值？如果再一个对话年出现了，他们说什么？
汝信：哈塔米提出对话是非常开明的，主要是想缓和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矛盾。伊斯兰国家首脑的发言都是强调要改善世界对伊斯兰文化的看法，极力宣传伊斯兰对欧洲文明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从历史上看，西方的很多古代文明都在伊斯兰文化中保存下来，后来又传到欧洲去，而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发明是通过伊斯兰传到欧洲的。我感觉哈塔米的这个调子还是和谐的、正确的。但是 “9•11”后，完全不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如果当时这种势头能够保持下去，西方跟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是能够缓和一点的。
再对话就得为新情况、新矛盾寻求新的解决途径。我觉得中国“求同存异”及“和为贵”的思想，都是值得宣传的“不同”是现实的存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世界的趋势。孙家正部长也讲到，没有共同的东西是很难交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也要彼此交流、彼此相互吸收好的东西，才能共同发展，否则，你是你，我是我，只有吵架、打仗。经过美伊战争和“9•11”恐怖袭击后，西方人也意识到应该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跨文化传播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用google搜索 “跨文化传播”，找到相关文章6万多篇，《对外大传播》刊发的相关讨论文章，更是整篇整篇地被转载，这表明我们的努力，也表明中国和世界沟通与对话的渴望。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只有那些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处的人,才会没有出头之日。”愿通过我们的努 力，在仰望天空时能看到更浩瀚的宇宙！
责编：孙 建
近来，一些数字显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的，大多有工科背景。到21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有文科学历背景，特别是有哲学背景的领导干部增多。他们的人文视野更为开阔。社会、经济的开放与多元化，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传播领域的深层次思考，都需要有更多智者的积极参与。
汝信，中国当代美学家、哲学家。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82年至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至1990年兼任哲学所所长。1988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1958年留中国社会科院工作，一呆就是几十年，至今仍活跃在哲学和文化交流与传播领域。
是历代哲学家思想的深度吸引了他，是哲学和美学中的永恒性主题引发他不断地思考。
是历史长河中哲人的思辨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试图走近哲学，看看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哲学家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外大传播》：在对外传播事业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哲学，会增长人的智慧和洞见，会给我们提供滋养心灵的养分。前段时间看到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很受启发，感觉哲学与实践相碰撞会迸发出很多火花。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潮对今天有什么意义？
汝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现在，我们在传播领域讲得最多的是文化，文化有不同的层次，但要涉及民族精神最深层的部分，会最终体现在哲学方面。一个民族的哲学会显示这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有自己特殊的哲学，就有自己特殊的民族精神。当然，这个民族精神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受时代的影响。哲学一方面很抽象，显得很高深，另一方面又是很具体的。
李瑞环同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很深的缘分。20世纪60年代，国家号召学哲学，特别是要在工农群众中树几个学哲学的典型。当时哲学所、《哲学研究》杂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瑞环同志开始学哲学的时候，哲学所给予了他很大帮助，当然这种帮助是面对一大批人，于是当时就出现了乒乓球哲学，售货员哲学等。目的就是强调活学活用。当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哲学，影响了一大批人。现在看来，只有李瑞环同志一人坚持学下来了。
当时，工农学了哲学马上就能和具体生活实践相结合，这是书斋里的学者做不到的。改革开放初期，“四人帮”刚垮台，哲学所开了个如何学哲学的讨论会。李瑞环当时是毛主席纪念堂工程的负责人，我们就请他结合这个工程谈谈学哲学的体会。他也没有稿子，结果整整讲了一上午还没有讲完，下午接着讲，本来规定每人只讲一小时的。但他的语言非常生动，思想深刻，大家都很感兴趣。
《对外大传播》：记得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过，“文化，因为差异才需要交流沟通；文化，也因为有其统一性才决定了它是可以沟通的”。文化的差异充满着魅力，有时也仿佛是矗立在交流主体彼此间的千山万水。在此，请你做一个横面对比，让我们理解一下不同国家的不同哲学给本民族带来了什么？
汝信：有一些东西确实是可比较的。古希腊时期，欧洲哲学比较繁荣，当时中国处于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这是思想比较开放，自由进行讨论的时期，相互之间有交锋，彼此之间又有接受和宽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版图的统一要求思想上的一致，特别是到汉代“儒家独尊”后，思想就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了。从古希腊到后来的罗马帝国，思想上也发生了从平实到僵化的变化。
中国有几个受外国哲学影响比较大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后，开始是受到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影响，出现了“萨特热”，后来又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出现“尼采热”。这些都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有关。萨特的思想传到中国，在年轻人中红极一时。因为，当时刚刚从“文革”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崇尚精神自由，而萨特主张“自由是人的命运”，所以他对当时的中国影响很大。我想，人们对尼采的狂热也是这个原因。尼采所谓的价值重估，就是把过去一切老的东西、偶像统统打破。这些主张对个性解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正好符合当时中国一些年轻人的心情。
《对外大传播》：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孔子学院在世界成立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技术支撑的能力，这也说明西方人想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是多么迫切。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请就西方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影响，做些比较。
汝信：最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去过不少国家，跟国外学者接触也多了。在对外传播中，人们一般会提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应该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文化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对周边国家，我们现在到朝鲜、韩国、越南和日本去，还能感受到很多汉文化的影响。但客观地讲，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虽然也有，但是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比起来，差得很远。这与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有关，因为只有在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后，其他国家才会产生了解其文化的欲望。
现在，外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了解特别少。对中国真正有研究的是外国汉学家，而这些汉学家一般在所在国是进入不了专业核心里去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不对称的问题，中国的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对外国哲学的了解比外国学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不知道要多多少倍。我在哈佛等西方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我看到真正哲学系的学生，包括在哲学系的教授，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少得可怜。
但是到日本、韩国去，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尽管这些年来日本西化很厉害，明治维新以后是整个地脱亚入欧）的了解要比西方人好得多。韩国也是这样。我到韩国去，尽管语言不通，但很多汉诗他们都能背，虽然发音不一样，但是一写我们就知道了。韩国高级知识分子受汉学影响很大。我感觉我们的对外交流有许多工作要做。
《对外大传播》：前段时间兴起了于丹的“庄子热”、“老子热”。李泽厚先生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说，百家讲坛的很多学者，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
你认为，这种做法在向世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何价值？
汝信：对于古典文献有各种处理办法。现在社会上对“于丹现象”议论很多。我感觉只要不是完全曲解原意，出现各种不同的理解是可以的，有人理解得深一点，有人理解得浅一点，有人理解得和现实联系得更紧密一点，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个毛病，一哄而上地往上炒，这是比较糟糕的。我感觉有一点像追星“粉丝”，学术问题不能这样搞，这不是一种好现象。
《对外大传播》：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化思想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汝信：19世纪末在国外就有《论语》、《老子》、《庄子》的译本，但是只有汉学家或者一些有兴趣的人才研读。对一般受众，即使是对知识分子影响也不大。我想我们以后特别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仅翻译原著还不行，要注意到里面的文化隔阂问题。就拿《老子》来说，比较通俗的、大家能够读懂的外文译本太少，中国人理解原著都有难度，加上文化的隔阂，外国人就更难读懂了。
另外，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要有正确的估计。举个简单的例子，《红楼梦》可以说是国内文学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了，如果在东方国家，像韩国、日本，包括越南，都是畅行无阻的，在这些国家，《红楼梦》不仅是书，包括电视剧都能看到。到西方去就不行，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我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国内一位著名的红学家到哈佛去讲《红楼梦》。哈佛对各国学者的讲课都是很欢迎的，但是中国学者去讲《红楼梦》就根本没人听。没办法，临时打电话，把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中国人都拉去了，到那一看，呵，坐的全是中国人。这就让我奇怪了，为什么他们对《红楼梦》这么不感兴趣？后来我了解到，一般的美国人关于《红楼梦》的知识懂得太少了。中国人对《红楼梦》走出国门的传播效果估计很高。我曾经问过几位外国教授，他们说知道有这本书，但是没看过。可反过来说，像莎士比亚，在中国很少有知识分子没看过。为什么西方人不看《红楼梦》？我认为在文化影响力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对外大传播》：但《一千零一夜》是中古阿拉伯文学中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民间故事集，反映的是古代阿拉伯及其周围地区的社会现实，也是中国人毫不熟悉的生活，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汝信：是啊，应该说这些地域的文化离我们的生活也很远，但是中国知识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面很宽。像《红楼梦》这么优秀的著作，是应该在国外产生影响的，包括孔子、老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珍贵的，要向国外推广。要研究外国人的需求，即使是讲历史故事，也要让他们感受到能从这些故事中了解是什么样的传统造就了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东西方的哲学家都在关心什么？
《对外大传播》：我们还是回到哲学上来。中国的哲学家关心什么，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又在关心什么？
汝信：我带着这个问题到西方去，向一些哲学界的朋友做过了解。现在西方哲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或主流，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但都占不了主导地位。比如，现在的美国，占主流的是分析哲学，但是越搞越“专门”，发展成一种技术性的东西，要是没有数学、逻辑的训练根本看不懂。分析哲学家自己也囿于一个小圈子，只可以和少数人对话。现在，他们正想办法打通各个学派之间的壁垒。为什么说西方面临着精神危机，就是整体上没有真正的思想支柱。像后现代理论，破坏性很强。它就是把过去的东西都解构掉，对所有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提出怀疑，它反对思想僵化，这很好，但是，解放思想后怎么树立一个正面的东西，就没有答案了。旧的东西打破了，新的东西到现在也没有树立起来。所以，西方社会面临着这样的危机。
《对外大传播》：中国与西方不同，我们是否已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理念，来跨越这种危机？
汝信：我们是和西方不同，但是危机也不是完全跨过了，像传统文化怎么跟现代化结合，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是否认同，这里还有很多问题。
过去，中国文化讲究斗争哲学，这与当时帝国主义的封锁有关，我们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争取发展。但是，“文革”中的斗争哲学将斗争扩大化，却是荒诞的。今天，用什么来代替斗争哲学？我认为和谐理念的提出非常及时。在和谐社会理念中，有3个方面提得比较好，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本身的身心和谐。我认为，和谐理念值得向全世界推广，因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是不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家最早思考的问题，在古希腊，在中国都是如此。人存在就涉及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国传统有两种看法，主流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另一种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如中国荀子就提出“人定胜天”的主张，西方以及中国的某一阶段就曾完全发展到这后一方面，造成很多环境问题，现在西方已经觉察到这种思维模式是不可取的。
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主张征服自然，与天斗，与地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一定程度，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注意。就世界范围来说，环境污染、地球的温室效应不可避免地摆在人们面前，需要寻求新的出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是有世界意义的。
人与人的和谐过去我们不大注意。现在中国提出的公平正义，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最根本问题，而公平正义在当代，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答案。关于这方面在学者中间讨论也比较多。
《对外大传播》：你刚才提到了人自身的身心和谐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过去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汝信：身心和谐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了。教育部的有关同志曾向我介绍大学生的自杀问题，我感到很震惊。有的大学一年内有好几起这样的事件，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还比如，今年4月份发生的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个人身心失衡的问题。
身心失衡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个人原因。其实，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如何保持个人身心平衡，有很多优秀的价值理念可以发掘。当然，中国传统的东西必须跟当前现实生活结合才行，完全恢复到过去那种修身养性也行不通。这个问题也有世界意义。前几年，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去澳大利亚考察社会保障问题。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很完善，社会福利从出生一直保证到终老。但我们去访问一个研究所，研究人员告诉我们澳大利亚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当时都很难理解，衣食无忧，从小念书不用钱，环境又好，自杀率怎么会最高呢？所以，并不是说经济发展了，每个人都是必然愉快的，这里有一个身心和谐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提出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文化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向世界传播。
《对外大传播》：我们本以为哲学家思考的就是纯理性的知识，看来中国哲学家的思考已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哲学研究所，包括你和你所带的博士生，想与世界哲学对话的有哪些问题？
汝信：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参考国外的研究，像公平正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国内比较流行。我是1981年到美国哈佛去的，当时罗尔斯是哲学系的教授，是研究正义问题的专家，《正义论》是其代表作。当时我认为他主要讨论的是在美国如何保持公平正义，没有意识到对中国会有多大的意义。再者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也不是很迫切，所以就没有注意。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和他近距离交流的机会。后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又看他的书，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认为把生产搞上去，自然而然就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如何实现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是专门研究贫困问题的。他研究的是在印度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保持社会公正。他怎么能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的研究对其他国家也有借鉴意义。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也有保持社会公正的问题。这是经济学的问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哲学、社会学的问题。
《对外大传播》：在涉及中国哲学的对外传播等方面，你希望外宣工作者做什么？
汝信：前几年开展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文明对话是伊朗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提出的。后来联合国通过了在文明对话年开展文明对话的决议。进入新千年，联合国专门召开文明对话的首脑会议，但到会最多的是伊斯兰国家的首脑，中国就派我作为学者代表参加会议。结果我发现，会议上主要是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首脑发表讲演，于是变成了西方跟伊斯兰国家的对话。此后在日本、立陶宛等国接连开了几次教科文组织的研讨会，主要是学者参加。
我去参加这些会议时，感觉中国的声音太少、太弱了。后来，全国政协专门在北京召开文明对话会，当然以东方为主，主要是驻北京的一些外交官代表参加。本来这个对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会议开始当天，“9•11”事件发生了，一下子文明对话就被打断了，反恐话题成为主流。但我认为从长远来讲，“打”不解决问题，最后还是要对话。世界上文明对话现在又慢慢恢复，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讲，中华文明的分量非常重，特别需要加强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我感觉外宣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对外大传播》：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对话总比“对仗”好，那么他们的对话有什么价值？如果再一个对话年出现了，他们说什么？
汝信：哈塔米提出对话是非常开明的，主要是想缓和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矛盾。伊斯兰国家首脑的发言都是强调要改善世界对伊斯兰文化的看法，极力宣传伊斯兰对欧洲文明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从历史上看，西方的很多古代文明都在伊斯兰文化中保存下来，后来又传到欧洲去，而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发明是通过伊斯兰传到欧洲的。我感觉哈塔米的这个调子还是和谐的、正确的。但是 “9•11”后，完全不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如果当时这种势头能够保持下去，西方跟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是能够缓和一点的。
再对话就得为新情况、新矛盾寻求新的解决途径。我觉得中国“求同存异”及“和为贵”的思想，都是值得宣传的“不同”是现实的存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世界的趋势。孙家正部长也讲到，没有共同的东西是很难交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也要彼此交流、彼此相互吸收好的东西，才能共同发展，否则，你是你，我是我，只有吵架、打仗。经过美伊战争和“9•11”恐怖袭击后，西方人也意识到应该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跨文化传播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用google搜索 “跨文化传播”，找到相关文章6万多篇，《对外大传播》刊发的相关讨论文章，更是整篇整篇地被转载，这表明我们的努力，也表明中国和世界沟通与对话的渴望。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只有那些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处的人,才会没有出头之日。”愿通过我们的努 力，在仰望天空时能看到更浩瀚的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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