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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单个国家或地区在应对和解决全球化挑战时愈发显得力不从心。例如，碳排放不会止步于城市边界;伴随经济形势变化的失业潮，也呈现出跨辖区层层传导的趋势。
由于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溢出效应不断加强，如今解决地区问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不仅是多维度的，更是跨边界的。可以说，地区领导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精神。
虽然“区域协作”早已成为许多发达地区治理者的主动选择，可效果却大相径庭，失败与成功案例皆有一批。今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城市政策研究项目主管艾米·刘（Amy Liu）和研究助理内森·艾诺斯底（Nathan Arnosti）联合发布了一篇名为《现代区域合作案例》的文章。通过梳理和剖析美国区域合作的典型案例，文章认为，区域协作不是跟风之举，地方治理者在采取区域协作战略前，应充分了解这一举措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和必要性。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要避开一些“雷区”。
每个国家和地区采取区域合作的缘由各有不同。比如，美国近一年来再次掀起的区域协作风潮，与联邦政府有可能大幅削减医疗、科研、教育培训的风声有很大关系。这一趋势导致市、乡、镇等基层辖区对于州政府的依赖程度加深，由此不得不选择抱团取暖，共同发声，争取最大利益。
不过，文章提出，总的来看，避免恶性竞争可谓是美国许多地区采取合作戰略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直以来，地方主义、区域主义都是阻碍地区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损人不利己”的尴尬境地。
以美国的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为例。这两个州在历史上就是一组“老对手”，它们之间的竞争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如今，竞争已不似当初那般血腥，更多的是以经济形式展开，但结果却依然令人唏嘘。
为了吸引企业入驻，增加本地就业岗位，两州政府从2010年到2014年间，总共放弃了约2.17亿美元的税收。由于纳税大户多集中于两州共管的交界地区——堪萨斯城，许多企业仅需挪动一两公里就能轻松跨越边界，寻求最优落户地。这五年间，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分别从对方手中赢得了3289个和2824个工作岗位，但两州相加几乎没有产生新增岗位。
文章认为，除了部分企业获得一些税收方面的实在好处，这场两州之争可谓是劳民伤财。就连关键的见证者之一——时任堪萨斯城市长斯莱·詹姆斯（Sly James），也将这场新世纪的“边界之战”形容为“目光短浅”。
无独有偶。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和周边数个城镇之间的战局也曾在2010年前后陷入胶着。各市政府分别以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作为吸引企业总部搬迁的砝码，以期给当地带来更多财政收入和就业岗位。
然而，结果却是：整个区域出现了多处因企业搬迁而留下的空荡荡的大楼，所有城镇都同时成为这次“零和战役”中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最终，哥伦布市和周边九个城镇在2011年签署了合作协议，这场“抢总部、挖人才”的闹剧才算告一段落。
除了避免恶性竞争，《现代区域合作案例》一文提出，单个区域受诸多发展条件的限制，很难凭一己之力解决现实问题，也是区域合作的催动因素之一。
例如，美国包括旧金山、芝加哥、巴尔的摩等多个大城市长期面临着严重的“房荒问题”，大批中低收入家庭深陷住房支付能力危机。而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地区统筹协调才能缓解。
为此，巴尔的摩地区的多个城镇政府携手合作，设立了名为“巴尔的摩住房流动计划”（The Baltimore Housing Mobility Program）的公益项目，致力于为那些无法承担巴尔的摩市住房价格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搬往马里兰州其他地区的各种咨询和便利服务，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城镇间人口流动障碍，降低搬迁成本。
区域合作的好处毋庸赘述，但在案例梳理和分析过程中，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研究员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许多地区的区域合作陷入了误区，乃至“雷区”。
例如，有些地区的区域合作陷入了“只增长不包容”的误区，即只注重经济指标而忽略社会发展，这会导致协作成果只能惠及少数人群，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不平等的趋势。
又如，以往的协作机制往往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制定合作框架，这在许多时候会使区域合作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
为避免踩进“雷区”，布鲁金斯的两位研究员表示，现代区域合作应遵循两大原则。
一是将包容性增长作为区域合作的基本目标。目前，发达国家区域合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土地和基础设施规划利用、建立完善利益分享机制等方面。不可否认，这些举措是区域合作永恒的主题。但下一步，各地政府机构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实现区域包容性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就业、教育等民生领域加大合作砝码。
例如，2013年，美国芝加哥市与周边7个县组建了“芝加哥区域增长集团”（Chicago Regional Growth Corporation，简称CRGC），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联合8个辖区的公私机构，协调制定了区域性的就业优先战略。这大大改善了此前辖区间就业信息不对称、乃至互相“挖人”的恶性循环。
二是扩大区域合作网络的主体角色。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合作是以政府为主导，但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研究员认为，现代区域合作应纳入更多参与主体。
以往的协作机制往往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制定合作框架，这在许多时候会使区域合作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
在俄亥俄东北部地区，居民通勤时间长、跨辖区交通压力大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后来，该地区若干城镇政府联合城市规划机构、道路交通机构、慈善组织和大型企业等，合力在这一地区梳理出了60余个热门就业地点，并围绕完善区域道路设施、推动就近就业等方面作出全局规划，有效缓解了前述问题。
不过，文章提出，区域合作要严格遵照上述两大原则并非易事。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辖区内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越来越不局限于当地政府，还包括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公益机构、社区组织等。
由此，《现代区域合作案例》一文认为，区域合作是个“精细活儿”。各方立场不同，诉求也随之不同，要想设计出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跨区域合作框架，前期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和沟通成本，这就要求整个合作要有明确可行的预期目标和精细化的制度设计，以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沟通效率。
由于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溢出效应不断加强，如今解决地区问题、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式不仅是多维度的，更是跨边界的。可以说，地区领导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精神。
虽然“区域协作”早已成为许多发达地区治理者的主动选择，可效果却大相径庭，失败与成功案例皆有一批。今年2月，布鲁金斯学会城市政策研究项目主管艾米·刘（Amy Liu）和研究助理内森·艾诺斯底（Nathan Arnosti）联合发布了一篇名为《现代区域合作案例》的文章。通过梳理和剖析美国区域合作的典型案例，文章认为，区域协作不是跟风之举，地方治理者在采取区域协作战略前，应充分了解这一举措对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和必要性。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要避开一些“雷区”。
避免恶性竞争
每个国家和地区采取区域合作的缘由各有不同。比如，美国近一年来再次掀起的区域协作风潮，与联邦政府有可能大幅削减医疗、科研、教育培训的风声有很大关系。这一趋势导致市、乡、镇等基层辖区对于州政府的依赖程度加深，由此不得不选择抱团取暖，共同发声，争取最大利益。
不过，文章提出，总的来看，避免恶性竞争可谓是美国许多地区采取合作戰略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直以来，地方主义、区域主义都是阻碍地区发展的巨大障碍之一，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损人不利己”的尴尬境地。
以美国的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为例。这两个州在历史上就是一组“老对手”，它们之间的竞争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如今，竞争已不似当初那般血腥，更多的是以经济形式展开，但结果却依然令人唏嘘。
为了吸引企业入驻，增加本地就业岗位，两州政府从2010年到2014年间，总共放弃了约2.17亿美元的税收。由于纳税大户多集中于两州共管的交界地区——堪萨斯城，许多企业仅需挪动一两公里就能轻松跨越边界，寻求最优落户地。这五年间，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分别从对方手中赢得了3289个和2824个工作岗位，但两州相加几乎没有产生新增岗位。
文章认为，除了部分企业获得一些税收方面的实在好处，这场两州之争可谓是劳民伤财。就连关键的见证者之一——时任堪萨斯城市长斯莱·詹姆斯（Sly James），也将这场新世纪的“边界之战”形容为“目光短浅”。
无独有偶。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和周边数个城镇之间的战局也曾在2010年前后陷入胶着。各市政府分别以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作为吸引企业总部搬迁的砝码，以期给当地带来更多财政收入和就业岗位。
然而，结果却是：整个区域出现了多处因企业搬迁而留下的空荡荡的大楼，所有城镇都同时成为这次“零和战役”中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最终，哥伦布市和周边九个城镇在2011年签署了合作协议，这场“抢总部、挖人才”的闹剧才算告一段落。
遵循两大原则
除了避免恶性竞争，《现代区域合作案例》一文提出，单个区域受诸多发展条件的限制，很难凭一己之力解决现实问题，也是区域合作的催动因素之一。
例如，美国包括旧金山、芝加哥、巴尔的摩等多个大城市长期面临着严重的“房荒问题”，大批中低收入家庭深陷住房支付能力危机。而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地区统筹协调才能缓解。
为此，巴尔的摩地区的多个城镇政府携手合作，设立了名为“巴尔的摩住房流动计划”（The Baltimore Housing Mobility Program）的公益项目，致力于为那些无法承担巴尔的摩市住房价格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搬往马里兰州其他地区的各种咨询和便利服务，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城镇间人口流动障碍，降低搬迁成本。
区域合作的好处毋庸赘述，但在案例梳理和分析过程中，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研究员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许多地区的区域合作陷入了误区，乃至“雷区”。
例如，有些地区的区域合作陷入了“只增长不包容”的误区，即只注重经济指标而忽略社会发展，这会导致协作成果只能惠及少数人群，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不平等的趋势。
又如，以往的协作机制往往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制定合作框架，这在许多时候会使区域合作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保护伞。
为避免踩进“雷区”，布鲁金斯的两位研究员表示，现代区域合作应遵循两大原则。
一是将包容性增长作为区域合作的基本目标。目前，发达国家区域合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土地和基础设施规划利用、建立完善利益分享机制等方面。不可否认，这些举措是区域合作永恒的主题。但下一步，各地政府机构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实现区域包容性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就业、教育等民生领域加大合作砝码。
例如，2013年，美国芝加哥市与周边7个县组建了“芝加哥区域增长集团”（Chicago Regional Growth Corporation，简称CRGC），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联合8个辖区的公私机构，协调制定了区域性的就业优先战略。这大大改善了此前辖区间就业信息不对称、乃至互相“挖人”的恶性循环。
二是扩大区域合作网络的主体角色。尽管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合作是以政府为主导，但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位研究员认为，现代区域合作应纳入更多参与主体。
在俄亥俄东北部地区，居民通勤时间长、跨辖区交通压力大的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后来，该地区若干城镇政府联合城市规划机构、道路交通机构、慈善组织和大型企业等，合力在这一地区梳理出了60余个热门就业地点，并围绕完善区域道路设施、推动就近就业等方面作出全局规划，有效缓解了前述问题。
不过，文章提出，区域合作要严格遵照上述两大原则并非易事。在全球范围内，参与辖区内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越来越不局限于当地政府，还包括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公益机构、社区组织等。
由此，《现代区域合作案例》一文认为，区域合作是个“精细活儿”。各方立场不同，诉求也随之不同，要想设计出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跨区域合作框架，前期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和沟通成本，这就要求整个合作要有明确可行的预期目标和精细化的制度设计，以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沟通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