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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年五月十八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参字·4046修正案》（S. Amendment 4046）。虽然这只是一项对还在讨论之中的关于移民改革的S.2611法案的“补充意见”，却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原因是它触及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确立英语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媒体纷纷指出，这是有史以来美国参议院第一次就官方语言问题通过的法律文件。
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作为一个高度法制化的国家，美国建国二百三十年来并没有一个法定的官方语言。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当有人要通过立法把政府已经沿用了几百年的语言确定为官方语言时，竟然那么困难重重。即使在已经通过的《4046修正案》中，“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的字眼也始终没有出现，而是羞答答地提出将英语法定为美国的“national language”（民族/国家语言），既避开了“官方语言”这个敏感点，又得以强调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如此文字游戏和政治游戏并演，足见提案者用心良苦，也体现了美国语言政治的微妙。
其实，作为一个以移民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美国社会的语言问题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据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教授研究，早在十八世纪中叶，作为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宾夕法尼亚就发生过围绕语言的纷争。当时宾夕法尼亚的德裔移民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普遍使用德语，包括在许多公众场合，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作为人口多数的英裔对此深感不安。甚至，身为社会名流的富兰克林也亲自出马，四处散发小册子，指责德裔离心离德，并警告说由此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关于美国独立时的语言问题有二说。一说，美国的国父们并未多加考虑就沿用了殖民地时期的政府语言——英语。《独立宣言》就是用英语写的；另一说，在宣告独立的大陆会议上，代表们为用英语还是德语作为工作语言争执不下，最终投票决定，仅以一票之差选择了英语。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美国语言政治的正式开场是在建国半个世纪以后。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开始推广公共教育。一八三九年，俄亥俄州首先通过了双语教育法，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德语—英语双语教育。此后有十多个州跟进制定了双语教育法，所涉语言包括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在一个多民族的移民社会里，这样的立法既满足了现实需要又深得民心，也体现了自由、平等、包容的美国建国思想。
然而，二十世纪初，情况变了。时值美国大移民高峰，新移民“美国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总统罗斯福号召新移民放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尤其要放弃母语，学习英语；甚至提出，学不好英语的移民应回老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排外风潮把“美国化”运动推向更为保守的立场。德语首当其冲。战前约有25％的美国中学生学习德语，大战期间几乎全部停止。其他外语也横遭池鱼之殃。双语教育法纷纷废止。与此呼应的是一九二○年前后的一系列移民法规，严格限制非英语国家的移民。随着新移民急剧减少，“美国化”问题日趋淡化，语言政治也就逐渐平息了。
语言政治的再兴起约在半个世纪以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充满动荡和变革。一九六四年通过的《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标志着民权运动的重大胜利。一九六五年的移民法修正案为非英语国家的移民重新开启了美国大门。新的移民潮带来新的语言问题。这时，美国的主要语言少数民族已不再是德裔或其他欧裔，而是来自拉美地区（尤其是墨西哥）讲西班牙语的“西裔”。一九六八年通过联邦《双语教育法》的初衷就是要改善西裔儿童受教育的情况。这项由民主党发起的立法，既迎合了西裔选民，也符合民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然而，双语事业的长足发展却是在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任内。
尼克松于一九六九年就职后，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采取了一些相当自由主义的政策，包括对双语教育的肯定和支持。政府主管部门就语言少数民族的“语言权”问题出台了文件，并逐年增加双语教育的经费。一九七二年大选结果显示，该策略颇为奏效，西裔对尼克松的支持率比一九六八年大选有成倍的增长。尽管尼克松的兴趣所在是政治影响和选票，但客观上促进了双语教育的发展。
为了推进双语教育，西裔等少数民族做出了极大努力。他们与那些有法不依的教育部门展开坚决的斗争，直至把他们告上法庭。在诸多诉讼案中，给双语教育乃至整个双语事业带来重大转折的是“刘诉尼考尔斯案”（Lau vs. Nichols）。这起涉及洛杉矶华人的官司从基层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刘案”于一九七四年一月胜诉，一方面给双语教育带来了“爆炸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最高法院的裁决将“语言权”归于“民权”范畴，为双语问题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提供了权威性依据。此后通过的一些涉及司法、选举、行政、医疗等方面的法规都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例如，一九七八年的《法庭翻译法》（Court Interpreters Act）规定，要为刑事诉讼案中不通英语的被告提供法庭翻译服务，就是为了保护被告人享有正当法定诉讼程序的权利。
随着双语教育的制度化和双语问题的扩展，社会上反对派的声势也越发壮大，逐步形成两派对峙的局面。一九八三年注册的“美国英语公司”（U.S. English Inc., 简称U.S. English, 即“美国英语”）是反对派最主要的社会团体。该组织牵头发起的“唯英语运动”（English-Only Movement）在全美影响巨大。其宗旨是要把英语法定为美国官方语言，废止有关双语的立法。他们指责双语事业是“培养懒惰”和“非美国化”，是“分裂主义”行为。他们宣扬“熔炉传统”，主张语言少数民族的“同化”，强调统一语言对美利坚民族的凝聚作用，把“唯英语”等同于爱国主义。
站在双语赞成派前沿的是“学院左派”，他们立足于自由主义立场，打着多元文化主义旗帜，主张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和共存，从多学科的视角为双语事业辩护，力图影响舆论和政界。支持双语的民间组织则活跃于选举和其他政治舞台，通过运作选票等方法维护双语事业的利益。针对“唯英语”，赞成派提出“英语加”（English Plus），主张让语言少数民族在保留母语的同时学英语，并让讲英语的人学外语，由此形成一个英语“加”其他语言的局面。
美国语言政治中的两派之争，说到底仍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传统的冲突。纵观四十年来美国政治潮流的走势，不难看出，语言政治的来龙去脉无不折射出美国整体政治的风云变幻。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节节胜利、自由主义空前高涨的社会背景催生了双语事业。那时，即使是保守的尼克松也不得不很策略地为双语推波助澜。这种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发展势头，在民主党总统卡特任内走到了尽头。一九八一年，里根打着“新保守主义”的旗号入主白宫，美国政治风向大右转。“美国英语”的成立、“唯英语运动”的兴起正符合了时代的节拍。
及至九十年代，语言政治之风刮上了国会山。一九九四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得久违的国会两院多数党地位，随即发起一场“共和党革命”，语言政治也成了党争的工具。围绕“H.R. 123”提案，两党冲突达到高潮。这项由共和党众议员比尔·埃默森（Bill Emerson）发起的提案，要求将英语法定为美国政府的官方语言并废止以往的双语法案。提案有多达近二百人附议，并以二百五十九比一百六十九票在众议院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壁垒分明：赞成者86％是共和党，反对者95％是民主党。下一步是将议案送参议院表决，通过后再送总统签署。然而此刻坐镇白宫的偏偏是民主党人克林顿。没等提案在参议院进入议程，白宫就放出话来：如果参议院通过该提案，总统将使用否决权。共和党在参议院虽略占多数，但要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项提案是不可能的，政客们知难而退，放弃了议案在参议院的程序。
事实上，一般美国民众并不反对将英语作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多次抽样调查显示，民众对将英语作为美国官方语言的支持率一直在60％以上，最高达90％左右。然而，一旦将官方语言问题政治化，将贬抑其他语言作为前提，支持率就滑坡。一九九六年大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选民对政治化的官方语言问题反应平平。消息反馈上来，共和党党魁们也觉得兴味索然，官方语言问题就在国会两党交锋的日程表上淡了下去。
但是，活跃在地方政治舞台上的唯英语派在全美的攻势并没有减弱。至二○○六年底，已有二十八个州以法律形式确认英语为州官方语言。此外，唯英语派先后在加州（一九九八）、亚利桑那州（二○○○）和马萨诸塞州（二○○二），通过全民公决废止了双语教育，在全国造成一定影响。但更具实质性影响的行动还在于华盛顿。在后“九一一”的保守主义政治浪潮中，小布什政府于二○○二年废止了《双语教育法》。失去政府在法律和财政上的支持，美国的双语教育日趋式微。
如果说这场空前的美国语言政治始于一九六八年《双语教育法》的颁布的话，它并不终于该法的废止。本文开头的《4046修正案》就是这场纷争的继续。那么，这场已持续数十年的“语言之争”，实质究竟何在？
受经济利益驱使吗？双语教育确实从政府预算中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各种双语项目也有所耗费（例如，在施瓦辛格当选为加州州长的选举中，所用选票就有七种文字之多）。然而，在动辄百万的政府财政中，这类支出又算得了什么？当真值得为这点“实惠”如此大动干戈吗？
是出于价值观念的冲突吗？美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围绕妇女堕胎权与反堕胎之争，持不同价值的两派冲突已经沸沸扬扬地闹了几十年，还将继续闹下去。而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强调“一个美国、一种语言”的唯英语派果真是出于民族、国家的价值吗？早在一百七十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尖锐地指出：“民族意志，是任何时候的阴谋家和所有时代的暴君最常盗用的口号之一。”唯英语派同样是在拉大旗做虎皮。克劳福德在一篇分析“唯英语运动”的文章中指出，该运动领导层的真正出发点仍是种族主义；而且，“美国英语”的核心人物与主张限制移民的白人右翼组织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深藏在“唯英语”背后的是排外主义。虽然克氏未就此做更深入的分析，他无疑为剖析美国语言政治点明了一个方向。
有人说，美国的政治潮流有其内在的周期性，每隔二十年左右就在自由和保守之间轮转一次，但每一个周期都伴有新的情况。七十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新情况是美国人口族群结构的变化，其趋势是：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步下降，少数族群的比例显著上升，而西裔的增长尤为突出。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显示：一九六○年人口普查，西裔未做单项列出，估计有五百万左右，约占总人口2.8%；一九七○年，西裔人口九百万，约占总人口4.5%；二○○○年为三千四百七十七万，约占总人口12.6%；二○○五年人口抽样调查，估算西裔人口已达四千二百六十九万，约占总人口14.4％。
西裔人口快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合法移民，拉美国家每年有数十万合法移民进入美国。其次是非法移民，每年也有数十万计，其中许多通过大赦等途径获得合法身份。当然，西裔人口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还是高生育率，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其一，西裔多信天主教，原则上不节制生育。其二，西裔有（非宗教因素的）多子女传统。其三，西裔人均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低下，这两点与高生育率直接相关。其四，西裔是全美最年轻的族群，生育力旺盛。与白人妇女相比，西裔妇女人均生育率要高75％左右。而白人妇女人均生育率在1.8至1.9之间，撇开移民因素，白人人口呈负增长。
西裔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加州、德州和新墨西哥州，西裔已占州总人口的35％以上，西语在许多地方是通用语言，西语标牌、广告、报刊、电台、电视台一应俱全。在另外十六个州，西裔是白人之外的最大族群，西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第二语言。在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下，人口意味着选票，意味着权力。在西裔人口集中的地方，西裔影响或把握地方政治是理所当然的。在国会，西裔参众议员已达二十四人之多，还在继续增加。
想想四十年前，西裔还是一个在人口普查中不予单列的族群，微不足道；看看今朝，西裔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全方位崛起，举足轻重。然而，更令人感到天翻地覆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在不远的将来：假如西裔人口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那么，西裔在未来六七十年内将会超过总人口的50％。那样的话，主持庆祝美国独立三百周年（二○七六）的总统很可能是一位西裔。对于那些一向把美国与“白人的天下”等同起来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极右势力来说，这不啻是一场噩梦，是一场不见烽火的异族入侵。正是这种“危机感”和“使命感”，促使一批舍得身家性命也要捍卫“正宗美国传统”的人跳出来，处心积虑地遏制西裔的发展。这些人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者。美国历史上种族主义盛行的时候，可以由国会通过歧视性的立法（如一八八二年的《排华法》），或由最高法院裁定种族歧视为合法（如一八九六年“Plessy vs Ferguson案”的裁决），而大行其道。然而，在后民权运动的美国，种族主义早已非法且不再有公开的政治市场，尽管隐性的种族主义是公开的秘密。于是，围绕西裔问题的冲突就格外复杂而微妙。
在很大程度上，西裔问题是一九六五年移民法改革的直接后果。早在西裔问题初现端倪的时候，就有人针对性地提出移民法的再改革。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首先，立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党派政治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其次，移民是美国引进智力和人力、保持高速发展的极重要途径，移民政策的改变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必须权衡利弊。再者，后民权运动时代对民权、人权价值的提升，使移民政策的问题格外敏感，不宜轻动。而最现实的情况是，与移民关系密切的少数族群（尤其是西裔）政治力量日益壮大，使任何不利于移民的立法阻力重重。所以，虽然在过去三十年里也陆续颁布了一些有关移民的法规，但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新移民法迟迟不能出台。
相比之下，从语言政治着手打压西裔要方便得多。首先，主张废除双语、统一语言有一面貌似“政治正确”的大旗——爱国主义。同时，强调语言少数民族学好英语有利于就业和融入美国社会，很有现实意义，也有人情味。此外，双语事业确实存在某些问题，可以作为攻击的靶子。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唯英语派制造舆论、争取民众和民选官员的支持，遏制少数族群的发展，以巩固“主流文化”的一统地位。
讨论至此，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其一，关于语言政治的族群之争和党派分野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参与加州反双语运动的就包括一些西裔学生的家长，因为他们不满于双语教育。在确立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各州中，立法提案人和支持者也多有民主党人。然而，这并不能动摇语言政治的族群之争的实质及其与党派政治的内在关系。同样，对于美国社会中支持官方语言立法和控制移民的人，也绝不可一概而论地视为种族主义。
其二，关于西裔人口问题。二○○六年十月小布什签署一项法案，加强对美墨边境的控制，包括沿边境修建千余公里的藩篱。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偷渡，减少非法移民。然而，就控制西裔人口而言，此举似乎已为时过晚。美国人口普查局有一台人口钟，钟上的美国人口总数每隔若干秒就跳升一次，意味着美国又净增了一个人口。近年来，人口钟每跳升两次就增加一个西裔，也就是说，美国新增人口的50％是西裔。人口钟的数据不包括作为“准公民”的四百万波多黎各西裔，也不包括作为“黑人口”的约一千一百万西裔非法移民。这些“准公民”和“黑人口”早晚要成为美国公民。如果将这些潜在公民也考虑进去，西裔在新增人口中的份额是否已达到60％呢？行将出台的新移民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逆转这一情况呢？对此，早有极右人士气急败坏地大骂：这是一场阴谋！西裔正在通过脱裤子的方法攫取整个美国!!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时间是无情的。随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推移，西裔人口在日复一日地增长。还是那句老话：“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七年元月于上海师大文苑楼
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作为一个高度法制化的国家，美国建国二百三十年来并没有一个法定的官方语言。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当有人要通过立法把政府已经沿用了几百年的语言确定为官方语言时，竟然那么困难重重。即使在已经通过的《4046修正案》中，“官方语言”（official language）的字眼也始终没有出现，而是羞答答地提出将英语法定为美国的“national language”（民族/国家语言），既避开了“官方语言”这个敏感点，又得以强调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如此文字游戏和政治游戏并演，足见提案者用心良苦，也体现了美国语言政治的微妙。
其实，作为一个以移民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美国社会的语言问题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据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教授研究，早在十八世纪中叶，作为大英帝国殖民地的宾夕法尼亚就发生过围绕语言的纷争。当时宾夕法尼亚的德裔移民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普遍使用德语，包括在许多公众场合，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作为人口多数的英裔对此深感不安。甚至，身为社会名流的富兰克林也亲自出马，四处散发小册子，指责德裔离心离德，并警告说由此可能导致社会动荡。
关于美国独立时的语言问题有二说。一说，美国的国父们并未多加考虑就沿用了殖民地时期的政府语言——英语。《独立宣言》就是用英语写的；另一说，在宣告独立的大陆会议上，代表们为用英语还是德语作为工作语言争执不下，最终投票决定，仅以一票之差选择了英语。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美国语言政治的正式开场是在建国半个世纪以后。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开始推广公共教育。一八三九年，俄亥俄州首先通过了双语教育法，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德语—英语双语教育。此后有十多个州跟进制定了双语教育法，所涉语言包括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在一个多民族的移民社会里，这样的立法既满足了现实需要又深得民心，也体现了自由、平等、包容的美国建国思想。
然而，二十世纪初，情况变了。时值美国大移民高峰，新移民“美国化”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总统罗斯福号召新移民放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尤其要放弃母语，学习英语；甚至提出，学不好英语的移民应回老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排外风潮把“美国化”运动推向更为保守的立场。德语首当其冲。战前约有25％的美国中学生学习德语，大战期间几乎全部停止。其他外语也横遭池鱼之殃。双语教育法纷纷废止。与此呼应的是一九二○年前后的一系列移民法规，严格限制非英语国家的移民。随着新移民急剧减少，“美国化”问题日趋淡化，语言政治也就逐渐平息了。
语言政治的再兴起约在半个世纪以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充满动荡和变革。一九六四年通过的《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标志着民权运动的重大胜利。一九六五年的移民法修正案为非英语国家的移民重新开启了美国大门。新的移民潮带来新的语言问题。这时，美国的主要语言少数民族已不再是德裔或其他欧裔，而是来自拉美地区（尤其是墨西哥）讲西班牙语的“西裔”。一九六八年通过联邦《双语教育法》的初衷就是要改善西裔儿童受教育的情况。这项由民主党发起的立法，既迎合了西裔选民，也符合民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然而，双语事业的长足发展却是在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任内。
尼克松于一九六九年就职后，出于政治战略的考虑，采取了一些相当自由主义的政策，包括对双语教育的肯定和支持。政府主管部门就语言少数民族的“语言权”问题出台了文件，并逐年增加双语教育的经费。一九七二年大选结果显示，该策略颇为奏效，西裔对尼克松的支持率比一九六八年大选有成倍的增长。尽管尼克松的兴趣所在是政治影响和选票，但客观上促进了双语教育的发展。
为了推进双语教育，西裔等少数民族做出了极大努力。他们与那些有法不依的教育部门展开坚决的斗争，直至把他们告上法庭。在诸多诉讼案中，给双语教育乃至整个双语事业带来重大转折的是“刘诉尼考尔斯案”（Lau vs. Nichols）。这起涉及洛杉矶华人的官司从基层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刘案”于一九七四年一月胜诉，一方面给双语教育带来了“爆炸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最高法院的裁决将“语言权”归于“民权”范畴，为双语问题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多方面提供了权威性依据。此后通过的一些涉及司法、选举、行政、医疗等方面的法规都与此直接或间接相关。例如，一九七八年的《法庭翻译法》（Court Interpreters Act）规定，要为刑事诉讼案中不通英语的被告提供法庭翻译服务，就是为了保护被告人享有正当法定诉讼程序的权利。
随着双语教育的制度化和双语问题的扩展，社会上反对派的声势也越发壮大，逐步形成两派对峙的局面。一九八三年注册的“美国英语公司”（U.S. English Inc., 简称U.S. English, 即“美国英语”）是反对派最主要的社会团体。该组织牵头发起的“唯英语运动”（English-Only Movement）在全美影响巨大。其宗旨是要把英语法定为美国官方语言，废止有关双语的立法。他们指责双语事业是“培养懒惰”和“非美国化”，是“分裂主义”行为。他们宣扬“熔炉传统”，主张语言少数民族的“同化”，强调统一语言对美利坚民族的凝聚作用，把“唯英语”等同于爱国主义。
站在双语赞成派前沿的是“学院左派”，他们立足于自由主义立场，打着多元文化主义旗帜，主张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和共存，从多学科的视角为双语事业辩护，力图影响舆论和政界。支持双语的民间组织则活跃于选举和其他政治舞台，通过运作选票等方法维护双语事业的利益。针对“唯英语”，赞成派提出“英语加”（English Plus），主张让语言少数民族在保留母语的同时学英语，并让讲英语的人学外语，由此形成一个英语“加”其他语言的局面。
美国语言政治中的两派之争，说到底仍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传统的冲突。纵观四十年来美国政治潮流的走势，不难看出，语言政治的来龙去脉无不折射出美国整体政治的风云变幻。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节节胜利、自由主义空前高涨的社会背景催生了双语事业。那时，即使是保守的尼克松也不得不很策略地为双语推波助澜。这种体现了“时代精神”的发展势头，在民主党总统卡特任内走到了尽头。一九八一年，里根打着“新保守主义”的旗号入主白宫，美国政治风向大右转。“美国英语”的成立、“唯英语运动”的兴起正符合了时代的节拍。
及至九十年代，语言政治之风刮上了国会山。一九九四年中期选举，共和党从民主党手中夺得久违的国会两院多数党地位，随即发起一场“共和党革命”，语言政治也成了党争的工具。围绕“H.R. 123”提案，两党冲突达到高潮。这项由共和党众议员比尔·埃默森（Bill Emerson）发起的提案，要求将英语法定为美国政府的官方语言并废止以往的双语法案。提案有多达近二百人附议，并以二百五十九比一百六十九票在众议院通过。投票结果党派壁垒分明：赞成者86％是共和党，反对者95％是民主党。下一步是将议案送参议院表决，通过后再送总统签署。然而此刻坐镇白宫的偏偏是民主党人克林顿。没等提案在参议院进入议程，白宫就放出话来：如果参议院通过该提案，总统将使用否决权。共和党在参议院虽略占多数，但要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这项提案是不可能的，政客们知难而退，放弃了议案在参议院的程序。
事实上，一般美国民众并不反对将英语作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多次抽样调查显示，民众对将英语作为美国官方语言的支持率一直在60％以上，最高达90％左右。然而，一旦将官方语言问题政治化，将贬抑其他语言作为前提，支持率就滑坡。一九九六年大选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选民对政治化的官方语言问题反应平平。消息反馈上来，共和党党魁们也觉得兴味索然，官方语言问题就在国会两党交锋的日程表上淡了下去。
但是，活跃在地方政治舞台上的唯英语派在全美的攻势并没有减弱。至二○○六年底，已有二十八个州以法律形式确认英语为州官方语言。此外，唯英语派先后在加州（一九九八）、亚利桑那州（二○○○）和马萨诸塞州（二○○二），通过全民公决废止了双语教育，在全国造成一定影响。但更具实质性影响的行动还在于华盛顿。在后“九一一”的保守主义政治浪潮中，小布什政府于二○○二年废止了《双语教育法》。失去政府在法律和财政上的支持，美国的双语教育日趋式微。
如果说这场空前的美国语言政治始于一九六八年《双语教育法》的颁布的话，它并不终于该法的废止。本文开头的《4046修正案》就是这场纷争的继续。那么，这场已持续数十年的“语言之争”，实质究竟何在？
受经济利益驱使吗？双语教育确实从政府预算中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各种双语项目也有所耗费（例如，在施瓦辛格当选为加州州长的选举中，所用选票就有七种文字之多）。然而，在动辄百万的政府财政中，这类支出又算得了什么？当真值得为这点“实惠”如此大动干戈吗？
是出于价值观念的冲突吗？美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围绕妇女堕胎权与反堕胎之争，持不同价值的两派冲突已经沸沸扬扬地闹了几十年，还将继续闹下去。而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强调“一个美国、一种语言”的唯英语派果真是出于民族、国家的价值吗？早在一百七十年前，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尖锐地指出：“民族意志，是任何时候的阴谋家和所有时代的暴君最常盗用的口号之一。”唯英语派同样是在拉大旗做虎皮。克劳福德在一篇分析“唯英语运动”的文章中指出，该运动领导层的真正出发点仍是种族主义；而且，“美国英语”的核心人物与主张限制移民的白人右翼组织有着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深藏在“唯英语”背后的是排外主义。虽然克氏未就此做更深入的分析，他无疑为剖析美国语言政治点明了一个方向。
有人说，美国的政治潮流有其内在的周期性，每隔二十年左右就在自由和保守之间轮转一次，但每一个周期都伴有新的情况。七十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的新情况是美国人口族群结构的变化，其趋势是：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步下降，少数族群的比例显著上升，而西裔的增长尤为突出。美国人口普查局的资料显示：一九六○年人口普查，西裔未做单项列出，估计有五百万左右，约占总人口2.8%；一九七○年，西裔人口九百万，约占总人口4.5%；二○○○年为三千四百七十七万，约占总人口12.6%；二○○五年人口抽样调查，估算西裔人口已达四千二百六十九万，约占总人口14.4％。
西裔人口快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合法移民，拉美国家每年有数十万合法移民进入美国。其次是非法移民，每年也有数十万计，其中许多通过大赦等途径获得合法身份。当然，西裔人口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还是高生育率，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其一，西裔多信天主教，原则上不节制生育。其二，西裔有（非宗教因素的）多子女传统。其三，西裔人均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低下，这两点与高生育率直接相关。其四，西裔是全美最年轻的族群，生育力旺盛。与白人妇女相比，西裔妇女人均生育率要高75％左右。而白人妇女人均生育率在1.8至1.9之间，撇开移民因素，白人人口呈负增长。
西裔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在加州、德州和新墨西哥州，西裔已占州总人口的35％以上，西语在许多地方是通用语言，西语标牌、广告、报刊、电台、电视台一应俱全。在另外十六个州，西裔是白人之外的最大族群，西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第二语言。在一人一票的政治制度下，人口意味着选票，意味着权力。在西裔人口集中的地方，西裔影响或把握地方政治是理所当然的。在国会，西裔参众议员已达二十四人之多，还在继续增加。
想想四十年前，西裔还是一个在人口普查中不予单列的族群，微不足道；看看今朝，西裔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全方位崛起，举足轻重。然而，更令人感到天翻地覆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在不远的将来：假如西裔人口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那么，西裔在未来六七十年内将会超过总人口的50％。那样的话，主持庆祝美国独立三百周年（二○七六）的总统很可能是一位西裔。对于那些一向把美国与“白人的天下”等同起来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极右势力来说，这不啻是一场噩梦，是一场不见烽火的异族入侵。正是这种“危机感”和“使命感”，促使一批舍得身家性命也要捍卫“正宗美国传统”的人跳出来，处心积虑地遏制西裔的发展。这些人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者。美国历史上种族主义盛行的时候，可以由国会通过歧视性的立法（如一八八二年的《排华法》），或由最高法院裁定种族歧视为合法（如一八九六年“Plessy vs Ferguson案”的裁决），而大行其道。然而，在后民权运动的美国，种族主义早已非法且不再有公开的政治市场，尽管隐性的种族主义是公开的秘密。于是，围绕西裔问题的冲突就格外复杂而微妙。
在很大程度上，西裔问题是一九六五年移民法改革的直接后果。早在西裔问题初现端倪的时候，就有人针对性地提出移民法的再改革。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首先，立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党派政治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其次，移民是美国引进智力和人力、保持高速发展的极重要途径，移民政策的改变会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必须权衡利弊。再者，后民权运动时代对民权、人权价值的提升，使移民政策的问题格外敏感，不宜轻动。而最现实的情况是，与移民关系密切的少数族群（尤其是西裔）政治力量日益壮大，使任何不利于移民的立法阻力重重。所以，虽然在过去三十年里也陆续颁布了一些有关移民的法规，但真正具有改革意义的新移民法迟迟不能出台。
相比之下，从语言政治着手打压西裔要方便得多。首先，主张废除双语、统一语言有一面貌似“政治正确”的大旗——爱国主义。同时，强调语言少数民族学好英语有利于就业和融入美国社会，很有现实意义，也有人情味。此外，双语事业确实存在某些问题，可以作为攻击的靶子。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唯英语派制造舆论、争取民众和民选官员的支持，遏制少数族群的发展，以巩固“主流文化”的一统地位。
讨论至此，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其一，关于语言政治的族群之争和党派分野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参与加州反双语运动的就包括一些西裔学生的家长，因为他们不满于双语教育。在确立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各州中，立法提案人和支持者也多有民主党人。然而，这并不能动摇语言政治的族群之争的实质及其与党派政治的内在关系。同样，对于美国社会中支持官方语言立法和控制移民的人，也绝不可一概而论地视为种族主义。
其二，关于西裔人口问题。二○○六年十月小布什签署一项法案，加强对美墨边境的控制，包括沿边境修建千余公里的藩篱。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偷渡，减少非法移民。然而，就控制西裔人口而言，此举似乎已为时过晚。美国人口普查局有一台人口钟，钟上的美国人口总数每隔若干秒就跳升一次，意味着美国又净增了一个人口。近年来，人口钟每跳升两次就增加一个西裔，也就是说，美国新增人口的50％是西裔。人口钟的数据不包括作为“准公民”的四百万波多黎各西裔，也不包括作为“黑人口”的约一千一百万西裔非法移民。这些“准公民”和“黑人口”早晚要成为美国公民。如果将这些潜在公民也考虑进去，西裔在新增人口中的份额是否已达到60％呢？行将出台的新移民法又能在多大程度上逆转这一情况呢？对此，早有极右人士气急败坏地大骂：这是一场阴谋！西裔正在通过脱裤子的方法攫取整个美国!!
然而，现实是无情的，时间是无情的。随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推移，西裔人口在日复一日地增长。还是那句老话：“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让我们拭目以待。
二○○七年元月于上海师大文苑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