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姑娘小远的故事进入了凤凰卫视《冷暖人生》节目组的视线。
　　2014年底，35岁的小远约见了几位男闺蜜。在和男友分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医生告诉她，如果打掉这个孩子，她很有可能失去做母亲的资格。而按照法律规定，这个孩子想要在出生后被社会认可，只有通过婚姻或者出具生父证明的方式，给孩子找一位“父亲”。
　　不想再和结束的感情发生任何关系，小远挨个询问男闺蜜们是否愿意做孩子的父亲，厌恶婚姻的她反复向对方强调：这只是假结婚。
　　当节目播出时，小远已成为中国庞大的单亲母亲群体中的一员。人们看她的眼光，却与十年前迥然不同。没有苦情、无助，没有怀念和悔意，思想更前卫，生活更积极，个性更独立，成为这个群体的新特征。
　　在互联网共享经济的时代，她们能解决很多问题，尽管对很多问题依然束手无策。
　　世道不艰难
　　当前夫的拳头砸向自己时，姚莹就知道这婚姻没法继续了。
　　前夫失业半年，两口子也吵了半年，当她把离婚协议书拍在对方面前时，两个人其实都有如释重负的解脱感。
　　80后结婚快，离婚也干脆。为了彻底和对方断绝往来，两人在协议书上加了一条：获得孩子抚养权的一方独自承担孩子的所有费用。姚莹要了孩子，那时女儿才十个月大。
　　不计后果、不拖泥带水、杜绝旧情复燃，甚至为了断得更彻底，连生活费都不要，姚莹代表了1980一代对待离婚的态度。她没把自己离婚的事第一时间告诉家人，因为母亲对婚姻秉承另一种观念：女人不能离开婚姻，一旦脱离了男人、房子、车子，生活会极其不堪。“她会说：‘你们把养孩子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
　　艰难与否，取决于对待境况的态度。在外人眼里，姚莹的境况确实有点“糟”，但她自认日子不算艰难。
　　那些离婚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颓废的情节，没有在姚莹身上上演。她用了一周时间处理辞职、搬家事宜，之前待业在家，但现在要独力照顾孩子，她必须找一份时间充沛、任务轻一点的工作。面试时，她落落大方地向面试官提出要求：“我是一名单亲妈妈，能不能允许我带着孩子上班？”
　　说自己是单亲妈妈不丢脸，她回答记者，“只要你能力强，谁在乎你的生活状态是什么。”但带着孩子上班对工作的影响确实无法避免，被拒两次后，她索性开始创业。和服装行业熟，她开了一家服装淘宝店。一边照应孩子，一边招呼全国各地的买家。
　　“电视里演的都太夸张了，现在哪个不是女汉子？”孩子半夜发烧，她不会因为要连夜挂号排队打吊针就手忙脚乱。至于下水道堵塞、换灯泡、刷墙……这些事，自己摸索几次就能搞定。
　　是单亲妈妈，不是弃妇。姚莹轻松地强调，“再来十个孩子，我也能应付自如。”
　　离婚常态化，单亲常态化
　　传统观念认为“单亲妈妈=弃妇=生存艰难”。但没有吃过苦的1980一代，并不太在意艰难问题，当遭遇婚姻问题时，他们宁愿单身也不对婚姻妥协。
　　2014年中国离婚率调查报告显示，离婚率连续十年以10%的速度增長，离异家庭中67%有孩子，而离婚时高达83%的女性选择要孩子。据此推算，仅2014年，中国就新增202万单亲妈妈，主力军为80后和90后。离婚对她们而言，不再是一件羞愧到难以抉择的事，个人感受比婚姻更重要。
　　这不再是将黑与白、好与坏对立的一代人。尽管他们就在这样的对立中长大。重庆80后单亲母亲袁媛记得，“小学时，班上有哪个同学的父母离婚了，马上全班同学就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或者老师会特别隐晦地说明一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家庭离婚率只有0.44%，“好人不离婚，离婚没好人”，即便是因为对方的过错导致离婚，单亲母亲们在收获同情怜悯之余，也会有更多尴尬，不得不在家人和生活的迫使下迅速再婚。但随后汹涌的离婚潮，让单亲家庭司空见惯。担任班主任工作近二十年的张卿见证了这一变化，“1990年代，一个班可能有十个孩子是单亲家庭，到2003年后，几乎有一半的学生父母离异。”
　　单亲家庭和普通家庭的差距在渐渐缩小，尤其在经济上，受益于普及的大学教育和网络，城市里的单亲母亲们不满足于解决温饱。而发达的资讯、互联网创业的低门槛儿、国家的鼓励政策，让事业和尊重成为她们的下一个目标。姚莹在前年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纺织服装贸易公司，自己当老板，她常带着女儿上班。
　　姚莹自认和正常婚姻中的女性没有什么区别，好的婚姻也许可以让她和孩子受益，可如果它不好，那一个人带着孩子反而更好。她一样能找到值得付出的工作，做自己喜欢的事，和孩子一起享受生活。“这不是在证明什么。”她坦言，“但只有自己强了，别人才会像看待常人一样看待你，而这，是对我最大的尊重。”

　　选择成为单亲妈妈的底气来自多方面：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思想独立、经济独立、丰富的社会资源、多元的创就业环境……

　　她们不需要那么多帮助
　　当新观念渐渐影响到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对单亲母亲的社会救助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曾在2004年与北京宣武区妇联合发起过一次帮扶单亲妈妈的活动，包括组建单亲妈妈俱乐部、提供心理咨询等。但在持续半年的活动时间里，只有36名单亲妈妈申请过帮助，她们的平均年龄在45岁。自那以后，咨询中心再也没有针对这一群体举行过类似公益活动，“如果还把她们列为一种单独需要的帮扶群体，实际是一种倒退。”
　　大多数单亲母亲也不喜欢抱团，加入QQ群一类的组织。和普通人在一起才是消弭婚姻伤痛，帮助自己适应新生活的最好方式。“首先不能在心理上暗示，给自己区别对待。”袁媛说。离婚最初，她搜索过关于单亲母亲的一些网络团体，但发现名不副实的居多。入群的人要么询问如果成为单亲妈妈该怎么办，但这种事，就如城墙内外，城内人的感受，城外人永远不能体会;要么就是不停诉苦，负能量满满，很快就逼走了不少人。 　　“真正的单亲母亲哪里有这么多时间待在网上？”姚莹直言。
　　豆瓣网上有一个“亚太区华人单亲爸爸妈妈交流联盟”，名字拉风，但从2013年创立至今总共发帖十几篇，群成员14人，回帖参与度几乎为零。连在全球关注面最广的NGO们，也早在几年前调整了对女性的关注范围，将单亲妈妈作为偏远贫困地区妇女生存问题下的一个分支问题进行解决。
　　“单亲妈妈与城市中的‘大龄剩女’产生的根源一样，都是城市化催生出的现象。”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浙江省心理咨询师专业委员会会员曹舟力女士分析，“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让更多的女性普遍具备了较高的学历、独立的经济来源、一定的社会地位，尤其是独生子女一代，在具备了更好的条件与机会后，她们往往能解决很多以前的单亲妈妈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拥有了更为多元化的选择。”
　　未婚妈妈依然前卫，但不稀罕了
　　未婚妈妈曾经在银幕里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婚前性行为导致未婚先孕，然后男方拒绝承认，女方独自生下孩子，在周围人复杂的眼神里艰难求生。
　　这个单亲妈妈群体中的分支，却在最近几年成为新女性的代表：思想更前卫，将婚姻与生育分割。
　　小远的故事播出后，标题用了《大龄女青年怀孕，挨个问男闺蜜们愿不愿意当爸爸》的噱头，偏离了事件的真相。
　　不想要婚姻，不想要孩子，越来越多80后和90后选择了独身和丁克。小远永远记得男友在知道自己怀孕后的回复：不生，是你一个人的麻烦，生，是两个人的麻烦。
　　当决定要留下孩子后，她觉得这是一个礼物。
　　她性格开朗，经济独立，工作干练，喜欢跑马拉松，是某著名体育品牌马拉松活动的海报女郎，还拉一手不错的小提琴。看完短信，她用了三天时间在笔记本上罗列生与不生的理由，而婚姻、世俗的眼光，始终没有被列入其中。
　　“婚姻需要遇到对的人，孩子我可以独自决定，孩子绝不会是我将就一段感情的理由。” 她认为婚姻与当母亲是两码事。
　　将生育权与婚姻权分开看待的最典型案例，还是曾在网上引发激烈讨论的“吴霞与沈博伦未婚生子众筹社会抚养费”案例。
　　吴霞的经历同样精彩：北京大学肄业，转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就读，后来又去西北大学读了一个MBA，然后回国创业。2013年底，她与比自己小6岁的男友沈博伦分手后，决定将已经怀上的孩子生下来。
　　当父母以及亲朋对她表达不满甚至指责她丢人时，她理智地回应：“爱情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唯一理由，结婚没必要凑合或勉强。比起形同虚设的婚姻，给予爱更有利于孩子成长。”“他不是适合我婚姻的人，而我想要这个孩子，这有什么不对吗？”
　　未婚生子的底气
　　三十年前，中国人的婚姻还是“经济合作社”和“生育共同体”模式，三十年间，婚姻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从社会学意义上看，它在今天依然包含很多关于责任的内容——对伴侣、孩子、伴侣的家人负责;脱离家庭会牵扯两个人之外的人事物。但欧美女性的晚婚或不婚观念也从北京上海江浙等东部地区慢慢浸入到中西部。2011年美国民情调查机构皮尤（Pew）调查中心发布调查报告：美国十八岁以上的成人，只有51%的人已婚，这个数字在十年前是57%，单亲家庭数量进一步上升。
　　中国逐年攀升的离婚率与不断延后的结婚年龄，也正与美国的数据重合。思想与经济愈加独立的中国都市女性，如吴霞，对婚姻与家庭有更全新的思考：这不一定是每个女人的归宿，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没有绝对的存在意义。
　　未婚生子的底气，除了知识与经济条件的不断提升，还有人口政策在宏观方向上的不断放宽。小远曾在出生证明那一关被难倒：北京相关部门规定，开具出生证明需要提供父亲与孩子的亲子鉴定。不想和前男友联系，无法提供亲子鉴定证明，但她依然有“漏洞”可钻：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是“黑户”子女上户口的绝佳时机。
　　“其实更有钱的，都飞去国外到精子银行购买优秀的基因了。”小远说。不需要男人，对自己的生活全盘做主，女人完全可以做到。
　　


　　家庭教育不再是终极难题
　　家庭教育中，父亲的角色不可或缺。男性的雄性荷尔蒙能培養孩子勇敢、果断、独立的性格。但遭遇离婚，越来越多的女性 并不会为了保留父亲角色而勉强自己。因为在中国，家庭教育一般主要由妈妈负责，而一段坏的婚姻，对孩子影响更大。
　　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里，母亲如何扮演好两个角色？
　　姚莹的女儿如今4岁，上幼儿园不久后开始问“我爸爸呢”这个亘古难题。外婆带着恨意告诉外孙女：“你爸爸死了！”结果女儿逢人便会说：“我爸爸死了。”
　　姚莹对母亲的回答很反感，可她并没纠正孩子，“想等她再大点，能理解一些事后再告诉她。”
　　这样会不会误导孩子？记者追问。她不太赞成这个问题，但尽量耐心解释：“有时是我们大人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现在孩子能接触到的信息很多，也不是我们那个觉得单亲家庭很可怕的时代了。”何况她身边一位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朋友，用自己的故事支持着姚莹的观点：从小没有父亲，但从没深入追问过爸爸的事，对父亲唯一的一点印象还来自家中一本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唱本和一本破旧的《红楼梦》，“没有得到过，就不会知道失去是什么滋味。”
　　“我一开始就杜绝了女儿与她爸爸的联系。”姚莹坚定当初的选择。
　　32岁的单亲妈妈杨晴则与姚莹的态度相反。作为同样在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她曾承受了母亲对父亲的恨——1990年代体制改革，失去工作单位对家庭的保护，尚无条件独立的母亲因为不堪生活的艰难，把被前夫辜负的恨意传达给下一代。因为深谙上一辈教育的不足，在重蹈母亲的覆辙后，她十分重视孩子的感受。
　　离婚后，她与前夫约定了每周的父子时间，前夫如果没空来接孩子，她会亲自送儿子去与他见面。 　　除此之外，她还加入了一些心理论坛，买回一大摞关于家庭教育的书籍。从深圳搬回重庆后，8岁儿子的成绩一度下滑。她咨询专家，找学校老师沟通情况，一边学一边帮儿子疏导。
　　隐瞒与坦然，哪一种才是更好的选择？
　　


　　曹舟力赞成后者：“孩子会因受到欺骗压抑自己的内心，遇到问题不能畅所欲言，从而导致社交障碍，也有可能养成撒谎癖，出现自卑、伤心，被其他孩子欺负的问题。”
　　杨晴的做法是现在单亲家庭的主流教育方法，大部分单亲家庭都由母亲和孩子构成，“如果母亲或母性形象能做到不过于干涉孩子的成长，不过多倾注来自母性的爱，让他们可以开放性地从社会上获得各种他们成长需要的资源，比如父亲的特质也可以来自外公、叔叔、母亲的男性朋友、同事等，孩子一样可以有健全的人格。”
　　而学校教育对单亲家庭的孩子愈加包容，给孩子营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并不难。
　　关于孩子们抛出的那个最难回答的问题，“我爸爸呢？”曹舟力说最理想的答案应该是：“当你没出现的时候，我和你爸爸是在一起的，但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些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分开，以后，你也会面临类似的选择。”
　　最难解决的冲突
　　和经济、户口、教育等问题相比，父辈的阻碍，是他们最难面对的难题。
　　27岁的姚莹在被父母、三姑六婆催婚后，与相识两个月的前夫闪婚，一年后闪离。她至今记得搬回家住那天母亲的脸色。“叫你不听我的，那个男人就是靠不住。”“带着个孩子，看你以后怎么嫁人！”母亲的奚落比离婚带来的伤害更大，伤心的姚莹第二天就抱着孩子离家自立了门户。
　　除了奚落、与父辈的隔离感，从没结过婚的吴霞还感受到了父母对自己人生价值的否定。从小学习优秀，出国留学，自己创立公司，是每一位父母眼中都值得骄傲的女儿。
　　但未婚生子后，一向开明的父母开始以各种方式表示不满，常常向她暗示婚姻对女人的重要性。“你刘姨家的女儿，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人家嫁得很好。”“楼上2号门的女儿刚生了孩子，进进出出可风光了。”
　　不满中也透着父母的无奈。曾经父母可以有太多东西拿捏住女儿，拿单位住房威胁，离婚就没房住;请出单位领导“劝和”，离婚直接影响工作;还有亲戚邻居居委会前后上阵，施加舆论压力。
　　但当这些都能被孩子自己解决时，父母剩下的唯一底牌往往就只有“不給你带孩子”。吴霞无心反驳父母，她更深刻的感受是未婚生子将自己曾经的所有努力与成就都否定了。“社会普遍所期待的女性角色还是成为一个结婚生子、相夫教子的妻子。当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如果没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那么你做的一切值得被尊重的事都可以忽略不计。似乎作为女性，一辈子的价值都是以你的婚姻作为评判标准。”
　　价值，将之看得重它就很重，将它看得轻它也就无所谓。罗茜和吴霞们在婚姻的价值上都选择了后者。她们更在乎个体价值的体现。
　　而对于“以后嫁不出去”的恐吓 ，姚莹从不认为孩子会成为自己再婚的阻碍。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她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婚姻。夫妻两人互相尊重，有共同的话题，共同成长，而不是依赖。“而这样的婚姻将就不来，来了，也不会是虚伪的，因为如果他连我的孩子都不爱，他怎会全心全意地爱我？”
　　这样的想法，父母们却很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