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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王西京的画很早了，认识王西京本人却是近几日的事。
西京——一个典型的关中儒雅志士，沉思、稳健，有着关中人的豪迈、旷达，又具有画家的儒雅、明哲。
似乎有座山予他也能毫不动容地纳之人心中，而那种融大千世界于心中的气魄，所发挥于笔端的是一种博大精深的哲理，以他独有的艺术语言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歌。
一
1946年，西京出生于西安一个普通人家，没有显赫的家世，父辈中也没有成为画家的历史，有的只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嘈杂的大杂院，一个拥挤的小屋，一个勉强维持温饱的贫困家庭。西京从小喜欢绘画，买不起书看，就在平时收集一些被人丢掉的残书和散页上的图画、将其整理、缝订后，进行临摹。后来他在旧书摊上得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和陈洪绶《水浒叶子》，如获至宝，便开始在粗糙的草纸上用水墨涂抹、临摹、长期坚持、刻苦不辍。那时每逢星期天，一大早他就带着干粮跑到省图书馆阅览室，一泡就是一天。
寒暑假期间，西京不得不将绘画放在一边，去打工挣学费，用打普工、拉石子、石灰和砖瓦换来的微薄收入买回纸和笔，供自己练习绘画。就这样西京靠自己的执著和忍耐走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考进了西安美院附中。西京曾有过一位启蒙老师，他就是画家于正常先生。于先生虽未成大名，但却是一位典型、正直的儒家知识分子。他的许多不苟世俗、刚正坦荡的品行给少年时代的王西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他们已不仅仅是师生情谊，而成为了忘年之交。
“文革”中，于正常先生遭受政治迫害，蒙冤去世。这在王西京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的耳边常常响起于先生临死前给他说的话：“我多么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正直的艺术家，这样，你的艺术才有价值。请不要苟合一些世俗的东西，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走自己的路。”先生的话及先生的凛然正气总让西京震撼。王西京成熟了。
二
王西京选择了人物画的创作道路，尤其是着意选择了使命感、正义感很强的历史人物画创作。屈原、司马迁、杜甫、岳飞、文天祥、范仲淹、李时珍等都是西京笔下塑造的对象。他景仰他们的为人、处世、更景仰他们的“民族骨气”、“作为历史，他们赋予了民族文化一种永恒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支撑着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自强而不息、历经万劫而不灭，后来他也画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一批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然这更是民族精神的延续。
王西京在茫茫历史岁月中徜徉，于1984年推出了《远去的足音》这一具代表性的宏大而成功的力作，他以戊戌变法中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刘光第、杨锐六位志士殉难之际的悲壮场景为题材，以气吞山河的悲愤激情，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手法，使画中六君子巍然并屹，宛如一座顶天立地、气冲霄汉的群雕，构成一种沉雄悲壮的凝聚力，也为古今锐意改革的民族志士树立了一座亘古的丰碑。
王西京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确立了成为当代画坛一位优秀画家的地位，与众不同的是王西京没有只顾自己的成名而忘记了历史的责任。他认为当代文化的繁荣是一代人的事而不是几个人成名的事。西安画坛人才济济，但众多的人才却没有创作条件，更没有一个大家交流研讨的场所。
1985年，作为西安美协主席的王西京为给西安这块有着丰富文化沉淀的泥土，创造一个治学的园地，为“大庇天下寒士”，开始着手创建“西安中国画院”。筹建画院并非易事，没有一寸地，没有一文钱，王西京找到市主要领导人，得到的答复竟是“西安的博物馆、图书馆尚未建成，几万件文物，图书尚不能展出、陈列，只好陈放在库房中，画院自然排不上日程。”而王西京却横了一条心决定自己干，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从1985年到1990年西安中国画院的落成，其间历经了长达五年时间。用他的话说是“当了五年的‘泥瓦匠’”，这期间所经历的磨难和心酸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以平静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的画家来说，磨难成了达摩的面壁，五年破墙而出的画家从中参出了人生的真谛，也改变了西京以后的画风——淡泊、宁静、旷达、飘逸，也更加让他坚定了“宠辱不惊、淡泊名利”的做人原则。如果说禅是参佛人的最高境界，那么破壁而出的王西京却更像一个参禅的哲人。
三
近几年来，王西京频繁的出访、讲学，巡回举办个人画展，使他在海内外名声大振，收藏家竞相收购其画作。他被看做是中国第三代最有潜力和希望的大师的苗子。海外许多怀有各种目的的人士千方百计地策划请他迁居海外，最终都成为徒劳。王西京深知国外物质条件的充裕和生活无拘无束的自由浪漫，但面对各种诱惑，他的心却依然如水般平静，他离不开哺育他人生和艺术的这片黄土地，他那颗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无法泯灭。正如西京在他画集的序言中所说：“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人，一个内心盛着过多忧虑、过多责任的中国人。”他要用自己的灵肉和良心为这方土地尽力去做些什么，哪怕是有益而微不足道的平凡的事。
一次在日本的画展中，王西京一幅《郭沫若肖像》被收藏家竞相购买，画价被抬到60万日元。而恰在此时，王西京得日本朋友也非常希望得到这幅画，王西京从容取下这幅画，分文不取，奉送给这位先生。日本朋友捧着画，眼含激动的泪水，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
王西京曾受政府之约为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总统王鼎昌先生画过肖像。后来在第二次亚太会议期间，王西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会议，又一次来到新加坡。当地一位很有钱的“军火商”请西京到“新加坡华联大厦”吃饭，并邀请了很多商界朋友，扬言说王西京在给总理、总统之后的第三张肖像画将是为他作的。席间他捧出一个特大的放着巨额新币的红包给西京，要求西京能如愿为其画一幅肖像，西京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使“军火商”十分尴尬。其实王西京也曾为新加坡许多普通人画过肖像。后来这件事在新加坡传为佳话。新报载文称其“为民族保留了元气”。当然这是说王西京的画，也是在说王西京的人。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人生，王西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对于传统，他有自己的理解。
“我以为，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对传统的无知使对传统的反抗变得苍白无力，换言之，我们距传统不是太近而是太远。”“中国文化之博大，从民间、通俗到士大夫文化无不蕴涵着一种祥和平静的富贵气息。”“而中国高雅文化实际上是宫廷文化和贵族文化”。王西京将自己人生的沉淀变成对人生的旷达，他开始追求一种空静，一种超自然，感悟宇宙与人生间的心灵轨迹，以求从历史中挣脱；淡化在画面中占支配地位的物，转入对宇宙、意识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1988年后，以《天闲云淡》、《江月何年初照人》、《斜阳正照》、《明月清风》、《雪落空谷》、《坐到黄昏人悄悄》、《小园香径独徘徊》等为工表的一批新作以其淡泊、静默空灵、和谐的意境又一次使画坛耳目一新。诚然，王西京在不停息地变化着，变化就是生命，要不断地区别古人，区别今人，同时更重要的是区别自已。他的每一次变化都将向更高的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靠拢，相信他的艺术将生生不息。
作者作为王西京艺术中的正气则根植于他做人的正气，正是这种精神如同我们民族千百年来所有的文人志士一样，铸成了中华民族之魂，汇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正气之歌。
王西京绘就了时代的凛然正气，也绘就了一批新的画坛文艺人。
西京——一个典型的关中儒雅志士，沉思、稳健，有着关中人的豪迈、旷达，又具有画家的儒雅、明哲。
似乎有座山予他也能毫不动容地纳之人心中，而那种融大千世界于心中的气魄，所发挥于笔端的是一种博大精深的哲理，以他独有的艺术语言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歌。
一
1946年，西京出生于西安一个普通人家，没有显赫的家世，父辈中也没有成为画家的历史，有的只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嘈杂的大杂院，一个拥挤的小屋，一个勉强维持温饱的贫困家庭。西京从小喜欢绘画，买不起书看，就在平时收集一些被人丢掉的残书和散页上的图画、将其整理、缝订后，进行临摹。后来他在旧书摊上得到一本《芥子园画谱》和陈洪绶《水浒叶子》，如获至宝，便开始在粗糙的草纸上用水墨涂抹、临摹、长期坚持、刻苦不辍。那时每逢星期天，一大早他就带着干粮跑到省图书馆阅览室，一泡就是一天。
寒暑假期间，西京不得不将绘画放在一边，去打工挣学费，用打普工、拉石子、石灰和砖瓦换来的微薄收入买回纸和笔，供自己练习绘画。就这样西京靠自己的执著和忍耐走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考进了西安美院附中。西京曾有过一位启蒙老师，他就是画家于正常先生。于先生虽未成大名，但却是一位典型、正直的儒家知识分子。他的许多不苟世俗、刚正坦荡的品行给少年时代的王西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实际上他们已不仅仅是师生情谊，而成为了忘年之交。
“文革”中，于正常先生遭受政治迫害，蒙冤去世。这在王西京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的耳边常常响起于先生临死前给他说的话：“我多么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正直的艺术家，这样，你的艺术才有价值。请不要苟合一些世俗的东西，要有自己的思想，要走自己的路。”先生的话及先生的凛然正气总让西京震撼。王西京成熟了。
二
王西京选择了人物画的创作道路，尤其是着意选择了使命感、正义感很强的历史人物画创作。屈原、司马迁、杜甫、岳飞、文天祥、范仲淹、李时珍等都是西京笔下塑造的对象。他景仰他们的为人、处世、更景仰他们的“民族骨气”、“作为历史，他们赋予了民族文化一种永恒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支撑着我们这个多难的民族，自强而不息、历经万劫而不灭，后来他也画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一批当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当然这更是民族精神的延续。
王西京在茫茫历史岁月中徜徉，于1984年推出了《远去的足音》这一具代表性的宏大而成功的力作，他以戊戌变法中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刘光第、杨锐六位志士殉难之际的悲壮场景为题材，以气吞山河的悲愤激情，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手法，使画中六君子巍然并屹，宛如一座顶天立地、气冲霄汉的群雕，构成一种沉雄悲壮的凝聚力，也为古今锐意改革的民族志士树立了一座亘古的丰碑。
王西京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确立了成为当代画坛一位优秀画家的地位，与众不同的是王西京没有只顾自己的成名而忘记了历史的责任。他认为当代文化的繁荣是一代人的事而不是几个人成名的事。西安画坛人才济济，但众多的人才却没有创作条件，更没有一个大家交流研讨的场所。
1985年，作为西安美协主席的王西京为给西安这块有着丰富文化沉淀的泥土，创造一个治学的园地，为“大庇天下寒士”，开始着手创建“西安中国画院”。筹建画院并非易事，没有一寸地，没有一文钱，王西京找到市主要领导人，得到的答复竟是“西安的博物馆、图书馆尚未建成，几万件文物，图书尚不能展出、陈列，只好陈放在库房中，画院自然排不上日程。”而王西京却横了一条心决定自己干，这是真正的白手起家，从1985年到1990年西安中国画院的落成，其间历经了长达五年时间。用他的话说是“当了五年的‘泥瓦匠’”，这期间所经历的磨难和心酸是不言而喻的。对于一个以平静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的画家来说，磨难成了达摩的面壁，五年破墙而出的画家从中参出了人生的真谛，也改变了西京以后的画风——淡泊、宁静、旷达、飘逸，也更加让他坚定了“宠辱不惊、淡泊名利”的做人原则。如果说禅是参佛人的最高境界，那么破壁而出的王西京却更像一个参禅的哲人。
三
近几年来，王西京频繁的出访、讲学，巡回举办个人画展，使他在海内外名声大振，收藏家竞相收购其画作。他被看做是中国第三代最有潜力和希望的大师的苗子。海外许多怀有各种目的的人士千方百计地策划请他迁居海外，最终都成为徒劳。王西京深知国外物质条件的充裕和生活无拘无束的自由浪漫，但面对各种诱惑，他的心却依然如水般平静，他离不开哺育他人生和艺术的这片黄土地，他那颗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无法泯灭。正如西京在他画集的序言中所说：“我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国人，一个内心盛着过多忧虑、过多责任的中国人。”他要用自己的灵肉和良心为这方土地尽力去做些什么，哪怕是有益而微不足道的平凡的事。
一次在日本的画展中，王西京一幅《郭沫若肖像》被收藏家竞相购买，画价被抬到60万日元。而恰在此时，王西京得日本朋友也非常希望得到这幅画，王西京从容取下这幅画，分文不取，奉送给这位先生。日本朋友捧着画，眼含激动的泪水，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
王西京曾受政府之约为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总统王鼎昌先生画过肖像。后来在第二次亚太会议期间，王西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会议，又一次来到新加坡。当地一位很有钱的“军火商”请西京到“新加坡华联大厦”吃饭，并邀请了很多商界朋友，扬言说王西京在给总理、总统之后的第三张肖像画将是为他作的。席间他捧出一个特大的放着巨额新币的红包给西京，要求西京能如愿为其画一幅肖像，西京却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使“军火商”十分尴尬。其实王西京也曾为新加坡许多普通人画过肖像。后来这件事在新加坡传为佳话。新报载文称其“为民族保留了元气”。当然这是说王西京的画，也是在说王西京的人。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人生，王西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对于传统，他有自己的理解。
“我以为，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对传统的无知使对传统的反抗变得苍白无力，换言之，我们距传统不是太近而是太远。”“中国文化之博大，从民间、通俗到士大夫文化无不蕴涵着一种祥和平静的富贵气息。”“而中国高雅文化实际上是宫廷文化和贵族文化”。王西京将自己人生的沉淀变成对人生的旷达，他开始追求一种空静，一种超自然，感悟宇宙与人生间的心灵轨迹，以求从历史中挣脱；淡化在画面中占支配地位的物，转入对宇宙、意识和人生价值的深沉思考。1988年后，以《天闲云淡》、《江月何年初照人》、《斜阳正照》、《明月清风》、《雪落空谷》、《坐到黄昏人悄悄》、《小园香径独徘徊》等为工表的一批新作以其淡泊、静默空灵、和谐的意境又一次使画坛耳目一新。诚然，王西京在不停息地变化着，变化就是生命，要不断地区别古人，区别今人，同时更重要的是区别自已。他的每一次变化都将向更高的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靠拢，相信他的艺术将生生不息。
作者作为王西京艺术中的正气则根植于他做人的正气，正是这种精神如同我们民族千百年来所有的文人志士一样，铸成了中华民族之魂，汇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正气之歌。
王西京绘就了时代的凛然正气，也绘就了一批新的画坛文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