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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沃伦·史迪威，１８８３年３月１９日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帕拉特卡市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他从小聪明能干、精力过人，是个受人称赞的“模范学生”。１９００年，１７岁的史迪威遵从父愿顺利考入西点军校，成为当届年龄最小的学员。从此，史迪威开始了他辉煌的军旅生涯。
西点军校位于哈得孙河西岸，是世界著名的陆军军官学校，美国军界许多著名人物，如潘兴、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巴顿等均毕业于该校。经过４年的“魔鬼”训练，１９０４年，史迪威毕业，以少尉军衔到美军驻菲律宾第十二兵团任职。此后十几年，在美国开拓殖民地称霸世界的过程中，作为“总统的右臂”的军人，史迪威频繁地在菲律宾、西点军校、纽约军队训练营之间来回调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美国驻德国远征军情报官，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为他后来进入中缅印战区指挥作战打下了基础。
２０世纪的马可·波罗
史迪威一生先后５次来华，在中国生活了１３个春秋。他记下了大量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画面。因其丰富的在华经历和记述，他被称为“二十世纪的马可·波罗”。这位深谙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美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时常反复强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史迪威初次来华旅游。他怀着好奇的心情游历了上海、香港，并在广州、梧州等地目睹了辛亥革命。从此，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古老悠久的文化以及战争和灾难的恐怖紧紧抓住了他的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甘寂寞的史迪威谋得了美国驻华第一陆军语言军官的差事。１９２０年９月，他携全家第二次来到北京。此后，尽管军阀混战不断，甚至有时子弹会打到他家里，但史迪威的５口之家在“国中之国”生活得还算宁静、富足。在此期间，史迪威虽然将家安在北京，但他却奔波于中国各地。１９２１年，国际赈济委员会请他担任山西省修建公路的工程师。１９２２年，他又应陕西督军冯玉祥之邀赴陕筑路。在史迪威的一生中，到山西、陕西修路是把他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一环。在贫困的中国内地，他整天和中国官员、工头、劳工打交道，学会了讨价还价和耍“面子”，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性和特点。在这３年里，史迪威的足迹踏遍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南、东北及西伯利亚、外蒙古、朝鲜和日本，他对中国乃至东方有了细致入微的了解，这为他以后创造辉煌业绩奠定了基石。１９２３年７月，史迪威结束任期，带领全家踏上了返美的旅程。这时，他已经越来越迷恋中国的山水风景、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现在已是一个中国人了。”
返美后，年过４０岁的史迪威重新进入军校学习。学习结束，得知驻扎在天津的美国第十五兵团有一个营长的空缺，他喜出望外，积极活动到中国去。１９２６年８月，史迪威一家再次踏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史迪威夫人兴奋地写道：“我们都觉得像是回家一样。”驻守天津期间，史迪威做了最有意义的两件事：一是与十五兵团的执行官乔治·马歇尔建立了亲密联系，这对他后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歇尔跨过３２位排在他前面的人，一跃成为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二是１９２７年北伐军向徐州进军时，史迪威受美国驻华公使派遣，前往徐州搜集关于北伐军实力的情报。在血雨腥风中，他孤胆深入徐州，向美国公使提交了关于当时中国局势的第一份可靠情报。公使对他的冒险行动给予了极高评价。１９２８年５月，４５岁的史迪威被十五兵团公认为“中国问题专家”，每月向驻军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他还经常给美驻军的《哨兵报》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的局势做出了许多惊人的富有远见的分析和预测，充分显现了他敏锐的观察能力。
１９２９年，史迪威奉调回国，时任本宁堡步兵学校副校长的马歇尔给他保留了位置。鉴于他在中国工作的突出成绩、学识和阅历，１９３５年，５２岁的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馆的武官。这年７月，他携家人第四次来到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局势微妙。为了解中国的抗战情况，１９３６年，史迪威开始从华南到东北的一系列旅行。最后，他断定：蒋介石“根本没作任何准备”。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在抗战烽火中，他去过开封、徐州、台儿庄等地作前线视察，亲眼目睹了日军犯下的种种罪行，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和计划感到失望，对美国政府放纵日本的态度感到不满。他独自向日方发难，在会见日本侵略军头子铃木时提出了一些十分难堪的问题，结果被铃木轰出了办公室。同时，他还通过美国财政部长驻华代表巴克要求摩根财政部长拨款援华，并促成了１９３８年美国政府进出口银行安排的２５００万美元的援华贷款。随着日军步步进逼，史迪威认为，美日爆发战争势在必然，中美应保持盟友关系。同时，他认为蒋介石指挥系统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由蒋本人直接造成的。
１９３９年５月，史迪威期满回国。不久，他的挚友、刚刚升任陆军代理总参谋长的马歇尔将他提名为准将。次年，他又晋升为少将。这时，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和亚洲岌岌可危，美国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史迪威真正的“英雄时代”即将来临。
缅甸丛林中走出的英雄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短时间内，日本横扫从印度到南太平洋的广大地区，东南亚和中国有全部失陷的可能。美国为实现其战略和战后目标，主张极力保住中国，拖住和消耗日本，并使中国在战后取日本地位而代之，以维护远东和平。在此情况下，１９４２年１月，美英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会晤，决定成立中缅印战区，并向中国派遣一位美国司令官。
这一重任当之无愧地落在史迪威的肩上。１９４２年３月，刚刚升为中将的史迪威带着新的使命第五次来到中国，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部队最高司令官、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租借法案对华物资管理人。为获得美国的物资援助，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到来“甚表欢迎”。当时，缅甸面临失陷的危险，为打通中缅公路，保住中国西南的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蒋介石决定派由国民党第五军、第六军等部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配合盟军作战，并允诺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入缅部队。但史迪威进入缅甸后，关防送达，上面所刻文字为“同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而不是“援缅军总司令”。在蒋介石的一手操纵下，他又由中国远征军指挥官变成了顾问，这意味着他没有真正得到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这为他们以后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在缅甸的战斗中，杜聿明、廖耀湘等入缅国民党将领阳奉阴违，根本不把史迪威放在眼里，蒋介石每天都从重庆向缅甸前线发号施令。史迪威指挥失灵，他的作战部署被全部打乱，没有对日军形成有效的阻击。４月间，日军分三路进攻盟军，中国远征军打得极为艰苦，恰在此时，部队收到蒋介石的一封手令，命令给驻缅部队每四个战士发一个西瓜。正当缅甸危急，史迪威举鼎绝膑之际，蒋介石忽然来了个分西瓜的命令，由此可见蒋介石对部队的控制力。“西瓜事件”大大削弱了史迪威的指挥权威，使史迪威对蒋介石极为鄙夷和愤怒。
１９４２年５月，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盟军防御全线崩溃，缅甸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下令撤退，英军撤往印度，国民党入缅部队也在一片混乱中纷纷溃退。危急关头，史迪威拒绝搭乘前来援救他的美国飞机，勇敢负起责任，带领１００多随行人员冒着炮火和热带暴雨，忍着饥饿和劳累，徒步穿越丛林，爬山涉水，行程１４０英里，逃出缅甸丛林，到达印度边境的英帕尔。这支１００多人的队伍，是惟一一支抵达印度而未减员的队伍。此时，他体重减轻了２０磅，皮肤浅黄，眼窝深陷，染上了严重的黄疸病。虽然缅甸战斗以失败告终，但史迪威因带领部队步行撤出缅甸而成为闻名遐迩的英雄。
缅甸脱险后，史迪威立即写了一份５０页的缅甸作战报告。报告称赞了中国军队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但严厉指责蒋介石阻挠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工作，认为中国现有的政治、军事组织无可救药，要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必须重新对国民党军队加以整训和装备，把那些唯唯诺诺、昏庸无能的高级将领坚决整肃掉。
５月２６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一份改革中国军队的备忘录，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只同意史迪威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８月，史迪威在印度设立拉姆加尔训练中心，自任总指挥，训练从缅甸退入印度的中国残余部队及陆续从昆明空运来的部队。后来，他又在昆明、桂林装备训练中国部队。
中国惟一的西南交通线被切断后，美国援华物资受阻。在蒋介石的不断要求下，史迪威领导开辟了“驼峰航线”，尽力扩大对华援助。但是，租借物资经过２万公里的大西洋和印度洋航程、３千多公里的印度铁路运输，然后再飞越喜玛拉雅山南侧到达昆明，其困难可想而知。尤其是最后一段“驼峰航线”更是十分危险，运输援华物资的飞机平均每个月摔下来１３架。美国援华物资由每月５０００吨减为８０吨。有限的援助满足不了蒋介石的胃口，而对华援助的附加条件更让蒋介石难以接受。美国政府担心蒋介石不能将援助物资真正用于积极的对日作战，而用于对付国内的共产党和其他派别，所以将对华援助物资的支配权授予史迪威。蒋介石遂将不满迁怒于史迪威。
蒋介石与史迪威真正的较量开始了。
蒋介石称他为“不受欢迎的人”
１９４２年６月以后，在军队的指挥权限、美援物资的控制权以及对国民党军队改革等问题上，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争执更加激烈。他们相互敌视，不肯屈服，却又是名义上的盟友。在两人交恶的过程中，蒋介石称史迪威为“不受欢迎的人”，屡次要求美国政府将其召回国内。
１９４２年６月底，英国在中东的战事告急，为挽救中东局势，美国将援助中国的驻印度第十航空队和正在运往中国途中的一批轰炸机转给英国。得知此事，蒋介石大发雷霆，指责史迪威工作不力，并通过史迪威向美国政府提出三项“最低要求”：一、美国必须在八九月间向印度派出３个步兵师，以重新打通中国至缅甸的交通线；二、８月底以前，中国必须得到５００架作战飞机；三、从８月开始，美国必须保证每月向中国运送５００吨物资。如果不能满足这三项“最低要求”，他将取消中国战区。史迪威针锋相对，很快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牢牢控制租借法案物资，不可能向本国政府索要飞机。这使得蒋介石更为恼火，并马上致电在美的宋子文向美方交涉，要求召回史迪威。
对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方面给蒋介石发出强硬的回电，明确表示支持史迪威，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任何继任者都将具有和史迪威相同的权力，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因此“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罗斯福又派出私人代表柯里来华调解。柯里暂时缓解了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但返美后建议将史迪威调往其他战区。此建议遭到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的坚决反对，这两位老朋友一直是史迪威的坚定支持者。为了安抚蒋介石，罗斯福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由陈纳德指挥的、拥有５００架作战飞机的空军，并增加飞越喜玛拉雅山运往中国的物资吨位。
１９４３年８月，盟军成立东南亚战区，英国的蒙巴顿为最高司令官，史迪威为副司令官。这使史迪威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他要同时对三套指挥系统负责：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他要对蒋介石负责；作为东南亚战区副司令官，他要对蒙巴顿负责；作为美国驻华代表，他还要对美国政府负责。对史迪威有颇多积怨的蒋介石利用这一点授意在美的宋子文活动，要求撤换史迪威。９月１５日，宋子文向罗斯福呈递备忘录：“目前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又独立掌握着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的指挥权，他还负责印度和中国的后勤补给、中印空运司令部和兰姆加尔的中国驻印军，并参与云南中国远征军的部分指挥事务。此外，他还握有美国陆军部授予的、没有中国方面参与的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在如此千差万别的范围里掌握那么多错综交叉的权力，将会造成对未来战争可能十分危险的磨擦。”罗斯福未可置否，将这件麻烦事推给了马歇尔。马歇尔的态度可想而知。
１０月，蒙巴顿和罗斯福的特使萨姆维尔访问重庆，蒋介石再次提出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出人意料的是，不知因何动机，宋美龄和宋蔼龄暗中支持史迪威，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同时蒙巴顿也不愿意把他的副手、最精通中国问题的史迪威从身边弄走。在多方的努力下，蒋介石的“驱史”风暴暂时平静下来。
未完成的使命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被扭转，１９４４年１月，在多方的敦促和努力下，史迪威从蒋介石那里争取到了国民党驻印部队的指挥权，配合盟军展开缅北反攻。
战斗开始不久，刚毅勇敢的史迪威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和想象力，带领经过他亲自整训的国民党第二十二、三十八师，与具有“丛林作战之王”之称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在胡康河谷展开鏖战。结果，初战告捷，充分显示了经过整训的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给日军以巨大的震撼。据日军记载：“过去，日军一个大队对付中国一个师绰绰有余。尤其是转战中国、素有战绩的第十八师团，与中国军队战斗最有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在缅甸站稳脚跟后，史迪威带领部队向纵深发展。同时，美国远征军突击队从侧翼袭击日军，英军在背后死死牵制敌人。盟军一举夺取密支那，取得了缅北反攻作战的胜利，并给日军王牌军第十八师团以歼灭性打击。史迪威再次成为英雄。
在有利的战场形势下，为彻底打通中缅之间的地面联系，收复缅甸，史迪威多次要求蒋介石派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蒋介石却吞吞吐吐，向美国政府讨价还价。１９４４年４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中国局势危急。６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奉罗斯福派遣来华，蒋介石向华莱士历数史迪威的不是，要求罗斯福派出一名私人使者与他直接打交道。于是，华莱士电告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另派他人替代。已数次领教过蒋介石翻云覆雨手法的罗斯福非但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任命史迪威担任中国地面部队的指挥。７月６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一份态度十分强硬的电报，要求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部队，包括共产党的部队在内，并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权。蒋介石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提出三项条件：一、共产党军队不得接受史迪威指挥，除非他们同意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二、必须议定史迪威的职权范围及其和蒋介石的关系；三、租借物资必须全归中国政府或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控制。罗斯福以傲慢的语气基本上否定了他的三项要求。史迪威与蒋介石的较量也在逐步升温。
１９４４年９月７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赴华，协调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此时，桂林吃紧，蒋介石要求史迪威从密支那调部队回来增援，否则，他将把部队从怒江前线撤回，以保护昆明。刚刚晋升为四星上将的史迪威将此事电告罗斯福和马歇尔。９月１６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电文：“如果你不为你在缅北的几个师提供补充兵员，如果你不向萨尔温江派遣增援部队，而是撤回这些部队，我们将会失去打通与中国地面联系的全部机会，并将立即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你必须准备自己接受其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我确信，现在你要阻止日军达到其在华目的的惟一办法，就是立即增援萨尔温江的部队，并加强他们的攻势；同时，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所有军队的全权。我要求你采取的行动，将会使同盟国在保持和增加对华援助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让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这未免有点过分。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表面上同意罗斯福的要求，而在背地里则采取拖延和推诿手法，其中驱逐史迪威就是他的一个重要借口。９月２４日，蒋介石交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其中说：“原则上同意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但永远不能同意由史迪威来担任这个职位。”同时，赫尔利也给罗斯福发出了一封中伤史迪威的电报，并危言耸听地说：“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一同失去中国。”于是，罗斯福面临着要史迪威还是要中国的选择。
为了长期控制中国，罗斯福最终还是向蒋介石做出了让步。１０月１９日，罗斯福正式通知史迪威回国。史迪威接到通知后只在重庆停留了４８小时就匆匆离去。蒋介石既没有失去美援，又将史迪威赶出了中国，而“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一事也就不了了之。战场上的英雄史迪威在与蒋介石的政治较量中最终败走。
史迪威带着未完成的使命离开了他热爱的中国，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危机也由此结束。
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作为在华１３年的“中国通”，史迪威对中国共产党并不陌生。可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神交朋友。他欣赏、佩服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与共产党有共同的立场，但鉴于国内外形势和自己的身份，他与共产党人只进行了有限的交往。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史迪威就目睹过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的风采。当蒋介石发动血腥的反革命政变时，他也曾听说过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悲壮气节。１９３５年任驻华武官期间，史迪威根据收集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资料，着手整理了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他认为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生活俭朴，士气高昂，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１９３６年２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进行东征。史迪威赶到太原和汾阳对这次军事行动进行调查。他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说：红军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大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然而却把政府军吓得要死。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史迪威在汉口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他的印象中，共产党领导人“谈吐坦率，举止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同国民党身着毛领大衣、脚穿踢马刺靴的新式拿破仑们形成鲜明对照……”从共产党人的口中，他第一次了解到共产党主张的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的方针，以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与意义。史迪威对此感到很振奋。
１９４２年出使中国时，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身份和地位与以前已完全不同，因此在涉及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他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当时周恩来就在重庆，但他未与之接触过，而且也严格禁止手下的美国军官与共产党人来往。不过，他心里对共产党人的好感却是抹不掉的。
为积极有效地打击日军，史迪威曾多次提议国共采取联合行动，均遭蒋介石拒绝。在他向国民党提出调动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缅甸作战，蒋介石吞吞吐吐，讨价还价之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却发表社论，呼吁政府立即下令远征军从滇西出击，与史迪威领导的部队造成夹击之势。史迪威对中国共产党的声援心存感激。
随着战争的发展，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太平洋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史迪威决定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并由他的顾问和助手戴维斯、谢伟思等人负责联络和沟通。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也积极与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接触，并建议美国一些较务实的驻华人员去延安看一看。１９４３年１月，谢伟思在回国述职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共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美国应要求国民党解除封锁，并将租借物资分配给共产党”，“应当派代表访问中共根据地”，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到底是什么样子。１９４４年１月，戴维斯将他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备忘录，以建议的形式递交给史迪威，并将副本交给罗斯福，希望总统注意中国局势。史迪威当然极力赞同。恰在此时，美军正谋划在即将到来的对日决战中在中国华北地区实施陆地作战，罗斯福认为这一行动的成功有赖于在此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支援，遂同意了史迪威及其部属的请求。２月１９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向其提出了向抗日根据地派遣观察组的要求。然而，蒋介石没有答应。
１９４４年６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奉罗斯福之命访问重庆。华莱士在谈判桌上与蒋介石苦斗三天，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美方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要求。在选择观察组负责人时，史迪威提出：这名负责人应当是“一名受到中共尊重，并会说中国话的军官”。最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包瑞德上校成为这支观察组的第一任组长。
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提出：这次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是我们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１９４４年７月，史迪威安排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８月１５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定稿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一文。好客的共产党人为美军观察组准备了当时全延安最“豪华”的住处。在观察组到达延安后的当晚，中国共产党人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自陪同。
延安的一切令观察组大为振奋。这里清正廉洁，人人平等，充满活力，与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观察组发回的报告为美国高层提供了一个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难得机会。史迪威更是为此四处奔走，期待中国的命运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日趋明朗之后，美国政府所关心的是战后亚洲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稳定，美国不愿失去蒋介石这一“友好”政权。史迪威对共产党的各种美好设想因失去政府的支持，也只能不了了之。１９４４年１０月，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在回国以前，他致函朱德总司令：“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
回国以后，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第十集团军总司令，负责进攻日本冲绳岛，并出席了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６日，他致电马歇尔，希望准许他在第十集团军回国之前，就近到北京看看老朋友。马歇尔想听听蒋介石的意见。几天后，蒋介石断然表示拒绝。听到这一消息，史迪威异常气愤：“他们不希望我现在去亚洲大陆……也许蒋介石以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我也真想那么干一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史迪威密切关心中国的命运。当他得知蒋介石在东北发动内战的消息后，立即写了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信是写给朱德的。他说：“我渴望丢掉手中的铲子，到中国去和你一起扛枪打仗。”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２日，史迪威走完了他６３岁的人生路程。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刚强、坚韧的将军。曾和他一起在中国工作过的卡尔森上校说：“在历史的画页上，没有出现过比他对中国人民更为忠诚的朋友。”朱德总司令发来的唁电说：“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仅使美国丧失了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了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周恩来在唁电中指出：“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他是最优秀的战士……中国人民将永远把史迪威将军的名字铭记心中。”中缅印战区的士兵们更是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他们用一首题为《致敬》的短诗来怀念这位伟大的战士：
一个矮小的身影出现在利多的公路上
斜戴着军帽--
坐在吉普车呼喊着向孟拱疾驶
……我们要说
看见没有？他没有真正离开。
西点军校位于哈得孙河西岸，是世界著名的陆军军官学校，美国军界许多著名人物，如潘兴、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巴顿等均毕业于该校。经过４年的“魔鬼”训练，１９０４年，史迪威毕业，以少尉军衔到美军驻菲律宾第十二兵团任职。此后十几年，在美国开拓殖民地称霸世界的过程中，作为“总统的右臂”的军人，史迪威频繁地在菲律宾、西点军校、纽约军队训练营之间来回调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担任美国驻德国远征军情报官，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为他后来进入中缅印战区指挥作战打下了基础。
２０世纪的马可·波罗
史迪威一生先后５次来华，在中国生活了１３个春秋。他记下了大量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画面。因其丰富的在华经历和记述，他被称为“二十世纪的马可·波罗”。这位深谙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美国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时常反复强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史迪威初次来华旅游。他怀着好奇的心情游历了上海、香港，并在广州、梧州等地目睹了辛亥革命。从此，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古老悠久的文化以及战争和灾难的恐怖紧紧抓住了他的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甘寂寞的史迪威谋得了美国驻华第一陆军语言军官的差事。１９２０年９月，他携全家第二次来到北京。此后，尽管军阀混战不断，甚至有时子弹会打到他家里，但史迪威的５口之家在“国中之国”生活得还算宁静、富足。在此期间，史迪威虽然将家安在北京，但他却奔波于中国各地。１９２１年，国际赈济委员会请他担任山西省修建公路的工程师。１９２２年，他又应陕西督军冯玉祥之邀赴陕筑路。在史迪威的一生中，到山西、陕西修路是把他和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要一环。在贫困的中国内地，他整天和中国官员、工头、劳工打交道，学会了讨价还价和耍“面子”，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性和特点。在这３年里，史迪威的足迹踏遍北京、河北、河南、山西、陕西、江西、湖南、东北及西伯利亚、外蒙古、朝鲜和日本，他对中国乃至东方有了细致入微的了解，这为他以后创造辉煌业绩奠定了基石。１９２３年７月，史迪威结束任期，带领全家踏上了返美的旅程。这时，他已经越来越迷恋中国的山水风景、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我现在已是一个中国人了。”
返美后，年过４０岁的史迪威重新进入军校学习。学习结束，得知驻扎在天津的美国第十五兵团有一个营长的空缺，他喜出望外，积极活动到中国去。１９２６年８月，史迪威一家再次踏上开往中国的轮船。史迪威夫人兴奋地写道：“我们都觉得像是回家一样。”驻守天津期间，史迪威做了最有意义的两件事：一是与十五兵团的执行官乔治·马歇尔建立了亲密联系，这对他后来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马歇尔跨过３２位排在他前面的人，一跃成为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二是１９２７年北伐军向徐州进军时，史迪威受美国驻华公使派遣，前往徐州搜集关于北伐军实力的情报。在血雨腥风中，他孤胆深入徐州，向美国公使提交了关于当时中国局势的第一份可靠情报。公使对他的冒险行动给予了极高评价。１９２８年５月，４５岁的史迪威被十五兵团公认为“中国问题专家”，每月向驻军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他还经常给美驻军的《哨兵报》撰写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析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的局势做出了许多惊人的富有远见的分析和预测，充分显现了他敏锐的观察能力。
１９２９年，史迪威奉调回国，时任本宁堡步兵学校副校长的马歇尔给他保留了位置。鉴于他在中国工作的突出成绩、学识和阅历，１９３５年，５２岁的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馆的武官。这年７月，他携家人第四次来到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局势微妙。为了解中国的抗战情况，１９３６年，史迪威开始从华南到东北的一系列旅行。最后，他断定：蒋介石“根本没作任何准备”。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在抗战烽火中，他去过开封、徐州、台儿庄等地作前线视察，亲眼目睹了日军犯下的种种罪行，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和计划感到失望，对美国政府放纵日本的态度感到不满。他独自向日方发难，在会见日本侵略军头子铃木时提出了一些十分难堪的问题，结果被铃木轰出了办公室。同时，他还通过美国财政部长驻华代表巴克要求摩根财政部长拨款援华，并促成了１９３８年美国政府进出口银行安排的２５００万美元的援华贷款。随着日军步步进逼，史迪威认为，美日爆发战争势在必然，中美应保持盟友关系。同时，他认为蒋介石指挥系统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由蒋本人直接造成的。
１９３９年５月，史迪威期满回国。不久，他的挚友、刚刚升任陆军代理总参谋长的马歇尔将他提名为准将。次年，他又晋升为少将。这时，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和亚洲岌岌可危，美国也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史迪威真正的“英雄时代”即将来临。
缅甸丛林中走出的英雄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短时间内，日本横扫从印度到南太平洋的广大地区，东南亚和中国有全部失陷的可能。美国为实现其战略和战后目标，主张极力保住中国，拖住和消耗日本，并使中国在战后取日本地位而代之，以维护远东和平。在此情况下，１９４２年１月，美英两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会晤，决定成立中缅印战区，并向中国派遣一位美国司令官。
这一重任当之无愧地落在史迪威的肩上。１９４２年３月，刚刚升为中将的史迪威带着新的使命第五次来到中国，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国部队最高司令官、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租借法案对华物资管理人。为获得美国的物资援助，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到来“甚表欢迎”。当时，缅甸面临失陷的危险，为打通中缅公路，保住中国西南的最后一条国际交通线，蒋介石决定派由国民党第五军、第六军等部组成中国远征军入缅配合盟军作战，并允诺由史迪威来指挥中国入缅部队。但史迪威进入缅甸后，关防送达，上面所刻文字为“同盟军中国战区总参谋长”，而不是“援缅军总司令”。在蒋介石的一手操纵下，他又由中国远征军指挥官变成了顾问，这意味着他没有真正得到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这为他们以后关系的恶化埋下了伏笔。
在缅甸的战斗中，杜聿明、廖耀湘等入缅国民党将领阳奉阴违，根本不把史迪威放在眼里，蒋介石每天都从重庆向缅甸前线发号施令。史迪威指挥失灵，他的作战部署被全部打乱，没有对日军形成有效的阻击。４月间，日军分三路进攻盟军，中国远征军打得极为艰苦，恰在此时，部队收到蒋介石的一封手令，命令给驻缅部队每四个战士发一个西瓜。正当缅甸危急，史迪威举鼎绝膑之际，蒋介石忽然来了个分西瓜的命令，由此可见蒋介石对部队的控制力。“西瓜事件”大大削弱了史迪威的指挥权威，使史迪威对蒋介石极为鄙夷和愤怒。
１９４２年５月，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盟军防御全线崩溃，缅甸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下令撤退，英军撤往印度，国民党入缅部队也在一片混乱中纷纷溃退。危急关头，史迪威拒绝搭乘前来援救他的美国飞机，勇敢负起责任，带领１００多随行人员冒着炮火和热带暴雨，忍着饥饿和劳累，徒步穿越丛林，爬山涉水，行程１４０英里，逃出缅甸丛林，到达印度边境的英帕尔。这支１００多人的队伍，是惟一一支抵达印度而未减员的队伍。此时，他体重减轻了２０磅，皮肤浅黄，眼窝深陷，染上了严重的黄疸病。虽然缅甸战斗以失败告终，但史迪威因带领部队步行撤出缅甸而成为闻名遐迩的英雄。
缅甸脱险后，史迪威立即写了一份５０页的缅甸作战报告。报告称赞了中国军队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但严厉指责蒋介石阻挠他指挥中国军队的工作，认为中国现有的政治、军事组织无可救药，要想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必须重新对国民党军队加以整训和装备，把那些唯唯诺诺、昏庸无能的高级将领坚决整肃掉。
５月２６日，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一份改革中国军队的备忘录，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只同意史迪威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８月，史迪威在印度设立拉姆加尔训练中心，自任总指挥，训练从缅甸退入印度的中国残余部队及陆续从昆明空运来的部队。后来，他又在昆明、桂林装备训练中国部队。
中国惟一的西南交通线被切断后，美国援华物资受阻。在蒋介石的不断要求下，史迪威领导开辟了“驼峰航线”，尽力扩大对华援助。但是，租借物资经过２万公里的大西洋和印度洋航程、３千多公里的印度铁路运输，然后再飞越喜玛拉雅山南侧到达昆明，其困难可想而知。尤其是最后一段“驼峰航线”更是十分危险，运输援华物资的飞机平均每个月摔下来１３架。美国援华物资由每月５０００吨减为８０吨。有限的援助满足不了蒋介石的胃口，而对华援助的附加条件更让蒋介石难以接受。美国政府担心蒋介石不能将援助物资真正用于积极的对日作战，而用于对付国内的共产党和其他派别，所以将对华援助物资的支配权授予史迪威。蒋介石遂将不满迁怒于史迪威。
蒋介石与史迪威真正的较量开始了。
蒋介石称他为“不受欢迎的人”
１９４２年６月以后，在军队的指挥权限、美援物资的控制权以及对国民党军队改革等问题上，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争执更加激烈。他们相互敌视，不肯屈服，却又是名义上的盟友。在两人交恶的过程中，蒋介石称史迪威为“不受欢迎的人”，屡次要求美国政府将其召回国内。
１９４２年６月底，英国在中东的战事告急，为挽救中东局势，美国将援助中国的驻印度第十航空队和正在运往中国途中的一批轰炸机转给英国。得知此事，蒋介石大发雷霆，指责史迪威工作不力，并通过史迪威向美国政府提出三项“最低要求”：一、美国必须在八九月间向印度派出３个步兵师，以重新打通中国至缅甸的交通线；二、８月底以前，中国必须得到５００架作战飞机；三、从８月开始，美国必须保证每月向中国运送５００吨物资。如果不能满足这三项“最低要求”，他将取消中国战区。史迪威针锋相对，很快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备忘录，宣誓要维护美国利益，牢牢控制租借法案物资，不可能向本国政府索要飞机。这使得蒋介石更为恼火，并马上致电在美的宋子文向美方交涉，要求召回史迪威。
对于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方面给蒋介石发出强硬的回电，明确表示支持史迪威，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任何继任者都将具有和史迪威相同的权力，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又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因此“要史迪威将军全部按照你的命令来行使职权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罗斯福又派出私人代表柯里来华调解。柯里暂时缓解了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但返美后建议将史迪威调往其他战区。此建议遭到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的坚决反对，这两位老朋友一直是史迪威的坚定支持者。为了安抚蒋介石，罗斯福答应帮助中国建立一支由陈纳德指挥的、拥有５００架作战飞机的空军，并增加飞越喜玛拉雅山运往中国的物资吨位。
１９４３年８月，盟军成立东南亚战区，英国的蒙巴顿为最高司令官，史迪威为副司令官。这使史迪威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形势，他要同时对三套指挥系统负责：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他要对蒋介石负责；作为东南亚战区副司令官，他要对蒙巴顿负责；作为美国驻华代表，他还要对美国政府负责。对史迪威有颇多积怨的蒋介石利用这一点授意在美的宋子文活动，要求撤换史迪威。９月１５日，宋子文向罗斯福呈递备忘录：“目前史迪威既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又独立掌握着中缅印战区美国空军的指挥权，他还负责印度和中国的后勤补给、中印空运司令部和兰姆加尔的中国驻印军，并参与云南中国远征军的部分指挥事务。此外，他还握有美国陆军部授予的、没有中国方面参与的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在如此千差万别的范围里掌握那么多错综交叉的权力，将会造成对未来战争可能十分危险的磨擦。”罗斯福未可置否，将这件麻烦事推给了马歇尔。马歇尔的态度可想而知。
１０月，蒙巴顿和罗斯福的特使萨姆维尔访问重庆，蒋介石再次提出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出人意料的是，不知因何动机，宋美龄和宋蔼龄暗中支持史迪威，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同时蒙巴顿也不愿意把他的副手、最精通中国问题的史迪威从身边弄走。在多方的努力下，蒋介石的“驱史”风暴暂时平静下来。
未完成的使命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被扭转，１９４４年１月，在多方的敦促和努力下，史迪威从蒋介石那里争取到了国民党驻印部队的指挥权，配合盟军展开缅北反攻。
战斗开始不久，刚毅勇敢的史迪威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和想象力，带领经过他亲自整训的国民党第二十二、三十八师，与具有“丛林作战之王”之称的日军第十八师团在胡康河谷展开鏖战。结果，初战告捷，充分显示了经过整训的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给日军以巨大的震撼。据日军记载：“过去，日军一个大队对付中国一个师绰绰有余。尤其是转战中国、素有战绩的第十八师团，与中国军队战斗最有自信。岂料胡康河谷的中国军，无论是编制、装备，还是战术、技术，都完全改变了面貌……使我军损失惨重。”在缅甸站稳脚跟后，史迪威带领部队向纵深发展。同时，美国远征军突击队从侧翼袭击日军，英军在背后死死牵制敌人。盟军一举夺取密支那，取得了缅北反攻作战的胜利，并给日军王牌军第十八师团以歼灭性打击。史迪威再次成为英雄。
在有利的战场形势下，为彻底打通中缅之间的地面联系，收复缅甸，史迪威多次要求蒋介石派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蒋介石却吞吞吐吐，向美国政府讨价还价。１９４４年４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中国局势危急。６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奉罗斯福派遣来华，蒋介石向华莱士历数史迪威的不是，要求罗斯福派出一名私人使者与他直接打交道。于是，华莱士电告罗斯福召回史迪威，另派他人替代。已数次领教过蒋介石翻云覆雨手法的罗斯福非但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反而任命史迪威担任中国地面部队的指挥。７月６日，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一份态度十分强硬的电报，要求史迪威指挥中国所有部队，包括共产党的部队在内，并授予他协调和指挥作战的全权。蒋介石原则上表示同意，但提出三项条件：一、共产党军队不得接受史迪威指挥，除非他们同意接受中央政府的命令；二、必须议定史迪威的职权范围及其和蒋介石的关系；三、租借物资必须全归中国政府或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控制。罗斯福以傲慢的语气基本上否定了他的三项要求。史迪威与蒋介石的较量也在逐步升温。
１９４４年９月７日，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赴华，协调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此时，桂林吃紧，蒋介石要求史迪威从密支那调部队回来增援，否则，他将把部队从怒江前线撤回，以保护昆明。刚刚晋升为四星上将的史迪威将此事电告罗斯福和马歇尔。９月１６日，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电文：“如果你不为你在缅北的几个师提供补充兵员，如果你不向萨尔温江派遣增援部队，而是撤回这些部队，我们将会失去打通与中国地面联系的全部机会，并将立即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你必须准备自己接受其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我确信，现在你要阻止日军达到其在华目的的惟一办法，就是立即增援萨尔温江的部队，并加强他们的攻势；同时，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你所有军队的全权。我要求你采取的行动，将会使同盟国在保持和增加对华援助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努力。”
让一个外国人指挥中国军队，这未免有点过分。但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表面上同意罗斯福的要求，而在背地里则采取拖延和推诿手法，其中驱逐史迪威就是他的一个重要借口。９月２４日，蒋介石交给罗斯福一份备忘录，其中说：“原则上同意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但永远不能同意由史迪威来担任这个职位。”同时，赫尔利也给罗斯福发出了一封中伤史迪威的电报，并危言耸听地说：“如果你在这场争论中维护史迪威，你将会失去蒋介石，并且还会一同失去中国。”于是，罗斯福面临着要史迪威还是要中国的选择。
为了长期控制中国，罗斯福最终还是向蒋介石做出了让步。１０月１９日，罗斯福正式通知史迪威回国。史迪威接到通知后只在重庆停留了４８小时就匆匆离去。蒋介石既没有失去美援，又将史迪威赶出了中国，而“由美国人担任总司令”一事也就不了了之。战场上的英雄史迪威在与蒋介石的政治较量中最终败走。
史迪威带着未完成的使命离开了他热爱的中国，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危机也由此结束。
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作为在华１３年的“中国通”，史迪威对中国共产党并不陌生。可以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位神交朋友。他欣赏、佩服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与共产党有共同的立场，但鉴于国内外形势和自己的身份，他与共产党人只进行了有限的交往。
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史迪威就目睹过中国共产党人叱咤风云的风采。当蒋介石发动血腥的反革命政变时，他也曾听说过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悲壮气节。１９３５年任驻华武官期间，史迪威根据收集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资料，着手整理了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他认为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生活俭朴，士气高昂，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１９３６年２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进行东征。史迪威赶到太原和汾阳对这次军事行动进行调查。他在给陆军部的报告中说：红军组织健全，战术高明；他们不要大城市，甘愿在农村过艰苦的生活；他们的武器装备很差，然而却把政府军吓得要死。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史迪威在汉口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在他的印象中，共产党领导人“谈吐坦率，举止彬彬有礼，态度友好，同国民党身着毛领大衣、脚穿踢马刺靴的新式拿破仑们形成鲜明对照……”从共产党人的口中，他第一次了解到共产党主张的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的方针，以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与意义。史迪威对此感到很振奋。
１９４２年出使中国时，史迪威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身份和地位与以前已完全不同，因此在涉及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他保持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尽管当时周恩来就在重庆，但他未与之接触过，而且也严格禁止手下的美国军官与共产党人来往。不过，他心里对共产党人的好感却是抹不掉的。
为积极有效地打击日军，史迪威曾多次提议国共采取联合行动，均遭蒋介石拒绝。在他向国民党提出调动在云南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缅甸作战，蒋介石吞吞吐吐，讨价还价之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却发表社论，呼吁政府立即下令远征军从滇西出击，与史迪威领导的部队造成夹击之势。史迪威对中国共产党的声援心存感激。
随着战争的发展，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太平洋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史迪威决定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并由他的顾问和助手戴维斯、谢伟思等人负责联络和沟通。当时，身在重庆的周恩来也积极与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接触，并建议美国一些较务实的驻华人员去延安看一看。１９４３年１月，谢伟思在回国述职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共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美国应要求国民党解除封锁，并将租借物资分配给共产党”，“应当派代表访问中共根据地”，看看中国共产党人控制的地区到底是什么样子。１９４４年１月，戴维斯将他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备忘录，以建议的形式递交给史迪威，并将副本交给罗斯福，希望总统注意中国局势。史迪威当然极力赞同。恰在此时，美军正谋划在即将到来的对日决战中在中国华北地区实施陆地作战，罗斯福认为这一行动的成功有赖于在此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支援，遂同意了史迪威及其部属的请求。２月１９日，罗斯福致函蒋介石，向其提出了向抗日根据地派遣观察组的要求。然而，蒋介石没有答应。
１９４４年６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奉罗斯福之命访问重庆。华莱士在谈判桌上与蒋介石苦斗三天，终于迫使蒋介石答应美方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要求。在选择观察组负责人时，史迪威提出：这名负责人应当是“一名受到中共尊重，并会说中国话的军官”。最后，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包瑞德上校成为这支观察组的第一任组长。
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提出：这次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是我们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１９４４年７月，史迪威安排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８月１５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定稿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一文。好客的共产党人为美军观察组准备了当时全延安最“豪华”的住处。在观察组到达延安后的当晚，中国共产党人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亲自陪同。
延安的一切令观察组大为振奋。这里清正廉洁，人人平等，充满活力，与国民党形成鲜明的对比。观察组发回的报告为美国高层提供了一个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难得机会。史迪威更是为此四处奔走，期待中国的命运由此翻开新的一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日趋明朗之后，美国政府所关心的是战后亚洲和资本主义阵营的稳定，美国不愿失去蒋介石这一“友好”政权。史迪威对共产党的各种美好设想因失去政府的支持，也只能不了了之。１９４４年１０月，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在回国以前，他致函朱德总司令：“对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断壮大的杰出部队并肩抗日深感失望。”
回国以后，史迪威被任命为美国第十集团军总司令，负责进攻日本冲绳岛，并出席了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军投降签字仪式。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６日，他致电马歇尔，希望准许他在第十集团军回国之前，就近到北京看看老朋友。马歇尔想听听蒋介石的意见。几天后，蒋介石断然表示拒绝。听到这一消息，史迪威异常气愤：“他们不希望我现在去亚洲大陆……也许蒋介石以为我会掀起一场革命……我也真想那么干一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史迪威密切关心中国的命运。当他得知蒋介石在东北发动内战的消息后，立即写了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信是写给朱德的。他说：“我渴望丢掉手中的铲子，到中国去和你一起扛枪打仗。”
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２日，史迪威走完了他６３岁的人生路程。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悼念这位刚强、坚韧的将军。曾和他一起在中国工作过的卡尔森上校说：“在历史的画页上，没有出现过比他对中国人民更为忠诚的朋友。”朱德总司令发来的唁电说：“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仅使美国丧失了一个伟大的将军，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了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周恩来在唁电中指出：“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他是最优秀的战士……中国人民将永远把史迪威将军的名字铭记心中。”中缅印战区的士兵们更是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他们用一首题为《致敬》的短诗来怀念这位伟大的战士：
一个矮小的身影出现在利多的公路上
斜戴着军帽--
坐在吉普车呼喊着向孟拱疾驶
……我们要说
看见没有？他没有真正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