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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新春，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20年纪念，那趟被载入史册的南方之行，以及一系列至今听起来仍然振聋发聩的观点，重新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如果说20年前的“小平南巡”，用捍卫市场经济的方式，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让中国真正富起来的话，则20年后，交给我们这代人的遗产仍很丰富，在2012年的十字路口上给我们颇多启示。
思想：“南巡”的启蒙之种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我的今天。”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回忆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果断地从体制内出来，敢于冲向市场、奔向社会?
与其说他们内心敏感而强大，不如说“南方谈话”让他们看到了触手可及的希望。信心何来?来自“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闻”。这种精神上冲破牢笼的启蒙，也许是“南方谈话”带给国家经济维度的改革冲击波之外的另一个历史收获。
“南方谈话”促成了著名的92派，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据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当时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多“92派”都成功了。这是“南方谈话”打开创造力闸门后，活力进发，春水如潮的一幕幕胜景。从一个人到一个年代，很多耀眼的个人成功，就像闪耀在头顶的星空，组成了理想主义的激情拼图。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的这些“造梦者”们，在商海磨砺中怀着投资和创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经济与市场从无序和盲动推向职业精神、道德秩序和国际化。
“南方谈话”背后的启蒙意义，曾起到激活人才和生产力的作用。而现如今，下海潮不再，到体制内成为潮流。试问，还有多少人像丁磊一样放弃读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到体制内去，已經成为无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国考热就是最明显的佐证。如果机关成为人才抽水机，成为俊彦之士的第一选择，社会活力就会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中筠认为，政府部门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者，当精英人才通过层层筛选加入到这个队伍，意味着分配蛋糕的入在增多，而把蛋糕做大的人在锐减。如果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广阔，就业前景良好，比如在民营企业里，就能大有用武之地，就有更大的发展舞台，他们也许就不会一窝蜂地涌向官场。为此，就需要壮大民企，为民企发展提供开阔的政策空间，说到底就是更加市场化。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20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已不再是属于理想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产生了固化，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当年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孙立平进一步认为，社会一边是结构固化，激情缺失；另一边则是腐败日益严重，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与无奈，以及政府合法性的流失。因此，中国社会又需要一次“激活”，也许这是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拿出勇气、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今天，人们期待着再次寻找回思想启蒙的火种。
经济：再改革，再碰利益集团
“南巡”近10年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南巡”近20年后，到2011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多数沦陷于全方位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总量却跃居全球第二，且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如很多人所判断的，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攻坚”阶段，仍需要再下决心，开启新一轮的改革航程。而当今我们面临的形势全新而复杂，不再像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那样，一切还得“摸着石头”过来，没有借鉴可言。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现今的经济局面，也类似于“南巡”前的局面，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失衡。
随着国有企业不断扩张，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企业发展大有走偏方向之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一些经济学家批之为“国进民退”。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和香港都是通过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壮大产业，中国在这方面和这些经济体区别开来，走的是国有企业垄断路线。有学者认为，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
因此，如今面临的经济改革，要继续深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必然触动属于国家范畴的利益群体，要缩小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社会利益群体又都承认，目前的发展方式是有必要改革的，尽管不同利益群体所主张的改革方向和手段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南方谈话”式的勇气与魄力。当年邓小平的魄力就是动了一部分人特别是老人的“奶酪”，免除了南方诸地的思想顾虑，一举为中国之船把握了正确而坚定的市场化方向，今天思之，要“而今迈步从头越”，要再深化改革，要再前进一步，必然也得过触碰既得利益这一关。
社会：“后改革时代”的突破口
如今看来，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设想有些已经实现了。如他在“南方谈话”中希望“中国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广东在20年之内赶超亚洲‘四小龙’；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地位上升”等，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但小平同志讲话中有些愿望还没有实现。如，要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2011年我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1年的3.23倍，贫富差距也更加严重。
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例如民生问题凸显、发展方式粗放、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等问题。而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则需要经济改革的同时，再在社会改革上突破。
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保障体系，把个人从应对生老病死的无穷无尽准备中最大限度解放出来，帮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变，为个人的真正自由和人生幸福提供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物质保障。
如何找到突破口?郑永年认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全面、全线推进，只可能在某点突破。1992年“南方谈话”后所产生的突破口有几个：1994年的税制改革，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这些都构成了目前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在当今的“后改革时代”，在社会改革的层面上，法治、民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房等，都可以成为突破口。
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要稳定，就需要逐渐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从亚洲四小龙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来，扶持中小企业的计划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它们花了20多年就培育了一个庞大中产阶级。中国大陆现在做得比较迟，但并不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要做到公平，就需要做好劳动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在操作层面，则是改革要依靠民间的创造力，应当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智慧，呼应和鼓励民众推动的变革。改革也是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要打破垄断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为民众提供更加自由、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主要是进行经济改革，从2002年的十六大开始，我们开始提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等等，中国改革也随之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些概念表述，其背后都在描述着中国的安定社会图景。站在2012年的关口，十八大即将召开，对中国的持续崛起意义重大，能否在社会改革上做出突破，是国内外最期待的事情。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如果说20年前的“小平南巡”，用捍卫市场经济的方式，彻底解放了生产力，让中国真正富起来的话，则20年后，交给我们这代人的遗产仍很丰富，在2012年的十字路口上给我们颇多启示。
思想：“南巡”的启蒙之种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企业家，也就没有我的今天。”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回忆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果断地从体制内出来，敢于冲向市场、奔向社会?
与其说他们内心敏感而强大，不如说“南方谈话”让他们看到了触手可及的希望。信心何来?来自“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闻”。这种精神上冲破牢笼的启蒙，也许是“南方谈话”带给国家经济维度的改革冲击波之外的另一个历史收获。
“南方谈话”促成了著名的92派，即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据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名党政干部“下海”经商。在当时发展的大背景下，很多“92派”都成功了。这是“南方谈话”打开创造力闸门后，活力进发，春水如潮的一幕幕胜景。从一个人到一个年代，很多耀眼的个人成功，就像闪耀在头顶的星空，组成了理想主义的激情拼图。在过去的将近20年里，中国的这些“造梦者”们，在商海磨砺中怀着投资和创造冲动，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瞩目的中国企业崛起大戏。可也正是这场激情又把中国经济与市场从无序和盲动推向职业精神、道德秩序和国际化。
“南方谈话”背后的启蒙意义，曾起到激活人才和生产力的作用。而现如今，下海潮不再，到体制内成为潮流。试问，还有多少人像丁磊一样放弃读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到体制内去，已經成为无数年轻人的主动选择，国考热就是最明显的佐证。如果机关成为人才抽水机，成为俊彦之士的第一选择，社会活力就会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资中筠认为，政府部门是社会财富的分配者，当精英人才通过层层筛选加入到这个队伍，意味着分配蛋糕的入在增多，而把蛋糕做大的人在锐减。如果年轻人的选择机会广阔，就业前景良好，比如在民营企业里，就能大有用武之地，就有更大的发展舞台，他们也许就不会一窝蜂地涌向官场。为此，就需要壮大民企，为民企发展提供开阔的政策空间，说到底就是更加市场化。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说，20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已不再是属于理想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产生了固化，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的“理想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理想主义已经不是当年的理想主义了。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里，不同群体展现出自己各自的理想主义。或者说，现在的社会群体不再有共同的利益，不再有共同的诉求，不再有对未来的共识。
孙立平进一步认为，社会一边是结构固化，激情缺失；另一边则是腐败日益严重，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不满与无奈，以及政府合法性的流失。因此，中国社会又需要一次“激活”，也许这是一个回归，回归到需要拿出勇气、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在邓小平“南巡”20周年的今天，人们期待着再次寻找回思想启蒙的火种。
经济：再改革，再碰利益集团
“南巡”近10年后，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个多世纪来首次主动接轨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南巡”近20年后，到2011年，西方发达经济体多数沦陷于全方位经济社会危机之中难以自拔，中国经济总量却跃居全球第二，且仍然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
但如很多人所判断的，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攻坚”阶段，仍需要再下决心，开启新一轮的改革航程。而当今我们面临的形势全新而复杂，不再像改革开放启动之初那样，一切还得“摸着石头”过来，没有借鉴可言。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看来，现今的经济局面，也类似于“南巡”前的局面，出现了停滞不前的情况，在很多方面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
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失衡，主要包括出口和内需之间的失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等等，所有这些失衡的结果就是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失衡。
随着国有企业不断扩张，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企业化程度不足，不是依靠市场上的竞争，而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权力而垄断市场。企业发展大有走偏方向之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有企业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战略领域，而扩张到原来民营企业的领域，一些经济学家批之为“国进民退”。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和香港都是通过政府对私营企业的大力支持而壮大产业，中国在这方面和这些经济体区别开来，走的是国有企业垄断路线。有学者认为，如果美国的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必然出在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演变成为中国的“华尔街”问题，大而不能倒，挟持政府的经济政策。
因此，如今面临的经济改革，要继续深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必然触动属于国家范畴的利益群体，要缩小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社会利益群体又都承认，目前的发展方式是有必要改革的，尽管不同利益群体所主张的改革方向和手段不尽相同。这就需要“南方谈话”式的勇气与魄力。当年邓小平的魄力就是动了一部分人特别是老人的“奶酪”，免除了南方诸地的思想顾虑，一举为中国之船把握了正确而坚定的市场化方向，今天思之，要“而今迈步从头越”，要再深化改革，要再前进一步，必然也得过触碰既得利益这一关。
社会：“后改革时代”的突破口
如今看来，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设想有些已经实现了。如他在“南方谈话”中希望“中国经济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广东在20年之内赶超亚洲‘四小龙’；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地位上升”等，这些目标已经实现。但小平同志讲话中有些愿望还没有实现。如，要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2011年我国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万元，但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1年的3.23倍，贫富差距也更加严重。
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例如民生问题凸显、发展方式粗放、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等问题。而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则需要经济改革的同时，再在社会改革上突破。
社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保障体系，把个人从应对生老病死的无穷无尽准备中最大限度解放出来，帮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变，为个人的真正自由和人生幸福提供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物质保障。
如何找到突破口?郑永年认为，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全面、全线推进，只可能在某点突破。1992年“南方谈话”后所产生的突破口有几个：1994年的税制改革，90年代中期的国企改革，以及后来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入WTO，这些都构成了目前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制度。在当今的“后改革时代”，在社会改革的层面上，法治、民生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保障房等，都可以成为突破口。
孙立平认为，中国社会要稳定，就需要逐渐培养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从亚洲四小龙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来，扶持中小企业的计划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它们花了20多年就培育了一个庞大中产阶级。中国大陆现在做得比较迟，但并不是建立不起来。中国的收入分配要做到公平，就需要做好劳动保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在操作层面，则是改革要依靠民间的创造力，应当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热情和智慧，呼应和鼓励民众推动的变革。改革也是一个自上而下不断放权和分权的过程。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要继续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要打破垄断等既得利益者的阻碍，为民众提供更加自由、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主要是进行经济改革，从2002年的十六大开始，我们开始提经济转型、科学发展观，提出社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橄榄型社会等等，中国改革也随之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些概念表述，其背后都在描述着中国的安定社会图景。站在2012年的关口，十八大即将召开，对中国的持续崛起意义重大，能否在社会改革上做出突破，是国内外最期待的事情。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指出，“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