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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20年纪念,那趟被载入史册的南方之行,以及一系列至今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的观点,重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20年前的“小平南巡”,用捍卫市场经济的方式,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让中国真正富起来的话,则20年后,交给我们这代人的遗产仍很丰富,在2012年的十字路口上给我们颇多启示。
思想:“南巡”的启蒙之种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我的今天。”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回忆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果断地从体制内出来,敢于冲向市场、奔向社会?
与其说他们内心敏感而强大,不如说“南方谈话”让他们看到了触手可及的希望。信心何来?来自“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闻”。这种精神上冲破牢笼的启蒙,也许是“南方谈话”带给国家经济维度的改革冲击波之外的另一个历史收获。
“南方谈话”促成了著名的92派,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据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当时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多“92派”都成功了。这是“南方谈话”打开创造力闸门后,活力进发,春水如潮的一幕幕胜景。从一个人到一个年代,很多耀眼的个人成功,就像闪耀在头顶的星空,组成了理想主义的激情拼图。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的这些“造梦者”们,在商海磨砺中怀着投资和创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经济与市场从无序和盲动推向职业精神、道德秩序和国际化。
“南方谈话”背后的启蒙意义,曾起到激活人才和生产力的作用。而现如今,下海潮不再,到体制内成为潮流。试问,还有多少人像丁磊一样放弃读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到体制内去,已經成为无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国考热就是最明显的佐证。如果机关成为人才抽水机,成为俊彦之士的第一选择,社会活力就会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中筠认为,政府部门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者,当精英人才通过层层筛选加入到这个队伍,意味着分配蛋糕的入在增多,而把蛋糕做大的人在锐减。如果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广阔,就业前景良好,比如在民营企业里,就能大有用武之地,就有更大的发展舞台,他们也许就不会一窝蜂地涌向官场。为此,就需要壮大民企,为民企发展提供开阔的政策空间,说到底就是更加市场化。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20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已不再是属于理想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产生了固化,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当年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孙立平进一步认为,社会一边是结构固化,激情缺失;另一边则是腐败日益严重,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与无奈,以及政府合法性的流失。因此,中国社会又需要一次“激活”,也许这是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拿出勇气、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今天,人们期待着再次寻找回思想启蒙的火种。
经济:再改革,再碰利益集团
“南巡”近10年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南巡”近20年后,到2011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多数沦陷于全方位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总量却跃居全球第二,且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如很多人所判断的,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攻坚”阶段,仍需要再下决心,开启新一轮的改革航程。而当今我们面临的形势全新而复杂,不再像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那样,一切还得“摸着石头”过来,没有借鉴可言。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现今的经济局面,也类似于“南巡”前的局面,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失衡。
随着国有企业不断扩张,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企业发展大有走偏方向之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一些经济学家批之为“国进民退”。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和香港都是通过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壮大产业,中国在这方面和这些经济体区别开来,走的是国有企业垄断路线。有学者认为,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
因此,如今面临的经济改革,要继续深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必然触动属于国家范畴的利益群体,要缩小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社会利益群体又都承认,目前的发展方式是有必要改革的,尽管不同利益群体所主张的改革方向和手段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南方谈话”式的勇气与魄力。当年邓小平的魄力就是动了一部分人特别是老人的“奶酪”,免除了南方诸地的思想顾虑,一举为中国之船把握了正确而坚定的市场化方向,今天思之,要“而今迈步从头越”,要再深化改革,要再前进一步,必然也得过触碰既得利益这一关。
社会:“后改革时代”的突破口
如今看来,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设想有些已经实现了。如他在“南方谈话”中希望“中国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广东在20年之内赶超亚洲‘四小龙’;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地位上升”等,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但小平同志讲话中有些愿望还没有实现。如,要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2011年我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1年的3.23倍,贫富差距也更加严重。
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例如民生问题凸显、发展方式粗放、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等问题。而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则需要经济改革的同时,再在社会改革上突破。
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保障体系,把个人从应对生老病死的无穷无尽准备中最大限度解放出来,帮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变,为个人的真正自由和人生幸福提供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物质保障。
如何找到突破口?郑永年认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全面、全线推进,只可能在某点突破。1992年“南方谈话”后所产生的突破口有几个:1994年的税制改革,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这些都构成了目前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在当今的“后改革时代”,在社会改革的层面上,法治、民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房等,都可以成为突破口。
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要稳定,就需要逐渐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从亚洲四小龙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来,扶持中小企业的计划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它们花了20多年就培育了一个庞大中产阶级。中国大陆现在做得比较迟,但并不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要做到公平,就需要做好劳动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在操作层面,则是改革要依靠民间的创造力,应当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智慧,呼应和鼓励民众推动的变革。改革也是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要打破垄断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为民众提供更加自由、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主要是进行经济改革,从2002年的十六大开始,我们开始提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等等,中国改革也随之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些概念表述,其背后都在描述着中国的安定社会图景。站在2012年的关口,十八大即将召开,对中国的持续崛起意义重大,能否在社会改革上做出突破,是国内外最期待的事情。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如果说20年前的“小平南巡”,用捍卫市场经济的方式,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让中国真正富起来的话,则20年后,交给我们这代人的遗产仍很丰富,在2012年的十字路口上给我们颇多启示。
思想:“南巡”的启蒙之种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我的今天。”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回忆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果断地从体制内出来,敢于冲向市场、奔向社会?
与其说他们内心敏感而强大,不如说“南方谈话”让他们看到了触手可及的希望。信心何来?来自“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闻”。这种精神上冲破牢笼的启蒙,也许是“南方谈话”带给国家经济维度的改革冲击波之外的另一个历史收获。
“南方谈话”促成了著名的92派,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据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当时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多“92派”都成功了。这是“南方谈话”打开创造力闸门后,活力进发,春水如潮的一幕幕胜景。从一个人到一个年代,很多耀眼的个人成功,就像闪耀在头顶的星空,组成了理想主义的激情拼图。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的这些“造梦者”们,在商海磨砺中怀着投资和创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经济与市场从无序和盲动推向职业精神、道德秩序和国际化。
“南方谈话”背后的启蒙意义,曾起到激活人才和生产力的作用。而现如今,下海潮不再,到体制内成为潮流。试问,还有多少人像丁磊一样放弃读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到体制内去,已經成为无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国考热就是最明显的佐证。如果机关成为人才抽水机,成为俊彦之士的第一选择,社会活力就会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中筠认为,政府部门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者,当精英人才通过层层筛选加入到这个队伍,意味着分配蛋糕的入在增多,而把蛋糕做大的人在锐减。如果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广阔,就业前景良好,比如在民营企业里,就能大有用武之地,就有更大的发展舞台,他们也许就不会一窝蜂地涌向官场。为此,就需要壮大民企,为民企发展提供开阔的政策空间,说到底就是更加市场化。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20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已不再是属于理想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产生了固化,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当年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孙立平进一步认为,社会一边是结构固化,激情缺失;另一边则是腐败日益严重,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与无奈,以及政府合法性的流失。因此,中国社会又需要一次“激活”,也许这是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拿出勇气、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今天,人们期待着再次寻找回思想启蒙的火种。
经济:再改革,再碰利益集团
“南巡”近10年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南巡”近20年后,到2011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多数沦陷于全方位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总量却跃居全球第二,且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如很多人所判断的,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攻坚”阶段,仍需要再下决心,开启新一轮的改革航程。而当今我们面临的形势全新而复杂,不再像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那样,一切还得“摸着石头”过来,没有借鉴可言。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现今的经济局面,也类似于“南巡”前的局面,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失衡。
随着国有企业不断扩张,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企业发展大有走偏方向之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一些经济学家批之为“国进民退”。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和香港都是通过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壮大产业,中国在这方面和这些经济体区别开来,走的是国有企业垄断路线。有学者认为,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
因此,如今面临的经济改革,要继续深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必然触动属于国家范畴的利益群体,要缩小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社会利益群体又都承认,目前的发展方式是有必要改革的,尽管不同利益群体所主张的改革方向和手段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南方谈话”式的勇气与魄力。当年邓小平的魄力就是动了一部分人特别是老人的“奶酪”,免除了南方诸地的思想顾虑,一举为中国之船把握了正确而坚定的市场化方向,今天思之,要“而今迈步从头越”,要再深化改革,要再前进一步,必然也得过触碰既得利益这一关。
社会:“后改革时代”的突破口
如今看来,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设想有些已经实现了。如他在“南方谈话”中希望“中国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广东在20年之内赶超亚洲‘四小龙’;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地位上升”等,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但小平同志讲话中有些愿望还没有实现。如,要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2011年我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1年的3.23倍,贫富差距也更加严重。
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例如民生问题凸显、发展方式粗放、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等问题。而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则需要经济改革的同时,再在社会改革上突破。
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保障体系,把个人从应对生老病死的无穷无尽准备中最大限度解放出来,帮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变,为个人的真正自由和人生幸福提供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物质保障。
如何找到突破口?郑永年认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全面、全线推进,只可能在某点突破。1992年“南方谈话”后所产生的突破口有几个:1994年的税制改革,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这些都构成了目前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在当今的“后改革时代”,在社会改革的层面上,法治、民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房等,都可以成为突破口。
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要稳定,就需要逐渐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从亚洲四小龙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来,扶持中小企业的计划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它们花了20多年就培育了一个庞大中产阶级。中国大陆现在做得比较迟,但并不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要做到公平,就需要做好劳动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在操作层面,则是改革要依靠民间的创造力,应当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智慧,呼应和鼓励民众推动的变革。改革也是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要打破垄断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为民众提供更加自由、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主要是进行经济改革,从2002年的十六大开始,我们开始提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等等,中国改革也随之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些概念表述,其背后都在描述着中国的安定社会图景。站在2012年的关口,十八大即将召开,对中国的持续崛起意义重大,能否在社会改革上做出突破,是国内外最期待的事情。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