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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鹿港辜家”的新一代掌门人，辜成允没有一般富二代的骄纵和轻飘。他想做自己，而不仅仅是“辜振甫的儿子”。
“鹿港辜家”历经数代而不衰，至今仍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
辜家的和信集团是台湾屈指可数的大型企业之一，包括以台湾水泥集团为核心的制造业和信托集团为核心的金融业，横跨证券、房地产、石油化工、航空运输、信托、广告、金融银行等诸多产业。
清末鸿儒辜鸿铭是辜成允的曾祖父。父亲辜振甫则是台湾大名鼎鼎的“红顶子商人”，著名的“汪辜会谈”为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母亲辜严倬云女士是严复后人。
作为“鹿港辜家”新一代掌门人，辜成允没有一般富二代的骄纵和轻飘。他想做自己，而不仅仅是“辜振甫的儿子”。
“我要超越的是自己”
2001年，兄长辜启允英年早逝，辜成允不得不承担起家族事业的重责。在接过父亲帅印的前一年，辜氏家族低调分家。辜振甫的侄子辜濂松分去了中信金融王国，辜成允则从父亲手中接过包括台泥、中橡在内的和信集团。
“在做事方面，我自己有很大压力，怕做不好愧对这个姓，更怕别人只把我看作‘辜振甫的儿子’，”辜成允说，“其实，在辜家，每个小孩都很想向别人证明，不必姓辜，自己也能做得很好。” 他说自己从来没想到会继承家业，只是因为哥哥过世了，才担当起这个角色。
辜成允是标准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台湾媒体形容他“身材修长，面如冠玉，谈吐从容，一脉斯文”。
作为辜振甫的次子，辜成允所承受的压力也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压力非常非常大。我很担心，别人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是我的家族，只看到我的父亲，只看到我母亲。这个压力一直激励着我往前走。让别人看到，虽然我是家族的一员，但我跟我的父亲跟我母亲有所不同，而且能够为我的家族创造更多附加值。”
这种压力从小到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辜成允。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辜成允的成长经历并不像一个典型的“富二代”。年轻时，他去美国念书，一样参加勤工俭学，扫过厕所，当过厨子，在图书馆堆过书。回台湾后，他先是去咨询公司工作三年，然后加入台泥，也是从最基层的位子做起。
10年之后，辜成允才有机会第一次和自己的父亲在同一个办公室开会。
对他，那是一次检阅。
他说，当时他因为太紧张，衣服全被汗湿透了。面对父亲和很多其他部门的领导，他战战兢兢地完成了那次汇报。
有一次，公司的同事和外面的客户吃饭，别人介绍他说：“这是辜成允，某某部门的负责人，老板的儿子。”他当即站起身来，扭身就走，再也没有回到桌前吃那顿饭。
他想做自己，而不是“辜振甫的儿子”。
“如果我只是作为谁的儿子过了这一生，而没有我自己的话，那不是就白活了吗？”辜成允说，“我不想和父亲比，我要超越的是自己，不是父亲。我只希望没有辜负父亲。”
但他也坦承：“我远没有父亲的能力。他是诸葛孔明，我就是他帐前的小兵。很多事情我要怎么做，基本都与他讨论。他运筹帷幄，整体布局；我负责贯彻细节……老董事长的远见不是一般人能及，他对未来有深刻的了解。”
命悬一线的变法
2000年到2002年间，辜成允大哥辜启允的伤病和投资失误最终引发辜氏分家。和信企业团一分为二，以台泥为核心资产的工业资产，归属辜振甫一脉；以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为核心的金融资产，归属辜濂松一脉。
2003年，辜成允正式接手台湾水泥的时候，台湾已面临石灰石矿枯竭、本地水泥市场萎缩、东南亚水泥倾销态势。尽管如此，创立于1946年的台湾水泥，30年前名列台湾企业第一，至今仍名列台湾制造业前10位，占据台湾半数市场，从来没有亏损过。
但是，在辜成允眼里，台泥已呈现迟暮气象。“必须改革，要纠正政府机关式的办事态度。台湾水泥业萎缩，（台泥）那就去大陆发展。”
这一年，辜成允在台湾水泥已经整整工作了26年，从台泥最基层做到总经理的位置。他决定做两件事：一是押注大陆市场，二是内部管理变革。前者包括在大陆投资建厂，后者则涉及斥资上线ERP系统，彻底颠覆内部业务流程管理模式，“把过去的做法都丢掉”。
辜成允“新官上任”的这把火并不算是突发奇想。早在辜振甫时期，由于提倡“谦冲致和，开诚立信”，公司以和为贵，让员工享有高薪，一度被视为台湾公营制度和民营方式结合的典范。
在辜成允看来，父亲在2001年就对台湾水泥的管理制度有了变革的想法。“但他考虑更多的是，当时正值台湾经济低谷时期，一旦变革，很多人将失去工作。”
于是，直到台湾经济开始复苏时，台泥才重新拾起变革的计划。
台泥的变革，被辜成允称作“搬大石头”：腾挪出更多的位置，让给积极上进的年轻人。为了更好地衔接，他把原本每月一次的业务总结检讨会变成一天一次；一改过去七年未变的薪酬，在全新的薪酬体制下，最优秀的人可以拿3个月的薪水，而最差的人可能一分钱也没有。
但董事会给了辜成允迎头一击。
狙击辜成允的多数董事，都是辜成允应该喊“叔叔伯伯”的长辈，他们多来自其他几大家族。这些老董事质疑辜成允能否收回对大陆的投资，如何在大陆与当地的本土企业以及其他的台湾同行竞争？
在辜振甫出任海基会董事长时，为防瓜田李下之嫌，台湾水泥曾经主动“隔离”大陆市场。因此，较之台湾同行，台泥进入大陆市场的时间晚了大约10年。
而对老一代的经营者而言，ERP也意味着昂贵的麻烦。
谈起当年命悬一线的变法，辜成允用耳濡目染的儒家伦理解释自己的抉择。“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你是选择要忠还是要孝？”在他看来，对股东尽职是“忠”，是否违背董事会或者高管团队里的长辈意志是“孝”。 最终，他选择了“忠”。“不能忠就不能孝。要么就是不忠不孝，那我就离开。”
为了成全自己的忠孝两全，辜成允决定引入外部投资人。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的辜成允，随即在台湾以外的地方路演，他要吸引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一些大型机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成为台泥的重要股东。
2004年前后，因为看多大陆的城市化进程，外资对大陆水泥产业充满兴趣。鉴于监管与文化差异，外资机构投资者有些踟蹰，这给辜成允提供了一个“共同入市”的机会。他说服这些机构通过投资台泥，来分享大陆市场增长的收益。
“2004年，他们对我们还是有很高的怀疑；到了2008年，每一家投资台泥的投资人都赚了三倍，高兴得不得了。”回忆起那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往事，辜成允还是忍不住有些自得。他强调说，2003年他亲手准备的路演资料，如今还在使用。换言之，他早年制定的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这些年逐一印证。
“我就是想做一点不那么铜臭的事情”
在辜成允身上，看不到那段磨砺的痕迹，或者新贫乍富暴发户的患得患失。相反，对于金钱，他有种豁达的慷慨，不讳言自己懂得享受。他耽于美食，在大陆出差，经常走街串巷就为了吃一碗地道的重庆小面。偶尔，他还会放浪形骸，在晚辈的婚礼上，与一群老友醉得忘乎所以。
过去四年间，辜成允出资出地，支持台湾清华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所教授李家维在台湾建造一座“诺亚方舟”，用于保存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尤其是濒临灭绝的种类。这个植物保种中心以辜成允母亲严倬云的名字命名，林林总总，投入总计已经超过30亿台币（约合人民币6亿元）。
“如果不试试，那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吗？”辜成允浑不在意类似“投资回报率（ROI）”的挑衅。“我就是想做一点不那么铜臭的事情。”他说。
对于自己的富二代身份，辜成允不以为傲。
“富二代们不要以为财富就是你应得的另外一个。你今天如果投胎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或者中等的家庭，你就不是富二代。不是你的选择，所以不要自己以为那个是你应得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富二代，你常常没有办法接触到真正基层的状态，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办法深入了解整个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你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在这个过程之中去经历，去体会，那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编辑/张本科）
汪辜会谈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海协会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注目的第一次“ 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已引起台湾岛内的高度重视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汪辜会谈”是在两岸两会于1992年达成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举行的。在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汪辜会谈”就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和科技、文化、青年、新闻等领域的交流进行了协商，签署了四项协议，受到了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
“鹿港辜家”历经数代而不衰，至今仍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
辜家的和信集团是台湾屈指可数的大型企业之一，包括以台湾水泥集团为核心的制造业和信托集团为核心的金融业，横跨证券、房地产、石油化工、航空运输、信托、广告、金融银行等诸多产业。
清末鸿儒辜鸿铭是辜成允的曾祖父。父亲辜振甫则是台湾大名鼎鼎的“红顶子商人”，著名的“汪辜会谈”为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母亲辜严倬云女士是严复后人。
作为“鹿港辜家”新一代掌门人，辜成允没有一般富二代的骄纵和轻飘。他想做自己，而不仅仅是“辜振甫的儿子”。
“我要超越的是自己”
2001年，兄长辜启允英年早逝，辜成允不得不承担起家族事业的重责。在接过父亲帅印的前一年，辜氏家族低调分家。辜振甫的侄子辜濂松分去了中信金融王国，辜成允则从父亲手中接过包括台泥、中橡在内的和信集团。
“在做事方面，我自己有很大压力，怕做不好愧对这个姓，更怕别人只把我看作‘辜振甫的儿子’，”辜成允说，“其实，在辜家，每个小孩都很想向别人证明，不必姓辜，自己也能做得很好。” 他说自己从来没想到会继承家业，只是因为哥哥过世了，才担当起这个角色。
辜成允是标准的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台湾媒体形容他“身材修长，面如冠玉，谈吐从容，一脉斯文”。
作为辜振甫的次子，辜成允所承受的压力也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压力非常非常大。我很担心，别人看到的不是我，看到的是我的家族，只看到我的父亲，只看到我母亲。这个压力一直激励着我往前走。让别人看到，虽然我是家族的一员，但我跟我的父亲跟我母亲有所不同，而且能够为我的家族创造更多附加值。”
这种压力从小到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辜成允。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辜成允的成长经历并不像一个典型的“富二代”。年轻时，他去美国念书，一样参加勤工俭学，扫过厕所，当过厨子，在图书馆堆过书。回台湾后，他先是去咨询公司工作三年，然后加入台泥，也是从最基层的位子做起。
10年之后，辜成允才有机会第一次和自己的父亲在同一个办公室开会。
对他，那是一次检阅。
他说，当时他因为太紧张，衣服全被汗湿透了。面对父亲和很多其他部门的领导，他战战兢兢地完成了那次汇报。
有一次，公司的同事和外面的客户吃饭，别人介绍他说：“这是辜成允，某某部门的负责人，老板的儿子。”他当即站起身来，扭身就走，再也没有回到桌前吃那顿饭。
他想做自己，而不是“辜振甫的儿子”。
“如果我只是作为谁的儿子过了这一生，而没有我自己的话，那不是就白活了吗？”辜成允说，“我不想和父亲比，我要超越的是自己，不是父亲。我只希望没有辜负父亲。”
但他也坦承：“我远没有父亲的能力。他是诸葛孔明，我就是他帐前的小兵。很多事情我要怎么做，基本都与他讨论。他运筹帷幄，整体布局；我负责贯彻细节……老董事长的远见不是一般人能及，他对未来有深刻的了解。”
命悬一线的变法
2000年到2002年间，辜成允大哥辜启允的伤病和投资失误最终引发辜氏分家。和信企业团一分为二，以台泥为核心资产的工业资产，归属辜振甫一脉；以中国信托金融控股公司为核心的金融资产，归属辜濂松一脉。
2003年，辜成允正式接手台湾水泥的时候，台湾已面临石灰石矿枯竭、本地水泥市场萎缩、东南亚水泥倾销态势。尽管如此，创立于1946年的台湾水泥，30年前名列台湾企业第一，至今仍名列台湾制造业前10位，占据台湾半数市场，从来没有亏损过。
但是，在辜成允眼里，台泥已呈现迟暮气象。“必须改革，要纠正政府机关式的办事态度。台湾水泥业萎缩，（台泥）那就去大陆发展。”
这一年，辜成允在台湾水泥已经整整工作了26年，从台泥最基层做到总经理的位置。他决定做两件事：一是押注大陆市场，二是内部管理变革。前者包括在大陆投资建厂，后者则涉及斥资上线ERP系统，彻底颠覆内部业务流程管理模式，“把过去的做法都丢掉”。
辜成允“新官上任”的这把火并不算是突发奇想。早在辜振甫时期，由于提倡“谦冲致和，开诚立信”，公司以和为贵，让员工享有高薪，一度被视为台湾公营制度和民营方式结合的典范。
在辜成允看来，父亲在2001年就对台湾水泥的管理制度有了变革的想法。“但他考虑更多的是，当时正值台湾经济低谷时期，一旦变革，很多人将失去工作。”
于是，直到台湾经济开始复苏时，台泥才重新拾起变革的计划。
台泥的变革，被辜成允称作“搬大石头”：腾挪出更多的位置，让给积极上进的年轻人。为了更好地衔接，他把原本每月一次的业务总结检讨会变成一天一次；一改过去七年未变的薪酬，在全新的薪酬体制下，最优秀的人可以拿3个月的薪水，而最差的人可能一分钱也没有。
但董事会给了辜成允迎头一击。
狙击辜成允的多数董事，都是辜成允应该喊“叔叔伯伯”的长辈，他们多来自其他几大家族。这些老董事质疑辜成允能否收回对大陆的投资，如何在大陆与当地的本土企业以及其他的台湾同行竞争？
在辜振甫出任海基会董事长时，为防瓜田李下之嫌，台湾水泥曾经主动“隔离”大陆市场。因此，较之台湾同行，台泥进入大陆市场的时间晚了大约10年。
而对老一代的经营者而言，ERP也意味着昂贵的麻烦。
谈起当年命悬一线的变法，辜成允用耳濡目染的儒家伦理解释自己的抉择。“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你是选择要忠还是要孝？”在他看来，对股东尽职是“忠”，是否违背董事会或者高管团队里的长辈意志是“孝”。 最终，他选择了“忠”。“不能忠就不能孝。要么就是不忠不孝，那我就离开。”
为了成全自己的忠孝两全，辜成允决定引入外部投资人。毕业于美国沃顿商学院的辜成允，随即在台湾以外的地方路演，他要吸引外国投资者，尤其是一些大型机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成为台泥的重要股东。
2004年前后，因为看多大陆的城市化进程，外资对大陆水泥产业充满兴趣。鉴于监管与文化差异，外资机构投资者有些踟蹰，这给辜成允提供了一个“共同入市”的机会。他说服这些机构通过投资台泥，来分享大陆市场增长的收益。
“2004年，他们对我们还是有很高的怀疑；到了2008年，每一家投资台泥的投资人都赚了三倍，高兴得不得了。”回忆起那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往事，辜成允还是忍不住有些自得。他强调说，2003年他亲手准备的路演资料，如今还在使用。换言之，他早年制定的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这些年逐一印证。
“我就是想做一点不那么铜臭的事情”
在辜成允身上，看不到那段磨砺的痕迹，或者新贫乍富暴发户的患得患失。相反，对于金钱，他有种豁达的慷慨，不讳言自己懂得享受。他耽于美食，在大陆出差，经常走街串巷就为了吃一碗地道的重庆小面。偶尔，他还会放浪形骸，在晚辈的婚礼上，与一群老友醉得忘乎所以。
过去四年间，辜成允出资出地，支持台湾清华大学分子与细胞生物研究所教授李家维在台湾建造一座“诺亚方舟”，用于保存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尤其是濒临灭绝的种类。这个植物保种中心以辜成允母亲严倬云的名字命名，林林总总，投入总计已经超过30亿台币（约合人民币6亿元）。
“如果不试试，那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吗？”辜成允浑不在意类似“投资回报率（ROI）”的挑衅。“我就是想做一点不那么铜臭的事情。”他说。
对于自己的富二代身份，辜成允不以为傲。
“富二代们不要以为财富就是你应得的另外一个。你今天如果投胎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或者中等的家庭，你就不是富二代。不是你的选择，所以不要自己以为那个是你应得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富二代，你常常没有办法接触到真正基层的状态，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办法深入了解整个社会到底在发生什么事，你需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在这个过程之中去经历，去体会，那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能力。”（编辑/张本科）
汪辜会谈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在海协会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下，经过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备受注目的第一次“ 汪辜会谈”在新加坡正式举行。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已引起台湾岛内的高度重视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汪辜会谈”是在两岸两会于1992年达成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举行的。在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汪辜会谈”就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和科技、文化、青年、新闻等领域的交流进行了协商，签署了四项协议，受到了海峡两岸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