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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迪伦的第35张录音室专辑《Tempest》9月10日正式发行，此时距离他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发行已整整50年。不同的时代纷至沓来又都匆匆离去，而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依然在目睹、参与并且守望着……
一块滚石
The Rolling Stones乐队、鲍勃·迪伦的歌曲“Like A Rolling Stone”以及《Rolling Stone》杂志这3者之间的关系，恐怕是令每一个刚刚接触欧美音乐的人都相当头痛的问题—其实这三个“滚石”都来自摇滚乐鼻祖Muddy Waters上世纪50年代的名曲“Rollin' Stone”。当野心勃勃的年轻出版人Jann Wenner想要给即将面世的叛逆文化杂志取个响亮的名字，他立刻想到：The Rolling Stones喜欢Muddy，鲍勃·迪伦也喜欢Muddy，“Rolling Stone”实在是太酷了。
“Like A Rolling Stone”的主角是一个曾经生活奢华、目中无人，如今却流落街头挣扎求生的年轻女孩，歌词语带讥讽并洋溢着复仇快感，特别是副歌那句“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表面上唱给那位落魄的姑娘，实际却如一记重拳击打在每个漂泊不定的年轻人心上。这位歌手口吻世故、声线老成，冷眼旁观着世间万物，高傲不羁几乎在他骨子里浑然天成；当意识到他的真身其实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特别是他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之后，人们甚至出离愤怒了—你究竟凭什么觉得你可以在歌里唱“我”呢？许多人甚至认为这首歌在刻画一个曾经稳定、安康的社会，如今失却了旧有平衡、动荡频频，往昔一切秩序都被推倒，人人都在废墟上重生；但当你漫步街头、瑟瑟发抖，却无人可依、无处可靠，孤独的同时，你也获得了“自由”。自由意味着代价与责任，但也象征着愉悦与力量，接受与否，在你选择。
6分钟的“Like A Rolling Stones”唱出了所有人的所有心声，对它的解读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它之前，迪伦是以原声吉他为武器的抗议民谣歌手；但这首歌中却引入了大量电声乐器，带有浓郁的摇滚色彩，在1965年无异于革命性的编排，同时也被他的民谣支持者们看作是一种背叛。在那张传奇的bootleg中，迪伦和乐队挎上电吉他的刹那，山呼海啸般的嘘声和欢呼声一并在观众席中响起，夹杂着一声足以载入史册的咒骂：“犹大！”而迪伦转身对乐队说：“再他妈大声点！”—不是因为迟到，更不是因为假唱，仅仅是因为电吉他，在那个执着到可爱的理想主义年代过去后，再也没有人会对音乐这样认真了。
放任自流的时光
1941年5月24日，Robert Zimmerman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虽然他成长的工业小镇天气寒冷并且远离文化中心，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迷恋上当时尚属新兴事物的摇滚乐，甚至在高中毕业纪念册的“人生目标”一栏写下“加入Little Richard的乐队”。不过早期的摇滚乐多以青春期躁动为主题，对他这类文学青年而言未免略显单调，所以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形式虽然枯燥，却“描绘现实生活，拥有更多沮丧、更多悲伤、更多胜利、更多信仰”的“严肃音乐”—民谣。他将民歌手Woody Guthrie视作人生楷模，由于念念不忘音乐理想，仅仅在大学里虚度了一年光阴就退了学，怀揣10美元独自来到了Guthrie的所在地，也是前卫艺术家的集散中心—纽约格林威治村。为了追随他的诗人偶像Dylan Thomas，Robert Zimmerman把名字改成了鲍勃·迪伦。
迪伦一边学习Guthrie尖锐批判的创作风格，一边试图在这座冰冷陌生的大都会中寻找机会。幸运的是他很快收获了一份爱情：热爱文学与艺术的纽约姑娘Suze Rotolo。她是一位“红尿布婴儿”（red diaper baby），父母都是在红色恐怖中也未曾退缩过的共产党员，于是Suze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相投的志趣和政见很快令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Suze将兰波、布莱希特等熠熠生辉的名字带入了迪伦的生命，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同时影响他创作了一系列政治意味浓厚的抗议歌曲，比如日后传唱世界各地、几乎成为英语学习教材的“Blowin' In The Wind”。收录有“Blowin' In The Wind”的第2张专辑《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终于打开了局面，其中在Suze远赴意大利进修期间所作的思念之歌“Don't Think Twice It's Alright”亦是动人，温柔的口吻与迪伦的坚毅形象和粗粝声线极不相称。封面上双十年华的迪伦和Suze相拥走过雪后初晴的纽约街头，富有朝气的面容洋溢着爱情的甜蜜，很难想象到专辑的立场有多么尖锐，话题又有多么沉重。这一时期迪伦已经逐步确立了其独特的风格，他的歌词有很强的文学性，引经据典并赋予历史、政治以诗化的表达，兼有意识流的特色，即便经受了多重解读仍令人感到意犹未尽；他的旋律则非常隽永，未必瞬间入耳，却足够传唱多年。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他不无戏谑的嗓音，虽如看破红尘的老顽童，却又不失咄咄逼人的年轻生猛。这样的表现手法无疑是晦涩的，不过迪伦的音乐一旦换上甜美动人或高亢响亮的主唱，改掉强硬嘈杂、毫不妥协却又坚守传统的编曲，立刻就会成为广受欢迎的电台大作—任谁也无法否认迪伦作品中极强的音乐性。几十年来，从老字号的The Byrds、Peter Paul and Mary，到中生代的Mr.Big、Guns N' Roses，再到新时期的Green Day、My Chemical Romance，几乎所有时代、所有流派的音乐人都能通过翻唱迪伦造就自己的代表作。可是正如CBS所言：“没有人能像鲍勃·迪伦那样唱。”他永远不会为了讨好听众而盲目加入流行元素，从一开始就无法改变。
但与其说年轻的迪伦“踌躇满志”，不如说他是“野心勃勃”更为恰当。不可否认的是，迪伦始终是个心机很重、抱负很大的人，性格中不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暗面。他遇到了当时非常走红的民歌手Joan Baez，既是出于男人的天性，也是为了事业的发展，他最终还是抛弃了Suze。Baez以传统民歌的方式演绎了迪伦的许多作品，并屡屡在演唱会时把他介绍上台，将鲍勃·迪伦从小圈子带向了大世界。 垮掉的一代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反战运动如火如荼，世界各地纷纷掀起左翼运动，一切都在加速覆灭与重建，所以迪伦睿智而深刻的音乐很快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伴随着第3张专辑《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的发行，他的事业达到了高潮，同名曲目亦是一首富有哲理的反战之歌，足以列入迪伦的顶级代表作：“缓慢即将变飞驰，秩序正在遁无形，冠军终要沦末位，因为时代已经迎巨变……”他宣称：“这首歌不是被任何特定的人，而是被‘时代’写就的。”自此，迪伦的声名已经超越了Baez，成为了公认的民权运动旗手与青年意见领袖。当时，像Jimmy Page这样的年轻英国乐手也在访谈中以“最爱迪伦”来标榜品位，足见迪伦已经成了一件多么时髦的事。特殊的年代才能造就伟大的文化，所以正如文艺复兴创造了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命创造了华兹华斯一样，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都集中在上世纪60年代的鲍勃·迪伦，并不单纯是那个年代受欢迎的歌手，而是再也不可复制的文化图腾，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趋于稳定、浮躁与虚荣的社会中是无从寻觅的。
然而，迪伦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热心民权的歌迷团团围住，不断被要求“发表政治看法”，一言一行都会被认作“具有社会意义”，这令他逐渐感到民权运动歌手的身份已经对自己构成了很大限制—他改变了许许多多听众，乃至改变了一小部分世界，但就是无法改变别人给他贴上的标签。深感困扰的迪伦曾于肯尼迪遇刺后发表过一通酒后胡言，其间他激动、粗鲁地质疑某些此前与他过从甚密的左翼党派的“价值与意义何在”，还说其成员都“又老又秃”，更宣称我们每个人“都带有Lee Harvey Oswald（官方声称的肯尼迪案凶手）的特质”，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同时，一个彻底的转型计划也在悄悄地酝酿。他的歌词也更加晦涩、个人，即便是像“Mr. Tambourin”这样后来被The Byrds翻唱为全美大热单曲的通俗小品，字里行间也采取了层层叠叠的修辞，如Mr. Tambourine的象征意义便众说纷纭（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它描述的是吸毒体验），简直可被当作文学分析的范本。他更将电声乐器全面引入，希望能将民谣的内容与他喜爱的摇滚形式结合，从一位热血沸腾的民谣歌手转型为了深沉内省的摇滚诗人。而他所交出的答卷，就是名垂乐史的《Highway 61 Revisited》。这张专辑的登场固然引发了迪伦乐迷间的大型内战，却也很快吸引了更多新的听众，甚至原本流失掉的那批民歌死忠也选择了回来。
他最著名的歌迷Jimi Hendrix在种族主义猖獗的年代里出身贫民窟，兄弟姐妹数人，除他以外全是先天残疾。Jimi人琴合一的高超技术全靠上天赐予和刻苦努力，所以当他听到“Like A Rolling Stone”中的“你曾经嘲笑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时，立刻就想到了艰难的拼搏岁月间那些嘲笑自己的纨绔子弟，想到了对繁华生活既怀有向往又愤愤不平的纠结心态—他的人生与歌中那位养尊处优的姑娘是完全相反的，但这反而更令他从中找到了抚慰与共鸣。鲍勃·迪伦从此成了他的第一偶像，他甚至在迪伦家附近购置了地产，并在自己短暂的职业生涯中翻唱了许多迪伦的作品。1969年Jimi以全场最高出场费受邀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满心以为能与偶像同台的他自费租了一架直升机高调亮相，可是迪伦却爽约了，郁郁寡欢的Jimi将那年的伍德斯托克演化为了自己的个人秀。迪伦本人不喜社交，从未流露出与Jimi来往的愿望，几十年后他才终于在访谈中提到了这位吉他之神：“我觉得他翻唱得还不够多，他应该把我的歌都唱一遍，我还挺喜欢他唱的。”
《Highway 61 Revisited》时期的迪伦，已经全面融入了“垮掉一代”（beat generations）的文学图景。他的垮掉精神和文学野心在诸如“Desolation Row”这类开创歌词创作新高度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首长达11分钟的歌曲从圣经、雨果、灰姑娘童话，一路写到了艾略特的《荒原》、金斯堡的《嚎叫》，诸多复杂意象如若信手拈来，洋溢着强烈的超现实气息，一派混乱荒凉的城市暴动景象，自成一套象征体系。迪伦与垮掉派代表人物、著名诗人艾伦·金斯堡过从甚密，后者几乎是狂热地崇拜着迪伦，甚至被讥讽为“鲍勃·迪伦最投入的骨肉皮”。1997年金斯堡去世，次日晚上迪伦在表演了“Desolation Row”后说：“谨以此曲献给金斯堡，这是他的最爱。”
危机与重生
像每个为盛名所累的摇滚明星一样，迪伦渐渐也为业界的阴暗面所侵染。他染上了“每晚25美金的嗜好”（海洛因），还教会了“披头士”嗑药；身边往来诸多女子，几乎个个才貌双全，却再也没有谁能做得他真正的灵魂伴侣了。巡演日程愈发紧密，精神也愈发空虚，但当文学与艺术都无法带来满足，遑论毒品和性—于是迪伦垮了，灵感也渐有枯竭之势，但是来自唱片公司和出版商的压力却没有减轻分毫。1966年，当迪伦驾着他500cc的大排量摩托车在家附近风驰电掣地耍帅，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险些断送了他的性命，并确实断送了巡演，却反而将他从死于吸毒过量的灰暗可能性中拯救了出来。接下来的8年他都没有回到路上，几近遁隐，这使他可以脱离群情激昂的60年代主流来思考音乐，数年的大起大落后内心终于归为沉静。迪伦投向了宗教的怀抱，甚至将《以赛亚书》的内容搬入了“All Along The Watchtower”。这又是一个在他的老乐迷看来不大合适的举动：心中那个永远冲在时代最前端的英雄似乎妥协、畏惧，变成一个无聊的普通人了—但迪伦毫无顾虑，甚至去参加圣经学校。他还与乡村音乐大师Johnny Cash合作了一系列作品，客观依旧却少了刻薄，不再像以往那样咄咄逼人，更多的是平静外表下的暗潮汹涌，宣告他步入了全新的人生阶段。
迪伦最终与他多年的搭档“The Band”一起回到了巡演中。他向《洛杉矶时报》承认，由于此前铺张浪费的生活习惯和巨额离婚官司，他正经受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所幸巡演获得了非常好的票房—上世纪70年代的乐坛竞争更加激烈，新生乐队来势汹汹，诸多60年代的老牌团体渐有落寞之势，然而阔别人们视线多年的迪伦号召力依旧不减。他仍然以沙哑的声音唱着听起来不怎么悦耳的歌，从来就不是潮流；但也正因如此，纵使瞬息间潮流再万变，也与他毫无干系，这就是只做自己的鲍勃·迪伦，永远也不会过气。进入八九十年代后迪伦持续创作，虽然不再像60年代那样屡屡引爆话题，但关注者始终不在少数。当年受到他影响的年轻人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国民级左翼抗议歌手，人称“The Boss”的Bruce Springsteen曾回忆道，青少年时期第一次听到迪伦的音乐，瞬间感到世界打开了一扇崭新的门；而飞扬跋扈的乔布斯人生中唯一紧张到简直要心跳骤停的时刻就是与偶像鲍勃·迪伦的相会。
历经20余年的光阴，迪伦的音乐已经渗透了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的歌词是一座宝库，许多片段都成为英语中的固定表达。美国史上最长寿的国民剧集《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的标题就取自迪伦的作品，Alan Moore也在冷战背景的经典漫画《守望者》中大量引用迪伦的句子。电影版《守望者》更有一个堪称神来之笔的片头：以“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贯穿了守望者的历史和诸多与冷战、核爆、民权相关的政治事件，史诗气魄浑然天成。尽管他不像“披头士”那样拥有数量庞大的冠军专辑，但没有谁比鲍勃·迪伦更能代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内核。
如今年逾古稀的鲍勃·迪伦仍然驰骋在巡演的路上，除了1996—1997年度由于心脏病“差点见了Elvis”安心休养外，他每年都要在世界几十个国家进行100余场演唱会，这就是始于1988年的“The Never Ending Tour”，同时不间断地发行着专辑。不再为了解决经济危机，不再浸淫于酒精与毒品，仅仅是为了满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人生气魄，这位老者的足迹，甚至遍及了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于他而言有若另一重维度的角落。他的行动早已迟缓，体态也很僵硬，嗓音更加刺耳，跨过话筒线时要非常小心才能不被绊倒，但什么都无法影响他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唱出那些漂亮有力的句子，一直到生命终结，一直到世界覆灭。
一块滚石
The Rolling Stones乐队、鲍勃·迪伦的歌曲“Like A Rolling Stone”以及《Rolling Stone》杂志这3者之间的关系，恐怕是令每一个刚刚接触欧美音乐的人都相当头痛的问题—其实这三个“滚石”都来自摇滚乐鼻祖Muddy Waters上世纪50年代的名曲“Rollin' Stone”。当野心勃勃的年轻出版人Jann Wenner想要给即将面世的叛逆文化杂志取个响亮的名字，他立刻想到：The Rolling Stones喜欢Muddy，鲍勃·迪伦也喜欢Muddy，“Rolling Stone”实在是太酷了。
“Like A Rolling Stone”的主角是一个曾经生活奢华、目中无人，如今却流落街头挣扎求生的年轻女孩，歌词语带讥讽并洋溢着复仇快感，特别是副歌那句“How does it feel to be on your own？”表面上唱给那位落魄的姑娘，实际却如一记重拳击打在每个漂泊不定的年轻人心上。这位歌手口吻世故、声线老成，冷眼旁观着世间万物，高傲不羁几乎在他骨子里浑然天成；当意识到他的真身其实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男孩，特别是他的每句话都是对的之后，人们甚至出离愤怒了—你究竟凭什么觉得你可以在歌里唱“我”呢？许多人甚至认为这首歌在刻画一个曾经稳定、安康的社会，如今失却了旧有平衡、动荡频频，往昔一切秩序都被推倒，人人都在废墟上重生；但当你漫步街头、瑟瑟发抖，却无人可依、无处可靠，孤独的同时，你也获得了“自由”。自由意味着代价与责任，但也象征着愉悦与力量，接受与否，在你选择。
6分钟的“Like A Rolling Stones”唱出了所有人的所有心声，对它的解读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在它之前，迪伦是以原声吉他为武器的抗议民谣歌手；但这首歌中却引入了大量电声乐器，带有浓郁的摇滚色彩，在1965年无异于革命性的编排，同时也被他的民谣支持者们看作是一种背叛。在那张传奇的bootleg中，迪伦和乐队挎上电吉他的刹那，山呼海啸般的嘘声和欢呼声一并在观众席中响起，夹杂着一声足以载入史册的咒骂：“犹大！”而迪伦转身对乐队说：“再他妈大声点！”—不是因为迟到，更不是因为假唱，仅仅是因为电吉他，在那个执着到可爱的理想主义年代过去后，再也没有人会对音乐这样认真了。
放任自流的时光
1941年5月24日，Robert Zimmerman出生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普通家庭。虽然他成长的工业小镇天气寒冷并且远离文化中心，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迷恋上当时尚属新兴事物的摇滚乐，甚至在高中毕业纪念册的“人生目标”一栏写下“加入Little Richard的乐队”。不过早期的摇滚乐多以青春期躁动为主题，对他这类文学青年而言未免略显单调，所以他的兴趣逐渐转向了形式虽然枯燥，却“描绘现实生活，拥有更多沮丧、更多悲伤、更多胜利、更多信仰”的“严肃音乐”—民谣。他将民歌手Woody Guthrie视作人生楷模，由于念念不忘音乐理想，仅仅在大学里虚度了一年光阴就退了学，怀揣10美元独自来到了Guthrie的所在地，也是前卫艺术家的集散中心—纽约格林威治村。为了追随他的诗人偶像Dylan Thomas，Robert Zimmerman把名字改成了鲍勃·迪伦。
迪伦一边学习Guthrie尖锐批判的创作风格，一边试图在这座冰冷陌生的大都会中寻找机会。幸运的是他很快收获了一份爱情：热爱文学与艺术的纽约姑娘Suze Rotolo。她是一位“红尿布婴儿”（red diaper baby），父母都是在红色恐怖中也未曾退缩过的共产党员，于是Suze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了一名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相投的志趣和政见很快令两颗年轻的心走到了一起，Suze将兰波、布莱希特等熠熠生辉的名字带入了迪伦的生命，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同时影响他创作了一系列政治意味浓厚的抗议歌曲，比如日后传唱世界各地、几乎成为英语学习教材的“Blowin' In The Wind”。收录有“Blowin' In The Wind”的第2张专辑《The Freewheelin' Bob Dylan》终于打开了局面，其中在Suze远赴意大利进修期间所作的思念之歌“Don't Think Twice It's Alright”亦是动人，温柔的口吻与迪伦的坚毅形象和粗粝声线极不相称。封面上双十年华的迪伦和Suze相拥走过雪后初晴的纽约街头，富有朝气的面容洋溢着爱情的甜蜜，很难想象到专辑的立场有多么尖锐，话题又有多么沉重。这一时期迪伦已经逐步确立了其独特的风格，他的歌词有很强的文学性，引经据典并赋予历史、政治以诗化的表达，兼有意识流的特色，即便经受了多重解读仍令人感到意犹未尽；他的旋律则非常隽永，未必瞬间入耳，却足够传唱多年。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是他不无戏谑的嗓音，虽如看破红尘的老顽童，却又不失咄咄逼人的年轻生猛。这样的表现手法无疑是晦涩的，不过迪伦的音乐一旦换上甜美动人或高亢响亮的主唱，改掉强硬嘈杂、毫不妥协却又坚守传统的编曲，立刻就会成为广受欢迎的电台大作—任谁也无法否认迪伦作品中极强的音乐性。几十年来，从老字号的The Byrds、Peter Paul and Mary，到中生代的Mr.Big、Guns N' Roses，再到新时期的Green Day、My Chemical Romance，几乎所有时代、所有流派的音乐人都能通过翻唱迪伦造就自己的代表作。可是正如CBS所言：“没有人能像鲍勃·迪伦那样唱。”他永远不会为了讨好听众而盲目加入流行元素，从一开始就无法改变。
但与其说年轻的迪伦“踌躇满志”，不如说他是“野心勃勃”更为恰当。不可否认的是，迪伦始终是个心机很重、抱负很大的人，性格中不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暗面。他遇到了当时非常走红的民歌手Joan Baez，既是出于男人的天性，也是为了事业的发展，他最终还是抛弃了Suze。Baez以传统民歌的方式演绎了迪伦的许多作品，并屡屡在演唱会时把他介绍上台，将鲍勃·迪伦从小圈子带向了大世界。 垮掉的一代
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反战运动如火如荼，世界各地纷纷掀起左翼运动，一切都在加速覆灭与重建，所以迪伦睿智而深刻的音乐很快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伴随着第3张专辑《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的发行，他的事业达到了高潮，同名曲目亦是一首富有哲理的反战之歌，足以列入迪伦的顶级代表作：“缓慢即将变飞驰，秩序正在遁无形，冠军终要沦末位，因为时代已经迎巨变……”他宣称：“这首歌不是被任何特定的人，而是被‘时代’写就的。”自此，迪伦的声名已经超越了Baez，成为了公认的民权运动旗手与青年意见领袖。当时，像Jimmy Page这样的年轻英国乐手也在访谈中以“最爱迪伦”来标榜品位，足见迪伦已经成了一件多么时髦的事。特殊的年代才能造就伟大的文化，所以正如文艺复兴创造了莎士比亚、法国大革命创造了华兹华斯一样，最有影响力的作品都集中在上世纪60年代的鲍勃·迪伦，并不单纯是那个年代受欢迎的歌手，而是再也不可复制的文化图腾，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趋于稳定、浮躁与虚荣的社会中是无从寻觅的。
然而，迪伦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热心民权的歌迷团团围住，不断被要求“发表政治看法”，一言一行都会被认作“具有社会意义”，这令他逐渐感到民权运动歌手的身份已经对自己构成了很大限制—他改变了许许多多听众，乃至改变了一小部分世界，但就是无法改变别人给他贴上的标签。深感困扰的迪伦曾于肯尼迪遇刺后发表过一通酒后胡言，其间他激动、粗鲁地质疑某些此前与他过从甚密的左翼党派的“价值与意义何在”，还说其成员都“又老又秃”，更宣称我们每个人“都带有Lee Harvey Oswald（官方声称的肯尼迪案凶手）的特质”，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同时，一个彻底的转型计划也在悄悄地酝酿。他的歌词也更加晦涩、个人，即便是像“Mr. Tambourin”这样后来被The Byrds翻唱为全美大热单曲的通俗小品，字里行间也采取了层层叠叠的修辞，如Mr. Tambourine的象征意义便众说纷纭（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它描述的是吸毒体验），简直可被当作文学分析的范本。他更将电声乐器全面引入，希望能将民谣的内容与他喜爱的摇滚形式结合，从一位热血沸腾的民谣歌手转型为了深沉内省的摇滚诗人。而他所交出的答卷，就是名垂乐史的《Highway 61 Revisited》。这张专辑的登场固然引发了迪伦乐迷间的大型内战，却也很快吸引了更多新的听众，甚至原本流失掉的那批民歌死忠也选择了回来。
他最著名的歌迷Jimi Hendrix在种族主义猖獗的年代里出身贫民窟，兄弟姐妹数人，除他以外全是先天残疾。Jimi人琴合一的高超技术全靠上天赐予和刻苦努力，所以当他听到“Like A Rolling Stone”中的“你曾经嘲笑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时，立刻就想到了艰难的拼搏岁月间那些嘲笑自己的纨绔子弟，想到了对繁华生活既怀有向往又愤愤不平的纠结心态—他的人生与歌中那位养尊处优的姑娘是完全相反的，但这反而更令他从中找到了抚慰与共鸣。鲍勃·迪伦从此成了他的第一偶像，他甚至在迪伦家附近购置了地产，并在自己短暂的职业生涯中翻唱了许多迪伦的作品。1969年Jimi以全场最高出场费受邀参加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满心以为能与偶像同台的他自费租了一架直升机高调亮相，可是迪伦却爽约了，郁郁寡欢的Jimi将那年的伍德斯托克演化为了自己的个人秀。迪伦本人不喜社交，从未流露出与Jimi来往的愿望，几十年后他才终于在访谈中提到了这位吉他之神：“我觉得他翻唱得还不够多，他应该把我的歌都唱一遍，我还挺喜欢他唱的。”
《Highway 61 Revisited》时期的迪伦，已经全面融入了“垮掉一代”（beat generations）的文学图景。他的垮掉精神和文学野心在诸如“Desolation Row”这类开创歌词创作新高度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首长达11分钟的歌曲从圣经、雨果、灰姑娘童话，一路写到了艾略特的《荒原》、金斯堡的《嚎叫》，诸多复杂意象如若信手拈来，洋溢着强烈的超现实气息，一派混乱荒凉的城市暴动景象，自成一套象征体系。迪伦与垮掉派代表人物、著名诗人艾伦·金斯堡过从甚密，后者几乎是狂热地崇拜着迪伦，甚至被讥讽为“鲍勃·迪伦最投入的骨肉皮”。1997年金斯堡去世，次日晚上迪伦在表演了“Desolation Row”后说：“谨以此曲献给金斯堡，这是他的最爱。”
危机与重生
像每个为盛名所累的摇滚明星一样，迪伦渐渐也为业界的阴暗面所侵染。他染上了“每晚25美金的嗜好”（海洛因），还教会了“披头士”嗑药；身边往来诸多女子，几乎个个才貌双全，却再也没有谁能做得他真正的灵魂伴侣了。巡演日程愈发紧密，精神也愈发空虚，但当文学与艺术都无法带来满足，遑论毒品和性—于是迪伦垮了，灵感也渐有枯竭之势，但是来自唱片公司和出版商的压力却没有减轻分毫。1966年，当迪伦驾着他500cc的大排量摩托车在家附近风驰电掣地耍帅，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险些断送了他的性命，并确实断送了巡演，却反而将他从死于吸毒过量的灰暗可能性中拯救了出来。接下来的8年他都没有回到路上，几近遁隐，这使他可以脱离群情激昂的60年代主流来思考音乐，数年的大起大落后内心终于归为沉静。迪伦投向了宗教的怀抱，甚至将《以赛亚书》的内容搬入了“All Along The Watchtower”。这又是一个在他的老乐迷看来不大合适的举动：心中那个永远冲在时代最前端的英雄似乎妥协、畏惧，变成一个无聊的普通人了—但迪伦毫无顾虑，甚至去参加圣经学校。他还与乡村音乐大师Johnny Cash合作了一系列作品，客观依旧却少了刻薄，不再像以往那样咄咄逼人，更多的是平静外表下的暗潮汹涌，宣告他步入了全新的人生阶段。
迪伦最终与他多年的搭档“The Band”一起回到了巡演中。他向《洛杉矶时报》承认，由于此前铺张浪费的生活习惯和巨额离婚官司，他正经受着严重的经济危机。所幸巡演获得了非常好的票房—上世纪70年代的乐坛竞争更加激烈，新生乐队来势汹汹，诸多60年代的老牌团体渐有落寞之势，然而阔别人们视线多年的迪伦号召力依旧不减。他仍然以沙哑的声音唱着听起来不怎么悦耳的歌，从来就不是潮流；但也正因如此，纵使瞬息间潮流再万变，也与他毫无干系，这就是只做自己的鲍勃·迪伦，永远也不会过气。进入八九十年代后迪伦持续创作，虽然不再像60年代那样屡屡引爆话题，但关注者始终不在少数。当年受到他影响的年轻人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国民级左翼抗议歌手，人称“The Boss”的Bruce Springsteen曾回忆道，青少年时期第一次听到迪伦的音乐，瞬间感到世界打开了一扇崭新的门；而飞扬跋扈的乔布斯人生中唯一紧张到简直要心跳骤停的时刻就是与偶像鲍勃·迪伦的相会。
历经20余年的光阴，迪伦的音乐已经渗透了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他的歌词是一座宝库，许多片段都成为英语中的固定表达。美国史上最长寿的国民剧集《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的标题就取自迪伦的作品，Alan Moore也在冷战背景的经典漫画《守望者》中大量引用迪伦的句子。电影版《守望者》更有一个堪称神来之笔的片头：以“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贯穿了守望者的历史和诸多与冷战、核爆、民权相关的政治事件，史诗气魄浑然天成。尽管他不像“披头士”那样拥有数量庞大的冠军专辑，但没有谁比鲍勃·迪伦更能代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文化内核。
如今年逾古稀的鲍勃·迪伦仍然驰骋在巡演的路上，除了1996—1997年度由于心脏病“差点见了Elvis”安心休养外，他每年都要在世界几十个国家进行100余场演唱会，这就是始于1988年的“The Never Ending Tour”，同时不间断地发行着专辑。不再为了解决经济危机，不再浸淫于酒精与毒品，仅仅是为了满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人生气魄，这位老者的足迹，甚至遍及了那些在上世纪60年代于他而言有若另一重维度的角落。他的行动早已迟缓，体态也很僵硬，嗓音更加刺耳，跨过话筒线时要非常小心才能不被绊倒，但什么都无法影响他以自己喜欢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唱出那些漂亮有力的句子，一直到生命终结，一直到世界覆灭。