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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2004年的超级女声风靡全国开始,虽然国家广电总局对选秀节目作出明文规定,2009年的“快乐女生”选秀依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虽然已经有很多人对这种现象给予关注,但大多数人只是从传媒和社会影响方面对之作出分析,文化角度的分析很少。本文从媒体书写的“神话”、社会文化心理及符号意义、大众的“反抗”三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
关键词: 神话文化心理符号意义反抗
2004年的“超级女声”在电视娱乐节目中红火了一阵后,继起的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呈现在各大电视的黄金时段中,如“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星光大道”、“‘红楼’梦中人”等。乃至2009年的“快乐女生”依然在网络上、报刊杂志、电视等媒介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时之间轰动与责难并行,丑闻与选秀关注度也随之飚升。学者们也对这种现象持有不同意见:有的大声声讨,口诛笔伐,认为其低俗;有的认为这是一种较好的娱乐节目的“本土化”转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选秀节目如此广泛地受到关注呢?电视选秀透露出怎样的文化信息呢?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人员通过市场调查、问卷分析来研究这一现象,但基本上都是从选秀节目带来的社会影响,电视传媒娱乐节目的转变,或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等方面来谈的,笔者站在大众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一、媒体书写的“神话”
电视节目的宣传广告无一例外打出的旗号都是“无门槛”选秀,无论是超级女声的“想唱就唱”还是“梦想中国”的“梦想”都殊途同归,其终极目的无非是告诉所有的人只要你有“梦想”或“想唱”,不论出生、年龄、家庭背景、学历……只要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限制要求都不存在,所有参加的人都是一律平等的。这让大众觉得它是自由、民主、公平的。只要你有实力,你就有机会获得奖赏或成为明星,从此备受瞩目。这就是选秀节目制作者为大众炮制的“神话”。罗兰·巴特将“神话”定义为:“神话不是指否认各事物的存在,与之相反,其功能是谈论它们,简言之就是对之进行净化处理,使之变得单纯无害。神话废除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组织了一个没有深度从而没有矛盾对立的世界、一个敞开的并沉湎于清楚明晰的世界。这个世界清楚明晰地让人不费任何脑筋,各种事物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言自明。”[1]电视选秀要求大众的参与,最终的结果由大众以短信的方式投票决定。这一切听起来是很美好,可是却偏偏故意略去了那些实际存在的人为操作因素,将之简化为“投票选举”的简单模式。于是怀揣着激情与梦想的少男少女们被引诱到这个巨大的陷阱中,却原来只不过是帮助电视台壮大声势、扩大影响、提高关注,在这场所谓的选秀中做了十足的“绿叶”,将那些被选的“红花”衬得格外耀眼。短信投票的拉票、暗箱操作,无疑将成为选秀结束后经久不息的议论话题。
“神话”的书写使大众在这场选秀中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全民参与的选星运动,看电视或不看电视的人都被纳入到这个网络中,同学、亲戚、同事,一张张密集的关系网在无形中展开,所有人关注的焦点都是选票的问题。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大众的狂欢”。因为选秀节目“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2]据网易新闻关于红楼选秀内幕的报道:“选秀节目的负责人没少收到来自政府部门、大公司、外国驻华使馆的电话。导演看中的演员插在选秀中,为保证其晋级,一直暗中保护,可没想到最后全被淘汰。”选秀成功的人虽然是闪光灯下的焦点人物,但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风光,许多选上的人由于与一些签约公司未达成协议而不得不中途退出或放弃比赛。
二、大众对“选秀”符号意义的建构
这种选秀的全民参与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大众对明星梦的设想和乌托邦情结,同时也是为了争夺一种话语权力主动言说的方式。“狂欢节,这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教会统治下的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常规生活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因而是“两种生活”,甚至是两种“思维体系”。[3]他们以高昂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梦想,这个群体具有英雄主义的特性,所以他们崇拜那些身上具有他们所不具有东西的人。
乌托邦的情结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向往。人都是靠希望而活的,其中包含一种对自我存在的证实。大众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他们参与言说的话语权力,这是对主流的话语权力的挑战与争夺。他们坚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多年来的常规早已产生审美疲劳,需要换一种欣赏的口味,于是选出的“超女”带有中性化的倾向,而“快男”则有女性化的倾向。他们是被生产出来的平民偶像。这种结果表明在选秀的过程中民众获得更多的发言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或发短信、或到贴吧或到论坛表达自己的意愿、想法。这些行动具有目前社会交替转型的时代特点。这是一种极端个人化的,与主流话语下的权威、服从与合法性所不同的言說方式。福柯比较极端地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和话语权全面控制的社会,与过去的前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残酷的、刑罚式的、肉体折磨式的、非人道的控制方式在现代社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表面上‘文明化’、‘人道’的、但却是更彻底全面的规训和控制的社会。知识和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机构的运作组合,实现了远远超过前现代化时期对人们的心灵支配;知识和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群体的客体化和量化,并通过科学手段和研究手段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科学化和标准化的过程。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的强者对弱者形成的控制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强者具有话语权,他们决定话语的内容,决定讨论题目的优先顺序和探讨内容,决定社会话语的语境,其实体现的是知识精英对社会的支配关系,反映的是社会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4]在这种权利的压制下,大众希望以自己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可以说是对这种权力结构的瓦解。
三、选秀节目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选秀节目受到如此多的关注的呢?笔者认为这与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和青少年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1.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代表的是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的利益,它对成年人社会秩序往往采取一种颠覆的态度,所以,青年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问题在于这种处于破坏、颠覆状态的亚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错觉,从而将全部媒体上的青年亚文化内容当作主流文化来接受,把亚文化宣扬的价值观念当作主流的健康的价值观念来吸收。追星文化即是对主流文化意义的抵抗,追星族典型地与主流价值系统所鄙视的文化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约翰·费斯克《追星族的文化经济》)其实,青少年就是借助使用媒介这一活动来实现对成年人掌控世界的逃避和抵抗,就是通过这些活动来创造新的大众文化形式,因此,这种带有反叛色彩的青年文化具有后现代的倾向。它们通过这样的节目支持自己喜欢的人以反叛家长制的专制和主流审美观念。
2.平民造型运动,类似星探对明星的发掘。
在中国内地星探发现潜力派明星的机率是微乎其微的,除非身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但即使是这样也并不能保证有一天被挖掘去唱歌、演戏。一般,人们必须从上戏或北广这样的专业学校出来才有可能成功,而港台的一些造型公司则使得一些青少年可以走捷径实现自己成名的愿望。
3.草根明星的亲和力。
这些选出来的明星是在大众身边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他们符合当下被颠覆的审美标准,更具有民众的身份特点,让人感到真实与亲切,祛除了曾经笼罩在那些巨星头上的光环。
4.社会中小的共同体(新的社会意义空间)的形成。
在选秀活动中形成一个个支持参选者为中心活动的小团体“粉丝团”,如:“玉米”、“盒饭”,他们为所支持的人摇旗助威呐喊,有了共同的立场、话题讨论,这也是一种代表某一团体的方式来达到和实现自我(或他者对自我)身份的确立和认同。这是一种个性和自我魅力的张扬。
四、大众的“反抗”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选秀节目再也没有出现过2005年的高潮状况,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消亡,而是渐趋合理、规范化,成为娱乐的一部分。现今的“我爱记歌词”就是其变体。对于电视选秀这种大众的娱乐形式大众是否是一味地接受节目策划者的愚弄并主动沉迷于其中而无法自拔呢?事实并非如此,广电总局对“第一次心动”叫停正是因为大众使用网络这种媒介对参赛选手与评委“柯以敏”的低俗做法产生抗议和抵制的结果。所以大众并不是“沉默的羔羊”静待宰制,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呼声。对于广电总局紧急叫停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百度贴吧里网友留言支持这一做法,对于其评委言行举止失态,内容格调低下,热衷噱头炒作的批评态度一致,由此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网上也有网友以投票的方式投给自己觉得适合演出某种角色的人。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导演在电视或电影演员角色的选定中起到作用。尽管这种所谓的反抗方式仅仅占据着一小部分,但这也意味着一个突破主流话语权的反传统性“抗争”。
大众文化的到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我国社会受到不少来自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电视选秀节目也不例外,往往模仿和照搬的是美国的“真人秀”節目,在这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的选秀节目也存在着转型和混乱的复杂现象。我们不能仅仅只简单否定它对社会道德观念的腐蚀,对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应该全面地观察和分析这一文化现象的发展趋势,并对其加以正确的导向,趋利避害,促使电视选秀节目更完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法]罗兰·巴特著著.许蔷蔷,许绮玲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3.
[2][苏联]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247.
[3]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0.
[4][法]艾里蓬著.谢强,马月译.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 神话文化心理符号意义反抗
2004年的“超级女声”在电视娱乐节目中红火了一阵后,继起的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呈现在各大电视的黄金时段中,如“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星光大道”、“‘红楼’梦中人”等。乃至2009年的“快乐女生”依然在网络上、报刊杂志、电视等媒介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时之间轰动与责难并行,丑闻与选秀关注度也随之飚升。学者们也对这种现象持有不同意见:有的大声声讨,口诛笔伐,认为其低俗;有的认为这是一种较好的娱乐节目的“本土化”转型。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选秀节目如此广泛地受到关注呢?电视选秀透露出怎样的文化信息呢?虽然已有很多研究人员通过市场调查、问卷分析来研究这一现象,但基本上都是从选秀节目带来的社会影响,电视传媒娱乐节目的转变,或对青少年的心理影响等方面来谈的,笔者站在大众文化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一、媒体书写的“神话”
电视节目的宣传广告无一例外打出的旗号都是“无门槛”选秀,无论是超级女声的“想唱就唱”还是“梦想中国”的“梦想”都殊途同归,其终极目的无非是告诉所有的人只要你有“梦想”或“想唱”,不论出生、年龄、家庭背景、学历……只要是能形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限制要求都不存在,所有参加的人都是一律平等的。这让大众觉得它是自由、民主、公平的。只要你有实力,你就有机会获得奖赏或成为明星,从此备受瞩目。这就是选秀节目制作者为大众炮制的“神话”。罗兰·巴特将“神话”定义为:“神话不是指否认各事物的存在,与之相反,其功能是谈论它们,简言之就是对之进行净化处理,使之变得单纯无害。神话废除了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组织了一个没有深度从而没有矛盾对立的世界、一个敞开的并沉湎于清楚明晰的世界。这个世界清楚明晰地让人不费任何脑筋,各种事物所要表达的意思不言自明。”[1]电视选秀要求大众的参与,最终的结果由大众以短信的方式投票决定。这一切听起来是很美好,可是却偏偏故意略去了那些实际存在的人为操作因素,将之简化为“投票选举”的简单模式。于是怀揣着激情与梦想的少男少女们被引诱到这个巨大的陷阱中,却原来只不过是帮助电视台壮大声势、扩大影响、提高关注,在这场所谓的选秀中做了十足的“绿叶”,将那些被选的“红花”衬得格外耀眼。短信投票的拉票、暗箱操作,无疑将成为选秀结束后经久不息的议论话题。
“神话”的书写使大众在这场选秀中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全民参与的选星运动,看电视或不看电视的人都被纳入到这个网络中,同学、亲戚、同事,一张张密集的关系网在无形中展开,所有人关注的焦点都是选票的问题。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大众的狂欢”。因为选秀节目“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2]据网易新闻关于红楼选秀内幕的报道:“选秀节目的负责人没少收到来自政府部门、大公司、外国驻华使馆的电话。导演看中的演员插在选秀中,为保证其晋级,一直暗中保护,可没想到最后全被淘汰。”选秀成功的人虽然是闪光灯下的焦点人物,但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风光,许多选上的人由于与一些签约公司未达成协议而不得不中途退出或放弃比赛。
二、大众对“选秀”符号意义的建构
这种选秀的全民参与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大众对明星梦的设想和乌托邦情结,同时也是为了争夺一种话语权力主动言说的方式。“狂欢节,这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教会统治下的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常规生活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因而是“两种生活”,甚至是两种“思维体系”。[3]他们以高昂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梦想,这个群体具有英雄主义的特性,所以他们崇拜那些身上具有他们所不具有东西的人。
乌托邦的情结来自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向往。人都是靠希望而活的,其中包含一种对自我存在的证实。大众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他们参与言说的话语权力,这是对主流的话语权力的挑战与争夺。他们坚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于多年来的常规早已产生审美疲劳,需要换一种欣赏的口味,于是选出的“超女”带有中性化的倾向,而“快男”则有女性化的倾向。他们是被生产出来的平民偶像。这种结果表明在选秀的过程中民众获得更多的发言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他们或发短信、或到贴吧或到论坛表达自己的意愿、想法。这些行动具有目前社会交替转型的时代特点。这是一种极端个人化的,与主流话语下的权威、服从与合法性所不同的言說方式。福柯比较极端地认为:“现代社会是一种知识和话语权全面控制的社会,与过去的前现代社会相比较而言,残酷的、刑罚式的、肉体折磨式的、非人道的控制方式在现代社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表面上‘文明化’、‘人道’的、但却是更彻底全面的规训和控制的社会。知识和权力通过社会组织和机构的运作组合,实现了远远超过前现代化时期对人们的心灵支配;知识和权力实现了对社会群体的客体化和量化,并通过科学手段和研究手段实现了对全社会的科学化和标准化的过程。话语权背后的权力结构中的强者对弱者形成的控制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强者具有话语权,他们决定话语的内容,决定讨论题目的优先顺序和探讨内容,决定社会话语的语境,其实体现的是知识精英对社会的支配关系,反映的是社会背后深刻的权力结构。”[4]在这种权利的压制下,大众希望以自己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可以说是对这种权力结构的瓦解。
三、选秀节目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原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选秀节目受到如此多的关注的呢?笔者认为这与现阶段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和青少年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1.青年亚文化。
青年亚文化代表的是处于边缘地位的青少年群体的利益,它对成年人社会秩序往往采取一种颠覆的态度,所以,青年亚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边缘性、颠覆性和批判性。问题在于这种处于破坏、颠覆状态的亚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产生错觉,从而将全部媒体上的青年亚文化内容当作主流文化来接受,把亚文化宣扬的价值观念当作主流的健康的价值观念来吸收。追星文化即是对主流文化意义的抵抗,追星族典型地与主流价值系统所鄙视的文化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约翰·费斯克《追星族的文化经济》)其实,青少年就是借助使用媒介这一活动来实现对成年人掌控世界的逃避和抵抗,就是通过这些活动来创造新的大众文化形式,因此,这种带有反叛色彩的青年文化具有后现代的倾向。它们通过这样的节目支持自己喜欢的人以反叛家长制的专制和主流审美观念。
2.平民造型运动,类似星探对明星的发掘。
在中国内地星探发现潜力派明星的机率是微乎其微的,除非身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但即使是这样也并不能保证有一天被挖掘去唱歌、演戏。一般,人们必须从上戏或北广这样的专业学校出来才有可能成功,而港台的一些造型公司则使得一些青少年可以走捷径实现自己成名的愿望。
3.草根明星的亲和力。
这些选出来的明星是在大众身边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形成的,他们符合当下被颠覆的审美标准,更具有民众的身份特点,让人感到真实与亲切,祛除了曾经笼罩在那些巨星头上的光环。
4.社会中小的共同体(新的社会意义空间)的形成。
在选秀活动中形成一个个支持参选者为中心活动的小团体“粉丝团”,如:“玉米”、“盒饭”,他们为所支持的人摇旗助威呐喊,有了共同的立场、话题讨论,这也是一种代表某一团体的方式来达到和实现自我(或他者对自我)身份的确立和认同。这是一种个性和自我魅力的张扬。
四、大众的“反抗”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选秀节目再也没有出现过2005年的高潮状况,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消亡,而是渐趋合理、规范化,成为娱乐的一部分。现今的“我爱记歌词”就是其变体。对于电视选秀这种大众的娱乐形式大众是否是一味地接受节目策划者的愚弄并主动沉迷于其中而无法自拔呢?事实并非如此,广电总局对“第一次心动”叫停正是因为大众使用网络这种媒介对参赛选手与评委“柯以敏”的低俗做法产生抗议和抵制的结果。所以大众并不是“沉默的羔羊”静待宰制,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呼声。对于广电总局紧急叫停重庆卫视“第一次心动”,百度贴吧里网友留言支持这一做法,对于其评委言行举止失态,内容格调低下,热衷噱头炒作的批评态度一致,由此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网上也有网友以投票的方式投给自己觉得适合演出某种角色的人。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导演在电视或电影演员角色的选定中起到作用。尽管这种所谓的反抗方式仅仅占据着一小部分,但这也意味着一个突破主流话语权的反传统性“抗争”。
大众文化的到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处于社会转型中的我国社会受到不少来自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电视选秀节目也不例外,往往模仿和照搬的是美国的“真人秀”節目,在这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的选秀节目也存在着转型和混乱的复杂现象。我们不能仅仅只简单否定它对社会道德观念的腐蚀,对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应该全面地观察和分析这一文化现象的发展趋势,并对其加以正确的导向,趋利避害,促使电视选秀节目更完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法]罗兰·巴特著著.许蔷蔷,许绮玲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3.
[2][苏联]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247.
[3]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0.
[4][法]艾里蓬著.谢强,马月译.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