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美好之事均是自由的变体，未加修饰的、纯粹的、善良的灵魂，最美。
　　在内心的自由里，永远有生命在怒放。
　　毛姆自己最爱的作品《寻欢作乐》，里面有一个快乐纯真的女人。太纯真，以致于没有什么羁绊得了她。那场景想起来都好笑：她跟人睡觉，得了件皮草。她高兴极了，毛姆很难过。然后她惊讶地说，为什么难过？这是多么赞的好事啊，皮草啊！她是真的高兴，做下贱之事而不显得淫秽，是一种珍贵的天真。 吴苏媚
　　通常作为一个社会里的成年人，我们把价值评判视为理所当然的能力。叙事学经典里有一个例子，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国王死了，王后也因悲伤而死”包含了因果关系，结果变成了一个“情节”，但有趣在于，人们根深蒂固地倾向于寻找联系，即便是第一个句子，我们也会下意识认为它们具有联系——毛姆的故事也一样，武断地，“因为睡觉”，“所以皮草”，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体系里，她便具有了罪恶——你为什么不羞愧？可她是真不这么看，一夜欢愉是好的，皮草也是好的，为什么不值得高兴？
　　这当然是冒犯社会禁忌的言行，同样也是冒犯的辩护，社会要求人人宣判她们的可耻。当福楼拜入木三分地创作出包法利夫人这个天真而浪荡的妇人时，19世纪的法国却还没有准备好接纳她：司法当局对福楼拜提起公诉，指控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并将之传唤到法庭受审。福楼拜当然爱这个人物，可终究也没有办法予包法利夫人以幸福，他深知这里还没有土壤：小说写完时，一个朋友去拜访他，看见他坐在门口痛哭流涕不能自已，便问出了什么事情。他说，包法利夫人死了。朋友弄清了缘由后笑着建议作者大可不必让她死，福楼拜却说，不，她非死不可，她已经无法再活下去了。说毕又放声大哭。
　　两个世纪前呼唤的社会宽容，到今天或许尚不过时，生长天真、纯粹与活力的土壤，永远需要施肥。老实说，我不知道在日益精妙如机械的社会中如何培养朝气，也不知道如何解放道德审判，但我知道，跳出逻辑与道德审判的争斗场，去凝视事物本身的价值，就算自己长不成“奇葩”，也能为别人的自由释放一些宽容。
　　1.《寻欢作乐》的作者毛姆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在当年是一枚勇敢的“奇葩”。
　　2.在第66届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委会大奖的《醉乡民谣》，讲述的是歌手的另一种形式的天真。
　　不流于世的天真
　　看《寻欢作乐》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我一个朋友的身影，形迹很像毛姆笔下的奇葩。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上大学，往来都方便。有一段时期她觉得熄灯之后的时间睡觉尚早，大可再利用起来，不知怎么就开始跟一个很单纯的男生去学国际象棋，每到十一二点俩人就正襟危坐在学校小树林外的小石桌那里学授技艺。人却非木石，我提醒她那里夜夜笙歌，旁边难解难分的情侣们迟早将这爱情病传染过来，她不信，直到有一天略显愧疚与惊慌地来告诉我，那小男生送了她一份礼物，来表白了。
　　下棋之约与师友之谊自然灰飞烟灭，她说：“我是不是又做错了？”然后低落地沉默良久，说：“我这种人应该到山里去，和小狐狸下棋。”
　　如果那个时候有此发明，“神逻辑”肯定是一个恰当的形容。我其实很想告诉她，跟女生下，跟一群人学，或许——哪怕约他白天，或许都是在“不下棋”与“和小狐狸下棋”之间丰富的可行性。但忍住没说。社会一直在教育我们，在过了年少懵懂的年龄之后，女孩子就要包裹好自己的女性身份，要穿文胸（最早这东西被称为“亵衣”，一边厌女一边解衣，可见卫道士的嘴脸），不露底裤（从秦汉开始的带裆裤才把女人从永恒的跪坐中解放出来），哦，还有男人邀约时要矜持。张扬的、天真的青春，则被埋葬在了更多沉重灰暗的贞节牌坊里。
　　即便天真是一种无耻，其不加矫饰的灵魂里还有一种更可贵的东西，就是那不流于世的稀有勇气。
　　可是不公平啊，即便是今天，女人的天真依旧“可耻”，而男人天真顶多遭一句嗔怪：长不大的孩子。被《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这个标题党戳中的我们，多半连一段酣畅的天真岁月都不曾有，只好蜂拥到影院去集体意淫他人的青春。即便是著有《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犀利政治时评的刘瑜，小说里也埋藏着一个“悄悄在夜总会唱歌的著名学者”的影子。是不是可以说，几乎所有良家妇女都有着一个荡妇的梦想——虽然有点极端，但也无非说出这个世界强加于女性的更严苛的桎梏，桎梏之深在于我们自觉地去压抑自己种种不符社会规范的行为举止，这近似于福柯提出的“规训”，虽然是后现代的理论发现，但用在女人身上已经千年，而且开始得太早——酣畅的青春在童年就被遏止。今天的我们看似逃脱了宗教的审判，有了自己的房间，但愈发有一种自我的要求，要健康美丽的身体，要长远合理的职业规划，获得了两性“平等”之后，社会对女人的要求似乎愈发多了。相比之下，我愈发爱我那密友，一个年近30岁依旧惊世骇俗天真着的女人，好像阮籍看人用黑白眼，喜恶一望便知。人们真该爱她们，在灵魂蒙尘之后遇到一颗通透的心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