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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自由是大学理念的文化核心，是现代大学制度的支撑性原则，其嬗变历经了历史的洗礼和时代的考验。长期以来，人们看重的是学术自由所带来的制度性优势和权力特征，对学术自由背后的文化背景的关注相对偏弱。其实，学术自由本身是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反映，其本身面临着多重价值观、制度环境、高等教育理念和国别差异的挑战。当下学术权力的获得是长期博弈的结果。辨识学术自由的文化博弈过程，对于新时期我国大学战略转型和新的学术治理制度的建立，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学术自由 大学 博弈 学者 文化
学术自由本身是文化演变的表现，这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为人们营造出认同的心理环境和实体效应。“文化传统之所以表现出超生命的绵延性，最根本的在于它不断地丰富、扬弃着自己向前发展。”[1]由于文化主体鲜明的心理意识和价值偏好上的特征，使得不同的文化载体间又充满着选择、合作、冲突等博弈行为。一般意义上对学术自由的理解定位于其制度、权利、法律和历史等内容上。实际上，学术自由作为历史激荡的产物，其演进路径经历了文化心理、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洗礼。我们从一种文化的博弈视角去重新审视大学学术自由的变革方式，发掘历史车轮碾过的痕迹，对于新时期中国大学制度的塑造，具有添砖加瓦之效。
一、肇始及立场：价值选择、权力跌宕的文化论域
学术自由的源头实际上是人的自由，人格的自由和人性的自由，为此，洛克早就提出：“个体人格的个性指独立性、凝聚性、自由，指人进行选择，展现差异。这项自由不是无差异的意志自由，当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志自由。这项自由深刻地关联于人的整体生存，是精神的自由，是创造精神的动能。”[2]学术研究要形成有别于外界的独立“品格”，则需要追求自由、拱卫自由并传播自由。学人已对学术自由的演变进程耳熟能详：学术自由起自中世纪大学对知识探究的思考，成型于洪堡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中，并由美国诸大学将其精神发扬。如果从博弈角度来看，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不同价值群体在大学场域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各方所依仗的，正是不同层面上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概念深刻地揭示出，一定的文化观念、价值和制度有可能非常适合共同认可它们的群体的物质福祉。”[3]学术自由在大学中得以生长的关键不是在于其有多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而是大学文化中本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允许学术自由所带来的变革力。学术自由从理念到权力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学者一厢情愿的结果，而是学者、教会、大学、政府和社会成员等持有的不同价值观的文化族群多次博弈后形成的共识。
二、诉求和言说：制度环境、组织理念的文化权威
在大学的历史中，知识文化先于其他文化产生，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占据大学逻辑主流，而后涌现出的行政、官僚文化和经济文化都是亚文化的体现。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价值观的裂变，还带来了文化体系的多重张力。某种程度上这种多元价值观下的博弈在学者一方是被动的，因为从前的行会逻辑被日趋健全学术训练机构、严格的组织程序和正统的制度环境所取代。原有的知识文化同时面临民族主义、经济、官僚和行政文化的多方挑战，特别是作为原有特权理念上的学术权力来说，能选择的唯有走出象牙塔，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近代社会的到来使得契约社会成为一种制度上的选择，制度成为了学术自由成型的新方式，也是各方共同心理认同构建的体现。
进入20世纪以来，学术自由被侵害的领域主要来自强势的行政权力，这种假国家权威之名的形式向学术自由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学者认同的是合理性规则，以真理为名展开研究，而行政权威只以效率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为凭，追求服从和统一。“……在科层制中，形式规训则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个人无法按照自己的信仰、理想、价值自由行动，合理性的计算把每个人便成了机器上的螺丝钉。”[4]行政组织的价值认同一方面体现在资历、形式和服从，另一方面是对管理对象数量化的效率的追求，因为任何一个理性的管理者都会选择容易识别的量化符号。行政组织自身不创造生产力，但它可以用法定价值对各类生产力进行管制，现代委托代理模式向大学的迁入，更为行政文化的蔓生找到了合理性依据。但行政权威的作用力必须要放在组织中才能发挥效用，实际上也为学者提供了一种博弈的平台。社会组织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集体行为的崇拜，集体行动往往只需要个人以较小的成本就可能获得较大的收益，正是这种观念催生了两种心态的选择：一是用集体的力量实现自身的部分或全部目的，二是 “搭便车”行为。“如果人们相互依赖，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的第一选择，那么行政权力就是不可避免的。既定的获胜者已经行使了权力；在拥有机会方面，存在其他人必须接受或者乞求绝对权力；也存在一个群体影响其他群体的价值的相对权利，即他们寻求功能执行什么。”[5]也就是说，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入侵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植入”，利用学者对资源的依赖而将学术权力肢解。从另一个角度看，集体拥有的优势也是个体所无法比拟的，集体意味着合作、协商和共赢，集体文化也构成了学术与外界的缓冲区域。尽管这种集体自由带来的学术文化带有妥协的色彩，但至少实现了一种不是最坏的“纳什均衡”。实际上，这种出让个人自由而换取集体自由的方式，也是为了规避个体的伦理失范。大学本身作为学者和学生的集体，不仅需要文化的变革，同样需要文化的保守，因为这种集体的保守所换来的可能是大学精神和真理价值观的数百年根基，可以说也是由于集体的推动，才能够将学术自由的理念文化在历史中形成扩散效应，形成国家、民族和不同社会间共同的心理认同。
三、渗透及传承：高等教育理念的文化向度
学术研究本身带有的文化内容为高等教育渗透了价值养分。学术自由在研究中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从手段来说，她是保障真理探究的制度屏障，正是凭借学术自由，真理探寻之火才得以长久不息；从目的来说，不论从蒙昧时代摆脱黑暗的困惑还是现代性到来之下寻求规训的突破，人类始终以释放人性、解放自身为鹄的，并形塑了独立的学术性格。 在高等教育的开展过程中，人们开拓自由权力的道路并非坦途，多方势力和多种观念扩张了多元文化输入口径，意味着人们要不断对主流文化做出选择，由此构成了教育意义上的文化博弈。在这种博弈中有几个较为突出的“混合博弈场域”。第一，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纽曼意义上的自由教育是：“一种以自由、公平、冷静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得以形成。”[6]这一种以博雅教育理念为指导，旨在造就有文化、有修养的绅士和合格的社会公民，这其中就传承了英国古典文化的内涵。工业革命后，知识结构的分化和企业的兴起，让各方都拥有了知识生产的能力，随之就取得了权力生产的方式。不同权力文化在大学场域内外角逐，大学佑护了学位颁发权，毕业生身上也会有教育文化烙下的痕迹，这是保护学术权力的重要筹码。第二，学科“文化符号”的被暴力化。学术自由所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学术批判，并构成全社会的文化影响力。高等教育本身在于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如果大学中的学术自由遭到了扭曲，就会形成学生认知能力的变异。第三，真理与民主价值观的碰撞。随着资本主义民主理念在社会上的深入，大学也正在逐渐步入民主化建设的步伐中。不论是西方民主教育理念的输出还是学生参与校务管理，我们可以从多处看到这种浪潮的涌入，作为现代民主构成要素的自由观也在发生着代际演变，由学术自由向学术民主进行过渡。现代高等教育鼓励竞争和多重语境的构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在大学中的进一步延伸。自由和民主在大学中却难以相处一室，因为学术自由历来是以真理为最高取向的，在学者意识中，真理就是唯一，真理带来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这种形而上的自由理念同争取民权和要求投票理念这样形而下的观念相碰撞。博弈的结果是现代学术组织的建立，以学者行会为主体的传统学术联合体掌握着裁决学术事务的权力，学院、系和讲座构建起了满足各方参与管理的愿望，由董事会和校务委员会等第三方起着监督的作用。故而，学术自由文化的博弈最理想的结果实际上是实现了学术权力与外部权力的制衡。
四、对话与整合：国别学统的文化甄综
学术自由虽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议题，但具体到每个国家还是有所迥异，因为各国民族文化和地域文明间的差异带来的是学术风格和权力意识的差别。就各国在学术自由的产生上而言，德国的学术自由源自国家、个人、学科以及学术群体间的竞争后的妥协；英国则是由最初的博雅教育和自由教育将学术自由的价值推广开来，更多地表现在古典和新兴大学理念上的对话。德国的学术自由观建立在康德的先验论和道德伦理基础上，认为“为了长远的国家利益，大学应是相对于国家和教会的一块儿自由和独立的飞地，与此同时，国家应‘赡养’大学”。[7]大学对外界袭扰的抗争也没有停止。英国古典大学观坚持“理智”的自由教育，坚持真理来源于经验，并反对以工业技术荡涤真理。
各国学术自由在表现形式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就其形成理念、制度建构上来说，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外来文化向本土移植的过程不是空穴来风。“一种外来的观念之所以能被接受，在接受者文化中必有与其相呼应的文化因素，以及相应的需要，否则，外来观念便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站住脚跟，并真正产生影响。”[8]本土有相应的呼应元素，才能与外来文化相结合形成对知识发展的拉伸力。学者们面临的是多方理性的选择，一方面是对本土文化的固守与对外排异，另一方面是外来文化的强势渗透。于是，时代背景就成为了不同文化共同的信息资源，谁对这种信息资源的解读越到位，谁就越能赢得民众的青睐。但引入一种外来文化同样存在风险，一旦对背景信息理解有误，就会陷入保守势力的绞杀，多方文化的既有利益决定了其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德国大学之所以能获得国家庇护下的学术自由，并顺之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原因在于策略选择上实现了学术与民族性耦合。“在德国大学教授的世界里，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分裂的，自由存在于精神世界中；他们在学术和精神生活中是自己的主宰、是自由的解放者，而在现实生活中则多多少少是一个顺从者。” [9]这种看似分裂式的世界观，恰好符合了时代的偏好。时逢战争失败，民情低落之际，以复兴民族名义振臂一呼是引领人民情绪的最佳形式。有所独特的是德国大学并未选择用发展技术的方式同当时战胜国法国进行“均势对立”，而是类似于田忌赛马式地选择了增加智力上的投入来换取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并且用理念上的独立换取了尊重。
五、回归及借鉴：转型期中国大学学术治理的文化启示
中国是一个拥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古国，学术探索之路也是源远流长。不论是春秋时期的百家并起，还是战国时代齐国稷下学宫的兴旺，再到隋唐盛世的太学和宋明时期的书院群落，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学术发展道路。然而，在中国，大学这种学术机构却是近代后期，伴随西方列强枪炮输入的。学人西学东渐之后一度让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焕发出了新的曙光。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雨和改革开放，中国大学的学术发展正在面临新的文化挑战。
第一，中国大学坚持本土固有的传统文化，但却未能将其在社会中形成正面的扩散效应，反倒是学术剽窃、论文造假、学者群体行政化破坏了知识分子的形象。要知道，大学本身创造知识产品的生产和作用周期长于一般的商品周期，而一旦有一丝污点沾染了大学这张白纸，外界看待大学时就会将这种负面效应扩大。中国大学是模仿的产物，我们拥有学院、系和研究所的学术建制，但是在研究语境上却仍有所羁绊。这就导致了中国学术研究较强的目的指向性。“学优则仕”“以吏为师”并没有同传统的君子潜修之道共存，反倒与科层制的官僚机制一拍即合。造成了中国不仅无法同欧洲学者一样，寻求“学以致知”，亦无法实现“学以致用”。价值观的文化错乱，造成了学者在现代性的解构之下缺乏属于自己的语境。
第二，封建时代的中西社会结构在变迁上的特点造成了学术文化的差异。西方社会层级由于在职业分工上的充分明确，使得在社会结构纵向上缺乏流动性，等级色彩鲜明。各阶层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所以学者们得以安心于学术而不思他途。但中国不同，中国社会在两晋之后各个层级间可以借助科举考试的形式向统治的上层进行攀登，凭借的敲门砖正是知识，只要时代稳定，读书做学问可以实现“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单一指向性的学术规划延续至今。“唯有读书高”不是读书本身带来的，而是读书考取功名后的结果带来的。学术研究的政治、功利指向性是造成当代大学无法形成自主学术性格的历史原因。 第三，转型时期中国大学学术发展贵在文化理念的建设。各国的学术自由都有着极强的理念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学术自由的博弈更是多种理念与价值资源的交换。在给予经济上独立的同时保障学术上的自由，并以宪法的形式确保这种权力是当前学术自由的一致特点。中国的学术与政治长期处于一种文化紧张状态，博弈行为往往演变成冲突。政治对于学术的疑惑造成了“百家争鸣”只是昙花一现，学者们更倾向于以学术作为手段去获取利益，学术文化更依赖被规划而不是由学术机体内部产生。形成独立的学术性格是一个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时下虽然面临制度转型的新时期，但要求我们冷静地以学术逻辑去思考大学的品格，建立起属于学术机体内部的权力机制和对外的制衡机制。此时提倡中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不敢妄图解放民族，而是先解放学者自己。所谓“欲正人者先正己，欲正己者先正心”，在我们去苛责传统体制时代思维束缚的同时能否真正思考学者身上的责任与担当；在我们“仰望星空”之后，能否可以“低头深思”；在我们去仰慕国外学术自由殿堂之时，能否反思当下中国学术文化。实现学术独立的文化思维，是中国大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1.
[2]（英）洛克.洛克谈人权与自由[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37.
[3]（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0.
[4]王海涛.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57.
[5]（美）阿兰·斯密德著.刘璨，吴水荣译.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36.
[6]（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2.
[7]Arbeitsgruppe Bildungsbericht am MaxPlank-institut fuer Bildungsforschung. Das Bildungswes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trukturen und Entwicklungen im Ueberblick.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1994.649.
[8]朴雪涛.知识制度视野中的大学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2.
[9]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7.
作者简介：
薛艳莉（1987— ），女，河南修武人，管理学硕士，现任职于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党星元（1976— ），男，甘肃武威人，武威一中教师。
王曼（1988— ），广西玉林人，教育硕士，现任职于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责编 张亚欣）
关键词：学术自由 大学 博弈 学者 文化
学术自由本身是文化演变的表现，这种文化的表现形式为人们营造出认同的心理环境和实体效应。“文化传统之所以表现出超生命的绵延性，最根本的在于它不断地丰富、扬弃着自己向前发展。”[1]由于文化主体鲜明的心理意识和价值偏好上的特征，使得不同的文化载体间又充满着选择、合作、冲突等博弈行为。一般意义上对学术自由的理解定位于其制度、权利、法律和历史等内容上。实际上，学术自由作为历史激荡的产物，其演进路径经历了文化心理、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洗礼。我们从一种文化的博弈视角去重新审视大学学术自由的变革方式，发掘历史车轮碾过的痕迹，对于新时期中国大学制度的塑造，具有添砖加瓦之效。
一、肇始及立场：价值选择、权力跌宕的文化论域
学术自由的源头实际上是人的自由，人格的自由和人性的自由，为此，洛克早就提出：“个体人格的个性指独立性、凝聚性、自由，指人进行选择，展现差异。这项自由不是无差异的意志自由，当然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志自由。这项自由深刻地关联于人的整体生存，是精神的自由，是创造精神的动能。”[2]学术研究要形成有别于外界的独立“品格”，则需要追求自由、拱卫自由并传播自由。学人已对学术自由的演变进程耳熟能详：学术自由起自中世纪大学对知识探究的思考，成型于洪堡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中，并由美国诸大学将其精神发扬。如果从博弈角度来看，这段历史实际上是不同价值群体在大学场域中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各方所依仗的，正是不同层面上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概念深刻地揭示出，一定的文化观念、价值和制度有可能非常适合共同认可它们的群体的物质福祉。”[3]学术自由在大学中得以生长的关键不是在于其有多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而是大学文化中本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允许学术自由所带来的变革力。学术自由从理念到权力的形成过程并不是学者一厢情愿的结果，而是学者、教会、大学、政府和社会成员等持有的不同价值观的文化族群多次博弈后形成的共识。
二、诉求和言说：制度环境、组织理念的文化权威
在大学的历史中，知识文化先于其他文化产生，也就是说这种文化占据大学逻辑主流，而后涌现出的行政、官僚文化和经济文化都是亚文化的体现。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的到来不仅带来了价值观的裂变，还带来了文化体系的多重张力。某种程度上这种多元价值观下的博弈在学者一方是被动的，因为从前的行会逻辑被日趋健全学术训练机构、严格的组织程序和正统的制度环境所取代。原有的知识文化同时面临民族主义、经济、官僚和行政文化的多方挑战，特别是作为原有特权理念上的学术权力来说，能选择的唯有走出象牙塔，寻找新的合法性来源。近代社会的到来使得契约社会成为一种制度上的选择，制度成为了学术自由成型的新方式，也是各方共同心理认同构建的体现。
进入20世纪以来，学术自由被侵害的领域主要来自强势的行政权力，这种假国家权威之名的形式向学术自由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学者认同的是合理性规则，以真理为名展开研究，而行政权威只以效率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为凭，追求服从和统一。“……在科层制中，形式规训则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个人无法按照自己的信仰、理想、价值自由行动，合理性的计算把每个人便成了机器上的螺丝钉。”[4]行政组织的价值认同一方面体现在资历、形式和服从，另一方面是对管理对象数量化的效率的追求，因为任何一个理性的管理者都会选择容易识别的量化符号。行政组织自身不创造生产力，但它可以用法定价值对各类生产力进行管制，现代委托代理模式向大学的迁入，更为行政文化的蔓生找到了合理性依据。但行政权威的作用力必须要放在组织中才能发挥效用，实际上也为学者提供了一种博弈的平台。社会组织的出现意味着人们对集体行为的崇拜，集体行动往往只需要个人以较小的成本就可能获得较大的收益，正是这种观念催生了两种心态的选择：一是用集体的力量实现自身的部分或全部目的，二是 “搭便车”行为。“如果人们相互依赖，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他们的第一选择，那么行政权力就是不可避免的。既定的获胜者已经行使了权力；在拥有机会方面，存在其他人必须接受或者乞求绝对权力；也存在一个群体影响其他群体的价值的相对权利，即他们寻求功能执行什么。”[5]也就是说，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入侵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植入”，利用学者对资源的依赖而将学术权力肢解。从另一个角度看，集体拥有的优势也是个体所无法比拟的，集体意味着合作、协商和共赢，集体文化也构成了学术与外界的缓冲区域。尽管这种集体自由带来的学术文化带有妥协的色彩，但至少实现了一种不是最坏的“纳什均衡”。实际上，这种出让个人自由而换取集体自由的方式，也是为了规避个体的伦理失范。大学本身作为学者和学生的集体，不仅需要文化的变革，同样需要文化的保守，因为这种集体的保守所换来的可能是大学精神和真理价值观的数百年根基，可以说也是由于集体的推动，才能够将学术自由的理念文化在历史中形成扩散效应，形成国家、民族和不同社会间共同的心理认同。
三、渗透及传承：高等教育理念的文化向度
学术研究本身带有的文化内容为高等教育渗透了价值养分。学术自由在研究中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从手段来说，她是保障真理探究的制度屏障，正是凭借学术自由，真理探寻之火才得以长久不息；从目的来说，不论从蒙昧时代摆脱黑暗的困惑还是现代性到来之下寻求规训的突破，人类始终以释放人性、解放自身为鹄的，并形塑了独立的学术性格。 在高等教育的开展过程中，人们开拓自由权力的道路并非坦途，多方势力和多种观念扩张了多元文化输入口径，意味着人们要不断对主流文化做出选择，由此构成了教育意义上的文化博弈。在这种博弈中有几个较为突出的“混合博弈场域”。第一，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纽曼意义上的自由教育是：“一种以自由、公平、冷静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得以形成。”[6]这一种以博雅教育理念为指导，旨在造就有文化、有修养的绅士和合格的社会公民，这其中就传承了英国古典文化的内涵。工业革命后，知识结构的分化和企业的兴起，让各方都拥有了知识生产的能力，随之就取得了权力生产的方式。不同权力文化在大学场域内外角逐，大学佑护了学位颁发权，毕业生身上也会有教育文化烙下的痕迹，这是保护学术权力的重要筹码。第二，学科“文化符号”的被暴力化。学术自由所肩负的一项重要职能是学术批判，并构成全社会的文化影响力。高等教育本身在于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如果大学中的学术自由遭到了扭曲，就会形成学生认知能力的变异。第三，真理与民主价值观的碰撞。随着资本主义民主理念在社会上的深入，大学也正在逐渐步入民主化建设的步伐中。不论是西方民主教育理念的输出还是学生参与校务管理，我们可以从多处看到这种浪潮的涌入，作为现代民主构成要素的自由观也在发生着代际演变，由学术自由向学术民主进行过渡。现代高等教育鼓励竞争和多重语境的构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在大学中的进一步延伸。自由和民主在大学中却难以相处一室，因为学术自由历来是以真理为最高取向的，在学者意识中，真理就是唯一，真理带来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这种形而上的自由理念同争取民权和要求投票理念这样形而下的观念相碰撞。博弈的结果是现代学术组织的建立，以学者行会为主体的传统学术联合体掌握着裁决学术事务的权力，学院、系和讲座构建起了满足各方参与管理的愿望，由董事会和校务委员会等第三方起着监督的作用。故而，学术自由文化的博弈最理想的结果实际上是实现了学术权力与外部权力的制衡。
四、对话与整合：国别学统的文化甄综
学术自由虽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议题，但具体到每个国家还是有所迥异，因为各国民族文化和地域文明间的差异带来的是学术风格和权力意识的差别。就各国在学术自由的产生上而言，德国的学术自由源自国家、个人、学科以及学术群体间的竞争后的妥协；英国则是由最初的博雅教育和自由教育将学术自由的价值推广开来，更多地表现在古典和新兴大学理念上的对话。德国的学术自由观建立在康德的先验论和道德伦理基础上，认为“为了长远的国家利益，大学应是相对于国家和教会的一块儿自由和独立的飞地，与此同时，国家应‘赡养’大学”。[7]大学对外界袭扰的抗争也没有停止。英国古典大学观坚持“理智”的自由教育，坚持真理来源于经验，并反对以工业技术荡涤真理。
各国学术自由在表现形式上虽然有所不同，但就其形成理念、制度建构上来说，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外来文化向本土移植的过程不是空穴来风。“一种外来的观念之所以能被接受，在接受者文化中必有与其相呼应的文化因素，以及相应的需要，否则，外来观念便难以在本土文化中站住脚跟，并真正产生影响。”[8]本土有相应的呼应元素，才能与外来文化相结合形成对知识发展的拉伸力。学者们面临的是多方理性的选择，一方面是对本土文化的固守与对外排异，另一方面是外来文化的强势渗透。于是，时代背景就成为了不同文化共同的信息资源，谁对这种信息资源的解读越到位，谁就越能赢得民众的青睐。但引入一种外来文化同样存在风险，一旦对背景信息理解有误，就会陷入保守势力的绞杀，多方文化的既有利益决定了其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德国大学之所以能获得国家庇护下的学术自由，并顺之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原因在于策略选择上实现了学术与民族性耦合。“在德国大学教授的世界里，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是分裂的，自由存在于精神世界中；他们在学术和精神生活中是自己的主宰、是自由的解放者，而在现实生活中则多多少少是一个顺从者。” [9]这种看似分裂式的世界观，恰好符合了时代的偏好。时逢战争失败，民情低落之际，以复兴民族名义振臂一呼是引领人民情绪的最佳形式。有所独特的是德国大学并未选择用发展技术的方式同当时战胜国法国进行“均势对立”，而是类似于田忌赛马式地选择了增加智力上的投入来换取整个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并且用理念上的独立换取了尊重。
五、回归及借鉴：转型期中国大学学术治理的文化启示
中国是一个拥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文化古国，学术探索之路也是源远流长。不论是春秋时期的百家并起，还是战国时代齐国稷下学宫的兴旺，再到隋唐盛世的太学和宋明时期的书院群落，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学术发展道路。然而，在中国，大学这种学术机构却是近代后期，伴随西方列强枪炮输入的。学人西学东渐之后一度让民国时期的学术文化焕发出了新的曙光。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雨和改革开放，中国大学的学术发展正在面临新的文化挑战。
第一，中国大学坚持本土固有的传统文化，但却未能将其在社会中形成正面的扩散效应，反倒是学术剽窃、论文造假、学者群体行政化破坏了知识分子的形象。要知道，大学本身创造知识产品的生产和作用周期长于一般的商品周期，而一旦有一丝污点沾染了大学这张白纸，外界看待大学时就会将这种负面效应扩大。中国大学是模仿的产物，我们拥有学院、系和研究所的学术建制，但是在研究语境上却仍有所羁绊。这就导致了中国学术研究较强的目的指向性。“学优则仕”“以吏为师”并没有同传统的君子潜修之道共存，反倒与科层制的官僚机制一拍即合。造成了中国不仅无法同欧洲学者一样，寻求“学以致知”，亦无法实现“学以致用”。价值观的文化错乱，造成了学者在现代性的解构之下缺乏属于自己的语境。
第二，封建时代的中西社会结构在变迁上的特点造成了学术文化的差异。西方社会层级由于在职业分工上的充分明确，使得在社会结构纵向上缺乏流动性，等级色彩鲜明。各阶层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所以学者们得以安心于学术而不思他途。但中国不同，中国社会在两晋之后各个层级间可以借助科举考试的形式向统治的上层进行攀登，凭借的敲门砖正是知识，只要时代稳定，读书做学问可以实现“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所以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单一指向性的学术规划延续至今。“唯有读书高”不是读书本身带来的，而是读书考取功名后的结果带来的。学术研究的政治、功利指向性是造成当代大学无法形成自主学术性格的历史原因。 第三，转型时期中国大学学术发展贵在文化理念的建设。各国的学术自由都有着极强的理念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学术自由的博弈更是多种理念与价值资源的交换。在给予经济上独立的同时保障学术上的自由，并以宪法的形式确保这种权力是当前学术自由的一致特点。中国的学术与政治长期处于一种文化紧张状态，博弈行为往往演变成冲突。政治对于学术的疑惑造成了“百家争鸣”只是昙花一现，学者们更倾向于以学术作为手段去获取利益，学术文化更依赖被规划而不是由学术机体内部产生。形成独立的学术性格是一个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时下虽然面临制度转型的新时期，但要求我们冷静地以学术逻辑去思考大学的品格，建立起属于学术机体内部的权力机制和对外的制衡机制。此时提倡中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不敢妄图解放民族，而是先解放学者自己。所谓“欲正人者先正己，欲正己者先正心”，在我们去苛责传统体制时代思维束缚的同时能否真正思考学者身上的责任与担当；在我们“仰望星空”之后，能否可以“低头深思”；在我们去仰慕国外学术自由殿堂之时，能否反思当下中国学术文化。实现学术独立的文化思维，是中国大学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张应强.文化视野中的高等教育[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51.
[2]（英）洛克.洛克谈人权与自由[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37.
[3]（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0.
[4]王海涛.韦伯：摆脱现代社会两难困境[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257.
[5]（美）阿兰·斯密德著.刘璨，吴水荣译.制度与行为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36.
[6]（英）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2.
[7]Arbeitsgruppe Bildungsbericht am MaxPlank-institut fuer Bildungsforschung. Das Bildungswes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trukturen und Entwicklungen im Ueberblick.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1994.649.
[8]朴雪涛.知识制度视野中的大学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2.
[9]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17.
作者简介：
薛艳莉（1987— ），女，河南修武人，管理学硕士，现任职于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党星元（1976— ），男，甘肃武威人，武威一中教师。
王曼（1988— ），广西玉林人，教育硕士，现任职于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责编 张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