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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稳定的工作之外,再谋一份自己喜欢的第二职业,这已经成为一些白领的生活方式。而这份第二职业到底算工作还是算玩乐,身处其中者也往往难说清楚。他们清楚的是,在这另一份职业中,可以寻获一种久违的自由与从未体验过的人生——一种在职业中玩乐的人生,于是,有人给取了个名字叫做“职玩”,而这些兼职的白领们则成为了“职玩”者。
电视是生存 电影是理想
大学毕业15年了,李东说他在荷尔蒙最旺盛的时候留过长发、唱过摇滚,也曾经孤独地坐在摄像镜头面前,想象着或批评或赞许的观众。如今,李东在“华谊兄弟”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兼制作人,被“埋藏”在北京CBD朝九晚五的洪流之中,就像每一个在写字楼里进进出出的人,用这辈子最美好的年华做着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情——工作。
但李东觉得如果这辈子做不成电影,全当白活了。和李东聊天,话题很容易就会过渡到电影上去,从机位、分镜头、取景器等专业术语,到当下各种电影的评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全都融进了他描述的电影剧本当中。电影,已经成为他的第二人生。
“做电视节目和电影,其实完全是两回事,除了都要通过镜头表现出来之外。前者是生存,后者是理想。”李东说他记得5岁的时候,第一次走进电影院,因为害怕黑暗人多的地方,觉得自己紧张得快要哭出来,但当灯光熄灭、屏幕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害怕这个词了。
2000年的一天,李东的朋友去北京丰联广场拍广告片,邀他一起去“见识见识”,现场闹闹哄哄、一片嘈杂,忽然听到一声威严的低吼:“安静”,副导演回过头去看着坐在监视器后面的一个人,那个人示意喊“开始”,一切拉开帷幕,原本坐在他身边一个普通的女孩在镜头下面陡然有了光彩——李东觉得,那就是他应该坐的位置。
在李东位于东直门的家里,四处都堆满了有关电影的书籍,还有各种类型的电影碟片,平时他也帮朋友策划、制作过广告片,更多的时间则用于写剧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分镜头,最疯狂的事情是用掉自己多年来的积蓄,托人从德国买来一部十几万的超8(super 8)胶片摄像机。“听说香港的郑中基家里还有拍摄的轨道,这应该是每一个梦想成为导演的人都会做的事情。”
“孟京辉的话剧《像鸡毛一样飞》当中,欧阳云飞有段话大概是这样说的,我31岁的时候,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剃成了光头,我知道我可能永远都成不了他那样的诗人,但我像他一样剃成了光头,他曾经说过,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有勇气坚持下去,我希望至少能有他的勇气。”李东说 。
从音乐到问卜
“职玩”者的出现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原本的“兼职”热,衍生出今天“职玩族”,却是社会的成长与个人发展的结果。To be or not to be,有时候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度。
天城奇迹公司老板,音乐制作人莫奇升“第二人生”开始得颇为传奇:22岁那一年还在大学念英国文学的时候,有天中午休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留在现场,突然走过来一个穿着唐装的老头,灰色的长发,眼睛一高一低,莫奇升以为他是来索取资料的,没想到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一大段话,从莫奇升的出生说到现在和将来。那一刻,莫奇升感受到了什么是神奇。
29岁的时候朋友带他去问卜,没想到算命先生一看到他就说:“你很有慧根,要不要跟我学”……当时算命先生收了三个学生,只有莫奇升是学成的一个,现在莫奇升已经是圈里有名的星座专家、姓名学家,但他更愿意称呼自己为“心理咨询师 ”。
莫奇升曾经一直以为音乐制作是自己最热爱的事情,直到有一次,一个中年妇女来找他,向他哭诉她的故事,结婚八年,养家、养孩子、供老公读书,一切都是靠她,直到有一天她找到老公学校,开门的是个女人,她才发现老公已经有婚外情好几年了。
女人一直在哭诉,莫奇升开导了她半天,让她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生,教她改变自己的方法……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以后遇到这个女人,莫奇升完全不敢相认,几个月前那个又胖又没有自信的中年妇女现在已变得苗条,浑身透着乐观和力量——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按着莫奇升的开导去做的结果。
“那个女人现在自己创业,开了补习学校,找到让自己人生快乐的方式。这样的故事让我特别触动,人的身体里面都有股力量叫做被需要,像这样替人做心理咨询,和钱全没有关系,但是成就感却远远地大于我的音乐工作。” 莫奇升说。
操盘手的感觉
李东的职业能够带给他足够的稳定生活,而电影兼职,则让他走在路上时常被人认出来,也有了自己固定的粉丝;莫奇升也帮诸多著名的歌手,如张国荣、李宗盛、周华健、莫文蔚制作过唱片。对于他们而言,生活早就过了为温饱打拼的青涩时代,从生存到需要,他们慢慢地过渡到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就像莫奇升说的“我想大多数人坐在办公室,有一天会突然问自己,难道就为了这个薪水、这个职业而做这些的吗?”
加拿大有个小伙子,花费一年的时间来尝试50多种不同的工作,他尝试过电视演员、媒体记者、电台主持、餐厅员工、奶牛场工人、瑜伽教练等五花八门的职业……有人认为他纯属胡闹,也有人说他是好玩,而他自己,只是希望通过体验,来判断自己到底最适合哪种行业。
李东们不会像这个小伙子那样随意调换自己的工作,生活的现实让他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但正如莫奇升所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第二人生’的需要,这种现象从多年前就开始有,因为大多数的人从出生、读书、毕业到工作,或者是父母亲给安排好的,或者也不清楚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走,不一定走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能走到前面,突然找到自己的特色、爱好,找到自己,那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曾经作为乐队的一分子游弋于成都、深圳、北京等地的戈非曾经以为摇滚就是自己生命的全部,后来发现所有人都要面对房子、收入、感情的问题,于是他把音乐变成了自己的第二人生,也是他嘴里的“课外兴趣小组”。
“平时的工作就是按照一定的体系、老板的需要而完成,但是那个不足以完全表达自我。”戈非形容,“只有在音乐里面,做乐队的时候,才能找到操盘手的感觉。”戈非说,在光线传媒担任港台艺人经纪主管的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音乐梦想。
为了这个音乐梦想,他甚至组织了一个名叫“草台回声”的地方,提供给各种非专业人士的乐队上台演出,每月至少演出一次,他自己在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和乐队一起排练、演出,像他一样,乐队的其他四个人也都有着自己固定的职业,从开音像店的小老板到商务人士、时尚杂志编辑,社会身份各自不同。
戈非如今也是37岁的人了,“居长安,大不易”,可是生活再苦再累,只要和乐队在一起,就会让戈非感到还年轻,还有活力。“那个地方就是为了给像我一样有音乐梦想的人提供平台。……这是一种智慧,有些人会为了生存之道,到最后就只剩下生存了。”他说。
与戈非不同,同样喜欢音乐的李承熹的主业是给自己当老板。“爱好对我来说是零收入的,”李承熹说。为了维持自己的爱好,他今年年初在淘宝上开了个专卖韩国服饰的网店。如今已经把信誉做到五颗心的他,满嘴都是“绝对没刷过信用,都是百分之百好评”之类的生意经。
不同的场合,李承熹会把自己介绍成不同的身份,他和戈非的区别在于,他从未就读音乐专业,也并非只是在工作之余寻找兴趣,从二十几岁开始玩音乐,玩到一度环球唱片也邀他加盟,面对众多的选择,他的标准与众不同:不在乎薪水和职位的高低,而是能不能有足够的时间和自由,让他兼顾到每周不定时的乐队排练。
比较起来,网店的这个工作时间自由,而且能够带来令他心满意足的收入。他租下了一套宽敞的两室一厅,拿出其中的一间堆积货物,他去韩国进货,兼做司机、售后服务,他一直对自己进货的判断力与眼光颇为自得,“常常都会有买家称赞说,老板,你家的衣服太好看了”。
因为女朋友是韩国人的缘故,再加上一直上升的营业额,李承熹还打算大展拳脚,到韩国去开个网店,卖中国的服饰。他的目标是“将来把网店开成实体店,”体会一把真正生意人的感觉。
但到了晚上,这个穿得干干净净、颇显斯文的生意人却摇身一变,站在舞台的中央,音乐响起时,他成了那个有些狂野的吉他手。只是,有时他自己也感到困惑,网店和乐队,到底哪一个是他的“第一人生”,哪一个是“第二人生”。
在“第二人生”弥补缺憾
在北京,像戈非和李承熹这样以音乐为第二职业的人特别多,他们分布在北京的大小酒吧,对他们而言,只有通过自己的“第二职业”,才能找到自我,实现自己的另一种价值。
李承熹说:“随着物质基础的变好,大家都会有这种爱好的增加,不同场合不同的身份。也许选择第二种职业,会成为一种趋势。”
与此同时,李东还在忙忙碌碌地做着他的主持人和制作人的工作,利用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搞创作,他的新剧本已经出炉,据说也得到了业内几位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但是要找人投资,说不定需要一年,三年,甚至更久,这条路或许将漫长无比。
布拉德·彼特主演的电影《搏击会》当中早就表达过:我们没有世界大战可以经历,没有经济萧条可以恐慌,我们行色匆匆,我们的大战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过客。
美国人的游戏《第二人生》的成功或许就是弥补了人类的这种缺憾的“过客”感,这个虚拟世界里没有诡秘灵异的怪物与魔兽,也没有无止无休的厮杀与升级,有的就是现实世界里的一切:大生意与小买卖,家庭与朋友,邂逅与分别,嬉笑怒骂与爱恨情仇,休闲与旅行。人们轻易地就能在这个游戏扮演一个同现实生活迥然不同的角色。
李东郑重地把该款游戏推荐给记者,最后他在QQ回复说:“相信吗?也许每个人身体里面都住着一个和现实中的自己分裂的个体,和不一样的人生……” ★
电视是生存 电影是理想
大学毕业15年了,李东说他在荷尔蒙最旺盛的时候留过长发、唱过摇滚,也曾经孤独地坐在摄像镜头面前,想象着或批评或赞许的观众。如今,李东在“华谊兄弟”做电视节目主持人兼制作人,被“埋藏”在北京CBD朝九晚五的洪流之中,就像每一个在写字楼里进进出出的人,用这辈子最美好的年华做着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情——工作。
但李东觉得如果这辈子做不成电影,全当白活了。和李东聊天,话题很容易就会过渡到电影上去,从机位、分镜头、取景器等专业术语,到当下各种电影的评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全都融进了他描述的电影剧本当中。电影,已经成为他的第二人生。
“做电视节目和电影,其实完全是两回事,除了都要通过镜头表现出来之外。前者是生存,后者是理想。”李东说他记得5岁的时候,第一次走进电影院,因为害怕黑暗人多的地方,觉得自己紧张得快要哭出来,但当灯光熄灭、屏幕亮起来的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害怕这个词了。
2000年的一天,李东的朋友去北京丰联广场拍广告片,邀他一起去“见识见识”,现场闹闹哄哄、一片嘈杂,忽然听到一声威严的低吼:“安静”,副导演回过头去看着坐在监视器后面的一个人,那个人示意喊“开始”,一切拉开帷幕,原本坐在他身边一个普通的女孩在镜头下面陡然有了光彩——李东觉得,那就是他应该坐的位置。
在李东位于东直门的家里,四处都堆满了有关电影的书籍,还有各种类型的电影碟片,平时他也帮朋友策划、制作过广告片,更多的时间则用于写剧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分镜头,最疯狂的事情是用掉自己多年来的积蓄,托人从德国买来一部十几万的超8(super 8)胶片摄像机。“听说香港的郑中基家里还有拍摄的轨道,这应该是每一个梦想成为导演的人都会做的事情。”
“孟京辉的话剧《像鸡毛一样飞》当中,欧阳云飞有段话大概是这样说的,我31岁的时候,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剃成了光头,我知道我可能永远都成不了他那样的诗人,但我像他一样剃成了光头,他曾经说过,人必须选择一种生活,有勇气坚持下去,我希望至少能有他的勇气。”李东说 。
从音乐到问卜
“职玩”者的出现是近几年才开始的事情,原本的“兼职”热,衍生出今天“职玩族”,却是社会的成长与个人发展的结果。To be or not to be,有时候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态度。
天城奇迹公司老板,音乐制作人莫奇升“第二人生”开始得颇为传奇:22岁那一年还在大学念英国文学的时候,有天中午休息,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留在现场,突然走过来一个穿着唐装的老头,灰色的长发,眼睛一高一低,莫奇升以为他是来索取资料的,没想到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一大段话,从莫奇升的出生说到现在和将来。那一刻,莫奇升感受到了什么是神奇。
29岁的时候朋友带他去问卜,没想到算命先生一看到他就说:“你很有慧根,要不要跟我学”……当时算命先生收了三个学生,只有莫奇升是学成的一个,现在莫奇升已经是圈里有名的星座专家、姓名学家,但他更愿意称呼自己为“心理咨询师 ”。
莫奇升曾经一直以为音乐制作是自己最热爱的事情,直到有一次,一个中年妇女来找他,向他哭诉她的故事,结婚八年,养家、养孩子、供老公读书,一切都是靠她,直到有一天她找到老公学校,开门的是个女人,她才发现老公已经有婚外情好几年了。
女人一直在哭诉,莫奇升开导了她半天,让她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生,教她改变自己的方法……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以后遇到这个女人,莫奇升完全不敢相认,几个月前那个又胖又没有自信的中年妇女现在已变得苗条,浑身透着乐观和力量——这一切都是因为她按着莫奇升的开导去做的结果。
“那个女人现在自己创业,开了补习学校,找到让自己人生快乐的方式。这样的故事让我特别触动,人的身体里面都有股力量叫做被需要,像这样替人做心理咨询,和钱全没有关系,但是成就感却远远地大于我的音乐工作。” 莫奇升说。
操盘手的感觉
李东的职业能够带给他足够的稳定生活,而电影兼职,则让他走在路上时常被人认出来,也有了自己固定的粉丝;莫奇升也帮诸多著名的歌手,如张国荣、李宗盛、周华健、莫文蔚制作过唱片。对于他们而言,生活早就过了为温饱打拼的青涩时代,从生存到需要,他们慢慢地过渡到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就像莫奇升说的“我想大多数人坐在办公室,有一天会突然问自己,难道就为了这个薪水、这个职业而做这些的吗?”
加拿大有个小伙子,花费一年的时间来尝试50多种不同的工作,他尝试过电视演员、媒体记者、电台主持、餐厅员工、奶牛场工人、瑜伽教练等五花八门的职业……有人认为他纯属胡闹,也有人说他是好玩,而他自己,只是希望通过体验,来判断自己到底最适合哪种行业。
李东们不会像这个小伙子那样随意调换自己的工作,生活的现实让他们学会了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但正如莫奇升所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种‘第二人生’的需要,这种现象从多年前就开始有,因为大多数的人从出生、读书、毕业到工作,或者是父母亲给安排好的,或者也不清楚自己的人生该怎么走,不一定走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人生,如果能走到前面,突然找到自己的特色、爱好,找到自己,那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曾经作为乐队的一分子游弋于成都、深圳、北京等地的戈非曾经以为摇滚就是自己生命的全部,后来发现所有人都要面对房子、收入、感情的问题,于是他把音乐变成了自己的第二人生,也是他嘴里的“课外兴趣小组”。
“平时的工作就是按照一定的体系、老板的需要而完成,但是那个不足以完全表达自我。”戈非形容,“只有在音乐里面,做乐队的时候,才能找到操盘手的感觉。”戈非说,在光线传媒担任港台艺人经纪主管的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音乐梦想。
为了这个音乐梦想,他甚至组织了一个名叫“草台回声”的地方,提供给各种非专业人士的乐队上台演出,每月至少演出一次,他自己在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和乐队一起排练、演出,像他一样,乐队的其他四个人也都有着自己固定的职业,从开音像店的小老板到商务人士、时尚杂志编辑,社会身份各自不同。
戈非如今也是37岁的人了,“居长安,大不易”,可是生活再苦再累,只要和乐队在一起,就会让戈非感到还年轻,还有活力。“那个地方就是为了给像我一样有音乐梦想的人提供平台。……这是一种智慧,有些人会为了生存之道,到最后就只剩下生存了。”他说。
与戈非不同,同样喜欢音乐的李承熹的主业是给自己当老板。“爱好对我来说是零收入的,”李承熹说。为了维持自己的爱好,他今年年初在淘宝上开了个专卖韩国服饰的网店。如今已经把信誉做到五颗心的他,满嘴都是“绝对没刷过信用,都是百分之百好评”之类的生意经。
不同的场合,李承熹会把自己介绍成不同的身份,他和戈非的区别在于,他从未就读音乐专业,也并非只是在工作之余寻找兴趣,从二十几岁开始玩音乐,玩到一度环球唱片也邀他加盟,面对众多的选择,他的标准与众不同:不在乎薪水和职位的高低,而是能不能有足够的时间和自由,让他兼顾到每周不定时的乐队排练。
比较起来,网店的这个工作时间自由,而且能够带来令他心满意足的收入。他租下了一套宽敞的两室一厅,拿出其中的一间堆积货物,他去韩国进货,兼做司机、售后服务,他一直对自己进货的判断力与眼光颇为自得,“常常都会有买家称赞说,老板,你家的衣服太好看了”。
因为女朋友是韩国人的缘故,再加上一直上升的营业额,李承熹还打算大展拳脚,到韩国去开个网店,卖中国的服饰。他的目标是“将来把网店开成实体店,”体会一把真正生意人的感觉。
但到了晚上,这个穿得干干净净、颇显斯文的生意人却摇身一变,站在舞台的中央,音乐响起时,他成了那个有些狂野的吉他手。只是,有时他自己也感到困惑,网店和乐队,到底哪一个是他的“第一人生”,哪一个是“第二人生”。
在“第二人生”弥补缺憾
在北京,像戈非和李承熹这样以音乐为第二职业的人特别多,他们分布在北京的大小酒吧,对他们而言,只有通过自己的“第二职业”,才能找到自我,实现自己的另一种价值。
李承熹说:“随着物质基础的变好,大家都会有这种爱好的增加,不同场合不同的身份。也许选择第二种职业,会成为一种趋势。”
与此同时,李东还在忙忙碌碌地做着他的主持人和制作人的工作,利用少得可怜的业余时间搞创作,他的新剧本已经出炉,据说也得到了业内几位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但是要找人投资,说不定需要一年,三年,甚至更久,这条路或许将漫长无比。
布拉德·彼特主演的电影《搏击会》当中早就表达过:我们没有世界大战可以经历,没有经济萧条可以恐慌,我们行色匆匆,我们的大战只是心灵之战,我们的恐慌只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是被历史遗忘的过客。
美国人的游戏《第二人生》的成功或许就是弥补了人类的这种缺憾的“过客”感,这个虚拟世界里没有诡秘灵异的怪物与魔兽,也没有无止无休的厮杀与升级,有的就是现实世界里的一切:大生意与小买卖,家庭与朋友,邂逅与分别,嬉笑怒骂与爱恨情仇,休闲与旅行。人们轻易地就能在这个游戏扮演一个同现实生活迥然不同的角色。
李东郑重地把该款游戏推荐给记者,最后他在QQ回复说:“相信吗?也许每个人身体里面都住着一个和现实中的自己分裂的个体,和不一样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