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家庭的“失独”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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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这样一群父母,他们大都五十开外,20多年来,一直和自己唯一的子女快乐地生活,正当他们幸福地为孩子购置新房、准备嫁妆的时候,或正当他们操持年货、准备合家团圆的时候,或正当他们为儿女的升职加薪喜不自胜的时候,一场疾病或意外夺走了孩子年轻的生命。由此,他们常常陷入无法自拔的痛楚之中……失独者,便是人们对他们的一个称谓。
  卫生部《2010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表明,目前中国15~30岁独生子女总人数至少1.9亿人,按照一定的死亡比例推算,我国目前失独家庭已超百万,而且每年还新增7.6万个。如何为这一群体提供有效的幫助,如何接续他们原本寄希望于子女身上的幸福未来,已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失独者悲伤的生活掠影
  儿子用过的物品.李建荣一样也不舍得扔
  在李建荣从不轻易打开的柜子里,有两样东西占据了最大的空间:一摞鲜红的奖状和一沓儿子的衣物。
  退休前,她是石家庄市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计生委主任。在这个岗位上的每一年,她都能捧回市级先进工作者的荣誉证书,一家人以她为荣。
  然而,就在今年初,这位64岁的母亲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儿子。她和丈夫陷入了对“老无所依”的深深恐惧之中。
  10年前,李建荣的独生子李来虎被查出患有神经纤维瘤,开始接受大大小小的手术。李来虎去世前,一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即使娶妻生女,也没有搬离“两室一厅”的老房子。
  今年年初,李来虎的病情迅速恶化,4月去世。
  因为过度悲伤,李建荣突发中风。那天,120急救车来了两个人,加上丈夫和儿媳,还是无法把她从3楼抬下去。“连个出去求助的人都没有啊!”李建荣说。
  还有一次,1000度近视的她弄掉了眼镜。因为什么也看不清,她只能跪在地上到处摸索,“儿子要在,一步就冲过来了。”事实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带给她的不便越来越多。一个人出门时,她会被台阶绊着,也会迷路,“身边没个人真不行”。
  对于一位失去独生儿子的母亲来说,忍住眼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一档涉及“失独”的电视节目中,作为嘉宾的李建荣失声痛哭。
  “何止是孤独啊?我们老不起,病不起,死不起。”老妇人激动地喊了出来。
  谈起李来虎,李建荣如数家珍。“我儿子小时候嘴很甜”、“我儿子在北京念的大学”、“我儿子最爱吃红烧肉”、“我儿子给我买电视剧碟片”……在狭窄的老屋里,堆满了李来虎用过的物品,她一样也不合得扔。
  “你知道我保存他的东西到什么程度?”她瞪大了眼睛说,“月子里穿的衣服还留着呢!”李建荣每天的“必修课”是看一遍儿子的照片,每次看到他对着镜头、意气风发的模样,“就觉着他还在”。
  儿子的影子还保留在孙女的身上。她常凝望着这个刚满10岁的小女孩,“一转身儿,耳朵像他爸,一皱眉头,表情也像。”
  她摸出随身携带的儿子的手机,贴在眼前仔细翻看。短信草稿箱里,保存着一条儿子没来得及发出的信息。
  时间定格在李来虎生命的倒数第二天。他或许是从昏迷中醒过来,努力拿起手机,摁下了几个字:“妈妈,我回家了。”
  除夕夜。杨维国、蔡丽夫妇与女儿墓前相聚
  2012年1月22日,除夕夜。北风劲吹。南昌当地的天空灰蒙蒙的,一场飞雪就在眼前。这时,在南昌市郊的莲塘公墓里,传来了一对夫妇的哭声。
  在墓园哭泣的是杨维国、蔡丽夫妇,当时,风雪无情地拍打着他俩,但他们似乎忘了严寒,蔡丽抱着女儿的坟头,哭泣地对着地下的孩子说:“今天过年了,我们吃年夜饭你吃一点啊。”去年3月5日,一场发生在校园外的车祸,让夫妇俩永远失去了当时正在江西财经大学读研的23岁女儿杨菲。回家后,蔡丽写了下面的一篇日志《别样的团圆》:
  晚上6时多。菲菲的妈妈爸爸却来到莲塘公墓,爸妈、孩子是要团圆的,对不?是老天都不能阻挡的.对不?过年了,来吧,孩子让妈妈抱起你.孩子你也吃点吧。今天过年了.我们一家团圆,妈再也忍不住……在这里.一家人就这样吃上了大年三十晚上的年夜饭;在这里,白雪做伴.让我们实现了儿女情长。
  团圆桌上的圆满.变成了永远的缺席。爸妈站在雪地里,看着你,爸妈在看着你呀!
  “天空飘着雪花.温度冰点……”
  白发爬满了这对夫妻的双鬓。丈夫曾两度试图自杀,都被妻子拦了下来,“他每天都喊着女儿的名字,有时激动地敞开衣领大叫,一次想从楼上跳下去,一次又把菜刀架在了脖子上,我撕心裂肺地劝他,‘你死了,我可怎么活’”?
  生活也变了。原本三口之家一起逛的商场,夫妇俩再未涉足;原本合家团圆的节日,夫妻俩却逃避亲友,“一见到别人家的孩子和父母快快乐乐地在一起,情绪就控制不住了。什么饺子、汤圆,原来都是我们喜欢吃的,但现在从来不吃了”;妻子有时穿起杨菲生前的衣服,也惹来一场无名的口角,“为什么不让我穿,我穿上衣服后,就感觉女儿在我身边一样!”
  每年的3月8日,李铭兰都如坐针毡
  对于57岁的武汉人李铭兰来说,每年的3月8日都让她如坐针毡,难以释怀。因为,这一天是她独生儿子的忌日。
  13年前的那个妇女节,就读于武汉科技大学的儿子早上出门前,亲手给李铭兰戴上一朵红玫瑰胸花,说:“妈妈,我爱你。”那时,他刚刚过完21岁生日。
  谁知,当天下午4时许,一个电话骤然打来,儿子因突发脑出血被送往医院抢救!等李铭兰匆忙赶到医院时,儿子已躺在冰冷的太平间里。
  “儿子刚走那阵,我就像疯了一样,感觉他没死,只是出远门了。”很长一段时间,李铭兰都无法接受现实,仿佛总能在家中见到儿子的背影。她每天都会做上一桌菜,等儿子回来吃饭,晚上则辗转难眠,不停地哭,有时候还想到自杀。不久后,她被诊断为焦虑症,住了半年医院。
  那些年里,为了躲避熟人,李铭兰夫妇搬了三次家。如果有人不经意问起她的孩子,她便说“儿子在国外读书”,然后便匆匆回家,关上门独自流泪。   湖北也有一个失独父亲,是一名高官,孩子去世后,白天他总是西装革履,体面地工作;可是晚上回到家里,他又成了另外一个人,整夜整夜地抱着孩子的骨灰盒与之同床共枕,口中还不停地呢喃着:“孩子,让爸爸抱抱你”,他就是这样在地板上睡了将近八年。
  失独家庭面临的困境
  失独父母是积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光荣一代”,如今他们年龄大了,精神和身体状况又欠佳,面临着诸多生活困难。
  经济困顿
  老话说,积谷防饥,养儿防老。
  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够健全的当下,子女依然是父母安度晚年的主要依靠。
  50岁的失独母亲张桃梅是一家企业的普通职工。2007年,她16岁的儿子突然去世。第二年,丈夫又不幸中风,双目失明,还丧失了行动能力。
  张桃梅自己患有甲状腺癌,有一段时间要入院手术,只好把丈夫送到福利院。丈夫在福利院里天天哭。出院后,张桃梅只好把丈夫接回家来。
  “他们两口子每个月的收入根本支付不了治疗费用和生活开销,更别说请保姆或进福利院了。”
  很多失独家庭,由于曾全力为孩子治病而花光积蓄或债台高筑。失独父亲颜先生说,亏了同事、单位和朋友的接济,自己才没有落到卖房子的地步,“目前还需要拼命工作,以求将来不会因为没钱而被医院拒绝。”
  “我女儿患的是白血病,不仅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而且还留下了一大笔外债。”听说一些失独家庭搬离了旧居,顾女士也想效仿,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
  根据统计,武汉“连心家园"600多名失独成员中,一半以上的人员家庭月收入在1200元以下,约20%的人靠低保生活。
  老无所依
  在唯一的孩子离去后,养老成了难题。一名失独父亲说:“我不怕死,我怕老。”
  有人可能会说,失独老人生活不能自理时可以去养老院啊。可是,失独老人去养老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现实的状况是,社会对孤寡老人的公共服务产品还相当稀缺。今年7月5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获悉,“‘一福’一床难求,目前有9000多人在排号等待入住。全部满足预计要等十几年。”不仅如此,养老院的高额收费,也让很多家庭难以承受。据一个养老院的工作人员说,以前办养老院是难在老人不愿住养老院;现在则难在老人想住却住不起。
  膝下无子,谁来送终?这是失独老人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武汉“连心家园”成员张纯清的遭遇,预示着相当一部分失独者的结局。十多年前,张纯清下岗。1997年,她的儿子因救溺水者身亡。随后,丈夫在忧郁中病逝。2009年,张纯清被查出患有乳腺癌,随后转为肺癌。由于没钱,只能在医院过道的病床上接受简单治疗。
  接到张纯清的求助电话后,失独母亲、“连心家园”创办人李铭兰召集“连心家园”所有成员募捐,共筹得一万元钱,但这点钱最终还是没能挽回张纯清的生命,不久后,张纯清死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死时年仅55岁。
  李铭兰说:“医院下达的病危通知和死亡通知都没有人签字,最后还是‘连心家园’的人幫忙代签的。”
  “对于我们而言,养老始终是最大问题。”每言及此,李铭兰都很担忧。
  精神痛苦
  失独者“星星”说,我觉得养老倒是其次,关键是心灵上没有了慰藉,有时寂寞得让人濒临崩溃。
  绝望、恐惧、自卑、自责、内疚、说谎,让失独者们在多重折磨下挣扎着苦度余生。
  北京失独者“笛儿妈妈”在聊天群里说,作为笛儿的妈妈,我已经死了,在埋葬孩子的同时,我就死了。可是作为一个失独者,我还活着,无可奈何地活着,绝望地活着……
  失独父母们谈到现状,他们总会作一比较:首先跟失去孩子的年轻父母比——他们好歹还年轻,还能生育,还会有孩子,还有希望;然后是跟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比——不管子女怎么忙,他们总归有个盼头儿。逢年过节,还可以共享天伦;接着是跟没有子女的孤寡老人比——他们从未拥有过,又怎么会因为失去而伤心。再者说,他们可以成为五保户,成为政策关照的对象。如此一来,越比越绝望。
  失去孩子,对相当一部分失独者来说,还是一件非常难堪、自卑的事情。顾妈妈告诉记者,一方面是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孩子,很内疚和自责;另一个原因,是觉得别人知道了自己的情况后,在别人面前说话就没了底气,连起码的笑容都不敢流露,“生怕别人说自己‘孩子走了还能笑得出来’这样的话……”顾妈妈说,“就连吃穿,在自己身上花钱多了就会想到孩子,就会觉得对不起孩子。”
  珠海比较年长的网友“金蛇狂舞”和“万里马”夫妇说:“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事情,我每天都会跑到社区的老年人活动室去唱歌、跳舞、扭秧歌……日子过得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每当别人问起我的儿子时,我却不得不撒谎了。人家问‘怎么从来都没见过你儿子’?我就说‘他在部队,工作忙,不能常回来’,人家又问‘那怎么没见到你的孙子呢’?我就回答说‘他们丁克,没有孩子’。”
  精神的痛苦还往往会带来生理的疾患。
  一名失独者告诉记者,他们圈子里有个失独家庭,父母都是公务员,22岁的女儿突发意外身亡后,父亲患上了忧郁症,母亲精神失常。圈子里这样的例子很多,有的失独者受刺激后耳朵聋了,还有的失独者患上了严重的失眠……
  据统计,武汉“连心家园”成员中,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占到了近50%,患有癌症、瘫痪等重大疾病的占到了15%,患有不同程度抑郁症的占到60%以上。
  最怕得病
  失独父母经常在想:“要是哪天,突然在家中晕倒了,谁能扶我一把”,或是“病卧床上时,谁来照料”,更或者……太多种可能出现的晚年无助场景,让没有子女相伴的他们毫无把握。
  远在17年前,李曼芝年轻的女儿因病去世,从此,只有他们夫妇二人相依为命。如今,她已经62岁了,而她的丈夫,还要长她6岁。   除了思念女儿之外,李曼芝更迫切地感到老之来临:过不了几年,老伴就将步入高龄人群,而她也紧跟其后。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得个要死又死不掉的慢性病,那才叫遭罪。”李曼芝和老伴都患有高血压,每天都服用大量的药物,但丈夫的病情更为严重,血压忽高忽低。“要是有个万一,我们瘫痪在床了,日子怎么过啊。”领养无门,
  即使能领也无力养了
  2010年,湖北牛姓失独母亲失去了她28岁的女儿,虽然年龄已有些偏大,但她还想再领养一个孩子。可是几番周折,她都无法通过正常渠道领养到一个健康的孩子。同是失独者的陈姓母亲也正在为同样的事情犯难,她自己联系过一些人,但对方提出领养孩子需交纳一些补偿,她有些犹豫了。她找到当地的儿童村,希望给那里的孩子当“妈妈”,但由于不符合对方条件,被委婉拒绝。
  “我觉得45岁以后再领养孩子,都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孩子还没长大,我们却老了,身体等各方面都要面临很多问题,这些压力加在一个孩子身上怎样承受。”顾姓失独母亲说。
  高龄失独父母领养孩子,由于年龄偏大,孩子很快会成为孤儿,即使孩子未成为孤儿,在他最需要父母幫助时,由于父母的衰老,孩子不得不挑起照顾父母的重担,而这实际上是年幼的孩子无法承担的责任。
  如何解除失独之痛
  应该说,目前针对失独者还是有一些关怀的,不过这些关怀多是自发的、碎片化的。由于各地情况不同、认识不同、财力不同,因而对失独者的关怀也就不同。即便那些做得比较好的地区,这方面的关怀也多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没有从根本上幫助失独者解决养老、医疗等重大困难。抚慰失独之殇,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政府应有担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失独者是我们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法避免也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如何让他们摆脱失子、失女之痛的阴影,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安然愉快地度过后半生,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作者认为,于情于理于法,政府都应把这些特殊家庭的晚年幸福及早纳入议事日程,拿出解决失独问题的办法。
  原国家计生委机关党委书记苗霞说:“如果我们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就~.-j-人民的不负责任。”她认为失独问题绝不仅仅是计生问题,他们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关爱与幫助,“如何幫助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他们,不仅关乎社会稳定,也是在考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直言,失独群体的产生是计划生育政策衍生的结果,“我们应该善待他们,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才走到了这一步,如今他们老了,政府应该关心幫助他们,让他们有自己的家园,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让他们有安宁的晚年。”
  制定关怀制度
  解决失独问题,需要国家整体考虑,制定一个完善的面向失独者的关怀制度。
  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原理事长苗霞看来,失独问题并非突然出现。同时,因深刻了解失独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以及公众对计生工作的负面情绪,苗霞坦陈:“发泄情绪容易,但若想真正解决问题,则需要一个完善的机制和体系。”
  有媒体评论认为,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救助规定制定实施细则,让救助规定得到有效实施。
  失独父母们也呼吁,能否有部法律或规定,来保障失独群体的未来,不会孤苦终老。
  物质上多幫助
  在物质幫助上,应该考虑到失独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切实深入到他们身边,了解他们的所求所需,以提供更多幫助。
  一是解决失独老人的养老问题。
  失独者希望政府为他们建立一个专门属于他们的养老院,这样既解决了进养老院的监护人缺位问题,又可免去其他老人子女探望时的失落。
  失独父亲“老怪”说,我希望建立这个养老院,就是希望这个养老院能成为我们这些暮年丧子者养老送终的所在,“我们不可能同时生病,总有健康的人来照顾那些生病的人,我们这群人,所有人都是病人,所有人也都是医生,我们痛苦时,只有跟我们一样的同命人,才能劝住我们,我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到我们这个群体的特殊性,我们自己也愿意出一部分钱,来建这个养老院。”
  北京市顺义区法院法官殷超认为,民政系统可以建立专门针对失独人群的养老院。“因为是针对特殊人群服务,所以相关部门可以采取相应优惠措施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同时也可以通过设立门槛来控制人数,如限定人住年龄或健康状况,以确保生活不能自理的失独老人能及时入住。”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颐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非是社会养老或是居家养老两种,社会养老上是否可以对“失独”家庭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在床位紧张的情况下,“失独家庭”可以床位优先,收费标准上可以减免部分。在居家养老上,政府部门对“失独家庭”可以多一些补贴,等等。
  二是加大对失独家庭的资金扶助.
  从2007年开始,国家计生委在全国开展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工作。首批试点地区有贵州、甘肃、上海、江苏等9个省市,陕西的宝鸡、渭南、商洛三市也是试点地区。制度规定,女方年满49周岁时夫妻双方同时纳入扶助范围,每人每月一百元。
  北京市自2008年开始发放失独家庭扶助金,数额为每人每月200元,直至亡故。
  此外,根据北京各区县情况,独生女子亡故后,女方年满55周岁,男方年满60周岁,可一次性领取5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补贴。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全国各地推行失独家庭扶助制度的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建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政策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物价CPI的涨幅逐步提高对失独家庭的扶助标准,确保失独家庭收入和生活不低于当地人均收入水平和平均生活水平。
  三是设立一个失独家庭关怀基金。
  有学者称:“从1980年到现在,平均每个超生人口实际被征收的超生罚款为一万元。由此可以计算得出,1.5亿至2亿超生人口的超生罚款总额是1.5万亿至2万亿元。”这个数据可能有些夸大,但《投资者报》根据有关数据推算,社会抚养费年规模或超过200亿元。不管其数据最终是多少,数额不少是事实,去向不明是事实,因此应该由国家层面出台政策,不妨从社会抚养费中提取专门资金,建立失独家庭关怀基金,在“失独家庭”遇到经济困难时,可以进行申请,让其得到相应的幫扶。
  四是由国家提供独生子女保险。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陈颐认为,为减轻因独生子女死亡或伤残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独生子女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可以由国家及地方政府出资,为独生子女办理保险,一旦独生子女因意外发生伤残、死亡事故,父母可以获得相应的赔偿。
  北京市“暖心计划”以独生子女死亡家庭为目标人群,为其提供养老保险、疾病身故保险、意外伤害身故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残疾保险以及女性重疾保险等,重点解决这些家庭的养老和医疗困难,真正保障了这一人群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
  精神上多慰藉
  在对失独人群进行物质幫助的同时,更需对他们进行精神慰藉。
  计生、工会、妇联等部门,应积极组织失独父母参加社会活动,用丰富多彩的文体生活来冲淡他们的记忆伤痛。
  自2006年开始,北京市人口计生委、计生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以“亲情牵手”项目为载体的亲情抚慰活动,鼓励大学生、部队官兵等青年群体,与失独家庭结为国策亲戚,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和亲情抚慰。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在3年前联合辖区内的失独家庭,组建了“新希望家园”,通过心理互助等活动,幫助失独者走出心理阴影。
  (责编: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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