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中篇小说《天堂向左》（《北京文学》2018年第5期）女主人公朱千叶活着的时候，念念不忘当年的恋人老聂曾经说过的“天堂向左，人间向右”这句话，并因此留下遗言说“死了出门要向左转”。然而很久以后，已经身为小官僚的老聂却怎么都不记得自己年轻时曾经说过这句话。他甚至惊讶于千叶“还想上天堂”的愿望——在他看来，他们之间若干年来的情感纠葛，以及千叶这辈子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在印证她的深重罪愆;如果她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女人，就不应该有死后“上天堂”的奢望。而千叶的所谓“原罪”，归根结底就在于她的不甘平庸、耽于幻想，以及不切实际却又并不纯粹的理想主义。几千年来宗教和文化的潜移默化，已经让我们习惯于将“天堂”与“地狱”视为一组截然相反的概念，就像“左”与“右”的对立，而在千叶（大概还有曾经的老聂）心目中，与“天堂”相对的却是“人间”。或许我们不能通过简单的代数思维在“人间”和“地狱”之间划等号，但对于一辈子都不曾放弃追求自己心目中“天堂”般生活的千叶来说，“人间”显然因充满了不如意而显得格外可憎。她的所谓“理想”并不崇高，充其量不过是想要摆脱自己所厌恶的农村出身和被抽调进临时单位的处境，真正过上“吃公家饭”的生活。她也曾在单位里表现得像个“文艺青年”，但是，把土气的名字改来改去、戴“只是装饰物”的眼镜、力求表现得像城市姑娘，或是无比留恋“在宾馆办公，有专门食堂”以及可以经常去郊游、游泳、跳舞、朗诵诗歌、看展览、参加读书会的“幸福”生活，在这种种行为之间渗透的是虚荣的气息。
　　小说中的“我”和千叶处处形成鲜明对比，虽然当初同样是被抽调，却时时处处表现得与世无争，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业余时间里与“砖头厚”的书为伴。尽管“我”对千叶的种种行为颇不以为然，“她如果向左，那我就一定向右”，但是千叶说去就敢去西藏的举动，也曾经给不满于自己沉闷性格的“我”以很大触动。“去西藏”是《天堂向左》中几位人物命运的转捩点：千叶因此沦为农民，一辈子都在底层挣扎，与心目中的“天堂”生活渐行渐远;“我”的沉闷和“不争”却给自己带来了工作和生活上的转机，以至于多年后被并不甘心的千叶评价为“蔫人出豹子”;至于老聂，他原本被困在一场出于功利目的而缔结的婚姻之中，想借此机会摆脱缺乏感情的人生悲剧，却在千叶最需要他的时候决然离去，扮演了一个负心汉的可鄙角色。
　　“我喜欢别人喜欢我，我天生性子活泼，喜欢热闹，热爱一切文化文艺活动”，这是千叶对自身性格的清醒总结;而“走在人群里，我能暂时忘掉身份”，则一语成谶地概括了她人生悲剧的根由。尽管她的后半生一直都在为“假如我当年不去西藏，你的那种生活就可能属于我”而耿耿于怀，尽管她出走西藏的动机相当复杂，并非纯粹出于理想主义的追求，还带有对转正名额胜券在握的志得意满，以及试探、衡量老聂这个有妇之夫对自己态度的目的，这个女人费尽心机地同自己、同社会、同人生纠结斗争了几十年，在得知自己大限将至的时候仍然不后悔当初的决定，仍然坚持“死了出门要向左转”，以一种决绝的姿态抛弃人间的种种不公，去往心中的天堂。
　　除了“宾馆办公”和“专门食堂”，更让朱千叶留恋不已的是机关里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这符合一个“文艺女青年”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而对于宋小词《固若金汤》（《当代》2018年第4期）的主人公秦江南来说，每天管两顿饭、有双休日和加班费、实行朝九晚五工作制、冷暖空调可以“敞着开”的事业单位简直就是“天堂”。即使只是个临时工，家庭生活的窘迫和求职经历的坎坷也足以使她对现状感到满足，并在正式员工的歧视下、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忍辱负重、谨小慎微地生存下去。《天堂向左》中的“我”感慨“吃公家饭的人都高人一等，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福利”，而《固若金汤》则更进一步说明，同样是“吃公家饭”的人，也会分出三六九等：官大的比官小的高一等，公务员身份的比一般事业编制的高一等，财政全额拨款的比差额拨款的高一等，有编制的比没编制的高一等。这种“等级制”，在宋小词的笔下得到了形象而辛辣的揭露：在食堂里，领导用小圆桌，有正式编制的员工用长条桌，而没有编制的临时工们则只能委屈在逼仄的火车座上。正如小说的题目所言，机关单位里那种“旧时衙门”的感觉、那种给人带来沉沉压抑感的森严等级，以及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矩，都像是在人的心里构筑起一座座相互提防、固若金汤的城池，厚重的城墙城门背后，掩藏着无数的阴谋诡计、勾心斗角。
　　以秦江南、兰大懋为代表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临时工们，处于单位生态的最底层。介于“体制内”和“体制外”之间的尴尬身份，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付出的劳动与获得的报酬不成比例，无法获得与正式员工同等的福利待遇、往往成为办公室政治和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但就是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却被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秦江南们视为“天堂”。对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常识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漠视与反讽。于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上演了：在分配绩效奖的时候，体制内的每人拿到一万五千块，而兰大懋只拿到了秦江南等人匀出来的三千块，但他却依然如获“意外之喜”，还要从中掏出三百二十块钱请客庆祝。这种含着泪水的苦涩笑容我们似曾相识，它原本只应该定格在老艺术家们解放前拍摄的黑白电影中，却在今天一个个人浮于事的机关单位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现。如果说这些工作中遇到的不如意还只是让人心里感到膈应，让人饱尝无奈或者愤懑，那么，在荆棘丛生的险途上，还埋伏着远为凶恶的魑魅魍魉。以权力为春药、向下属单位女临时工疯狂猎色的马博文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副处长，而作为危机公关的手段、将一切负面新闻都归咎在临时工身上的决定，则是全体在编员工以“民主”的名义和形式集体做出的决定。正如孔雀开屏的绚烂只能暂时遮挡其屁股的丑陋，所谓“天堂”的光鲜亦无法掩饰其本质的冷漠与险恶。
　　关于“天堂”的想象与现实的无情，我们还可以从吴君的《离地三千尺》（《人民文学》2018年第4期）窥探一二。这个写深圳移民之梦的中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部曾在网上赚得无数点击率的《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只不过当年慕容雪村讲述的是一群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怀揣创业之梦的年轻人的故事，吴君呈现给我们的，却只是一个十六岁到深圳、四十五岁在深圳去世，为了获得深圳户口而凭借惊人的毅力与癌细胞肉搏的农民工的凄惨遭遇。就像那些几个多世纪前怀揣“美国梦”横渡大西洋来到新大陆的清教徒一样，李成库为了深圳户口苦苦挣扎二十九年，终究未能梦圆;而媒体上铺天盖地的跟踪报道却让他一家成了网红，他“还能活多久”的悬疑成为大众消费的对象。他出生在深圳的儿子李回自诩为“深二代”，无法接受故乡的土气，天然地认同国际大都市里“天堂”般的现代化生活，终日沉迷于跑车（其实只不过是一辆摩托）所营造的炫酷感之中，工作的目标只不过是换取到欢乐谷乘坐过山车的机会。两代移民价值观迥异，最终迎接他们的命运却殊途同归，孜孜以求也好，“无所谓”也罢，都无法被城市真正容纳。“李回总是幻想有朝一日，他驾驶的摩托在堵得水泄不通的大道上突然升起，随后在惊讶的表情和喊叫声中，拔地而起，在城市的上空自由翱翔，而他直奔着彩霞的方向而去，在上空看着自己的地盘。”对于“飞升”和“上帝视角”的渴望，仿佛离地三千尺，无根而又略带眩晕的飘荡感，實在是当下中国社会一个巨大而普遍的隐喻。“深圳梦”恰似“中国梦”的缩影，无数人的“深圳梦”、“北京梦”、“上海梦”……共同完成着“中国梦”这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壮美的拼图。如何在让梦想成为现实的奋斗历程中实现文学的价值并充分发挥文学的作用，是摆在每个中国作家面前的切实任务。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重提八十五年前鲁迅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的那个著名论点——“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用文学的形式彰显时代重任的艰巨与伟大，用现实主义文学的航标灯照亮漫漫航程中的漩涡和暗礁，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