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湾电影《共犯》一如我预期的：对议题本身搔不到痒处。这其实是台湾电影的共同问题。有趣的是，“霸凌”这个像是隐蔽的上帝却又始终被置于场外的议题，被电影《渴望》转化为一个强力的属于集团式的共犯体系，而《共犯》只是形成一个脆弱的恶作剧式的小圈圈。格局几乎是高下立见。
　　《共犯》的情节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从最基本的设定来说，是三位男同学在上学途中先后成为一位同校女学生陈尸处的目击者，三人因而相识，也在其中一个（第一个发现尸体的黄立淮）怂恿下展开女学生之死的调查。不过在“类推理片”的装扮下，影片自然要包含几项转折，这些转折连带地一方面带来了人物视角的转移，因此可以分别从更深的方式去认识几个人物，二方面也自然不断逆反观众对前面看过的段落之理解。不难看出编导在这部分下的功夫与野心。然而真正问题诚如一位台湾影评人精准地指出，观众对于这三位学生组成的集团无法信服，而影片又没有对这个组合进行更强的深化，如此一来，所有扭曲翻转的行动与人物性情，甚至谁生谁死，似乎都无法触及到蛮不在乎的观众心理。
　　但矛盾也正在这里。影片拥有一个很强的开场，除了两场戏分别给观众看到两具尸体外，片头的设计，在剪接师的巧手下，影片中的一些线索（如借书卡、日记本等等）已经提前揭示，加上水底攝影的朦胧美感（搭配陈尸的小池塘而安排的污浊水质），这个媲美外国大片的片头无疑增加不少观影期待。然而，影片的开场越强，越对走势向下的正片产生不良影响。这也是希区柯克向特吕弗透露本来想拍一部关于无人驾驶的油轮构想流产的原因：开头太强而正片无法跟上，影片注定失败。这种窘境同样发生在《共犯》上，特别是当观众逐渐往下看，除了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行动段就算想蒙混过去，都缺乏王牌，更别说于片末揭示了女学生之死，甚至像是赏了观众一巴掌般的嘲讽，事实上并没有因此将影片本身带来极大的儿戏感升华到一种引人沉思的高度上。
　　比方训导主任已经向三位学生告诫说“夏薇乔只是个个案”，并要求三人去向辅导老师报到，感觉应该是经过了一两次的辅导后，三个人逐渐熟悉而开始交谈，黄立淮这时透露说“据说死者是三年某班的夏薇乔”，另两人才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桥段大概在影片开始10分钟不到的地方，而我从这里开始就逐渐出戏了。更不用说在片头呈现于池塘边打捞尸体的夜戏，警方仿如搜索逃犯般的大阵仗，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场戏还是其中一名共犯向警方报案，按理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场面。更不用说，流言中对于夏薇乔的既定印象都是“超有钱”、“有特权”，但其实按她的住家看来，基本上完全无法联想到“超有钱”这件事，而饰演她母亲的李烈在片中表演的方式只是一个因为工作而疏忽了小孩的母亲，跟“特权”的形象也相去甚远。因而，光是这个问题几乎可使影片全盘崩坏，因为后续衍生的种种情节全都不再可靠。
　　不过，至少有一点值得拿出来分享的（假如真是导演有意为之的话）：那就是随着叙事主体的转移，在不同段落中某些重现的影像，感觉就像是掺入了新的主观性而使得重现不再客观。比方夏薇乔生日当天与母亲的互动，在母亲的叙述中，场景是充斥着夏薇乔在房间里刻意放大的舞曲音乐声，但当这个场段再次于影片中后段重现时，是一点音乐声都没有的，所以这到底是谁的观点呢？若由此回推，片中一些场面出现了矛盾的情况，难道不是导演刻意拿来考验观众的观影集中度与敏感度吗？假如真是导演有意为之，那么我想应该得重新评估这部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