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有不少教育学者或关心教育的各方人士就“何谓教育家”及“如何成为一个教育家”等问题展开了探讨，具体观点既有共性亦个性纷呈，顾明远、叶澜等著名教育专家，参照历史上的教育家素养或现实社会的需要，阐述了教育家的基本特质；也有不少教育工作者，从自身的经验和体悟出发，抒发了自己的立场。他们普遍认为教育家应该体现为：真心热爱、终生献身于教育事业甚至视教育如生命，拥有相对理性并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教育思想或信念，工作上实干中见成效，并且不断钻研、敢于创新，形成了独特的教育风格，并为广大教师所推崇或公认。至于什么样的人可以称为教育家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有人认为，一位教师如果能够真正做到上好每一节课，教好每一名学生，他就堪称一名教育家；有人则提出，真正的教育家不仅是懂教育的专家，更是以维护教育独立为使命，以维护教师独立科研和教学、学生独立学习和思考为使命的教育专家。可以说，对教育家的解读，既有象牙塔内的“阳春白雪”，亦有中小学里的“下里巴人”，难以尽论。
　　相对于教育家内涵的探讨，教育家如何办学的思考显得比较薄弱。“办”，看似一个简单常见的汉字，似乎人人知其词意，但汉字的内涵博大精深，尤其是将其放置到具体场景中，或许就更难把握。教育家应该如何“办”教育呢？如果说对“教育家办学”或“教育家办教育”的整体探讨还可以停留在理论或理念的层面，一旦细致深究如何“办”的问题，则无法逃避具体的实践或行动方略。英语中表达“办教育”或“办学”时一般会用“run a school”，而“run”这个词通常亦用于“run a company”即“开公司”中。这一点似乎折射出“教育家办学”确实如“商人经商”或“农民种田”一般并无什么差异，不过，即使在西方，比如美国的一些办学经验中，或许对商业化的自由运作模式及职业化的管理策略不乏借鉴，但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下的事实并非如此。在我国，“开公司”显然会比“办教育”在类型、行业的选择及人力资源的构建及产品的定位等诸多问题上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限。如果说在我国“开公司”至少会涉及到“经营”及“管理”两个层面的问题，那么在我国“办教育”应该说至多只拥有“管理”的权限，尤其是将高等教育撇开在讨论之外的基础教育阶段。不只是国家财政拨款兴办的公立学校体系，即便是社会投资开设的私立学校，除了在经费运作及招生模式上稍有弹性较为灵活外，其办学特色的集中体现也是在管理理念及模式上。当然，现今不少公立或私立学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上颇为投入，不少学校也提出了自己的校训或办学理念，但在当下的教育评价体制中，大多流于形式或样板，最终臣服于中考或高考的指挥棒，并且这种情形现在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值得警惕与反思。
　　不过，“教育家办学”或“教育家办教育”中的“办”终究在管理层面给“教育者”留下了广阔的或可谓大可作为亦大有作为的空间。既然，我们认同“教育家”的头衔，可以授予那些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教育思想和形成鲜明的教学特色及办学风格的一线教师和校长们，那么“教育家办学”中的“学”就不仅包括中小学学校运转，也包括中小学课堂教学。成功的“教育家办学”则既包括中小学校长对学校管理的卓越贡献，也涵盖了中小学一线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高超技艺。狭义的“教育”内涵正如此“学”字所揭示。单就管理而言，我们当前不少勤勤恳恳踏实工作的中小学校长及一线教师，离“教育家”的称号并不遥远，亦即为数众多的校长及一线教师，在个人的本职教育教学管理工作中，不乏奉献精神及出色表现，教学中卓有成效、深受学生喜爱的一线教师的例证，就更是数不胜数。可以说，那些勤勉奉献于基础教育战线的校长及教师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堪称教育家，或至少是教育实干家。因此可以认为 “教育家办学”是一个真命题并存在于现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