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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关键看“老乡”。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阶段，农民收入是关系实现“四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因素。最近，金华市委政研室、市农办等部门调查显示，近几年金华市农民人均收入都有较大增长，但在平均收入的数字下面都掩盖着很大的差异性。实现农村的“全面小康”，必须重视解决农民收入差异性问题。
一、农民收入的差异性结构特点
从调查情况看，金华市农民平均收入总体呈现“橄榄形”结构，即高收入（年收入20万元以上）、低收入（年收入4600元以下）农户家庭占比较小，分别占3.2%和8.7%，中等收入（年收入46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农户家庭占比较大，占88.1%。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结构特点：
区域差异较大。义乌市、婺城区、磐安县三地农民收入呈现3.86：1.16：1的比重关系。义乌市被调查农户为98户、340人，总收入为28679536元，人均84352元；婺城区被调查农户为96户、329人，总收入为8308180元，人均25253元；磐安县被调查农户为116户、374人，总收入为8167646元，人均21839元。义乌市农民人均收入为磐安县的3.86倍，婺城区为磐安县的1.16倍。
地域差异较大。在同一县（市、区）城郊农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在义乌市，地处城郊的北苑街道农民人均收入为86434元，而离义乌城区较远的大陈镇农民人均收入为55069元，为北苑街道农民人均收入的63.7%。在婺城区，地处城郊的乾西乡农民人均收入为34383元，而偏远的沙畈乡农民人均收入为19644元，为乾西乡农民人均收入的57.1%。在磐安县，新渥镇农民人均收入为25930元，离县城较远的九和乡农民人均收入为23769元，比新渥镇少2161元，为新渥镇农民人均收入的91.7%。
行业差异较大。参考统计规范的行业分类，不同行业农民人均经营收入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交通运输仓储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其中，农林牧渔业人均经营收入为24011元，仅为交通运输仓储业人均经营收入142443元的16.9%，为制造业92591元的25.9%。
高低收入差异较大。从职业看，在被调查对象中收入最高的是“单位负责人”（大多为私营企业主），人均收入达到33.3万元，这类人员仅占被调查人数的6.7%，但其收入占被调查人员总收入的51.7%。收入最低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人均收入为20397元，这类人员占被调查人数的15.1%%，其收入仅占被调查人员总收入的7.1%。从收入水平看，被调查对象中年收入20万元以上33人，占总人数的3.2%，收入则占总数的46.4%，年收入最高者达到304.8万元。被调查对象中有低收入农户27户（年收入在4600元以下，磐安县18户、婺城区9户），占被调查户数的8.7%，其中有的农户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且不稳定。
二、影响我市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
从上述农民收入结构差异性分析也可以看出，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包括交通条件）、从事行业等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从政策措施层面观察，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城镇化进程。从调查情况看，凡靠近城镇的农村，农民收入往往高于其他地区，在义乌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义乌市北苑街道游览亭村在城市扩建进程中，与青溪、杨街、塘坦、后明塘、高桥等村一起实施“全拆全建、多村连片”改造模式，形成了一个综合型的新社区。该村被调查对象人均收入达到12.6万元，其收入来源主要为在小商品城从事批发销售和出租房屋，其中人均房租收入近2万元。调查结果表明，农户财产性收入的82.3%来自房租。城郊或毗邻镇区、开发区的村庄，往往是外来人口集聚地，因而，房租成了这类区域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工业化进程。被调查人员中从事制造业的人数为18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7.6%，从业人数仅次于农林牧渔业（191人），但其总收入占被调查人员总收入的37.7%，人均收入达到9.26万元。从调查情况看，当前来料加工业已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有效的途径。2009年以来，金华全市有33万人从事来料加工，年发放加工费从2009年的20.09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28.30亿元。如婺城区来料加工从业人员达到4万人，年发放加工费5亿元，人均增加收入1.25万元。截止2013年，该区累计完成来料加工“个转企”70家。磐安县被调查对象中，有29人从事来料加工或经纪业务，年人均增收22041元。
农业政策。近年来，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及逐步提高农业投入品（良种等）、农业投资（农机具购置）、市场政策（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生态保护补偿等补贴水平，对农民收入增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病虫害风险较大的现状依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业以及农民抗风险的能力依然较弱，农业生产补贴水平总体较低。以水稻为例，按亩产早稻谷900斤、每百斤145元的收购价计算，亩均收入仅1305元，加上农资综合补贴52.98元，良种补贴15元，合计收入为1372.98元，但扣除成本费用后的收益仅为每亩182.98元。尽管粮食生产补贴水平逐年提高，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及自然风险的影响，其政策效应强度难以显现。
扶贫政策。如磐安县于2011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特别扶持县，省级扶贫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进一步增强。据统计部门数据，2012年磐安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878元，比上年增长11.9%；2013年达到9013元，同比增长14.4%。该县于2012年在高二乡试点实施“我的幸福计划”，通过引进有实力的农产品销售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实行“土法种养+现代营销”，发展精品种养业，促进了农民增收。2013年该做法在全县推广，组织发动1万多名农民参与，实现人均增收1000多元。同时，该县每年整合300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农家乐、来料加工等产业，促进了农民增收。此外，当地积极引导深山农民下山移民搬迁，近年来已有4614人搬迁下山，其人均纯收入达到全县平均水平。位于磐安新城区的阳光新村移民小区，农民通过出租房屋人均增收1.5万元。 农民素质。农民素质包括年龄、身体状况、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创业精神等，对农民从事职业、收入水平均直接关联。从被调查对象所从事职业看，从事农林牧渔业的157名生产人员，人均年收入为20397元，处于按职业分类人均收入最低一档，平均年龄达到54岁，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82人，占52.2%。但是，其中掌握特色种植技术的人员则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如婺城区被调查对象中有18人从事苗木种植，苗木经营收入达到年人均2.67万元；磐安县被调查对象中有25人从事药材种植，仅此一项人均增收2.44万元。同时，创业精神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也很大。一些山区农民之所以处在低收入水平，与不敢“出山”就业、不会应用现代农业经营技术有关。在被调查对象中，还有28名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在家“待业”的农村青年，他们本应成为家庭增收致富的希望，却由于缺乏艰苦创业的精神而成“啃老族”。
社会保障。近年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总体上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有待完善。调查发现，凡低收入家庭大多为“因病致贫”，家庭主要劳动力一旦身患重病，即使参加了“新农合”，但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也难以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农民收入是反映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关系实现四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重大问题。加快农民增收，既需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目标不动摇，坚持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共促，又需要研究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认真加以落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当前需要重点研究以下政策措施并加以完善落实。
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力求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力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充分考虑占人口大多数农民的期盼、需求和利益。我市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起步较早，目前已经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要完善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与流动机制、公共财政“三农”投入持续增长带动机制、基于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政策创新机制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高效行政机制，进一步加快城市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切实做好城中村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城郊农民依托城市发展产业，以及加快中心镇发展、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等文章，让农村与城市共享现代文明，农民和市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坚持农业生产基地化发展方向，强化政策扶持，优化政府服务，力求在规模经营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益。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加快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促进形成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培育专业大户、合作农场等生产经营主体，鼓励发展“家庭农场”。优化提升农业生产资料、市场预测、市场信息、金融、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各类服务，继续提高农业生产各类补贴标准。
继续加大对低收入群众的关怀帮扶力度，力求在低收入农户帮扶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力提升农民勤劳致富的素养和能力。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来料加工、劳务输出、特色种养技术、家政服务、电子商务、物业管理等专项技能培训，组织面向农村文化青年的专项就业创业培训，拓展就业创业渠道，搭建就业创业平台，畅通就业创业信息，提供就业创业服务。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加大下山移民搬迁力度，给予自然生态保护区、水源涵养功能区留守农民以更多的人情关怀和生活补偿。
完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疾病预防、卫生保健工作，力求在保障农民健康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力提升农民的健康水平。加大健康生活、劳动保护知识的普及力度，提高农民健康意识。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基础医疗水平，实行农民体检升级提档，加强农民医疗保障，做到重大疾病早发现、早治疗。细化完善医疗保险政策，提高农民大病报销比例，针对可以不住院但需长期服药的患者，制订优惠便捷的配药和医药费报销规定。同时加大社会救助保障力度。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既为农村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又为农民理财开辟门路，力求在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力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紧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创新农村信贷产品，试行农户联保贷款、信用担保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宅基地抵押贷款、山林抵押贷款等制度，为农业项目、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创业提供金融支持。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发面向农民、具有一定资金安全保障的理财产品；优先投放政府债券、金融债券、货币市场基金等市场风险相对较低的金融产品。
深化以城带乡、社会化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活动，力求在统筹城乡发展机制体制建设上取得新突破，大力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党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等方针政策的感召下，我市各地在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同时，还在实践中创造了“村企结对”、“部门联系村”、“党员联农户”、“一户一策一干部”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好做法。下一步要继续深化此类活动，使低收入农民“穷在深山有人帮”、“病在床头有人看”、“致富无路有人引”，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发展，共建和谐社会，共筑“中国梦”的氛围，推动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面貌的不断改善，农村社会的不断进步。
（作者系金华市决咨委常务副主任）
一、农民收入的差异性结构特点
从调查情况看，金华市农民平均收入总体呈现“橄榄形”结构，即高收入（年收入20万元以上）、低收入（年收入4600元以下）农户家庭占比较小，分别占3.2%和8.7%，中等收入（年收入46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农户家庭占比较大，占88.1%。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结构特点：
区域差异较大。义乌市、婺城区、磐安县三地农民收入呈现3.86：1.16：1的比重关系。义乌市被调查农户为98户、340人，总收入为28679536元，人均84352元；婺城区被调查农户为96户、329人，总收入为8308180元，人均25253元；磐安县被调查农户为116户、374人，总收入为8167646元，人均21839元。义乌市农民人均收入为磐安县的3.86倍，婺城区为磐安县的1.16倍。
地域差异较大。在同一县（市、区）城郊农民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区域。在义乌市，地处城郊的北苑街道农民人均收入为86434元，而离义乌城区较远的大陈镇农民人均收入为55069元，为北苑街道农民人均收入的63.7%。在婺城区，地处城郊的乾西乡农民人均收入为34383元，而偏远的沙畈乡农民人均收入为19644元，为乾西乡农民人均收入的57.1%。在磐安县，新渥镇农民人均收入为25930元，离县城较远的九和乡农民人均收入为23769元，比新渥镇少2161元，为新渥镇农民人均收入的91.7%。
行业差异较大。参考统计规范的行业分类，不同行业农民人均经营收入从高到低依次排序为：交通运输仓储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农林牧渔业。其中，农林牧渔业人均经营收入为24011元，仅为交通运输仓储业人均经营收入142443元的16.9%，为制造业92591元的25.9%。
高低收入差异较大。从职业看，在被调查对象中收入最高的是“单位负责人”（大多为私营企业主），人均收入达到33.3万元，这类人员仅占被调查人数的6.7%，但其收入占被调查人员总收入的51.7%。收入最低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人均收入为20397元，这类人员占被调查人数的15.1%%，其收入仅占被调查人员总收入的7.1%。从收入水平看，被调查对象中年收入20万元以上33人，占总人数的3.2%，收入则占总数的46.4%，年收入最高者达到304.8万元。被调查对象中有低收入农户27户（年收入在4600元以下，磐安县18户、婺城区9户），占被调查户数的8.7%，其中有的农户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且不稳定。
二、影响我市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
从上述农民收入结构差异性分析也可以看出，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包括交通条件）、从事行业等等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从政策措施层面观察，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城镇化进程。从调查情况看，凡靠近城镇的农村，农民收入往往高于其他地区，在义乌市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义乌市北苑街道游览亭村在城市扩建进程中，与青溪、杨街、塘坦、后明塘、高桥等村一起实施“全拆全建、多村连片”改造模式，形成了一个综合型的新社区。该村被调查对象人均收入达到12.6万元，其收入来源主要为在小商品城从事批发销售和出租房屋，其中人均房租收入近2万元。调查结果表明，农户财产性收入的82.3%来自房租。城郊或毗邻镇区、开发区的村庄，往往是外来人口集聚地，因而，房租成了这类区域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工业化进程。被调查人员中从事制造业的人数为18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17.6%，从业人数仅次于农林牧渔业（191人），但其总收入占被调查人员总收入的37.7%，人均收入达到9.26万元。从调查情况看，当前来料加工业已成为农民增收最直接有效的途径。2009年以来，金华全市有33万人从事来料加工，年发放加工费从2009年的20.09亿元上升到2013年的28.30亿元。如婺城区来料加工从业人员达到4万人，年发放加工费5亿元，人均增加收入1.25万元。截止2013年，该区累计完成来料加工“个转企”70家。磐安县被调查对象中，有29人从事来料加工或经纪业务，年人均增收22041元。
农业政策。近年来，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围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及逐步提高农业投入品（良种等）、农业投资（农机具购置）、市场政策（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生态保护补偿等补贴水平，对农民收入增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病虫害风险较大的现状依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农业以及农民抗风险的能力依然较弱，农业生产补贴水平总体较低。以水稻为例，按亩产早稻谷900斤、每百斤145元的收购价计算，亩均收入仅1305元，加上农资综合补贴52.98元，良种补贴15元，合计收入为1372.98元，但扣除成本费用后的收益仅为每亩182.98元。尽管粮食生产补贴水平逐年提高，但由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及自然风险的影响，其政策效应强度难以显现。
扶贫政策。如磐安县于2011年被省政府确定为特别扶持县，省级扶贫资金投入进一步加大，扶贫工作力度进一步增强。据统计部门数据，2012年磐安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878元，比上年增长11.9%；2013年达到9013元，同比增长14.4%。该县于2012年在高二乡试点实施“我的幸福计划”，通过引进有实力的农产品销售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实行“土法种养+现代营销”，发展精品种养业，促进了农民增收。2013年该做法在全县推广，组织发动1万多名农民参与，实现人均增收1000多元。同时，该县每年整合3000万元财政专项资金扶持农业产业化，发展农家乐、来料加工等产业，促进了农民增收。此外，当地积极引导深山农民下山移民搬迁，近年来已有4614人搬迁下山，其人均纯收入达到全县平均水平。位于磐安新城区的阳光新村移民小区，农民通过出租房屋人均增收1.5万元。 农民素质。农民素质包括年龄、身体状况、文化程度、技术水平、创业精神等，对农民从事职业、收入水平均直接关联。从被调查对象所从事职业看，从事农林牧渔业的157名生产人员，人均年收入为20397元，处于按职业分类人均收入最低一档，平均年龄达到54岁，其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82人，占52.2%。但是，其中掌握特色种植技术的人员则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如婺城区被调查对象中有18人从事苗木种植，苗木经营收入达到年人均2.67万元；磐安县被调查对象中有25人从事药材种植，仅此一项人均增收2.44万元。同时，创业精神对于农民收入的影响也很大。一些山区农民之所以处在低收入水平，与不敢“出山”就业、不会应用现代农业经营技术有关。在被调查对象中，还有28名受过高中以上教育，在家“待业”的农村青年，他们本应成为家庭增收致富的希望，却由于缺乏艰苦创业的精神而成“啃老族”。
社会保障。近年来，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总体上依然处于较低水平，特别是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有待完善。调查发现，凡低收入家庭大多为“因病致贫”，家庭主要劳动力一旦身患重病，即使参加了“新农合”，但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也难以支付巨额的医疗费用。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农民收入是反映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关系实现四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重大问题。加快农民增收，既需要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目标不动摇，坚持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共促，又需要研究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认真加以落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当前需要重点研究以下政策措施并加以完善落实。
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力求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力提高城乡一体化水平。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必须充分考虑占人口大多数农民的期盼、需求和利益。我市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起步较早，目前已经进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城乡融合发展阶段。要完善城乡生产要素平等交换与流动机制、公共财政“三农”投入持续增长带动机制、基于统筹城乡发展实践的政策创新机制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高效行政机制，进一步加快城市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切实做好城中村融入城市、农民工市民化、城郊农民依托城市发展产业，以及加快中心镇发展、促进农民就地城镇化等文章，让农村与城市共享现代文明，农民和市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坚持农业生产基地化发展方向，强化政策扶持，优化政府服务，力求在规模经营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提升农业生产效益。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加快农业产业基地建设，促进形成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培育专业大户、合作农场等生产经营主体，鼓励发展“家庭农场”。优化提升农业生产资料、市场预测、市场信息、金融、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各类服务，继续提高农业生产各类补贴标准。
继续加大对低收入群众的关怀帮扶力度，力求在低收入农户帮扶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力提升农民勤劳致富的素养和能力。针对不同群体，开展来料加工、劳务输出、特色种养技术、家政服务、电子商务、物业管理等专项技能培训，组织面向农村文化青年的专项就业创业培训，拓展就业创业渠道，搭建就业创业平台，畅通就业创业信息，提供就业创业服务。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加大下山移民搬迁力度，给予自然生态保护区、水源涵养功能区留守农民以更多的人情关怀和生活补偿。
完善农民医疗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疾病预防、卫生保健工作，力求在保障农民健康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力提升农民的健康水平。加大健康生活、劳动保护知识的普及力度，提高农民健康意识。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基础医疗水平，实行农民体检升级提档，加强农民医疗保障，做到重大疾病早发现、早治疗。细化完善医疗保险政策，提高农民大病报销比例，针对可以不住院但需长期服药的患者，制订优惠便捷的配药和医药费报销规定。同时加大社会救助保障力度。
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既为农村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又为农民理财开辟门路，力求在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力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紧跟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制，创新农村信贷产品，试行农户联保贷款、信用担保贷款、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宅基地抵押贷款、山林抵押贷款等制度，为农业项目、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创业提供金融支持。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发面向农民、具有一定资金安全保障的理财产品；优先投放政府债券、金融债券、货币市场基金等市场风险相对较低的金融产品。
深化以城带乡、社会化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活动，力求在统筹城乡发展机制体制建设上取得新突破，大力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党中央关于“统筹城乡发展”、“以城带乡”、“以工哺农”等方针政策的感召下，我市各地在不断加大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同时，还在实践中创造了“村企结对”、“部门联系村”、“党员联农户”、“一户一策一干部”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好做法。下一步要继续深化此类活动，使低收入农民“穷在深山有人帮”、“病在床头有人看”、“致富无路有人引”，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发展，共建和谐社会，共筑“中国梦”的氛围，推动农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面貌的不断改善，农村社会的不断进步。
（作者系金华市决咨委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