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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蕃古道是唐朝形成的一条连接汉族和藏族的文化通道，一千三百多年的文化沉淀使得唐蕃古道形成了独特的汉藏融合的古道文化。本文从唐蕃古道文化的形成入手，通过从服饰、瓷器、建筑三个方面简单分析唐蕃古道文化中所体现的汉族和藏族文化的融合。本文的研究能够对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汉藏两族人民的和谐发展和多层次交流。
关键词：唐蕃古道 汉藏文化 融合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唐蕃古道形成于唐朝，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当时连接中国和吐蕃的主要交通大道。它的起点位于今陕西西安，也就是当年唐朝的国都长安，跨越陕西、甘肃、青海和西藏，终点位于现在的拉萨，也就是当年吐蕃的都城罗些，总长度达三千多公里，是连接汉藏两族重要的文化通道。
由于唐蕃古道千百年来一直承载着汉族和藏族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交流的重任，经过十多个世纪的文化积累和沉淀，唐蕃古道最终形成了兼具汉藏两族文化之长的、独特的文化特点。虽然汉族和藏族本身有着各自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但是唐蕃古道却将这两种文化进行很好的融合和传承，并形成了特殊的古道文化。
唐蕃古道绵延三千多公里，而唐蕃古道文化则是以古道为中轴，向四周发散出去。无论是古道上随处可见的兼具汉藏两族绘画特点的壁画和石刻，还是记载于沿途城镇史料文献中的各种史记和传说，抑或沿途独特的民俗、习惯，等等，都是唐蕃古道文化最好的记录者。唐蕃古道文化就是汉藏两族人民一千多年来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而形成的独特文化，解析唐蕃古道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从而更好地指导汉藏两族人民和谐、快速地发展，对当代中国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一 唐蕃古道文化简介
唐蕃古道既是汉藏两族人民贸易往来的桥梁和纽带，更是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通道和见证。那么，唐蕃古道文化在哪里？它的精髓又是什么呢？
唐蕃古道文化融入到三千多公里的坎坷道路，融入到沿途的每一个城镇，更融入到汉藏两族人民的心里，唐蕃古道文化的精髓就是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唐蕃古道文化的印记随处可见，或镌刻于路上的石壁，或记载于沿途城镇的文献、史料，或收藏于汉藏两族的各种历史典籍。我们所熟知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就是开始于这条古道。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踏上了唐蕃古道，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抵达罗些（今天的拉萨），与松赞干布成婚。文成公主在为汉藏两族人民播下友谊之种的同时，也为唐蕃古道文化画上了最有力的开篇之笔。据《全唐书》等史料记载，唐太宗派出了一支庞大、特别的送亲队伍随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队伍由大量的各种劳作方面的能工巧匠组成，并携带了大量的种子、工具、药品、绸缎等物品。这些工匠随文成公主一同入驻吐蕃，教当地人耕作、冶炼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拉开了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序幕。在之后的时间里，汉藏两族人民通过唐蕃古道，进行了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文化的融合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虽然汉族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要优于藏族，但就文化而言，两个民族并没有优劣之分。通过唐蕃古道，承载着两族文化的各种物品进入了彼此的世界，两族人民对彼此的文化由陌生、抵触，到了解、接受，最终发展到欣赏、融合。而文化的融合体现在两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衣物服饰，大到宫殿建筑，无不体现着两族文化取长补短的融合。下面从服饰、瓷器以及建筑三个方面浅析唐蕃古道文化所体现的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
二 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的特色服饰
首先，我们可以从藏袍的图案上看到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的珍贵证据。在西藏的壁画或者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藏族服饰上具有融合两族文化的图案，比如“口衔忍冬凤纹图”、“凤凰卷草纹图”等。忍冬俗称金银花，其花初为白色，然后逐渐变为黄色，故此得名。由于忍冬具有不惧严寒的品性，所以通常被藏族人民作为坚忍不拔的象征；而凤凰则是汉族文化的灵兽，被誉为“百鸟之王”，具有吉祥、富贵的含义。服饰的图案将忍冬和凤凰融为一体，其寓意不言自明，是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产物。而“凤凰卷草图”同样是藏族服饰中一种常见的图案，由藏族的忍冬纹和汉族的云气纹结合而成，凤凰则跃然其中，图案尽显华贵、灵动之气，深得汉藏两族图案的精髓。
其次，我们可以从藏袍的等级看出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结晶。藏袍原本没有等级之分，汉族的服饰则等级森严，甚至连颜色都有区别。随着文化的交流，渐渐地藏族服饰也呈现了等级的变化。元朝时，藏族不同等级的官吏便穿着不同图案的藏袍，称之为“寸扎白玛加加”袍、“寸扎花尔白玛”袍等，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等级的官员需要穿着不同的藏袍，以示地位的差异。而这种体现等级的服饰，在清代得到了更加严格的规范。史书记载，清康熙时期，西藏的颇罗鼐便对贵族的着装有着严格要求，平时需要穿着五色锦缎质地的大领无衩小袖衣，遇到重大节日则需要穿着官方的蟒纹袍，披貂皮披肩，下穿大褂，腰束金丛缎腰带，上别小刀、荷包等装饰品，足穿牛皮靴，头蓄发，左耳带珠坠等耳饰。
再次，我们可以从汉族服饰的变化中看到藏族文化同样融合在汉族文化里。比如，唐朝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汉族服饰上开始逐渐添加各种饰物，并由贵族迅速推广到百姓中间，这种饰物的挂法就是深受藏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再比如，汉族服装中原本以短袖、紧身为主，后来演变为长袖、大襟，这同样是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可见，文化之间本无优劣、贵贱之分，彼此的交流和融合才是各族文化和谐发展的主要途径。
三 融合汉藏文化的瓷器艺术
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体现在两个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瓷器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瓷器通过唐蕃古道由汉族流向西藏，受汉藏两族文化融合的影响，在唐蕃古道沿途出土的很多瓷器，在图案、纹饰、文字和器形上都融合了汉藏两族文化。
成熟的瓷器烧制技术完善于以汉族为主的我国中原地区，可以说瓷器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进行贸易往来、礼品馈赠的主要物品，它在承载着各民族友谊的同时，也记录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瓷器从我国中原流入西藏早有记载，但早期的流入方式多以赏赐为主，并未形成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大规模的贸易往来盛行于明朝以后，所以，无论是从西藏还是西安，抑或两者之间的唐蕃古道，其传世和出土的明清瓷器，都具有明显的汉藏文化痕迹。比如西藏萨迎寺所藏的莲池鸳鸯纹龙纹碗，便在绘有汉族典型鸳鸯纹的基础上，添加了藏族人民所喜爱的莲瓣等纹饰，将两族文化通过瓷器完美地融合传承下去。而在故宫收藏的宣德青花龙纹僧帽壶，则同样印证了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将藏族典型器具僧帽壶以汉族的烧瓷技法烧制，并绘有汉藏两族共同的图腾——龙，完美地体现了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除了大量的实物外，在诸多史料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查到关于承载两族文化的瓷器的记载。比如，《汉藏史集》中便有一章以图文形式记录了当时融合两族文化的瓷器的纹饰、图案、器形等细节。书中记载，从明代永乐时期，便开始大量生产具有明显藏族文化的器具，比如僧帽壶、藏草瓶（无柄壶）等，并在上面绘有梵文、藏文、汉文、八吉祥纹、青花折枝纹等兼具汉藏两族文化的装饰。这种器具既是藏族人民的日用器具，也深受汉族人民喜爱，并加以收藏，文化的欣赏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昭然于世。 从唐蕃古道畅通那天开始，汉藏两族人民便开始了不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期间，无论是朝代更替或者战火纷飞，只能暂时隔断两族人民的经济交流，却始终没有阻隔两族人民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在清代瓷器中存在着更好地融合两族文化的绝世珍品。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八吉祥壶，就是汉藏两族文化更深层次融合的产物。该壶引用汉族寿字壶、福字壶的设计思路，将八吉祥的形象以雕塑和装饰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巧夺天工，堪称汉藏文化融合的精品。与此类似的还有雍正影青僧帽壶、乾隆粉彩多穆壶、仿木釉多穆壶、青花八吉祥纹责巴壶、粉彩描金莲瓣纹藏草瓶、青花莲托梵文高足杯等多种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的瓷器收藏于西藏博物馆、西安博物馆、故宫等地，他们既是唐蕃古道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是汉藏两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四 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精髓的建筑
千百年来，无数的汉藏人民或带着使命，或带着梦想，几经坎坷穿越唐蕃古道，到达另一个民族聚居地开始生活。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物品，还有技术和思想。建筑是文化和思想的一种体现，今天，我们可以从藏族的很多建筑中看到两族文化的融合，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布达拉宫本身就是汉藏两族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文成公主而在红山上建造的一座宫殿。由于追随文成公主入蕃的很多工匠参与了布达拉宫的设计和建造，使得这座宫殿兼具两族文化的精华。由于依山而建，布达拉宫的整体结构为石木混合结构，宫殿外墙由厚达2-5米的花岗岩垒成，并且在墙体上浇筑铁汁用以加固。无论从用料还是工艺上，都保证了墙体的抗震性和稳定性。其中的铁汁浇筑便是当时唐朝建筑的主要工艺，而厚厚的墙体则是经常依山而建的藏族建筑的主要结构。宫殿的房顶和窗沿则采用木质结构，铜瓦鎏金的屋顶显示了唐朝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翘起的屋角和外挑的屋檐同样是汉族典型的建筑风格。而屋檐下面的墙面装饰则是典型的藏族建筑风格，比如鎏金的铜饰以及各种藏族佛教的法器等。宫殿的柱身和梁上则绘有汉藏两族不同风格的绘画和雕饰，显得既鲜明又融合。宫殿的走廊曲折交错，让人感觉既神秘又虚幻，仿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将汉藏两族的历史与地理尽收眼底，这或许就是文化融合带给人们的最直观的感受。
除了布达拉宫，西藏很多寺院都能体现汉藏文化的融合，比如桑鸢寺就是一座典型的融汉、藏、梵文化为一身的一座寺庙。桑鸢寺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扎囊县境内，全名桑鸢永固天成庙，建于唐代宗年间。受汉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该寺主殿仿照印度阿登达波日寺建造，并含有明显的汉族建筑风格。中心大殿分为三层，分别由三种建筑风格构成，巧夺天工，浑然一体。以殿顶为例，一楼的殿顶是由方木构成的汉式结构；二楼殿顶则为典型的藏式风格，由彩色斜纹绘制的圆木构成；三楼则为拱形无柱架式结构，是印度梵式结构的典型代表。而寺院内的浮雕图案更是显示了汉、藏、梵文化的融合，在浮雕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奶桶、仙草、扎西德勒等典型的西藏图案，还可以看到法轮、经幢等典型的梵式图案、又可以看到鲜花、双鱼等汉族图案。这座建立在唐蕃古道尽头的古寺，每一个细节都向人们诉说着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
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长期积累的精神财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体。唐蕃古道承载着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沉淀，连接着汉藏两族三千多公里的土地，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无论从历史的纵向看，还是从地理的横向看，唐蕃古道文化都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尽述的。虽然众多学者对唐蕃古道文化一些具体细节的考察仍存在争论，但对唐蕃古道文化的精髓却是没有异议的，即唐蕃古道文化的精髓就是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简单阐述了唐蕃古道及其文化的形成，并简要分析了唐蕃古道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价值。本文的研究对于推动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开发唐蕃古道周边的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永溪：《唐蕃古道志》，黄山书社，1996年版。
[2] 崔永红等：《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刘一帆，女，1988—，陕西神木人，青海大学社科系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
关键词：唐蕃古道 汉藏文化 融合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唐蕃古道形成于唐朝，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当时连接中国和吐蕃的主要交通大道。它的起点位于今陕西西安，也就是当年唐朝的国都长安，跨越陕西、甘肃、青海和西藏，终点位于现在的拉萨，也就是当年吐蕃的都城罗些，总长度达三千多公里，是连接汉藏两族重要的文化通道。
由于唐蕃古道千百年来一直承载着汉族和藏族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交流的重任，经过十多个世纪的文化积累和沉淀，唐蕃古道最终形成了兼具汉藏两族文化之长的、独特的文化特点。虽然汉族和藏族本身有着各自独立、完整的文化体系，但是唐蕃古道却将这两种文化进行很好的融合和传承，并形成了特殊的古道文化。
唐蕃古道绵延三千多公里，而唐蕃古道文化则是以古道为中轴，向四周发散出去。无论是古道上随处可见的兼具汉藏两族绘画特点的壁画和石刻，还是记载于沿途城镇史料文献中的各种史记和传说，抑或沿途独特的民俗、习惯，等等，都是唐蕃古道文化最好的记录者。唐蕃古道文化就是汉藏两族人民一千多年来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而形成的独特文化，解析唐蕃古道文化，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从而更好地指导汉藏两族人民和谐、快速地发展，对当代中国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
一 唐蕃古道文化简介
唐蕃古道既是汉藏两族人民贸易往来的桥梁和纽带，更是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通道和见证。那么，唐蕃古道文化在哪里？它的精髓又是什么呢？
唐蕃古道文化融入到三千多公里的坎坷道路，融入到沿途的每一个城镇，更融入到汉藏两族人民的心里，唐蕃古道文化的精髓就是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唐蕃古道文化的印记随处可见，或镌刻于路上的石壁，或记载于沿途城镇的文献、史料，或收藏于汉藏两族的各种历史典籍。我们所熟知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故事就是开始于这条古道。公元641年，文成公主踏上了唐蕃古道，经过长途跋涉最终抵达罗些（今天的拉萨），与松赞干布成婚。文成公主在为汉藏两族人民播下友谊之种的同时，也为唐蕃古道文化画上了最有力的开篇之笔。据《全唐书》等史料记载，唐太宗派出了一支庞大、特别的送亲队伍随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队伍由大量的各种劳作方面的能工巧匠组成，并携带了大量的种子、工具、药品、绸缎等物品。这些工匠随文成公主一同入驻吐蕃，教当地人耕作、冶炼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拉开了汉藏两族人民文化交流的序幕。在之后的时间里，汉藏两族人民通过唐蕃古道，进行了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文化的融合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虽然汉族在经济、科技等方面要优于藏族，但就文化而言，两个民族并没有优劣之分。通过唐蕃古道，承载着两族文化的各种物品进入了彼此的世界，两族人民对彼此的文化由陌生、抵触，到了解、接受，最终发展到欣赏、融合。而文化的融合体现在两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衣物服饰，大到宫殿建筑，无不体现着两族文化取长补短的融合。下面从服饰、瓷器以及建筑三个方面浅析唐蕃古道文化所体现的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
二 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的特色服饰
首先，我们可以从藏袍的图案上看到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的珍贵证据。在西藏的壁画或者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藏族服饰上具有融合两族文化的图案，比如“口衔忍冬凤纹图”、“凤凰卷草纹图”等。忍冬俗称金银花，其花初为白色，然后逐渐变为黄色，故此得名。由于忍冬具有不惧严寒的品性，所以通常被藏族人民作为坚忍不拔的象征；而凤凰则是汉族文化的灵兽，被誉为“百鸟之王”，具有吉祥、富贵的含义。服饰的图案将忍冬和凤凰融为一体，其寓意不言自明，是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产物。而“凤凰卷草图”同样是藏族服饰中一种常见的图案，由藏族的忍冬纹和汉族的云气纹结合而成，凤凰则跃然其中，图案尽显华贵、灵动之气，深得汉藏两族图案的精髓。
其次，我们可以从藏袍的等级看出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结晶。藏袍原本没有等级之分，汉族的服饰则等级森严，甚至连颜色都有区别。随着文化的交流，渐渐地藏族服饰也呈现了等级的变化。元朝时，藏族不同等级的官吏便穿着不同图案的藏袍，称之为“寸扎白玛加加”袍、“寸扎花尔白玛”袍等，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等级的官员需要穿着不同的藏袍，以示地位的差异。而这种体现等级的服饰，在清代得到了更加严格的规范。史书记载，清康熙时期，西藏的颇罗鼐便对贵族的着装有着严格要求，平时需要穿着五色锦缎质地的大领无衩小袖衣，遇到重大节日则需要穿着官方的蟒纹袍，披貂皮披肩，下穿大褂，腰束金丛缎腰带，上别小刀、荷包等装饰品，足穿牛皮靴，头蓄发，左耳带珠坠等耳饰。
再次，我们可以从汉族服饰的变化中看到藏族文化同样融合在汉族文化里。比如，唐朝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汉族服饰上开始逐渐添加各种饰物，并由贵族迅速推广到百姓中间，这种饰物的挂法就是深受藏族服饰文化的影响。再比如，汉族服装中原本以短袖、紧身为主，后来演变为长袖、大襟，这同样是深受藏族文化的影响。可见，文化之间本无优劣、贵贱之分，彼此的交流和融合才是各族文化和谐发展的主要途径。
三 融合汉藏文化的瓷器艺术
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体现在两个民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瓷器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瓷器通过唐蕃古道由汉族流向西藏，受汉藏两族文化融合的影响，在唐蕃古道沿途出土的很多瓷器，在图案、纹饰、文字和器形上都融合了汉藏两族文化。
成熟的瓷器烧制技术完善于以汉族为主的我国中原地区，可以说瓷器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进行贸易往来、礼品馈赠的主要物品，它在承载着各民族友谊的同时，也记录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瓷器从我国中原流入西藏早有记载，但早期的流入方式多以赏赐为主，并未形成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大规模的贸易往来盛行于明朝以后，所以，无论是从西藏还是西安，抑或两者之间的唐蕃古道，其传世和出土的明清瓷器，都具有明显的汉藏文化痕迹。比如西藏萨迎寺所藏的莲池鸳鸯纹龙纹碗，便在绘有汉族典型鸳鸯纹的基础上，添加了藏族人民所喜爱的莲瓣等纹饰，将两族文化通过瓷器完美地融合传承下去。而在故宫收藏的宣德青花龙纹僧帽壶，则同样印证了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将藏族典型器具僧帽壶以汉族的烧瓷技法烧制，并绘有汉藏两族共同的图腾——龙，完美地体现了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除了大量的实物外，在诸多史料记载中，我们也可以查到关于承载两族文化的瓷器的记载。比如，《汉藏史集》中便有一章以图文形式记录了当时融合两族文化的瓷器的纹饰、图案、器形等细节。书中记载，从明代永乐时期，便开始大量生产具有明显藏族文化的器具，比如僧帽壶、藏草瓶（无柄壶）等，并在上面绘有梵文、藏文、汉文、八吉祥纹、青花折枝纹等兼具汉藏两族文化的装饰。这种器具既是藏族人民的日用器具，也深受汉族人民喜爱，并加以收藏，文化的欣赏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昭然于世。 从唐蕃古道畅通那天开始，汉藏两族人民便开始了不断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期间，无论是朝代更替或者战火纷飞，只能暂时隔断两族人民的经济交流，却始终没有阻隔两族人民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在清代瓷器中存在着更好地融合两族文化的绝世珍品。比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八吉祥壶，就是汉藏两族文化更深层次融合的产物。该壶引用汉族寿字壶、福字壶的设计思路，将八吉祥的形象以雕塑和装饰相结合的形式表现出来，巧夺天工，堪称汉藏文化融合的精品。与此类似的还有雍正影青僧帽壶、乾隆粉彩多穆壶、仿木釉多穆壶、青花八吉祥纹责巴壶、粉彩描金莲瓣纹藏草瓶、青花莲托梵文高足杯等多种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的瓷器收藏于西藏博物馆、西安博物馆、故宫等地，他们既是唐蕃古道文化的典型代表，更是汉藏两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
四 融合汉藏两族文化精髓的建筑
千百年来，无数的汉藏人民或带着使命，或带着梦想，几经坎坷穿越唐蕃古道，到达另一个民族聚居地开始生活。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物品，还有技术和思想。建筑是文化和思想的一种体现，今天，我们可以从藏族的很多建筑中看到两族文化的融合，雄伟壮丽的布达拉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布达拉宫本身就是汉藏两族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文成公主而在红山上建造的一座宫殿。由于追随文成公主入蕃的很多工匠参与了布达拉宫的设计和建造，使得这座宫殿兼具两族文化的精华。由于依山而建，布达拉宫的整体结构为石木混合结构，宫殿外墙由厚达2-5米的花岗岩垒成，并且在墙体上浇筑铁汁用以加固。无论从用料还是工艺上，都保证了墙体的抗震性和稳定性。其中的铁汁浇筑便是当时唐朝建筑的主要工艺，而厚厚的墙体则是经常依山而建的藏族建筑的主要结构。宫殿的房顶和窗沿则采用木质结构，铜瓦鎏金的屋顶显示了唐朝富丽堂皇的建筑风格，翘起的屋角和外挑的屋檐同样是汉族典型的建筑风格。而屋檐下面的墙面装饰则是典型的藏族建筑风格，比如鎏金的铜饰以及各种藏族佛教的法器等。宫殿的柱身和梁上则绘有汉藏两族不同风格的绘画和雕饰，显得既鲜明又融合。宫殿的走廊曲折交错，让人感觉既神秘又虚幻，仿佛穿越了时间和空间，将汉藏两族的历史与地理尽收眼底，这或许就是文化融合带给人们的最直观的感受。
除了布达拉宫，西藏很多寺院都能体现汉藏文化的融合，比如桑鸢寺就是一座典型的融汉、藏、梵文化为一身的一座寺庙。桑鸢寺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扎囊县境内，全名桑鸢永固天成庙，建于唐代宗年间。受汉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响，该寺主殿仿照印度阿登达波日寺建造，并含有明显的汉族建筑风格。中心大殿分为三层，分别由三种建筑风格构成，巧夺天工，浑然一体。以殿顶为例，一楼的殿顶是由方木构成的汉式结构；二楼殿顶则为典型的藏式风格，由彩色斜纹绘制的圆木构成；三楼则为拱形无柱架式结构，是印度梵式结构的典型代表。而寺院内的浮雕图案更是显示了汉、藏、梵文化的融合，在浮雕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奶桶、仙草、扎西德勒等典型的西藏图案，还可以看到法轮、经幢等典型的梵式图案、又可以看到鲜花、双鱼等汉族图案。这座建立在唐蕃古道尽头的古寺，每一个细节都向人们诉说着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
结语
文化是一个国家长期积累的精神财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合体。唐蕃古道承载着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沉淀，连接着汉藏两族三千多公里的土地，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无论从历史的纵向看，还是从地理的横向看，唐蕃古道文化都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不是一篇文章可以尽述的。虽然众多学者对唐蕃古道文化一些具体细节的考察仍存在争论，但对唐蕃古道文化的精髓却是没有异议的，即唐蕃古道文化的精髓就是汉藏两族文化的融合。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简单阐述了唐蕃古道及其文化的形成，并简要分析了唐蕃古道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价值。本文的研究对于推动汉藏两族文化的交流，开发唐蕃古道周边的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永溪：《唐蕃古道志》，黄山书社，1996年版。
[2] 崔永红等：《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简介：刘一帆，女，1988—，陕西神木人，青海大学社科系2010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