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树森——我一生的挚友。
　　我和他是首师大中文系4年的同窗。我们俩一同听课，一同钻图书馆，一同下乡劳动，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记得有时周六我随他一起回到他的家中，他的弟弟妹妹们见我“张大哥”叫得可亲了。刘伯母想尽办法也要做一桌好饭招待我。他父亲是制作传统糕点的老师傅，后来，我去看他，近90岁的老人特意给我做他最拿手的糕点，“炸糖饺”酥、脆、香，好吃得不得了。后来老人过世也把传统糕点技艺带走了。如今年已八旬的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点心了。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爱人生产坐月子，树森和爱人送来5斤挂面。要知道那是颗粒如金的艰苦年代，这5斤挂面是一家子扎紧裤带节省下来的，礼义重干金，这可不是一般朋友所能做到的。
　　1963年初，我们就要毕业分配了。我俩都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第一志愿我们都报的是远郊区最远的地方怀柔，然而分配方案下来，我却被分配到城内最繁华的王府井地区的帅府园中学，而树森被分配到怀柔山区里的七道河中学。当时人称“七道子、八道子，喇叭沟门水哨子”，意思是这些地方是离城最远最苦的山区。树森毫不犹豫奔赴山区上班。在写给他的第一封信的开头，我是这样写的：“‘霓虹灯下的哨兵’向高山上的雄鹰致敬。”他回信说，那里交通不便，要回城得先搭车到县城住一晚，第二天早上再乘公交车回城。在家待几个小时又要返回了。那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水都要赶毛驴从山下驮水。多数学生每天上下学要走几十里。曾有一个学生住在山里很远，每周回家一次，每次返回学校都背一口袋的白薯干，这就是他一周的干粮。一次他没有收好，让驮水的驴把白薯干吃了，幾位老师只好凑钱凑粮帮他渡过难关。农村节电，教室晚上没有灯，只有教师宿舍兼办公室才有灯，老师在屋内灯下备课，而窗外那些好学的孩子们坐在台阶上借光苦读……我把他的信念给我的学生们听，但城里的孩子们哪能理解山里苦孩子们的艰辛。一次临近春节才放假，又大雪封山根本没有车回城，树森只好搭社员的拖拉机返回。雪大路滑，拖拉机翻了车砸折了他的一条胳膊，他住进了医院。分配来的教师来了又走了，只有树森在那坚持并被任命为七道河中学校长。《北京晚报》曾报道过他的事迹。真到上世纪90年代学校撤并，他才被调到海淀区一所中学任校长直到退休。
　　退休后他积极参加社区活动，然而老年痴呆的问题已有所显露。他爱人精心护理，还参加医疗单位老年痴呆病的研究课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了不迟累子女，两人人住了昌平的一家敬老院。此前我去看他，他目光友善，神态亲近，似乎意识到我是他的亲人，但却认不出我是谁了。当时一股痛彻心脾的酸楚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深感心疼。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想，他已没有烦恼，没有愁苦，没有负担，没有牵挂，只是快乐地生活在自己的意识里。 这里我要深深地感谢他的爱人，陪伴他风风雨雨艰难困苦几十年，如今又无怨无悔、不离不弃、不辞辛苦地伺候他，我的好弟妹——段爱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